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司机说：“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他会弄一个这样的纹身在手臂上呢？”
这问题问得真妙，让我哑口无言。杨司机笑了。“泰森在监狱的时候，读了四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关于美国运动员为何在赛场上占优势，杨司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人都是大块头。”他说。“从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国人更讲究科学。如果你把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出来，那就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没有那么壮，怎么会赢得比赛呢？”
杨司机还欣赏网球运动员张德培。“张德培在美国长大，不过他是中国血统。”他说。“很明显，中国血统对他没什么害处。这表示是我们这儿的制度有问题。”
我们7点到了通州。杨司机说他想吃蒙古火锅。公路旁的霓虹灯宣告：“北京2008，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家叫“物美大卖场”的大型百货公司。
奥委会考察团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媒体记者团，跟随考察团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外媒：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个摄影师，还有我。我提交的新闻报告会发给北京城里的其他记者，他们会用在对考察团的相关报道里。
为了加入媒体记者团， 我必须同意三条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奥委会指定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不能问问题。我可以跟着考察团的成员到处去，我可以引用他们在考察期间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有考察团的成员跟我说话，我可以回应。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能采取主动，不能向任何一个考察团成员直接发问。如果我被发现问了问题，就会立即从记者团从开除。奥委会还通知我们，有些会议只允许我们参加开始的部分。
这些规则很见效，至少从创造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无论考察人员走到哪里，记者们都紧紧跟随着，笔记本和摄像机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一片沉默中移动，似乎被这重大的时刻吓住了，一时哑口无言。早上的行程结束后，我发送了第一份新闻简讯：
联合新闻报告：中国代表和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今天早上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媒体成员被带到大厅后排位置，一条红色的天鹅绒绳子把我们和前排分隔开。穿着旗袍的小姐在大厅门口欢迎考察团代表。代表们鱼贯而入。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彼此之前亲切地问候。奥委会考察团的成员们互相飞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红色丝绸做的。
一位媒体公关说，今天早上的采访机会非常有限。“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她说。“我们走了，他们就会说话了。”
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她叫我不要写她的名字。
这天早上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奥委会其中一名代表罗伯特.麦库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请中国体操运动员刘璇在她的照片上签名，那张照片登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后一页是刘璇跳下鞍马那一瞬间的照片，刘璇就在那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媒体记者团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摄影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但麦库洛夫没有叫这个摄影记者签名，他仍然和其他记者一起，呆在红绳子后面。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北京的酒店和医疗服务，第一位发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卫生局局长，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当他开始发言时，媒体人员就全部被护送离开了。
饭店外面，一些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这是“1000名自行车手支持北京申奥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红、白、黑相间的运动服，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自行车挂着旗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申办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蓝，北方刮来了猛烈的风。
国际奥委会是个奇怪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自身选举产生；过去，这个组织很少会考虑成员多样化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考察的时候，奥委会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员，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欧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名成员。这和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纳哥的皇室家族成员加起来一样多，这三个国家各有1名奥委会成员。在123名奥委会成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两名女性是王妃，还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国或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政治权力的，可谓寥寥可数；而奥委会是其中一个。奥委会有将近70%的运作资金由美国的赞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员只有4名美国人。
北京申奥期间，我和人类学家约翰.马卡农（John MacAloon）说过话，他擅长体育方面的研究。我问他，美国对哪个城市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奥委会的人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进来了，这时所有人都微笑着说：‘啊，有你的帮助太棒了’；然后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后嘲笑他。这就跟殖民关系一样。欧洲人拿走了美国人的钱。而美国人在组织里却几乎没什么份量。”?
