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1940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楼，2楼，1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
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2002年6月
9.11过后的几个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继续密切追踪着新闻的动向。有时他会给在北京的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常常会提及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或是问我反恐战争的其他情况。晚上，他听着“美国之音”，在他的日记里做着记录：
美国喷气式战斗机重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国出现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与反新教徒起冲突
纽约和柏林举行和平反战游行
上帝保佑乔治·W·布什
他还把当地媒体的评论翻译成英文：
有趣的是，宁波和温州这两座“兄弟城市”，目标都是想成为中国的米兰。这两座城市之间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希望成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温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穿在温州”。
偶尔，他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日记里写一些英语“新闻”：
上一年这所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学生考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今年，学校面临着外界的严重挑战——一所新建的公立学校扬言要挤垮我们学校
到处都是竞争。威利和南希的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宁波竞争，中国和外面的世界竞争。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之一，便是看着他的父亲做建筑工作，从起初的发迹、到随后吃了没文化的亏而失败。这就是威利和南希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成长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学年开始的时候，威利的校长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师，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他鼓励大家要在三条战线上与那所公立学校展开斗争，就像内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开战一样。后来，威利把校长的演讲告诉了我，他不记得学校的“三条战线”具体是什么了。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带有数字的中国口号——三个这个，五个那个；它们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时间里。关键的一点是，两所学校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战争。威利写道：你好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话，威利喜欢用俚语），我这个春节肯定要留在浙江过了。学校要求我们给那些乡巴佬学生进行所谓的‘补课’……2002年，我们学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学校的严重挑战，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那所该死的学校会被奥萨马·本拉登炸掉。顺便问一下，你的家人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在这里和你说再见啦。我正在培训我的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财神爷，也是2002新年里我的希望所在。
几个月过后，此时威利和南希的银行存款已终于超过了10万元，而竞争的赌注更大了：你好彼得，你在北京过得怎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一年内，我很可能要成为一个乡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说，南希在温州怀孕了。
这些天来，我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今年对我非常重要，学校说，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学生考进这里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会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威利和南希最终决定要回四川了。他们还没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可能南希会先带着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时间。分居两地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抚养孩子更好，家乡有着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亲戚还可以来帮忙。威利和南希倾向于到一个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儿离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远。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们会带着一笔足够的积蓄回去，特别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笔丰厚奖金，带回去的钱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里的其中两天。考试前的最后几周里，威利不停地加课，训练着他的学生，并随时留意着关于考试内容的小道消息。毫无例外，他的学校再次贿赂了那个温州的教育官员，而那男人再次说了一番漫无边际的话，其他什么也没透露。威利憎恨这种惯例，泄露的考试内容无疑会先传到公立学校里，尤其是温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校。然而威利对此无计可施，只有变得对整个体制和国家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杯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中国足球队被哥斯达尼加队打败了，我很高兴。上下半场我都为哥斯达尼加队欢呼，这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学过西班牙语。中国足球运动员该为他们在场上的垃圾表现而羞愧。
考试第一天过后，有个学生的父亲走近威利身边。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请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谈。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贝多芬和比尔·盖茨会出现在明天的英语考卷上。
威利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一间复印店。他从学生的课本上复印了两段话的内容，这两段话分别对两个著名的外国人做了简单的介绍。那天下午，他给他的学生发布了严厉的指令：把这两段好好研读，并且绝对不要向其他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二天，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有从90课课文里直接摘录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看就是用“特别英语”的模式写成的：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大。按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比尔·盖茨取名为威廉·亨利（注：比尔·盖茨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三世）。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比尔13岁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了。那时候，电脑还是一种很大型的机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时间，用电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最后，他们用这种旧式的机器设计出了一种软件程序。比尔把它卖了4，200美元，那时候他才17岁……比尔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达·法兰奇成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尔很喜欢阅读。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桥牌。
你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
那年夏天，当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威利的学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级的最高分。校长奖励了威利6千元的奖金，这大概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威利本来可能还可以让学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关于贝多芬的泄题其实是个假消息，并没有出现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决定离开深圳一个学期。她来到北京，在大学区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英语培训课程。到了周末，她有时会来中心城区看我，我们一起吃午饭，到处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来拿一份我给《纽约客》写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写她的。她曾经读过草稿，帮我核实了文章内容，但这是她第一次读到发表的版本。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人们不需要特殊的边境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讨拆毁城墙的可能性。这座“一夜之城”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
很难相信，那个穿着宽松军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我问她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事情，她是这么回复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统里做的，因为这个系统的图表更稳定。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混合现实”的项目。这项目的意思要把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工作。房间的天花板上有追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出超声波，同时如果输入一个条码，系统就可以追踪你所在的位置。这是因为条码可以接受到超声波
所以，在我的项目里，我就会和朋友一起从虚拟实境来到增强实境，救出我们的朋友。在虚拟世界里，我们会和敌人战斗一番。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把我们的朋友带回到增强实境来。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着迷。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2001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展开英语学习的计划。这门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变成强制性的学科；最终，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儿童学习英语，英语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国大学生修读了一门外语课程。）在中国新的教学大纲里，教育部强调了学习英语的常规理由，也就是为年轻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准备。但大纲里面也表示，教授外语可以“发展个性”。
