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币吧。”我绝望地说。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说。“他们大概看你是外国人，就朝你开高价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转转。我让他先带我在这儿附近看看，他就带我走到了罗得岛大街上。沿街的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为这个月的总统就职演讲做准备：出离愤怒的一天！
反对乔治.W.布什的黑人统一集会
1月20日周六早上11点
由反对布什日程的黑人联盟和新自卫黑豹党赞助美国印地安人运动、其他肤色的人民
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其中一张传单的内容，波拉特问我传单的内容是什么。“Peoples of Color”直译为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于是我用了中文里对这种人的习惯称谓：少数民族。当然，这样的中文直译为英语也很奇怪：“少数的种族群体”（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这世界上有某一种语言能把文雅地处理这样的词语，不过英语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问波拉特，一般的美国人有没有把他归类到哪个种族里去。
“他们觉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说。
“有没有人和你说西班牙语？”
“有时候吧，”他说：“不过在这一带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了罗得岛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说，晚上在这个街角，毒贩公开地在这儿买卖毒品。他觉得他住的那栋公寓楼里，有好些人也是毒贩。那些人出没的时间很奇怪，波拉特意识到，他的邻居们几乎都没有工作。他留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一些纸片而不是钱去买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来了这个国家三个月，但他已经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说起黑人就压低声音。虽然我们说的是中文，波拉特还是如此。有时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称呼他们。他听到人们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称呼他们，他只采用了这个称呼的前半段。有时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国人。
“所有维吾尔族人都会说，住在一个非洲人聚居的区域很糟糕。”他告诉我。“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印象。可能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好一些；不过在这儿，他们无非就是酗酒和做买卖毒品的事。我敢说，这一带有工作的人不超过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继续在罗得岛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废弃物；除了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么有人生活的迹象。楼房破败不堪，店铺全都关着门，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样一座安静的城市，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中国，都市里的每处风景都充满了各种活动，热闹非常：沿街叫卖的小贩，修理工，卖面条的小摊，路边的小店和发廊。甚至在那些由于国企改革重组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当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总是会有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凿子发出的叮当声和手提钻机发出的咯咯声日夜不停。
然而在这条罗得岛大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驶过的声音，而且没有车辆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数的本地企业里，有些也称不上什么企业：“一查就走”的快捷银行（Check’n Go）,一间明星典当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诉我，这里的企业好些是移民者经营的，尽管很少有外国人住在这一带。他的车是在“地铁汽车店”里修的，那家店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经营。韩国人开了“名炸鱼屋”和“邻里食品杂货商场”，商场里卖的酒比食物多，收银员那儿有厚厚的树脂玻璃做挡护。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赖美酒商店”旁边，是由福建移民所开的华美餐馆。那个中国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华美”的亲戚们很可能正等着修建一栋镶上绿玻璃的大房子。在罗得岛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招牌正对着这条阴森的大街：华美餐馆美籍华人餐馆波利尼西亚鸡尾酒外卖“黑人欺负他们。”波拉特说。“黑人在那儿吃饭不给钱。”
?地铁载着我们呼啸而过，穿行在这个城市的网络之下：转头穿过第一串字母表，经过国会大厦，来到史密森尼安地铁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们走出站台，来到商场外面色泽黯淡的草坪上。华盛顿纪念碑因维修而不对外开放；纪念碑的基部一层层搭着脚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属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当我们往纪念碑上面看时，两个亚洲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穿得一模一样：黑色西装，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们走远了，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才开口。
“那是北朝鲜人。”他说。
“我觉得他们只是亚裔美国人而已。”我说。
那两个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肯定不是亚裔美国人。”他说：“从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了。他们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是北朝鲜的外交人员。他们看起来和雅宝路上那些北朝鲜大使馆官员一个样。”
“他们也戴着金日成像的别针吗？”
“我没看见。”他说：“不过在美国，他们可能把那些别针取下来了。”
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走，向着倒映池沿岸所种的那一列橡树走去。我放慢了脚步，期待着那两个亚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今天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破败的社区，关于北朝鲜人的谈论——就像在雅宝路时一样。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在中国，人们无数次地让我谈谈美国：上课的时候，回答人们问题的时候，和好奇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在和平队，这实际上成了我的职位名称：“外国专家”。
然而，现在，当我终于和一个来自中国的人站在这儿，眼前我祖国的一切，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纪念碑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在冬天中一副荒弃的模样。在脚手架围起来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来就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板。几只白色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懒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们在池边站了一会儿，波拉特说他想去看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两个亚裔男人的身影终于消失了。
我们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纪念馆前。孩子们的笑声从大理石墙那边传来，这地方全是一队队学校的学生。我不记得我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了，大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吧。在纪念堂内，墙上刻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词：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战俘、战争失踪者你们并没有被遗忘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国或任何你返回的国家里遭受酷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侵犯）吗？
