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喘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的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1970年初，当“文革” 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成都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标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书法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兼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一张名片我，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
（注：本章节完，节选自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维吾尔族人波拉特飞向美国
注：“移民”这一章节继续追踪维吾尔族人波拉特的故事。关于他的故事见于《中间人》和《好莱坞》两章节。波拉特是维族知识分子，原来在新疆教书，因为抗议政府在新疆做核试验等事情被逮捕入狱。出狱后来到北京，靠黑市交易为生，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作者何伟并成为好朋友。虽然不会说英文，他一直怀有“美国梦”，并已经在签证公司的帮组下拿到短期签证，准备飞往美国。
移民
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
还有两天波拉特就要离开北京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餐馆见面。我给他写了张两千美元的支票。帮波拉特办下签证的那家顾问公司警告过他，身上不能带太多的现金，否则在北京机场出境的时候会引起怀疑。我的支票开给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他在美国有银行户口。波拉特在餐馆里数了一沓美元，递给我。我和波拉特交换过多次货币，这还是头一回我换到的是满满一口袋美元。
“你觉得我坐飞机时应该穿什么？”他问我。
“嗯，你的那封邀请信上说你是个生意人，”我说：“那么你就要穿得像个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会穿一套西装。”
“我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波拉特问道。“我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不？”那套西装是深蓝色的，裁剪很糟糕，由于穿了很久，边口都有些磨损了。这套西装让波拉特一看起来就是维吾尔族的黑市钱商。
“你还有另外一套吗？”我尽量委婉地问。
“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与他告别。这女人将近30岁，在学校当老师；我和她说不上什么话，因为她不太懂中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来很是焦虑，吃饭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来却比他还要紧张。
最后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妇共进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来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签证顾问替他订了周六飞往美国的机票，据说美国机场的移民局出境检查在周末的时候会宽松一些。吃饭的时候，波拉特没有喝太多酒，不过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最后，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逐个告别。当他走过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下次我们见面时，就是在美国了。”话说出了口，连我自己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波拉特在飞机上一直没有睡觉。他只带了一件小行李，所有东西都装在那个假的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里，那个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从雅宝路上买来的。箱子里装着波拉特那套西装，两件衬衣，几条裤子，还有一些书。签证顾问叫波拉特带少一点行李，还建议他不要穿那套西装。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裤，一件全新“老人头”衬衣——当然，也是冒牌货。
他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着陆。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队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最终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强作镇定，把他的护照递给检查的官员。那个官员只看了他的护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边，做进一步的问讯。
那个官员把波拉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6个移民局的人，包括一个会讲中文的翻译。他们问波拉特此次来美国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介绍了一遍，说了预先准备好的故事，还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请信。一个移民局的人离开了房间，他要去拨打邀请信上列明的电话。
波拉特在小房间里等着。此时另外一个官员带着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也是刚刚那趟飞机上的乘客。他大概40岁左右，看起来不是很紧张的样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来全都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用英语和翻译对话，打着很激动的手势。最后，翻译用中文问那个中国男人，他的护照到底怎么了。
“我把它撕烂了，然后冲到厕所里去了。”那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个男人很平静地说。“我现在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这是我的证明。”
移民局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商讨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回到了房间。“波拉特先生，”他说：“你可以走了。”
签证顾问公司的两个联系人正等在机场外面，那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告诉波拉特，他们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员打来的电话。波拉特给了他们500美元现金，这是他付给签证顾问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这两个人开车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的长途汽车站。正是10月，天气却热得出奇。波拉特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俄克拉荷马市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在候车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波拉特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中国长大的，已经习惯自去分辨少数民族外表的差异，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后，他对这种差异更是了熟于心。在美国的长途汽车站，波拉特发现有一些人长得和维吾尔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计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长途汽车人并不多。他发现这车比中国的巴士先进很多。
波拉特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过他并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市。那儿很热，风很大。他与那个“美国之音”的维吾尔族记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见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时间。有些维族人在肖尼定居，他们接受了俄克拉荷马教会大学的奖学金，在那儿学习生活。他们没有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当地一间小工厂干活，那家工厂是生产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觉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几个月以后，他会很坦率地向我解释：“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给他们房子住。他们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什么活都不干。”
在俄克拉荷马市呆了10天以后，波拉特买了另一张长途汽车票。那辆车往东开，穿过了阿肯色州。途经田纳西州时，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树，多得他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机响了。
