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属于中国的那半座桥上，问那个出租望远镜的人，对面的北朝鲜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游泳。”他说。
“我给了他一块钱，透过窥视孔望过去。在遥远的对岸，站着一个漂亮的北朝鲜女孩，她穿着旧式的有裙摆的游泳衣，上面布满红白的条纹。当她走到河里时，身体不由得冷得颤抖起来。在她身后，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大人周围，那个大人也许是个老师。我选了个淘气的小男孩，透过望远镜跟着他。他打了另一个男孩一拳，离开了人群乱跑，又向一个女孩扔沙子。老师在斥骂他。不远处站了个士兵，他背着一支步枪。望远镜的圆形镜头里装下了所有这些人，有那么一刻我迷失在这小小的世界里。这时出租望远镜的人问我我的国籍。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镜头，然后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仗，你觉得谁会赢？”
“我想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仗了。”
“假设他们真的打起仗来，”他说：“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看起来是时候问他生意怎样了。他说“还可以”；在出租望远镜的地方旁边，他还摆了个摄影摊，游客可以在那儿好好打扮一番，然后以身后的断桥为背景照张相。他们可以穿传统的朝鲜族服装或是全套的中国军装，那套军装还配有头盔和塑料做的步枪。
另一个小贩在桥上弄了个冷饮店，游客们可以在那儿买到“泰坦尼克号雪糕”吃，那个雪糕的包装上有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的照片。冷饮店的主人说，这座桥是国有的，私人商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远镜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桥旁边，我挺下来和另一个为游客照相的摄影师聊天。“你觉得中国能加入世贸吗？”他问我。“四月的时候，朱镕基出访美国，所有报纸都说中国很快就会加入世贸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太妙。”
我们聊了一会儿。摄影师老是提起世贸。 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感兴趣。“报纸上说，如果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解释道：“当然，如果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这事会对我有影响的。”
我总是喜欢去丹东这样的小城市旅行，这些地方没什么外国人。当地人都急于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和一个美国人说会儿话，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们聊天，会让我联想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通常，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说到曾经的战争与冲突，他们也全然相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故意欺压中国。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却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总是热切地讨论着国际贸易关系的话题。
起初，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不解；我觉得始终有一天我会弄懂人们的真实想法的。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同时存在。远方的一个爆炸事件可能引发人们的一种反应；和一个说中文的美国人交谈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种想法。如同如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你来参观一座桥，它被美国人炸毁、由中国人重建，又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在桥上卖泰坦尼克号雪糕；那么当地人对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逻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鸭绿江上的断桥座落在“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骄傲地称这儿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国家的角落以后，丹东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开发区正展示了发展的成果。人们告诉我说，十年前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农民搭的棚屋和临时的小码头。现在这儿餐馆林立，有冷饮店、卡拉OK厅，还有一个叫“欧洲花园”的高级商场。
开发区东边的边界处有一个通往清代皇家猎苑的大门；还有一座新桥，桥对岸就是北朝鲜，桥上架着铁轨，能走火车和汽车。在这座桥和高级商场之间，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性病臣所，还有一个芬兰浴洗浴中心，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广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着上身洗澡的外国女人。
在通往皇家猎苑的大门处，游客们可以追捕“野生的”云雀、白鸽、山鸡和兔子。这些动物都用绳子拴绑在地，游客们可以花上一块钱，用0.22口径的猎枪或一把弓箭射杀它们。花上三块钱，他们就可以任意射杀拴绑的兔子。游客们可以把杀死的动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那儿猎杀云雀。那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穿着时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样子。他射得太偏，云雀们甚至都没有挣扎，拴绑的绳子一动不动。它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这是我看过的最愁眉苦脸的云雀。
“我喝得太醉了，”这男人说：“你来射吧。”这人是在丹东长大的，现在带着女朋友回家乡来玩。“我不想开枪，”她说：“它太响了。”
“拿着，”他说：“你来射。我太醉了，都没法看清目标。”
“我不愿意。”
“来吧。很容易的。”
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就更容易瞄准了。猎苑老板通常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因为这就不是打猎了；但他这次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想着这与海明威的哪个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里，总是有着枪、动物、女人和争吵的醉汉。和眼前的场景唯一的区别是，海明威故事里的动物从未被拴在地上。
终于，这男人说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径的步枪，猎苑的老板帮她把枪架到围栏上。她射了三发子弹，每次枪一响，她就大声尖叫，双手捂着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云雀看起来像睡着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开发区灯火通明：餐馆、卡拉OK厅和洗浴中心外头，荧光灯和霓虹灯不停闪烁着。而在鸭绿江对面，北朝鲜的河岸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用电的迹象，也没有北朝鲜人晚上来游泳。
在丹东，我在鸭绿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认识了两个开快艇的当地人，一天里好几回，他们会开船载我去看北朝鲜的河岸。我们会经过一些撞毁的游船，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了的工厂。在北朝鲜人下海游泳的沙滩上，有些小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微笑。全副武装的士兵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游泳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像拿着手枪的救生员。
