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
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
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
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另一张照片上，威廉.杰佛逊.佛斯特穿得像个明朝的君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宝贝，我想告诉你我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一张照片上，南希.德鲁穿着一件美丽的丝质旗袍。想着你念着你。有一张照片是田园风格的，这对年轻人穿着现代的礼服，伸开四肢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边。
那些9.11的影碟很难看懂。它们是匆忙中编制出来的，也不可能找到发行者；所有用中文写的出处都是假的。那张叫《世纪大灾难》的影碟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ABC的新闻。影碟里面间或会混入了一些美国电影的配音；有一个地方，配音是《夺宝奇兵》的主题曲。电影的枪声和爆炸声，伴随着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形出现。北塔缓缓倒塌，背景音乐来自电影《大白鲨》。
另一张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对美发动突然袭击”，片子的开头用的是一种纪录片的口吻。解说者介绍了曼哈顿和世界贸易中心，电视上出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场景。西装革履的生意人穿过马路；一排排商人紧盯着电脑屏幕。忽然，一个画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个银行家急匆匆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抱着一叠纸。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会不会是我大学里认识的某个同学呢？
我转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几下遥控器，那个银行家又出现。他只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5秒，不过我马上想起来了：这个镜头是从电影《华尔街》剪接过来的。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出现在《对美发动忽然袭击》的影碟里。有时候剪接过来的电影片断很短，我看不出来是来自哪部影片，这让我不得安宁：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其他切入的镜头就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双子塔倒塌以后，出现了电影《哥斯拉》的一个短暂的画面，那个怪物正在摧毁曼哈顿。中国的评论员用庄重的语调说：“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我们才能看见这种毁灭性的场景……”突然，镜头切换：一脸严肃的布什总统正在召开新闻简报会。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在配音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评论员的声音：“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后，画面变成了电影《珍珠港》里一系列的爆炸镜头。这张影碟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义的历史。解说员引述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从塞尔维亚人暗杀佛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种种场景一闪而过：一排排纳粹士兵齐步前进；俄克拉荷马市被炸毁的联邦办公大楼，台湾的某次游行。解说员声称，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恐怖分子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不满。”解说员说。“他们的不满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那些强国把自己的信条强加到其他国家那儿。”影片介绍了1998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后果。美国的报复是在阿富汗境内的爆炸袭击，那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影片里出现的是导弹嗖嗖飞过旧金山湾的场面：这是《绝地任务》的一幕。
9.11恐怖袭击后，凤凰卫视台删除了广告，连续36小时做直播节目。凤凰台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的中文新闻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关注和报道此次事件的广播公司。鲁波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凤凰台40%的股份，凤凰台的总部在香港，但目标受众是内地的有线电视用户。凤凰台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凭借的是它和共产党良好的关系，有时这家私营电视台的新闻报导甚至比政府电视台的更富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由于其更为优质的节目摄制，以及其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凤凰台已经在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覆盖了内地将近四千两百万的家庭用户。
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
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
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
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
“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
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
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
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带我参观了那家工厂，我们从她平日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开始参观。展品柜里陈列着高级产品：镶嵌着假钻石的金色打火机。特制的烧烤用打火机，可以往很难够得着的地方点火。一个金属烟灰缸上镶了一个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钮，老虎嘴里就会喷出火来。墙上挂了一幅江泽民的书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参观了这家工厂。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线。这幅地图上，温州位于全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箭头成扇状往各个方向散开：美国、英国、印度、巴西、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生产车间的门口外面，一个英文标志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大虎(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黄旭（音译）一起吃饭。黄旭也是四川人，他为一家浙江当地的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我们谈到了近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俩都同意威利的观察，认为温州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同情心。“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不感到难过，”雪莉：“我承认，我总是对美国有偏见，因为美国这么强大，还总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权。不过，当我开始回想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对那些无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才开始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网络聊天室，那儿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这次袭击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联系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总是不停地联想到那些盗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场景触目惊心；看着我的祖国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惊。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戏剧性的镜头：洪水淹没的城市，尸横遍野的战场。现在我在中国，距离相同，而影像却从陌生的方向传来。我们安全地观看一切，而美国人死了。
