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则。‘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采访结束以后，我独自在清华的校园里游荡。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满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园很美，清华大学除了拥有突出的学术名声以外，还是国家复苏的一个标记。1901年，外国的联军打垮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同意向它们赔款3亿3千万美元。美国人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赔款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创立了清华大学。
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附近，我来到一块古老的石碑前面，这块石碑是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立着一圈的松树。石碑上标注的日期用的是旧的国民党记法：民国18年。那是1929年，两年前，由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退位，王国维在绝望中投湖自杀。那时，他的一个朋友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
陈梦家的死以及“毛主席无岁”
排印错误的汉字
毛主席无岁陈梦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个还活着。出于某种原因，赵老先生从未提过还有一位这样的亲戚，但上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告诉我，陈还有一个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陈梦熊——陈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梦”字。
“梦熊”——“关于熊的梦”，是一名退休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长江三峡地区做地质调查；那时国民党在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准备在那儿建一座水库。当时它的英文叫做“长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来命名的。梦熊的工作就是沿着几个可能的水库选址估评那儿地震的风险。
陈梦熊今年85岁， 还是个大个子，他很高，头发全白了，说起话来一双厚实的手不停地摆动。他住在三环路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见面。他妻子端来了两杯茶，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走进了房间。梦熊说他得了伤风，正在和疾病斗争中。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颇有点小心谨慎的样子，我感觉到这次采访时间该不会很长。
他给我看了陈家的唯一一张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时间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张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在陈家的家族照片里，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丝绸长袍。父亲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其样式让人想起清朝的岁月。在他身前，梦熊和最小的妹妹穿着小孩的宽松袍子。排行第三的梦家（关于家庭和财富的梦）和排行第四的弟弟（梦学——关于学者的梦）穿着黑色长褂，这是传统中国学生的穿着。他们的长兄（梦英——关于英雄的梦）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他戴着墨镜，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而长姊则涂着唇膏，烫了头发，穿着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领——这副打扮即便在美国城市，也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变迁中的家庭，一个改变中的国家。还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梦熊告诉我，1957年他哥哥为中国传统汉字展开辩护后，就被划为了“右派”。共产党把他发配到河南省，让他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
“他在那儿呆了两三年。”梦熊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儿到底做什么劳动，但我知道他还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务在身，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给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吗？——把帽子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戴帽子’。”
他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梦家回来的确切日子了。不过他们一直没给梦家脱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脱掉的。那些年我们不是经常见面。过去他从来都是个外向的人，但从河南回来以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老人家咳嗽了几声，啜了一口茶。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话题大部分是关于陈家以及梦熊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政治。然而话题随即又转移了，他说他记得哥哥爱好很广，从甲骨到京剧，他都有涉猎。他说了一会儿那些明朝家具的事情，随后脸色一沉。
“我哥哥总是说，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家具捐献给国家。”他说。“但最后赵老先生把它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原来和赵老先生是朋友，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和他决裂了。梦家希望把家具捐献出去，而不是卖掉。后来我再没和赵老先生说过话。”
在上海时，那位馆长告诉我说，赵露西（注：中文名赵萝蕤）原来同意把家具都给了博物馆，换回一小笔钱。但她忽然不肯这么做了，馆长认为是赵老先生说服她不要把家具捐出去的。后来，在露西死后，赵老先生把家具给了博物馆，换来的那笔钱金额比原来高了很多。我问梦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很贪心。”梦熊直言不讳地说。他解释道，陈梦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园公然出售，潘家园是当地的一个古玩市场。赵老先生宣称，是一个女工从他们四合院的家里偷去了这些东西，但这件事情把梦熊激怒了。两人的纷争出现在了北京的媒体上。
上海博物馆的那位馆长曾经给了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封信是陈梦家写的，里面表明了他要捐赠家具的意图。我随身带了那封信，于是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梦熊。老人戴上了眼镜。房间里忽然变得十分安静。
“你从哪里得到这封信的？”他说
“马承源给我的。”我说
梦熊注视着他哥哥的笔迹；时间慢得像蜗牛爬。轻轻地，他读出了日期：1966年。是陈梦家自杀那一年。老人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封信。你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陈梦家被划分为‘右派’回来后，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写东西。”老人家说。“他一直在写着关于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他说露西那些年也在写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时候，用专注工作来躲避麻烦已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陈梦家的过去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攻击目标：他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还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
