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美国人周六早上很晚起床?特别英语美国之音华盛顿总统停止科索沃总统可能会飞往布尔格莱德取决于这次会议通常，被记录的话题都是新闻。偶尔，里面会掺杂一些来自美国文化、政治和历史节目的内容：一楼：国会图书馆火炉旁边：乔治.华盛顿132间房 20间卧室34间浴室私人= 远离公众总统及其家人的房间禁止参观，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房间当做自己的，这些房间不属于他们白宫属于美国人民
“美国之音”的电台节目中，威利最喜欢的一个叫做“美国习语”，里面介绍的短语按照“特别英语”的标准，其含义过于隐晦或是过于复杂。在威利的本子里，他列了个这些短语的单子：改过自新先见之明嗤之以鼻坐立不安
(译者注：威利记下来的以上四个短语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后一个应该是威利的笔误，正确写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
不幸的是，“美国习语”这个节目不介绍下流话，但威利找到一些别的资料来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国俗语”；但他最宝贵的一部字典是从杭州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语字典”。那本字典收纳的词汇几乎全是关于性和色情的，还有绘图。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书随便翻开了一页，第一个跳入我眼帘的单词是：
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 名词。1.一个女性独裁者。2.一个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为中作为施虐的那一方。
威利把南希“骗”上去东部的火车
?1999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号村，他大多数的小学同学如今也都迁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里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应该比这些同龄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这一年赚的钱还差点不够回家的路费。在四川省的另一边，南希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在那所村里的学校，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个农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达爱意了。
南希关于命运的看法在她回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可以预期到留在村里的命运是什么：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段了无趣味的婚姻。在春节的假期里，她穿过整个四川来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强迫她保证了假期结束后就回到村里，这样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认为，对这一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稳定了。
但南希与威利重聚之后，威利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南希劝上了往东部去的火车。他向南希保证，他们不会留在玉环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这个学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一星期以后，南希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电话打到威利那“所谓的房子”里，大声责骂他；如果南希接了电话，他们就边哭边问南希，到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招来了好些亲戚，让他们打电话去恫吓这对情侣。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执的一个——这女人有超过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每一次，她都对着威利愤怒地高声尖叫，然后又忽然冷静下来。“你要负责的，”她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
?1999年4月18日
亲爱的彼得，你现在怎样了？我希望你在北京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中国小姐肯定能让你火热起来。但你最好小心一点，有些中国女孩会吹得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些天来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事实上，我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点儿无趣和厌烦。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心思上课。我一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就希望下课铃赶快响起。所有的学生都是土人。他们有一些极为野蛮，又没有教养。很多学生想要退学，有一些我没办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觉到学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学生会逃离这所学校……我最有兴致的事情，是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和一本叫“美国俗语”的字典学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语运用自如。我害怕这儿的一切会摧毁我的坚强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排解……玉环是个很小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有点与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绝了。我担心继续留在这里，我的英语能力会退步。你知道，我对英语非常狂热，它就是我生命中较美好的那一半……顺便问问，你报社的电话是64911166-56599吗？我要在前面加区号010吗？你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看法？
保重！
你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打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手写签名）
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
在“五一”劳动节的开始，威利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称：听力日记威廉.杰佛逊.福斯特配偶：南希.德鲁1999年5月1日
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毕业那一年取的，亚当.迈耶给她出的主意。实际上，这对情侣并没有结婚，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计划要结婚。要在以前的中国，他们这种情况算是一桩丑闻：一对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他们会遇上麻烦。有一次，他们去一家温州的宾馆时，那儿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因为他们拿不出结婚证。不过这种问题算是很少会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没人会就此小题大做。外地人在这儿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人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那个春天，威利继续每晚学英语，写着他的“美国之音日记”：北约峰会
（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称为希特勒
（2）日本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反对对内政问题的干涉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表示同性恋并不是由基因所引起
比尔.克林顿 科罗拉州 丹佛
在北约轰炸事件过后，威利的日记条目变得更为混乱了：
1999年5月8日
我们没有其他的企图
军事基地
表达深深的歉意
战争罪犯
向中国驻科索沃大使馆发射的导弹袭击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1999年5月9日据说贝尔格莱德把武器运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给予贝尔格莱德-情报联盟人类社会完成任务——合作中央情报局“打倒美国！”“打倒北约！”
威利悄悄离开玉环
?那个星期威利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渐冷却下来后，我们仍然定期通电话。有一回，他提到说有可能来北京找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他。
但是他决定去温州再试试运气。他在那个城市里参加了一些招聘会，但是没有人愿意聘任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老师，文凭还是来自长江边上一所没听过的学校。有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玉庆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老师；玉庆是温州边上的卫星城。他去了那所学校，学校的一个女校长接见了他，然后让他试教一节课。威利总是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色：他英文说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说话对他来说很轻松。在他试教以后，那个女人决定雇用他，让他9月份开始来上班。
威利对这个女校长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承诺。不管怎样，至少那所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在那儿，校址每年都不变。威利觉得这就是个好的标志。
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为新学期他们会继续在那儿教书，而威利喜欢这个主意：到最后一刻，校长才发现要找两个替补的老师。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两个书包、一步电视、一堆旧毯子、还有一共200美元的积蓄。他们离开了玉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下。
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书写的王国
秦始皇焚烧书籍。公元前221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开凿运河，并建造了最初的万里长城。他毁掉一切的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他活埋知识分子。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种书写文字。
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议，不仅要毁掉书籍，更要毁掉书中传达的思想：“如果谁敢在私人谈话中谈及古诗或文献，就把他处死。谁要维护旧的一套，拒绝新的事物，就要他满门抄斩。”
所有这一切，都在100多年后，被一个汉朝的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汉朝是秦朝覆灭后诞生的新朝代。这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叫《史记》，这本书成了往后两千年的经典。
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古文的学者来说，依姆雷.加兰博斯（译者注：中文名为高奕睿）的出身可谓不同寻常。如果依照他母亲那边的血统，他是个中亚人：他的外公是塔塔尔人，他的外婆是哈萨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长大以后，她往西部迁徙。在乌拉尔山区，她生下了加兰博斯的母亲。这个女孩往西走得更远，她在莫斯科读大学，并与一个匈牙利人相爱。接下去的故事还是往西发展：依姆雷.加兰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统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尔族，四分之一是哈萨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有黑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他很腼腆。在电话里，他寡言少语，甚至只挤出一个字来回答。第一次与他会面会很尴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会惊叹他思维的敏捷；而且你会知道，作为一名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兰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文字的发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汉字的竹简，这些竹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绝大多数的竹简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掘出来。过去，学者们无法接触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只是研究像《史记》一样的经典，这些经典被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抄写复制，流传了下来。