而这些影像被当成电影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出售，是特别反常的。温州和外面的世界有着那么多的贸易关系。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美国文化和产品的传播，自然而然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国。不太需要美国人亲自出门旅行；产品传播更为容易。理论上说，这是成立的；然而现在看来，人性方面的缺乏显而易见。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接触到美国的牌子和商品，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有私交，却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威利是一个例外：他有国外的朋友，而他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则包裹在另一种语言里。然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抽象的——如同当地工厂发出的那个想象中的箭头最终要抵达的地方。这次袭击只是变成了另一件美国式的产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个“布什对本.拉登”的电子游戏，一条奥萨马.本.拉登的钥匙链。我买了一些大楼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树枝般伸出来的尺寸过大的飞机。一家温州的打火机公司生产了一种打火机模型，火是从奥萨马.本.拉登的头上喷出来的。中国南部的一家公司生产了“怪物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本.拉登的头像，这些糖果是推销给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影碟，想要看懂里面的含义。在凤凰台新闻节目的剪辑里，一个叫陈鲁豫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大吃一惊，但我们也习以为常。”她就像其他评论员一样，反复地把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以及其他电影里的场景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美国人的表现没什么不同，美国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好莱坞式的语言里。有时，布什总统说话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报道美军反应的初期新闻标题就非常适合用在温州那些陈列盗版碟的架子上：无限正义，永久自由。
和雪莉、黄旭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这次事件对他们有没有影响。“现在我们对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说：“事实上人们都说，如果美元贬值，就会有利于我们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补充说，甚至可能遭遇经济衰退的情况，也没有把他的朋友们吓倒。“这都是比较而言。”他说。“中国人常说，只有你呆在富人身边，你才觉得自己很穷。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我们也跟着衰退，那么其实还是一样的。”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我很怀疑，温州的某个人会愿意减少他的收入，只要这意味着美国的人们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中国人目睹着这些遥远的、无法掌控的事件，设想了最糟糕的情况，并在其中寻找慰藉。这是一种消极的、疏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来自他们艰难的历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显缺失，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机，而收到好莱坞电影作为回报；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并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得更舒适。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雪莉，她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会怎么看她。雪莉26岁，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学生；但她现在回答我的话就像在描述另一个人一样。
“我敢肯定，他们会说我很穷，很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说：“我觉得美国人都会这么看中国人。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在他们眼中，温州只是中国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袭击过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更热衷于学英语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记本上作记录，追踪着事件的发展，编写着他的单词表：里程碑 （Milestone）虐打 （Maul）休息室 （Lounge）?房客 （Lodger）耳垂 （Lobe）肾 （Kidney）纪念品 （Keepsake）骑师 （Jockey）
除了记录“美国之音”的节目内容以外，他还把温州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中东地区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城市重要的贸易伙伴。温州生产的服装、打火机、皮鞋、小型纪念章，通过海运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国际规定，温州出口的商品将要缴纳额外的战时费用。
当他翻译那些来自国家电报的内容时，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签字：
新华通讯社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10月11日深夜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萨达姆是个邪恶的人。原因是海湾战争以后，萨达姆就开始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表示，这些天来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但随后不久，这些反恐袭击就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
布什说，美国人知道萨达姆正集中精力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萨达姆是个恶魔。同时，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检查员进入伊拉克境内。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译
飞马、新疆古尸和比尔.盖茨的故事
那匹马
比尔.盖茨