“那一年夏天，红卫兵开始了反对旧事物的运动。”梦熊回忆道。“他们展开了对我的批斗。我的长子那时9岁左右，我叫他去陈梦家家里，给他提个醒。梦家有很多古画、古书和古玩；我叫他把它们扔掉或藏起来。我儿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搓弄着那双厚实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他轻轻地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家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
举国兴办奥运会的背后
运动会
2001年2月21日
我坐进这辆出租车时，司机朝我微笑了一下，并用英语对我说了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3：30分。他那张窄窄的黑脸上长了双小眼睛，一笑起来就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还知道怎么说“Hello”和“OK”。每次他说英语时，这门语言就具备了有形的维度：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握方向盘，噘起嘴，说话的音调提高了，还有些颤抖。他用英语说了两次“早上好”，然后继续说中文。我们一路往北去，寻找“奥运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北京，要在这儿呆4天参观考察，评估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这是奥委会最后一次评估；半年以后，他们会在北京和另外几个候选城市中选出举办地点，另外几个城市包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每一天，出租车里的电台都会收到特别公告广播，提醒司机们要礼貌对待外国乘客。司机们还得到了两盘免费的卡带，里面是特别为了这次考察而设计的英语课程。课程的内容里有一些英语的实际用语，包括“现在阳光灿烂”，“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时，会变得更加漂亮”，还有“漆工艺品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去年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跟记者说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那篇见报的文章只有335个字，不过他却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里引用了孟说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来谈论人权问题的体育场。”孟景山还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请成功的话，他家那一带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体育场所。那家美国报纸引用了他说的话：“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们申请失败时，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国记者都很关注人权问题和保护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奖了孟景山，授予他为首都的“百佳出租车司机”之一。他获得了几百美元的奖金，北京的报纸把他描述成一个模范的普通人（据报道，他把一些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当局的信息很明确：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奥运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随波逐流吧。整个星期，我都告诉每一个碰到的人，我正在写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而此时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笼罩在柔光之中了。人们的对话更为亲切友好；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当我请求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同意了，而且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学会了要极为谨慎地使用笔记本，然而现在我却肆无忌惮地在上面书写记录。
我坐到这辆出租车里，拿出笔和便笺本，告诉司机我是个记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奥运会的举办地。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会在通往长城的公路边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断地瞥着我空白的便笺纸。“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妥当，不过显然奥运会将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杨书林（音），他说我可以管他叫杨司机。他告诉我，两天之前他在机场接了个乘客，那是个空姐，她亲眼看到了奥委会考察团的到来。
“她看着那些人走下了飞机。”杨司机说。“她当时就在机场的大门那里。”
“他们长什么样？”
“她没有告诉我别的。”杨司机说。“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诉杨司机，我计划大后天去陪同奥委会考察团，做最后一站的参观考察，杨司机赞许地点点头。这男人还是老一辈的形象：他穿着布鞋，戴着驾车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着橄榄绿的涤纶军装，军装上还有黄铜的扣子。他今年53岁。一个毛泽东像的小装饰挂在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毛泽东的照片底下有两行字：
前路平坦
破除百咒
我们的车缓缓行驶在二环路上，以前旧北京的城墙就屹立在这儿。人行道上竖着一排颜色鲜艳的旗子，专门向来访的考察团致敬。根据北京奥申委的数据，首都内已经竖起了两万面这样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着：新的北京，伟大的奥运（NEW BEIJING,?GREAT OLYMPICS）。中文则这样宣告：
新北京，新奥运
翻译中稍稍改动了一个形容词。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刘敬民，他向我解释，中文的“新”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很难翻译出来。“我们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的‘伟大’（great）,因为奥运会有其传统的内涵，”他说：“翻译成‘新’(new)不太合适。”但当我和另一位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起这个问题时，他的解释则更为坦率，不过他叫我报道时隐去他的姓名。“如果他们把英文说成是‘新奥运’，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想要改变这个运动会一样。”他说。“国际奥委会肯定不喜欢。他们会这么想：这个共产党人的国家想要控制奥运会。”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房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德比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蕙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围都竖着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杨司机说，然后他转向了我。“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建体育场再合适不过了。足球赛、羽毛球赛和网球赛都会在那儿举行。”他举起手向我们俩敬礼，先是朝我敬的，然后向杨司机也敬了一个。被开罚单的司机祝我们好运，这次警察倒没有叫他闭嘴。我们上车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国的贵族会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游戏和足球有那么一点相似。明朝的古籍里描画了妇女们在玩捶丸的游戏——有棍子，有球，还有洞。中国的历史学家形容捶丸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还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游戏。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画像里，角落里画着三个男孩，正在玩一种类似手球的游戏。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唐明皇的画像，画着他和一些宫女正在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