“我有些维吾尔族客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梅茨格告诉我。“他们想表现得很坚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是问在中国的监狱里，有没有发生酷刑的可能性。”2001年，大约500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里面，有将近100人通过梅茨格的帮助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他告诉我，即使申请成功，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客户的将来。
“我有时会想，我帮助这些人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我实际上也是在帮忙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他说：“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适应美国的文化。到了孙子那一辈人，他们只是觉得‘爷爷是维吾尔族人’这件事很奇怪。不过在美国，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这儿来的德国革命者，他们的后代就不太热衷于革命了。狩猎的少数族群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
每一年的11月2日，华盛顿市的维吾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周年纪念。有一年，我刚好在华盛顿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参加了宴会；波拉特的父亲曾为东土耳其军效力。那次的宴会在乔治梅森大学一个租来的大厅举行。有大概80个维吾尔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专门从海外来纪念立国周年的。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从哈萨克斯坦坐飞机来。如今仍然活着的维吾尔族人中，亲身经历过那个独立的共和国时期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共和国于1949年被摧毁。
在宴会上，人们用维吾尔族语做演讲，随后这个群体里的年轻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他们的舞蹈。其中一个跳舞的年轻人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来的，读八年级；她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告诉我，她同意来跳舞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来跳。我问这个女孩，她在佛吉尼亚州的同学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维吾尔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来自中国。”她说。跳舞结束了以后，四个成年的维吾尔族人穿着东土耳其共和国的橄榄绿军服，列队走进大厅。他们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礼，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1点整，喇叭响了，一个保安宣布大厅将立即关闭；于是在场的维吾尔族人走出了乔治梅森大学，在外面纷纷握手，边说着“再见”，边流下了眼泪。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遭遇抢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后，一个我和波拉特都认识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我问波拉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他说那个司机和持枪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吓住了，不过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他说。“那一刻，他对我开枪或者不开枪，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不会开枪。那个人很瘦，我觉得他是个瘾君子。”
“我没有报警，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没必要那么麻烦。那个景象太难看了——就那么趴在地上。”
波拉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先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被抢劫这件事让他感到屈辱。他说了好几遍，在罗德岛大街旁被迫对着地面看，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说他做得对；没必要反抗一个持枪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说法。“我有个朋友，他给多米诺餐厅送外卖，遇到有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波拉特说。“那男人也是个非洲人。他用枪指着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枪，把枪弄到一边。枪里没有子弹。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很快来了辆警车，把他们俩都带走了。警察给他们俩都上了手铐，把他们带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个翻译，翻译来了以后，警察马上就让我朋友离开了。”
我跟波拉特说，那个维吾尔族人很幸运；遇到有人用枪指着你，总是应该假设枪里是有子弹的。波拉特摇摇头。
“这要视情况而定。”他说。“如果那些人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宝路遇过一次这种情况。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个钱商那一年被干掉了。那三个男人肯定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企图打劫我。领头那个人在街上把我给拦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飞快地挥了挥那把刀说：‘朋友，你能借点钱给我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话的——‘朋友这样，朋友那样’。他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骄傲地微笑起来。“我什么也没给他。”他说。“我告诉他，‘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那儿的人知道怎么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没什么特别的。我在这附近有些朋友。’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来烦我了。”
重现商朝甲骨占卜：卜卜卜卜
一个字
卜 卜 卜 卜
中国的文字看起来总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书法行家的词汇和生理相关，他们会说某个文字的“骨”、“气”，还有“肌肉”。第一部中文字典完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那是东汉时期，作者在后记里描述了神话般造字的过程。文字的发明者仓颉，是一个长了两双眼睛的半神：他观察了鸟类和兽类的足迹，认为其形态可以区分。第一次，他画出了一些图和符号……仓颉开始造图时，依据的是事物外观的类别和形象。因此这些图叫做“文”（图案）。 后来增加了按照“形状和声音”构建的图，这些图叫“字” （复合的图）。“文”是事物形象的根基。“字”则意味着更为丰富而多样化，并逐渐地增加。写在竹子或丝绸上的文和字叫做“书”。“书”的意思是“类似于”。
动物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被模仿成图案；图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图案。字与字之间的配对：一个字的某部分和另一个字的某部分组合，这就形成了新的字。文字产生于一个生物的世界，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生命力。
神话里说，仓颉造字以后，天上下起了的粟米，鬼魂则哭了一整晚。
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采访了一个中文教授，谈话间他提到，高岛先生刚刚来到他们大学，准备教夏季课程。高岛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然后我就想起了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说的事情：高岛教授曾经试图用烙铁去烧裂一块甲骨。