那匹马的出现是旅途中临时改向的结果。在穿越中国西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决定在甘肃省一个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会儿。武威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这次停留也没有预先做计划，但这也属于我的常规路线。有时，如果经过一个由于某种重大考古发现而闻名的地方，我会停下来，问一些关于当地考古的问题。当然，我对那些文物的认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武威是飞马的发源地。飞马如今陈列在甘肃省省会兰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发现的。在武威的一个坟墓里，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铜器：38匹马，28个仆人，17个武士，14辆马车和推车，还有一只大公牛。那个坟墓的年代要追溯到13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之际。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两英尺高的马，造型却丰富动人：它正撒开四蹄飞奔，鼻孔张大，尾巴在飞中高高扬起。三蹄腾空，第四只蹄轻轻地踏在一只龙雀身上。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飞马。《中国旅游报》把飞马作为其全国的标志；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象征。当我来到武威市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馆的馆长名叫田志诚（音译）。我们在博物馆里见面，那个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5世纪的巨型文庙里。它的宏伟体积证实，这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贸易繁荣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满灰尘，偏僻，遥远，被人遗忘。文庙内的建筑正在腐坏，木头上出现了裂痕，油漆剥落。田至诚伤感地解释道，武威市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些建筑。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起了飞马的故事。飞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发现的。
“他们在1969年9月13日发现了飞马。”他说。“那时候，林彪元帅告诉中国人民，叫他们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国被苏维埃或者美国攻击。”
田至诚说，当地农民在一座道庙底下铲土时，被那座坟墓绊了一跤。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基本是没有考古事业的，农民们自行展开挖掘工作。随后，他们把挖出来的青铜器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终于派人来收集文物。最后，这些文物被运到兰州省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田志诚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甘肃旅行。他们参观了省博物馆，后来郭沫若说想看看储藏室。他一看到飞马，就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博物馆内最好的藏品。飞马就是这么开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甲骨文学者，历时学家，投靠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被放逐的国王，中国的朋友，其喜怒多变的性格世人皆知。他们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组合，文革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里游荡。
和田至诚谈话后，我参观了那座空的坟墓，它已经重新修复，开放给旅客参观。我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原来参与挖掘的农民现在还住在这儿附近，那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姓：王。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是挖开干燥的甘肃泥土而建的。实质上，那就是一个装有门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门口。
“他不能和你说话。”那太太说。
在农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实一样。在这些地方，一个外国人通常会引来一群人围观。越多的人围过来，王太太就变得越强硬。她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她说那次挖掘未经过正式许可的，她不想引来什么麻烦。我试着打消她的疑虑：这没有风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钟。
“他喝得太醉了，没法子和你说话。”最后那女人说。
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笑声。正是下午三点，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阳光就像铁锤般敲打下来。很明显，这女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逃避了，于是我继续恳求：我是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我不会逗留很久；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围观的人们低声讨论，表示对我的支持，最后那女人耸耸肩：“进去吧。”
屋子里面：像坟墓那样潮湿，像垃圾堆一样脏。一个敞开衣襟的男人伸开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悬挂着，垂着头，一头白发。王先生，这个业余考古人员、失落宝藏的发现者、青铜军队的解放者，现在正打着鼻鼾。窑洞里散发出浓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酿酒厂一样。当我离开武威时，这就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景象。
198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维托.H.麦尔带了一队史密斯森学会的人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麦尔偶然走进了一间密室，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三具人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他们的鼻子很长，眼窝深陷，头发是金色的。它们保存得非常好，是麦尔所见过的最完整的古尸。馆长告诉他，最近新疆发现了几十具这样的人体。
它们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环境而非技术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极少有降雨；冬季严寒。埋在盐碱地里的人体可以保存好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几具在新疆出土的尸体已经有3000多年了。他们的衣服完好得令人惊叹。他们穿着毛皮大衣、毡靴和长袜；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图案。他们有一头金色或红色的头发，胡须浓密，体型看起来像欧洲人。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些尸体和很多文物一样，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挖掘出来的。1980年代，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资。投资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官员们希望生活标准的提高能安抚维吾尔族人，与此同时当局也鼓励汉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大量移民涌入的原因是为了务农。有时，人们开垦一块新田，或是开展某项建筑工程时，一具古尸就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此地，就有越来越多外国人相貌的人体从地里挖掘出来。这背后的象征也许会让人不安：现代新疆越来越汉化的同时，它古老的过去却显得更为陌生。但起初没有人重视这些文物。外界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维托.H.麦尔参观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