中国和北朝鲜有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丹东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邻居领导无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耸耸肩。“没有意思。”他们说。即使是那个对世贸组织热情高涨的摄影师，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朝鲜旅游时，他看起来也是一脸不耐烦。“我可以从他们那儿学些什么？”他问我。丹东人没有一个为他们邻居的贫穷或孤立状态感到不安，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前30年里，他们自己已经饱尝个中滋味。
对我来说，北朝鲜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国家竟然对外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思议。船沿着河岸航行，我留意着那些小小的细节：一艘空空的游船，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游泳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义，就如丹东人觉得与我的简单交谈非比寻常。
不过，虽然中国人和我一样都望向对岸，我们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要看到里面去，他们想看到外面去。中国游客们纷纷涌向北朝鲜的河岸，只是因为这儿是他们离出国旅游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钱，就可以越过边境。我住的旅馆有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最低的价钱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护照，只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中国公民来说，去北朝鲜比去香港工容易，香港在两年之前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丹东边境有如此宽松的政策，因为他们确定任何跨过鸭绿江的人都是想要回来的。
每天早上，普通团和豪华团的旅客都会在我住的旅馆门口集中，准备出发前往北朝鲜；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人向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旅游介绍。他所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我随和平团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所听到的话。那个导游说，中国游客参观北朝鲜的纪念碑时，应该有尊重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要给那些正在劳作的人照相。中国游客要谨记：北朝鲜是骄傲的民族。此外，当经过非军事区时，要注意不能向另一边驻守的美国士兵喊“hello”。
“你会注意到，那儿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导游说：“你不能跟北朝鲜人说，他们需要改革开放；或者告诉他们要以中国为榜样。请记住，很多北朝鲜导游中文说得很好，你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唯一一次要直接开战的冲突。这场战争从1950年6月开始，当时北朝鲜向南部进犯。美国与其它联合国的国家一起，很快对南韩进行援助；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中国的边境。那一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号召“志愿军”去帮助北方的邻居。这场战打了由三年，有5万4000名美军丧生。外国的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90万之高。不过准确数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国对历次战争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东当地的纪念馆宣称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1万1千人。
当我在鸭绿江的码头之间闲逛时，我曾告诉其中一个开快艇的船员，说我希望能与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会面。那船员认识这样一个老兵，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约了那个老兵，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我们在餐馆门口见面时，那个老人的双眼睁圆了。“我以为你说他是个从美国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他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就走。船员赶紧追上了老人，试着跟他说明白，安抚他的情绪。他们说了很久，终于回来了。我向老人解释道，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向他保证不会公开他的名字。最后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到餐馆里的包间就餐。
老人以前参加的是中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他并没有目睹什么直接的军事行动，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了。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沿岸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伤。他今年6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40年了。他走路时有些跛脚。打伤他的敌人是台湾人，但所用的枪是美国制造的。老兵把这个细节告诉我，并确认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叫了菜和当地的啤酒，过了一会儿老人开始放松下来。他问我那根包扎的手指是怎么回事，听完我的回答后要了摇头。“如今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把握的了。”他说：“比如说，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还有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地方，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穷。不像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没有人犯罪。你在旅馆里被打劫的事情，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问他河对岸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金正日在世的时候，他就像毛泽东一样，”他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正日的儿子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好。他太年轻，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没有受过磨难。金正日小时候就参加了战争，所以他成了个伟大的人。”
一小时后以后，采访整个儿颠倒了过来。桌对面的老人不断向我发问：美国的工资水平怎样？美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他们对北约轰炸事件有什么想法？
这老兵告诉我，他有个儿子，拿了大学毕业的文凭，却拒绝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个年轻人去了一家私人企业，那儿给的工资更高，但他的职位不是铁饭碗。他已经26岁了，却还没结婚！他怎么想的？这是他在大学里向他的美国老师学来的吗？美国人觉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长期稳定的职业更重要吗？
我向老人解释，某种程度而言，他儿子的想法和美国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话题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中国还需要一个毛泽东。他喝了很多酒，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并且大声抱怨起来。他骂着他的儿子，又嚷嚷说餐馆的服务太差。他说外国人来到丹东不应该遇到抢劫的事。