我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找到了高岛教授，他正在那儿打开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个子矮小，唇上方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的英语略带口音，但说得很流利；他的学术生涯总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学读的本科，这所大学属耶稣会管理；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但他跟随保罗.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后，就对商朝的文字产生了兴趣；保罗.塞瑞是一个比利时神父，也是一个有造诣的甲骨文学者。
像凯特利一样，高岛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运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学者发现，在商朝的刻字里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语法模式。这可能是多种方言或多种语言的体现：也许意味着商朝皇族的多样化比之前所预想的要更丰富。
高岛教授和握了握手，当我提到我正在搜寻陈梦家的故事时，他马上面露喜色。“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高岛教授说。“他那本1956年的介绍甲骨文的书，仍然是做研究的范本(chrestomathy)。”
从他口中到我的笔下，这个词变了个样：“cremathy”。我盯着我写下的东西，随即坦白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杰作’。”他说。“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教授打开了一本字典，接着沉下了脸。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喃喃自语道：“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释：
用于学习文学或语言的文学著作选本。
他从书架上拿下来另一本字典。“一样的解释。”他说。“‘文学文章的选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谱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错了这个词。通常我依据的都是《牛津英语大辞典》。”他开始摆弄电脑，想从电脑上查这个词。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刚搬进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记者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在这一刻，chrestomaty这个词最让他分心。他试着上网搜寻，又在办公室里翻找有没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没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有深入的接触，不过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些人和语言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高岛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英语和汉语，他靠研究中国的古文书为生。语言对他很重要。我试图礼貌地把采访拉回正题：“那么，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
“是的，那是本杰作。”他抬起了头。“人们还在用那本书。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我要研究某个东西时，总会去翻找陈梦家的书。”
终于，那个词的话题过去了，他的谈话拾起了另一条线索：
“我在东京大学时，听过一些关于陈梦家的传言。有些教授说，陈梦家死的时候很年轻，他们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传言的真假。不过日本人通常精于此道；假的传言他们是不会说的。”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偷去的中国青铜器”之类。这本书很难找了。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印了那本书，还是用的原来的名字。陈梦家把美国叫做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我说了我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事，并告诉高岛教授，陈梦家1966年自杀了。我提到，我才开始研究陈梦家的事情，不过已经有些人告诉我，陈梦家是在反对中国文字改革时就开始惹上了麻烦。“对他是好事。”高岛教授说。这句话冲口而出时，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快说道：“我明白，由于他反对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简化。”
当我提起烧裂骨头的事，高岛教授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利书里讲了这个事！”他说。“真不敢相信。”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6月，那时高岛教授还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烧出一块甲骨。他去了西雅图的肉店，买了一些牛排，又让肉贩给了他一些没肉的肩胛骨。（他们问我：“你要肩胛骨干嘛？”我说：“我想把它烧裂。”他们把肩胛骨免费给了我。）高岛和其他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保罗.塞瑞神父充当了商朝的“主领大祭司”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岛是技术人员。
“起初我试着用烙铁。”高岛回忆道。“那东西是电动的，热度不够高，骨头上只有一丁点儿烧焦的痕迹——只是如此而已。于是我就用烙铁加上烧着的木炭，这时骨头变得非常烫，还发出一股恶臭。”
他继续说道：“很明显，对于烧制甲骨之前要做的准备，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里泡上一会儿，或是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在实验之前，先把那块骨头放到烤箱里烤干了。但是骨头并没有裂开。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学生对此都很失望，于是我们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弃了实验，把那块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们都忘了骨头的事，后来它却开始疯狂地爆裂开来。卟卟卟！历史语言学总是试图还原古代的声音，而这就真正重现了古代的语音系统！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过一张纸，把这个字写了下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状就像骨头裂开的样子：
卜
“在现代汉语里，这个字的发音是‘bu’，”他解释道：“但在古汉语里，它的发音是‘buk’。骨头爆裂时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更像是‘p’开头的发音，骨头爆裂时，我听到一阵‘pok pok pok pok’的响声。那声音可尖锐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特利，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而凯特利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书《商史的渊源》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写说，高岛用新石器时代的方式，重现了烧裂甲骨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逻辑的假说——从动物的痕迹推演到文字；不过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人类第一次学会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岛说。“在几千年的口头交流以后，这样的飞跃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你知道，文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文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妙发动机。过去的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基本能持续地发展；而人类的历史则长达5万、甚至是7万年——在那些漫长的的岁月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远的发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是什么让人们觉得有必要把事物记下来呢？”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文字的话题，高岛教授提到，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汉字所呈现的四方形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汉字的形状不断地改变：商朝时字体稍显细长，然而到了汉朝，文字就压缩成了正方形，现在人们管它叫“方块字”。