奥委会的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也有过不少麻烦。196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奥运会，名叫“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组织者为他们的运动做出如下说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次运动会的大部分基金。奥委会的反应是禁止所有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国家参加以后举办的奥运会，而这场初出茅庐的运动会再没有举办过第二届。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在墨西哥城正要开始各项比赛之前，即签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他们抗议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样的运动会上，这种活动对几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没什么帮助。当局政府派出了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按计划举行。人们并不知道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且从那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奥林匹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西方媒体上绝少提到这次事件，而此后的三十年，奥运会都没有再回到发展中国家举办。
然而到了2001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国际奥委会正试图改善和相对比较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委会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他们建立体育中心；并且增加了成员的人数，让组织里有了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代表。不过，奥委会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于1998年盐湖城的丑闻事件而延缓了进展。1998年，盐湖城为取得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费了超过1百万美元，用现金和礼物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自贫困国家的代表轻易就成了贿赂的目标：10个由于收受贿赂而辞职或被开除的奥委会成员里面，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这9个人中大部分来自几乎没有冬天的国家：马里、苏丹、刚果、斯威士兰、利比亚、 喀麦隆。你很容易就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来自刚果的代表，你真的会在乎谁赢得大型障碍滑雪比赛的主办权吗？这次丑闻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尽管奥运会宣称自己是国际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了申请城市向代表赠送礼物。第一次落实这个新规则，就是这次寻找2008年主办城市的过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国际委会献殷勤，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后一次，我和阿尔佛雷德.森交谈过，他是一个历史教授，曾经在苏联带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了国际奥委会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国际奥委会和列宁的共产党有相似的组织规则。”森教授说。“列宁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团组织共产党；而顾拜旦（现代奥运会的创办者）则说，这有培育人们的沃土，以便他们最终可以加入到组织内部的核心。两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人们并非从外围边缘开始民主投票，并开始各党派之争；你必须先进入内部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先加入执行委员会里去，才有投票资格。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不会有黑马的产生。”
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好极了。蓝蓝的天，明媚的阳光，“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子迎风飘扬。我们一共五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由警察护送着，穿过这个城市。清洁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里拿着扫帚；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着我们。一天之前，代表们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挥中心，那儿的中国人演示了如何远程控制交通信号。今天，我们每遇到一处红绿灯，灯就马上变成了绿色，就像变魔术一样。
“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庄严的场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静默中，一国之君缓缓走来，献上他的祭品。为避免一列远处驶来的火车破坏了这样威严的寂静，从而亵渎了整个仪式，甚至在皇上离开宫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车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宫中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书中，裴丽珠描绘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坛拜祭的情形。81年后，我们的队伍几乎具备了同样的庄严气氛，而从这个仪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处则更为实在。北京奥申委承诺，如果北京赢得了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会花20亿美元进行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的建设。最近的一次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奥；而这一次，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异见分子也宣布支持主办奥运会。在香港，法轮功的践行者告诉媒体，北京的信徒不会在考察团在北京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穿行在这座城市里，逐一查看奥运会场馆的选址：足球、垒球、举重、水球、现代五项全能运动。在每个地方，我们平均花费5分钟的时间，奥委会成员会问一两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细节如今并不存在，还在设想之中。现代五项的游泳池会有至少2.2米深吗？是的，会有3米深。你可以从水球馆走到打垒球的地点吗？当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崭新的大型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这项体育设施原来计划用做排球馆，不过如果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它就会转做举重的场馆。我们戴上了安全帽，经济学者刘列励带着大家参观。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疾步走着，到处寻找可以引用到新闻里的信息。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个可爱的飞碟。”我们站在体育馆外面时，刘教授说。他的英语口语很糟糕，但这句话却说得很好，他把最后一个词的尾音拖得很长，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刚把杠铃举过头顶。另一名官员把新体育馆的宣传册发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一个可爱的飞碟正飞过天空。”
我们走到体育馆里，站在未来的观众席上。下面有两个工人，正在摆弄着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来的举重赛台。一个澳大利亚的考察团代表说话了，他的名字叫鲍勃.埃费斯通。
“那是热身的地方吗？”他指着另一堆土问道。我和其他记者都拥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儿才是热身的地方。”刘教授指着又一堆土说。
埃费斯通凝视着那片阴影，问道：“运动员可以直接从那儿走到赛台上吗？”
刘教授笑了。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毫无疑问，举重运动员可以直接从热身的地方走到赛台上。埃费斯通点点头，感到满意。刘教授向考察团说了一番话。这座新的体育馆，他说，将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特色。他话锋一转，抖擞精神做言语上的最后一次挺举。他说：“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只可爱的飞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华世纪坛。世纪坛位于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为了歌颂中国历史的辉煌和迎接新世纪而建的。入口处是长明不熄的圣火台，上面有一行说明：