带我来的那个船员礼貌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那个老人忽然生气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他提高嗓门说：“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差点被椅子绊倒了；那个船员及时扶了他一把。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人大声说：“买单！”
我已经付过账了，女服务员就向老人解释了一番。“我有钱！”老人嚷嚷：“让我来付钱！”那个船员试图扶着他往外走。“我来付钱！”老人又嚷嚷起来，手里挥舞着一叠人民币。
最后，我们把他拉出了门外，夜晚清凉的空气让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谢，谢谢他来和我见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让我们送。
那个船员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这个33岁的男人说：“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国现在的事情。”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鸭绿江里满是中国人结婚的游船。有钱的新人雇了两层的大游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们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游船飞速地开到断桥下，停下来照些照片，然后沿着被朝鲜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粉红或橙或紫；她们站在船头，像装饰的鲜花。这天天气炎热，北朝鲜人也在河里游泳。一个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员开船载我到河上，我们穿行在一队队结婚的游船之中。倪士超告诉我，今天是农历第6个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过总的来说，结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们觉得以9结尾的年份兆头不好。”他解释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暴动；79年的时候，是‘四人帮’的审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们美国人来炸了这座桥。”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说：“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总而言之，59年也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泽东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关键时期，但历史书上抹除了那一段灾难。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倪士超对近代发生的事情印象摇摆不清；他对审判四人帮的事情也记错了，事实上那是1980年才开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问道。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船在那座断桥的阴影里开着，船下是缓缓流淌的鸭绿江。“那一年不同。”他说：“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从丹东出发，我向着日本海，沿着国界一直走。沿路经过的地方有轻微的污染情况，一辆辆汽车从白桦林中开过。我随身带着帐篷和睡袋，到了长白山就露营。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现在里面满是湛蓝清冽的湖水，中朝的边界把湖水从中间切断，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裂的蓝宝石。晚上南边吹来凛冽的风，我在帐篷里总是以为外面有脚步声。
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儿的国界没有围起来。湖边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长满了青草，白天；我就沿着那儿一直走。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绿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没有楼房，没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几十公里之外，那一带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这儿是我所见过的最空旷的地方了。
那一块石头一面写着中文，另一面写着朝鲜文。我习惯看见的都是线状的边界——河流，栅栏；现在面对这空荡荡的旷野中孤立的石头，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边界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在这无人的旷野上毫无意义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被朝鲜走了几步，然后把相机放在一块石头上，调好了拍照时间。在那张照片上，天空湛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我跪在那儿，影子落在那块标志边界的石头上。我的左手上缠着脏脏的白色绷带。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山。
（本章节完，请继续关注本书的其他章节翻译，谢谢！）
一夜之城：深圳
深圳总是生气勃勃的。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飞快，人们有时会把建造高楼大厦比作雨后纷纷冒出的春笋，因此它又被称为“一夜之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会对深圳冷嘲热讽，而他们的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品味。然而对于从内地移民来深圳的人们来说，这座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坏共存，一面是残酷，一面是成功。在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个。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听过许多关于深圳的冒险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学生们喜欢写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时候深圳是他们小说中的背景；有时候他们会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经历。在一节写作课上，我教完了一个关于对话的单元，就叫学生们写一下他们最近的谈话。一个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对话，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里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说。
“妈妈不会让你去的。”
“我会试着去说服她。”
“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确定你已经考虑周全了吗？”
“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份铁饭碗似的稳定工作。我可能会被开除，或者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不过我还这么年轻，精力有得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嗯，我觉得你是对的。在那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运。”我加了一句。
“谢谢你。晚安。”
“晚安。”