“我对其中展现的宇宙观感兴趣。”高岛教授说。“我想知道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宇宙观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里，总是会用四个基本方向来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们四周的城墙，也是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构建的。搞到教授写下了现代汉语里的“城”字。这个字常常用于“城市”和“城墙”这两个词里：
城
他强调说，这个汉字在古汉语里有不同的写法，其字体包含了一个盒子的形状：口。单独写“口”这个字时，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区域”或一片“划定界限的区域”：大概就是一处定居地的样子。在古汉语里，“口”和“城”的发音听起来差不多。
“这就像古希腊时候的野蛮人，”他说：“住在城里的是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则是野蛮人。在中国，‘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的城墙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时城墙是长方形的，但其实形状差不了多少。从来没有出现过环形或其他形状的城墙。对于整个世界的样子，中国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继续说道：“大概20还是30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曾说过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评论。他说，中国音乐听起来就像中国文字一样。他的意思是，那些乐音是块状组合的。他说，西方音乐就不是这样。”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暗地里想，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然而，当我开始研究汉字的方形结构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国音乐形容成块状，而不是说它像流水。这是印象派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深入触及到了意识领域里最根本的层面。”
一年以后，我正在读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的书《商史的渊源》，刚好翻到了66页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很长，有很多逗号，就像一条文字组成的虫爬过了书页。其中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本关于甲骨文的标准介绍，尽管没有系统性，也已经略显陈旧，但仍然是陈梦家的经典著作，它引领学生了解古文的词序、副词、时间词、代词、动词、修饰语、数词、连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省略词、缩写词，以及各种的句式。
后来，我再次见到了高岛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叫大卫.塞纳尔的捷克学者成功地烧裂了一块牛肩胛骨。秘诀是要把燃着的木炭放在骨头旁边，把热气喷吹到骨头上，让温度变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国，那块骨头发出了它在西雅图爆裂时一模一样的声响：Pok pok pok pok！
没有裂缝的骨头：比较文学
没有裂缝的骨头：比较文学
和赵老先生交谈过后，我开始调查陈梦家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绝版。他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部分完全是个谜；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细节记录。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阴影笼罩的记忆。对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写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过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调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没什么人会保留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日记和书信。
陈梦家早年的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发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也是长老会的牧师。陈家有10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5个是男的，5个是女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这样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寻常。陈梦家在家里排行第7，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18岁发表了第一首诗，2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他就出名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按照传统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里最年轻的诗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诗人成立的，他们不再遵守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1932年，当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城外激战，陈梦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这个年轻的诗人从战场上发回了他的诗句：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
他的诗歌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律；评论家把他和阿尔佛来德.爱德华.霍斯曼以及托马斯.哈代相提并论。陈梦家长大以后不再信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他有一种神秘感，他对此的描述几乎接近宗教体验。他有一首早期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在她高贵的外表下我窥见了她的侧脸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细微
艺术品自有其能量；书写的文字嗅到了远古的生命气息。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城堡：高高的塔楼庄严，傲然耸立。谛听着流水声，谛听着风声，而塔楼在一片云上，划下了3000年的笔迹。它们让我懂得，对古物心存欢喜、满怀尊敬。（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陈梦家在南京上大学时，所学的是法律；但毕业以后，他就转了方向。1932年，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随后致力于宗教，最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过去越来越近；诗歌渐行渐远。对陈梦家来说，写诗似乎总是满怀痛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挝碎了我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提到自己在23岁时就已经不再迷恋诗歌了。后来，他写道：
“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约束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都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
（注：节选自《梦家存诗自序》）
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写诗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甲骨和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他渐渐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诗歌似乎成了一种回忆，提醒他已经逝去的一段人生：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个人吗？尴尬而脸红的，我轻轻翻过了20页的空白。我只想写下一行字：我是牧师的好儿子。（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赵露西也是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奇才。25岁的时候，她发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学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逃离了北京。很多年以后，露西在自传里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