在1990年代中期，麦尔陪同者国外的专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们和汉族及维吾尔族的考古学家们合作，收集了一些样品，结果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衣服传递了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斜纹的织物是设计成蓝、白、棕三色格子的图案，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的古墓里发现的纺织品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衣物似乎证明了麦尔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是印欧语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1994年，《发现》杂志（Discovery）里刊登了这些木乃伊的专题报道，随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转载了报道。其他的刊物随后也刊登了做了报道，并由此推断，这些尸体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证据。电视台的人来到了新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们的节目命名为“沙漠木乃伊的摇篮”。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拍摄的纪录片由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主持，阿尔达是电视剧《野战医院》(M*A*S*H)的演员之一。维吾尔族人开始把这些尸体叫做“维吾尔族木乃伊”；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是证明汉人没有权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证据。事实上，据麦尔和其他学者的推测，这些尸体可能是吐火罗人的祖先，他们消失于公元9世纪左右，而那正是维吾尔族人的土耳其语系祖先大量涌入新疆之时。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彻底消灭了吐火罗人，期间吸收了他们的一些遗传特质：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具有较为强壮的体格，这可以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理论都不受共产党的欢迎。随着这些木乃伊日渐出名，当局开始限制接触它们的途径；不久，麦尔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标本带到国外去了。外国记者被驱逐；摄影师受到种种限制。《野战医院》的演员阿伦.阿尔达表示，他的摄像人员在一家博物馆被逐。然而，中国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义已经太迟了，这时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着越多的想象。如今，有几千种关于木乃伊的理论，为几千种不同的政题服务。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喜爱这些古尸的程度跟维吾尔族人一样。你如果上网，就可以找到像博特兰.L.孔帕雷牧师这样的人，孔帕雷在写了一篇标题叫做“该隐发生了什么？”的文章里，揭示了这些木乃伊的由来。这个牧师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基督徒，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人，并坚信美国是宪政政府治理下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还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逃到伊甸园的东边，去了新疆；在阳光灿烂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两个男孩。
维托.H.麦尔：“马友友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又读了一些关于木乃伊的相关文章，然后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是他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还有谁为新疆木乃伊着迷吗？比尔.盖茨。他度蜜月时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来到北京，租用了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坐着它来到乌鲁木齐。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反正是一堆人。他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6个小时。你猜猜他们那6个小时用来做什么？他们和热比娅.卡德尔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又和木乃伊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研究，盖茨从那些文章里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们这次旅途有一张特别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箱子里有一个木乃伊。这是比尔.盖茨，正盯着木乃伊看。这是比尔.盖茨的父亲。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来她像是害怕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
维托.H.麦尔属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健谈者，他说起考古学总是滔滔不绝。这一段过去的报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马友友、比尔.盖茨，还有维吾尔族的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这女商人后来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国之音”的通讯记者，住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他，激励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维吾尔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来到美国。这一切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至少在和麦尔的交谈中是如此。
麦尔教授的专长是古汉语。他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还把《庄子》翻译成漂亮脱俗的英文（我在写中美撞机口水战那篇文章中，用了麦尔翻译《庄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庄子》是一篇特别的、“不成文”的文章，几个明显无关的部分凑在一起，有时候，麦尔的头脑似乎也是这么运转的。在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奇闻轶事上，又从奇闻轶事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他翻译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还编纂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共有12册，基本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麦尔编写的。其他学者有时会抱怨，说麦尔把网撒得太大；麦尔还很擅长宣扬一些不太学术的事物。不过，更为广阔的视野却让事物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如果麦尔没有对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馆之旅做出反应，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远不会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经过北京，我们就一起见面吃晚饭。他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和平队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坎顿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尔当和平队志愿者。在那以前，他是达特茅斯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如今他仍然有着篮球前锋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在我们谈及古代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狄龙体育馆比赛，他在中场从比尔.布拉德利手里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达和木乃伊以后，关于另一个比尔的即兴插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编写的第一部辞典出来后，微软公司曾和我们联系，问能不能把辞典买下来。辞典里有7万4千个词，全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微软给我的价格是4万美金。我说，低于20万我都不会考虑。