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座繁荣的城市五个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不是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时候整个班的学生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写满了求知的欲望；而艾米莉则是我最早记住的学生之一。我呆在中国教书的第一个学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布置作业；我经常随意地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然后要学生在10分钟之内围绕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有一天，我提的问题是：“有两种生活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会有很长的寿命；另一种是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但你的寿命只剩下20年。你会选择哪一种？”
几乎每个人都选了第一种。在中国农村地区，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学生指出，无论生活有多幸福多开心，20年的寿命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庭太贫穷了，他们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课堂作业中学到最多东西的人。那以后，面对着四川的学生们，我在传达“追求快乐”这样的美国观念时，就会更加小心。不过那次作业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选择是寿命很短的那一种生活。她那一年19岁，是我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写道：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的生活都谈不上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会把我的颓废归咎于我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我们这所学校里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都过得很快乐，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从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所有作业来看，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她与他的同学成为鲜明对比；她回避党的路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我的学生之中是很少见的；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教授。她写过一些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矿井里工作。有一个单元是学习“商业写作”的，当时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让他们给一个美国机构写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选的机构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德乡村音乐协会。她告诉我说，她很好奇乡村音乐听起来是怎样的。还有一回，在一篇日志的开头，她问我有没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除了在电视上。当我的文学课上演《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时，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娅。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演每个角色时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她有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宽宽的脸上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眨动。她取的英文名来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毕业之后，她马上离开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这是我们英语系里几个更神秘莫测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体育算是很好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帅小伙。黯逆的脸方方正正的，一头硬硬的短发直竖着，黑黑的眼睛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很容易发脾气，他的英文名(Anry)与单词“生气”(Angry)只差了一个字母，看来不仅仅是巧合。几年以后，艾米莉告诉我说，黯逆以前经常挑剔她。
“他曾经跟我说，我和别的男人讲话时不应该面带笑容。”艾米莉回忆到：“我应该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经常因为这个骂我，说我笑得太多。他还说我和男人说话时老眨眼，很不像样。我曾经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让自己变得举止正常起来。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大错特错。”
他们俩离开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钱；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药捉鱼，因为引线太短，炸伤了自己。那场事故以后，他哥哥就几乎全盲了，也不能用双手干活。他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要养。用炸药捉鱼是犯法的，但在边远的农村，农民们还是会这样做。
对艾米莉来说，她的父亲在学校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从来都说不上到底为什么她要离开涪陵。“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召唤我。”有一次她这样说。“我妈说我总是不满意开开心心的人生。她说我注定要吃苦的。”无论怎么说，她都难以想象，在涪陵做个学校老师这样的生活，如何能让她感到满意。“教书对女人来说是个好职业，也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男人都喜欢娶老师做妻子。这样生活会过得很舒适。但是这种生活太舒适了，我觉得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云南省的首都昆明，他俩在那儿各找了一处住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新的经济环境下兴起了好些“人才市场”，或者叫“就业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场和就业中心。他们都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学历。很多招聘广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职者身高必须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头；事实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长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对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说，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月以后，她只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工资很低。她决定去另一个城市闯闯。
深圳自然成为了她的选择。从四川出来的年轻人是听着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去那儿打工的人成了百万富翁，一个年轻的秘书步步晋升至贸易公司的高层。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经常听见邻居们的议论，说一个当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经常寄钱回家给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妈妈常称赞那位女孩，说她是独立自主的典范；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选择了南下。