“广场中央这永久不灭的火焰是‘中华圣火’。火种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圣火采用天然气。它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圣火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青铜甬道，由几百块镌刻了文字的青铜板组成。这些青铜板构建了长长的时间轴，第一块的年份是“3百万年以前”，上面的注解是：“中国的古人开始使用火。”250万年过去以后，事物开始成形：“人们开始具备黄种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于河南郑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汉。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1912年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1937年日本屠杀了3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时间轴到达了2000年，历史在这儿分解成一串随机的数字：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人类三号染色体……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国家统计局宣布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7届亚运会上获得了28枚金牌。国际奥委会的考察成员们走过时间轴，进入世纪坛里。整个世纪坛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日晷仪。这些外国人在里面看了8分钟的申奥宣传片，这部片子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拍的。现代化的场景一幕幕掠过：飞机、地铁、汽车。电脑模拟的画面展示了拟建的体育场和新的公路；立体交叉的道路环绕着一片片鲜亮的绿地。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
杨司机的家在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内，房子只有一层。除了一个烧煤的炉子以外，屋子里没有暖气，大门旁边搭建了一个厕所。我和杨司机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太太在里面准备火锅。杨司机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并很骄傲地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英语说得很好。
我问起了那些出租车司机的语言培训课程，杨司机把申奥教材递给我。我翻了翻那本书，杨司机放了那盒录音带。录音机里传出了“特别英语”的声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杨司机让我坐在主宾席上——在乡下，这个位子就是看电视最清楚的地方。今晚，电视上放的是一场中国职业篮球赛，比赛双方是北京奥神队和上海大鲨鱼队。大鲨鱼队里有一个22岁的中锋，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个环状的大铜锅，由燃烧的酒精加热，锅里倒了食用油。当锅里的油沸腾开来时，我们就把一卷卷粉红色的羊肉放进去。杨司机说，这样的火锅让他想起了部队。他参军的时间是1969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的边境地区。由苏联控制的蒙古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儿的局势有时会变得很紧张。
“你没法想象那儿有多冷。”杨司机说。
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难受的是我们要在户外扎营的时候。当地人会把一整只羊串在烤扦上烧。那种烤羊吃起来味道没有这火锅好，不过总比他们那边的谷类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牛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沙尘暴过后的噩梦：中国警察
沙子
2001年3月21日
第一个迹象总是风。风来了以后，天色就变得暗沉，如果你刚好在户外，你的眼睛就开始灼痛起来。一旦你回到室内，就时不时能听到细小的颗粒轻轻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北京人把这叫做“沙尘暴”——“夹杂沙和尘土的风暴”。晚上，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漫天的沙尘映出了城市的灯光，天空变成了金红色，就像要着火了一般。
3月还不是一个露营的好月份，不过我已经不耐烦等到4月了。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没去过的长城。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开了3小时候以后，司机停下了车，我告诉他不用回来接我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渴望着逃离城市。
群山仍然呈现出冬季的模样，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种的季节才开始。我背着一个大背包走着，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好。我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一个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长城。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长城上面。风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来。我走到第一座塔楼，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儿停留一晚了。
这座塔楼有4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砖块和石头搭建而成的，设计简单：方方正正的形状，围住一个封闭的空间。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砖块铺成的。墙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整个山谷。往下望去，路那边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屋顶。往北望去，过了那些石墙围起来的果园，就是一大片险峻的山峰。那些弯曲的、通往高处的小道，已经在风暴里不见了踪迹。
我在塔楼里看着沙尘暴的来临。一团团的褐色低低地压向地面，就像某种生物的卷发蔓延到了山谷里。随着风的呼啸，它忽然地加速，湮没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处的小道，接着是果园，最后是整个村庄。我的双眼灼痛起来，我离开了窗户。随后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儿很难睡着。时不时地，我因为干渴而醒来，随后怒号的风声就让我难以入睡。我想起安阳地下之城的绘图。有个地质学家曾经告诉我，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冲击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土层是风吹来的黄土，经过好些世纪堆积而成。我躺在睡袋里，臆想着一些文学意象。在中国，黄土到处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秃秃的山上；它轻柔地盖过安阳的土地和北京这座城市。凌晨两点左右，我在脸上裹了一件衬衣，终于睡着了几个小时。残缺的梦纷至沓来。黄土侵袭着这座塔楼，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么美丽。那场风暴犹如一个已经过去的噩梦，只有砖块上一层薄薄的痕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光。我在脸上盖了一块湿棉布，而它已经变成黑色了。我的牙齿之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甩甩头，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轻轻回荡在睡袋里。沙子的天下。我本来计划在长城边上呆两晚，但现在我决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里的沙子倒出来，打点好所有随身物品，然后下了塔楼。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条小路，它把我领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子就建在悬崖边上，这儿的树都很矮，枝干瘦弱。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石头造的：石头围栏，石头铺的路，房子的墙也是用石头垒的。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它们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见空空如也的房子。这些年来，山上的人们不断地迁徙到山下，有时他们留下了荒弃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经济环境里的幽灵小镇。
有些房子里堆着垃圾。烟头，食物的包装袋：大部分东西的品牌都没有听说过。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房子里只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另一间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顶还是完好无缺的。房子里的墙上都糊上了旧报纸；这就人们在乡下一直以来所用的“墙纸”。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游荡，读着墙上那些报纸的标题：