不过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实在只是游戏而已。古代中国运动传统的核心，应该是武术——“尚武的艺术”。19世纪时，武术中的一些因素推动了调整呼吸练习的发展，人们管这种练习叫气功。武术和气功的活动，既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是精神和审美范畴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武术和气功的要旨是艺术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获胜。传统的中国运动所具备的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会形容为哲学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当然，气功后来引发了法轮功的产生。）竞技比赛不是中国传统运动的主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过大型体育场。“运动”的现代措辞“体育”，直到19世纪才产生。和那段时期引进的其他词汇一样，“体育”是从日文来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国的文字，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和西方的往来更为密切频繁，日文里发展出很多新的词汇。中国后来试图要赶上日本，于是中文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发明的词汇：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时，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中文词汇重新出现时，却增加了崭新的含义。考古原来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纪，它重新从日本传入时就有了“考古学”这一新定义。词还是原来的词，但却用新的方式定义了原来的事物。从古代起，人们总是会收藏文物，但从没有用过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国人里头总是有着不同的少数民族，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体育也从未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
语言在变，因为世界在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和其他的外国人引入了体育竞赛这一西方观念，引入的场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学校里。20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兴趣，1932年的奥运会，中国派出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参加男子短跑项目。4年以后，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武术表演队的成员，这些成员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术。
那时，中国人已经成了奥运会的忠实成员，他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了一种复仇手段：这个国家在过去那一个世纪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复仇。中国的目标是在外国人的运动中把他们打败。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他们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了体育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1952年夏季的奥运会，但下一届的奥运会他们却拒绝参加，因为奥委会承认了来自台湾的运动员。
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才终于重返奥运会的赛场。奥委会仍然允许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是禁止台湾国旗的出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代表队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在了赛场上。最后他们取得了奖牌总数排名第六的成绩。不过那一年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奥运，从而削弱了比赛的竞争性；而中国队在好些比赛中大大落后于其他的对手，例如游泳和田径。
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急剧增长，这些奖牌主要是通过赢得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比赛而获得的。中国的女运动员表现出色；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些以常规训练为基础的运动，例如跳水、体操和花样滑冰。这些运动由政府出钱培养人才：运动员通过精心的组织训练培养而成，而不像西方运动员一样，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参与一系列的重要比赛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药品。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总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奥运会，他们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国之后。
尽管中国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运动员的主要内驱力仍然是耻辱感。表面上看来，他们有足够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这样的骄傲就如同涂在那栋旧楼上的粉红色一样浅显，经不起推敲。
1993年，奥委会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国日报》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把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和西方历史那“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联系起来。
在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月里，我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那儿的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起源于1840年，那一年英国人派了一支完备的海军舰队来到中国，标志着鸦片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奥委会准备了一本书，书里这样用英文描绘这个中国体育史上的重大时刻：