在北京，我和一个叫张连中（音译）的教育部官员会面，谈到了这个计划。他曾经在英国读过研究生，谈到海外学习的经历，他非常自豪。我问他那个词——“个性”的含义，他承认，这在中国的教育里是个新的概念。“这和法国人的人道主义类似。”他说。“在文件里，我们从来不用‘个人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在中国有负面的含义。我们避开了这个词。我们这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培养独立的人。我们想要强调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这些年来，我从四川和重庆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学生给我写信，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我学生的学生给我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各个地方：一条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但每个孩子应用这门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的英语有些进步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惯用语和有用的表达方式很难学。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伤风”(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东西，而“伤风”是你做的东西。首先你必须伤风，然后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可以吗？
我的阿姨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英语，如果我学把英语学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奥陆斯（注：应为奥斯陆，孩子的信里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去奥陆斯了。但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学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注：应为帮助，help拼成了hepe）。还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在重庆秀山第一中学读书。你的学生曾冰（音译）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今年16岁，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学笑我，不过我并不因此生气。我会告诉他们，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encapsulate prime）。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我需要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2002年10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只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25分于乐庆出生。我太兴奋了。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16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新华社的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娜说，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课不多。我的女儿挺好的。南希和我终于决定了女儿的中文名：戴跃璨（音译）。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说她是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她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来看望了我的女儿。他们都称赞了我女儿。我感到很高兴。
总统布什正在前往波拉（注：应为布拉格，原文拼写错误）的路上，他将出席在那儿召开的北约峰会，此次峰会邀请一些东欧中部的国家加入联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们要给女儿打肝炎疫苗，坐三轮车去了当地的医院。但那些该死的医生周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儿出生的40天纪念日了。我们会去一家照相馆，给女儿照相。
这些照片很重要。这是跃璨出生以后第一次照相。
预料布什今日将就伊拉克的武器声明首次发表公开评论。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那一学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个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泄题信息。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从温州教育局泄漏出来的。它里面清楚地列出了试题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威利拿着那份文件，再次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这次他把文件传真给了温州有线电视台，那儿正在做一个揭露性的节目，名字叫做“零距离”。这种节目在整个中国越来越流行了。记者不能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是当局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常常会揭露当地的腐败问题。威利发送传真以后，还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谨慎，用了公用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师”。他建议电视台派个记者，在考生离开考场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有了那份文件，他们就可以证实有试题泄漏了出去。
在“零距离”节目揭露了这起试题泄漏事件以后，好些当地的报纸都陆续展开了报道。《南京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温州高中入学考试试题泄漏调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温州有线电视台“零距离”节目接到了一个中学英语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真相……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这个神秘的男人非常谨慎。传真和电话都来自公用电话。记者无法找到这个人。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威利才把他做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揭露了以后，安全局的官员出现在当地的各所学校里面，询问种种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追踪泄题的源头，而非那个匿名的传真；威利也并没有怎么为此而担忧。我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农村的学生。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只有城市里的学生才能获得消息。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巴顿之墓与爱国主义
巴顿之墓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对于像维吾尔族这样的边缘化民族来说，即使我们看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他们也是寻常事情，只不过一瞥历史在他们眼中的真实模样而已。在波拉特看来，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专横霸道、无可预测的，以后也将一直是这样。那年夏天到8月份时，他将会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我，告诉我说他妻子要离婚。她已经厌倦了等待，而从中亚移民到美国，也远没有两年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将出访北京，并宣布美国已经把ETIM组织列为反恐战争的敌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评这个决策，认为它让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许可，可以去压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国需要为联合国中关于伊朗问题的争议做好准备，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诉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将有一个相当好的前景。”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这个6月的下午，那些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天天气极好，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云彩。波拉特开着本田车，经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阿林顿国家公墓。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里人很多，但人们看到那永恒不息的火焰时，就全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窃窃私语和阵阵踏在花岗岩上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肯尼迪墓时，波拉特的眼睛灼灼发亮。“20年前，我曾说过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看了关于肯尼迪的电影和书籍；我还记得看过那些关于他死因的种种假设。有些人说是克格勃（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杀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总是觉得，肯尼迪是一个笃信自由的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
我问他在阿林顿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东西。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想站在乔治·Ｓ·巴顿将军之墓旁边照张相。
“一部关于巴顿的电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译成了维吾尔族语，”波拉特解释道：“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电影里有一处，巴顿谈到他有多么讨厌共产主义。他说他很想要摧毁每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地方。这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我们对付共产主义已经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那部分的内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问他巴顿的墓怎么走。那个人盯着我们看。
“巴顿的墓不在这里。”他说。
“在哪呢？”
“巴顿埋葬在卢森堡。”
波拉特听着我们的对话，现在他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我不知道卢森堡中文怎么说。
“那是欧洲的一个小国。”我说。“在比利时附近。可能巴顿死在那儿——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耸耸肩，随后我们在墓地里闲逛了半个小时。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雪白得像骨头的颜色。随后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本田车，在影子开始拉长之前，开车回到了唐人街。
★☆★☆★☆★☆★☆★☆★☆★☆★☆★☆★☆★☆★☆★☆★
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yuyu不在家】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