这些竹简刻于秦始皇统治结束后的几个世纪，然而刻下的汉字依然不是统一的字体。同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如原始的文化总是缺乏明确的标准。通过这些证据，加兰博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的夸大，很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他各种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兰博斯的论文里，他记录到，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焚书坑儒的故事里，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安静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复制的过程”。
加兰博斯的观点很简单：审查制度制约了想象力，但创造、篡改的过程可能更具破坏性。 为了完成一个故事，为了在历史事件中找出意义，你否决了诠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像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在书写下来的历史背后，许多故事仍然无法被言说。
在加兰博斯看来，中国的文字统一过程其实主要是在汉朝完成的。汉朝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书籍，还完成了汉字的第一本字典；汉朝对书写文字的重视，为为日后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打下了根基。“人们谈论的是书面文字的世界，”他说：“像拜占庭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比真实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负责管理古代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背诵经典。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文字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外来者，最终都会被这种文明所征服，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终都演变成了‘元朝’——老天，他们原来可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变得像汉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我想，这种书面文字的世界是时间长河的纽带，它使这种被我们叫做“中国历史”的东西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并非是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的什么；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极其庞大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没了创造它的人们，吞没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加兰博斯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对整洁、规则、或是谋划的事物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后，通常都是一团混乱的事实。这种看问题的视角也许是遗传的——他有塔塔尔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无法说清。除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他的家族历史不详。他不知道为何他的哈萨克族外婆会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她后来为何迁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尔族外公相遇，以及他们前往乌拉尔山的路线。
加兰博斯甚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他最初进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匈牙利长大，此时的匈牙利规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须服兵役。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服兵役，并且很快地发现，部队这样的地方容不下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在部队里受到了处罚：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区，进行额外的六个月集训。那段时间里，加兰博斯主要担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装自己患了疝气，还做了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养时间。那是手术是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时不时仍能感到肠子里一阵刺痛。
在疝气手术之后，他凭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脱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士兵考取了大学，他强制服兵役的时间就会缩短半年。加兰博斯申请了多个高校，然而他的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一个在中国做研究的项目，外加奖学金。他接受了这个项目，觉得这总比在部队里再呆六个月强。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这么卷入到这一整个中文世界来。”他解释到。
有一天晚上，我和加兰博斯在北京见面，去喝了一杯。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历史内容。他告诉我，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时间，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整合到叙事里。
“这就是历史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他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和时间构建了历史。然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当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说，每500或6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人。而实际的情况，要我说可变性更大，也更为复杂；历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显而易见，讲授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总不能就说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无可避免的，你总要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选出一些事物。”
我们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靠近后海——后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湖。这儿是中国首都最后仅存的几个完好的古老城区之一，而我们身处的酒吧开着一排正对湖面的窗户。这是个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闪现着岸边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加兰博斯说着观念的力量，然后他指向了我。
“这就是中国人对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个记者。”他说。“对于西方来说，你们所创作的任何东西，就是中国。否则的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随意抽取的数字——可能媒体上会公布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人们看到了或许会想：‘哇，这个数据很低嘛。’又或者大家会觉得它很高。但是，你们这些记者对数据做出了解释，又添油加醋地写成了新闻报道。如果你写道我们今晚坐在后海边上的事情，人们会想：‘哇，中国是个很酷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然而，你书写下来的那些，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间人（一）
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
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民主（Democracy）民主党（Democracy Party）游行（Demonstrations）?残疾人（Disabled）灾难 （Disasters）异见者（Dissidents）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秘密和间谍 (Secrets and Spies)安全 (Security)性 (Sex)
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政党 (Party)爱国主义（Patriotism）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人口（Population）贫穷（Poverty）
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学生（Student）风格（Style）超级大国-新威胁? （Superpower-“New Threat”）迷信（Superstition）茶（Tea）
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
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
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
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高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里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
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里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
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
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
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以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
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
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
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
“你是哪国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
“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
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
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国主义！”
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
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间人（二）
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
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
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
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
不要忘记历史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不要推、抓和惊吓鸽子。不要叫喊。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她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
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