然而黯逆却决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黯逆去了东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刚刚辞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不停往当地的人才市场跑。在人才市场，来自工厂的招聘人员摆好了摊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人才市场的门票一张10元，相当于1美元多一点儿。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积蓄了，于是一周以后，她们就开始只买1张门票。她们也把其他的资源结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学历较有优势，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于是通常是由姐姐带着艾米莉的简历到人才市场里去。她为艾米莉排队，最后替她获得了一间台湾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机会。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试，公司的老板似乎对艾米莉的英语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资是每个月870元——相当于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头两天里，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当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到了你，你刚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吧。我鼓励自己要表现得热情，要主动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终见效了，我很快成为融入了这个群体。在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只有8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其他全是年轻女孩子。这些年轻女孩来自三个不同的省份。露露（注：人名均为音译）、陆云、徐丽、莉莉是从江西来的，奕小英来自湖南，林娜来自四川。露露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但她是我们中间最矮的一个。陆云心地很好，让我想起以前的同学艾尔安。徐丽属于那种古典美女，男孩打来办公室的私人电话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有时候挺恶毒的。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迟钝、不负责任。她在办公室里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小英是我们中间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着怎么减肥。她的电脑操作很熟练，但英语很差。我和她有个口头协定：她教我怎么用电脑，我教她英语。林娜是老乡，我可以和她说四川话。但四川话几乎人人都听得懂，所以我们说四川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越感。噢对了！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你我们公司是干嘛的。我们公司是从台湾搬过来的，不过几个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时装和贝壳首饰的生意。我负责发邮件或传真给客户，和他们沟通，接受订单，把订单交给工厂，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公司，把我们的货物送到客户那儿去。露露这些天帮了我许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断从南方漂移过来。她给我写信，偶尔晚上她的老板回家了以后，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常说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换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间做塑料家具的工厂里当会计，然后她又找了一份做旅游销售的工作。后来，她又进了一家采取金字塔计划的传销公司。她知道这公司就是骗钱的：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销骗术在中国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然而她还是去了这公司的招聘会，还把艾米莉带去了。“那儿很多的销售人员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很会说话。”艾米莉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但对于提升自我、增强自信来说，倒是很不错。”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相当于120多美元。我祝贺了她。然而电话那头的她听起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后，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迟疑地说道。“他经常到深圳来。他是个老头，他喜欢我。”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沉默。
我换了个角度。“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长得胖。”她在电话那头紧张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后胖了一些，这样她看起来应该更好看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
“他结婚了吗？”
“他离过婚。他是台湾人，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吗？”
“他常常想法设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说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帮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资要高得多。他说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小心地斟酌词句。“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找别的工作，也不该叫他帮忙。否则以后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避开他。”
“我是这么干的。”她说：“他来深圳的时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应该辞职。可能会出现很糟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暂时还不用。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好，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辞职的。”
深圳是中国境内唯一建了现代城墙的城市。城墙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铁丝网制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铁刺。整座城墙有67公里长。如果从北面进入深圳，就会走进城墙间的其中一个关卡，然后经过一条穿行在绿色小山坡之间的高速公路。离市中心越近，路两旁的新楼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红岭路交界，竖着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告示牌上面是一张邓小平在深圳的特写，同时还写着一句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地人和游客都经常在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几千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献上鲜花和挽联，还举行了其他的纪念活动。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纪念它们的历史，然而深圳的崛起却带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