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社会暴动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体育就在此时引入中国；此后体育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与国家动荡不安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运动是残酷的。这一点常常能体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脸上：很多人看起来表情僵硬而紧张。在向足球和篮球这样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目中，到了比赛关键时刻，他们就几乎要窒息过去。绝少看见一个中国运动员真正快乐地享受着比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都是从幼时起，就在流水线般的体育学校进行训练。他们的粉丝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看中国体育比赛的一般观众并不在意是否解一项运动，也不会尊重个人的努力；胜利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粉丝对失败者残酷无情；他们的体育精神向来很糟糕，当外国运动员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他们甚至会暴力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己的运动传统到西方体育的大幅度转变，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论从自身传统还是从西方观点而言。他们从西方接受了竞技精神和爱国主义，这是西方体育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但却错过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些微妙之处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与我的父亲有关，和体育学校无关；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与直觉相悖的：例如宁愿输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例如最终的目标并非胜利，而是自我提升。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体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观念不会出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或者公共运动项目中，那些活动注重的是竞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体育的这一因素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中国人如同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自身的传统。像武术这种体育运动，其精神性、非竞技性的特色，对于竞技性过分激烈的西方运动来说，本应被看作一种健康的替代之选；然而它却被看成是中国迈向奥运荣耀之路的早期阶段。北京奥申委的标志是五个相互连接的环，五环形成一个人在练习太极的样子，而太极这项运动是特别没有竞技性的。与奥运会相比，法轮功与太极接近多了。
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这种民族体育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找问题的阶段。比赛的失败困扰着他们，有时人们会把它归咎于哲学或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我的奥运会调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国人，他们被一套有关球网的理论所迷惑：中国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和对手直接的身体接触。
“中国人在直接竞技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娴对我说.“那些有网把运动员相隔开的比赛，我们更为擅长。”她用“小巧”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灵巧而动作协调，而不是身体强壮的。不过，她还补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让人们变得更为保守。”她说。“看看美国吧，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独立、要有创造力。在中国就都围着纪律性打转。人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就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只是按照旧有的模式去做事，没有任何改进。在体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相信，奥运会凸显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北京和徐济成见了面，徐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现在成了一名电视节目的评论员。从1988年开始，徐济成就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了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发达国家把奥运会看成是一种生意。”他说：“好像他们说，‘我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极好的家具摆设，我想在里面办个派对，叫大伙儿一起来参加。’他们还卖门票。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外观，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我问徐济成，关于中国接受西方的体育观念这一点，他有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向我解释，这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文化范畴。“1988年我去了汉城。”他说。“韩国人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在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法西方，把体育做成一项生意。他说，中国体育实际上要比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为体育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目前它还未能转向市场化，其处境就像一家发展迟缓的国有企业。不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最近，希尔顿香烟资助了中国国家篮球队，而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中国足球队。“50年以后，我们就会和西方国家一样了。”徐济成预言说：“到时奥运会也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意。大家会这么说，‘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想请你们过来玩，也好趁机卖弄一下。’”
下午5：30分，杨司机终于找到了一处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我们下了车，走到了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这片地大概有四条街那么大，恰好位于北京城北部的中间地带；所有房子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在“拆那”，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刚刚被拆毁掉了。土地的周围都插着旗杆，上面飘着粉红色的旗帜；这些旗划出了这片土地的范围。
“他们会在这儿举办足球比赛和网球赛。”杨司机说。
“还有羽毛球赛，是吗？”我说。
“是的。”
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空荡荡的土地。
“嗯，”我说：我该回去吃晚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上了堵车。出租车里的计程表走了有三个小时，而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正好计算出此刻的扫兴心情。杨司机再次感到了压力。最后，他问我晚饭有什么安排。“我还没计划呢。”我说。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说这里离他通州的家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东面的郊区。我们在四环路上往东走，杨司机又说起了体育。他告诉我，迈克.泰森是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纹上了毛主席的脸。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泰森呢？”杨司机语气夸张地问。“因为他喜欢中国。如果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