上一年，我们编写了汉语大辞典的音序索引，里面有37万个中文词汇。编这个索引我用了10年时间，还用了自己差不多5万美金。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现在，微软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拿到这个索引表。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微软却想不花一分钱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他们至少要给我1百万。一旦他们拿到这个音序索引表，他们的软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变革。索引表里一共有两万三千个不同的字体。现有的中文软件只有两万个字体，所以我们必须定制另外的三千个字体。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我回到美国时，有些学者开始来问：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张磁盘吗？我知道这些人和微软有联系。”
回到马的话题上吧。麦尔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史前中国的马：角力文化和‘野蛮人’的管理控制”。根据考古记录，中国中部平原的人们——也就是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人，他们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骑马。他们的邻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部落开始用骑马的弓箭手打仗。根据传统的历史观，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对中国中部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欧洲人大批涌入，中华帝国才遇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在安阳，考古挖掘发现了马最早出现在中部平原的证据：马的骨架，以及作为埋葬品的战车上的‘幽灵’。（译者注：根据前面的章节，此处的幽灵指驱马者的骨架。）他们找到的马和战车寥寥可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商朝在战争中确实使用过马车。它们可能只是用于展览而已，还有些蛛丝马迹显示，商朝曾经尝试用羊来拉车。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也不怎么擅长呆在马背上。统治者担心一旦吸收了这些中亚的发明——骑马作战、马裤的样式等，中国人就可能被这些“野蛮民族”同化而堕落。麦尔在他的论文里，形容中国人“不愿对马产生依赖之情”。
不过他相信，这种动物起到一个关键的文化作用，因为它们激发了中国人和其他部落交换物品。在麦尔看来，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北方“野蛮人”所造成的威胁：中国人以长城为荣，他们的记录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者。麦尔就是用这一点极为巧妙地打破了传统：也许防范没有贸易来得重要。可能中国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为和外来者的接触交流。他还写道，在20世纪，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变了，领导者们开始来自南方的地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南方成为新的对外交流点的反映？
某个在北京的晚上，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麦尔告诉了关于马的另一个理论：在汉字的起源中，马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品中，马的旁边几乎总是站了一个外国的马夫。你看看那些画作，那个马夫通常是古索格代亚纳人，或是个维吾尔族人，或是个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亚纳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中国人必须和所有这些部落进行贸易，以换取马匹。有一段时间他们和维吾尔族人进行贸易，有时用茶换取马匹。维吾尔族人疯狂地要买茶。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贸易量极大，由于不断地从维吾尔族人手里买马，宋朝开始走向破产。宋朝人用丝绸和茶换马。以后我要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会把标题定为‘茶的真正历史’。
我边听着，边翻起了剪报员的目录：
学生（students）
风格 (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麦尔教授继续说道：“人们对茶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他说。“直到唐朝，中国人还认为茶是一种野蛮人的饮品，是南方的野蛮人所喝的东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统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时期，由于和维吾尔族人的贸易关系，茶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茶只是野蛮人的东西。那时候有中国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写完《中国文字起源》一书后，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中国文字是作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现的。马匹，战车，青铜技术，文字——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商朝，前后大约400年时间内。如果你再加以严格限制，只算这些事物开始有实际用途的时间，那就是200年左右。这其中有两种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外面传入的：马和战车。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正在写论文，说青铜技术有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在我和众多学者的所有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假设中国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我问麦尔，这个领域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反应。
“我甚至不愿意谈到这个。”他说。“文字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极容易引起争议，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写了300页的研究手稿，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写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学的背景来写。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于木乃伊和词典的事情而中断了。
我相信，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曾经有很多人往来。我认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赏识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亚纳人。我相信，我们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个就是古索格代亚纳人。一个高大的家伙，有六尺四呢。但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全都没有踪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中有那么多基本的元素，仍不为人所知。”我写了一篇关于武威的青铜马的短文，《纽约客》杂志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他们深夜里往丝绸之路打了几通电话。在博物馆贮藏室里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亲王——那个偶然间重新发现飞马的故事，由兰州和武威的官员口中分别得到了证实。事事顺利，随后，杂志刚出版，却收到了来自泰国的消息：
亲爱的《纽约客》：
谢谢你的来信。
在我的研究调查中，我发现没有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和郭沫若见面的资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给陛下，他答复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事。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你忠诚的，……………………………夏利奥 A.杰利斯 （Julio A.Jeldres）
……………………………………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传记作者
姜文和混沌的西部
混沌的西部
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