1976年3月9日
苏俄向美国表示第二次抗议
1976年6月23日
美国准备和日本签订针对苏联的军事条约
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们剪裁自《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党报，里面的文章是从境外的报刊有选择地翻译过来的。过去，《参考消息》只能由官员订阅，报摊上不能出售，外国人也买不到。也许这座废弃的房子过去属于某个党委书记或是某个当地的官员吧。有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报纸上重印的美国漫画。画图已经被撕掉了，不过两句英文对白还留在墙上：
“打扰一下，那些失业者在哪里？”
“你就在他们中间。”
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了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栋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于经年未用而斑驳处处。房子里面糊墙的纸是《人民日报》。标题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们应该为人民创造更多现代化的图景
中国即将举办1983年全国机械产品大会1983年4月14日
八种谷类产品产量超过10亿磅
我闲逛着，漫不经心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从前的村庄：1976年，村子的支部书记装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订阅的《参考消息》糊了墙——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权威地位。房子装修好以后，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开始。七年以后，其他的村民开始装修他们的家，糊墙的报纸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标题。有些农民开始在农闲季节时到城里去，到工地上干活挣钱；种地变得没那么要紧了。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先是年轻人，随后是中年人。最后离开的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村子里曾经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哪个当地官员掌握权力，哪些人有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这儿最久。所有这些细节都顺着山坡滑了下去，吞没它们的是更大的村庄，是小镇，是县城，是城市，是整个国家。最后，老人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这小小的村子也永远地落入寂静之中。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 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恰好和外国人有密切关系的县城。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某个和外来者有关系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着人们如何一步步地认清事实。起初，警察们通常会很兴奋，审问进行得很快。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逐渐意识到，这外国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已。有时，我最后会从他们眼中读到同情。
同时，我通常会在被拘留以后，对当地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西坨古，村民们在消费者中心随意出入，还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员也不管。村民们告诉我说，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当地最能赚钱的庄稼。四月是一年里最好看的鱼粉，两周之内，杏树就全都开花了。人们唯一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投票选了谁。每次我问一个村民这个问题，他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这是个秘密。”
有个老人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西坨古的报道。“如果你把这儿形容得很美丽，游客就会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旅游景点。”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拿出了麦克风。他的声音透过村子的扩音器嗡嗡作响：“现在离12点还有10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请抓紧时间！过了12点就截至投票了！”
阳光正灿烂，此时把一个外国人关在消费者中心，看起来是一件毫无必要而又残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个官员跟着我。
“请你回来。”他说。
“我不想回去。”我说。“这儿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个正在处理投票箱的官员；那个人耸了耸肩，没有管我。我就走到阳光底下，和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费者中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她。
她说：“如果你买东西受骗上当，你可以去那儿投诉。”
12点整，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员和他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同意让他投下选票。一辆警车驶来，在烟尘中停下。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他们来干什么？”
“怎么回事？”
“是那个外国人！”
人群往前涌。四个人从警车上下来。我转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个朝我大吼：“别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说。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惫，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浑身发痒。车开走的时候，村民们看起来全都非常严肃。
沿着土路是一列细细的白杨树，土路旁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一直穿过山谷。其他的村庄看起来一片死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辆车是另一辆警车。两辆车都停了一会儿，然后第二辆警车掉了个头，跟着我们走。我想知道为处理这个满身沙尘的外国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岖不平，我们有三个人坐在车后面，被颠得左摇右晃。他们让我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前面的警察转过头来。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
“你自己一个人露营？”
“是的。”
“风不是很大吗？”
“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记者。”
“你的护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你怎么到那儿去的？”
“我做出租车去的。”
“你有带相机吗？”
“没有。”
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
“带了。”
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
“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
“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
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
“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儿没有狼。”
“有，那里有狼。”
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
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
“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
“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没有带相机。”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
“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
“太麻烦了。”
“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
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
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
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
“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
“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
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