“我在华盛顿。”波拉特说。他告诉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国的首都，下周开始，他就要上英语课了。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他说：“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过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些事。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他说过几周会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一月份会回美国去看他。挂电话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宝路上的维吾尔族朋友们问好。
好莱坞（新疆人波拉特的美国梦）【上】
到了冬天的时候，波拉特替我弄来了一张“好莱坞贵宾卡”。天气冷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法再去那家小维族旅馆外面的露台坐着吃饭了，于是我俩每天的“雅宝路行程”有了变动。有时我们改去“好莱坞”吃饭，那是一家夜总会兼餐厅，一张贵宾卡意味着你在那儿可以免掉服务费。波拉特认识“好莱坞”的老板，似乎雅宝路上所有夜店的老板他都认识。
“好莱坞”的餐牌上面印着俄文和中文，我们每次去都点一样的食物：我要俄式鸡肉，波拉特要牛排。周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欢早早地就到“好莱坞”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享用晚餐，随时时间推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每个走进这家夜总会的人，都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金刚（King Kong）塑像，它的庞大身躯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儿。夜总会里装修成好莱坞星球餐厅连锁店的样子。玻璃柜里展示着仿造的电影道具，上面还贴着详细的标签：一枚《无敌战将》里用的银色的警长徽章（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红色衬里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电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条皮鞭（《牛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8年出品）。门内侧的地方嵌入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管，里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装是“终结者”里的模样。施瓦辛格的雕像与这儿的电影道具一样，过于粗制滥造，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原型。这像一个主题为“假的”博物馆：展览里的艺术品会提醒你，你已经溜到真实之外，并且与它有一段距离了。在一个以卖冒牌货闻名的街区，“好莱坞”似乎算得上里面最为巨型的假货。
这儿也是雅宝路的俄罗斯妓女们出没的大本营。每次波拉特和我在这儿吃饭，我就会边吃边留意 那些“夜间生意”的进程。8点，那些女士开始陆续进场；1小时以后，潜在客户走了进来。潜在客户们绝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国人，这类人可能兜里有些钱，但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手腕上戴着象征着好运气的廉价佛珠；而且无一例外地，手里都拿着商贩的招牌物：一个假的皮革钱包。在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这些人通常都嗓门很大：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冲着服务员大声说话、下达命令。然而“好莱坞”里出现的这些白种女人，却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些中国男人三五成群地，低声说着话，不时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每当一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走过，他们就显得更加蠢蠢欲动。有时，我会看到一个男人如何热身，准备采取行动：他拿起了手机，又放下；点了支烟，又把打火机放下。这些动作不断循环加速：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一个女人直接对话。这时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机，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对话里——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偷窥癖。
波拉特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去美国的事了。他提到出国去读书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对岸找个工作。有一阵子，他觉得去加拿大不错，因为有人告诉他说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过后来他决定不要学法语（注：魁北克是英法双语通行的城市）。我们在好莱坞的聊天总是回到同一个地点：美国。
波拉特如此热切地期盼能去美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会说英语，我也无法想象他会取得去美国读书或经商的资格，而且美国大使馆可绝不会给一个在雅宝路上当中间商的人发旅行签证。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妻子，但他确实有个妻子还在新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系有些复杂。他和妻子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俩能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迁移问题的时候。
我猜测波拉特关于美国的言谈，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我也担心，他可能对美国的认识有些偏差。在中国，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有两种极端，而两种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它们相信美国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我也见过其它的中国人，他们对美国的财富、机会和自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谈的时候，无论他是哪种极端，我常试着委婉地改变他的想法，让他接近真实的情况，然而这么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
中国的一些地区，一些关于美国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移民过去。今年1月份，有3个中国男人藏在一条去西雅图的货船上，死在了集装箱里。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来自东南部的福建省，那个地方以“蛇头”出名——“蛇头”是帮助人偷渡的走私贩，他们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径。
这桩死亡事件发生后，《西雅图情报家邮报》雇了我写几篇关于蛇头的稿子。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福州附近沿岸四处走动。在一个叫琅歧的海岛上，我找到了西雅图事件中1个生还者的家人；而这个生还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国当局拘留，等待美国移民局开审。不出意料，这种移民者都要求获得政治避难，但实际上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福建人的村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州的牙买加拘留中心呆了4个月，后来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蛇头”给这些偷渡的人弄来护照，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这些人为此背负债务，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厅或血汗工厂里工作数年，才能悉数还清。
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地区，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满足于这种符合中国标准的舒适生活。为支持福建当地版的“美国梦”，兴起了一整个行业：蛇头、欺骗性质的签证服务、为移民作准备的英语课程。在一个叫“探头”的小村子里，有三个私人英语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餐馆英语”、“生活英语”和“出国英语”。我看到一个开课的广告，名字很简单，叫“餐牌”。另有一个广告招牌是这样承诺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国工作1天半的工资，就可以学一整个学期的“餐馆英语”。有一家学校开设了粤语课程，因为在美国好些中餐馆区里，粤语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学习另一门中国的语言，为的是非法在美国工作。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 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 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