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9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娣（音）不会中止这份协议。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招魂，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
地下之城：安阳
地下之城
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真实的中国印象》(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是一本西方人写中国的游记分析，作者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笔下，呈现了19世纪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
在安阳一个叫“洹北”的考古遗址里，一队男人正在地里工作，为安阳的地下之城绘制地图。这座地下之城出现的时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4和13世纪，那时候，商朝文明大概是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如今，商朝的遗迹埋在土地下面，通常有5英尺到8英尺深。当地的农民世代耕种庄稼，好些世纪过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有整整一座城市在地下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层也在慢慢地加厚。这个地方与洹河接壤，周期性的洪水把大量的泥土冲积到这片土地上。这儿还有黄土；黄土产生于戈壁或西北的其他沙漠，是一种细而干的颗粒，很容易被风吹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层层黄土被风带往南方，最后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重新沉积起来。在中国北方，有6深达600英尺的黄土地。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山脊和土丘，它们是肉眼能看见的标志，标志着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掩埋的古建筑。然而，在这里，肉眼的观察是不够的；放眼望去，安阳的土地只有一片平坦。在地里工作的这一队男人，由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领，他的名字叫荊志淳。荊志淳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查研究工作会有怎样的挑战。
“你必须要用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里的景象，”他说：“你必须要看到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天天演变的。这个地方和3000年前的景象应该截然不同。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必须有三个维度；不能光靠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你可能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实际上此地就是这片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勘查队雇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用洛阳铲进行挖掘工作；洛阳铲是中国考古的特色工具。洛阳是古代中国许多的旧都之一，那儿的盗墓行业发兴盛，盗墓者不断在实战中改进，以致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发明了洛阳铲：把管状的刀刃切成一半，呈汤匙状，安在一根长竿上。如果你把铲子垂直插入地里，轻轻地转动它，你就会挖出一堆果核状的泥土，直径不到两英寸，大概有半英尺深。继续把铲子插回原处，转动它；重复这个动作10几次以后，原来的洞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通道，大概有6英尺深，甚至可能会挖得更深，带来了地下更深的一堆堆果核状泥土。当这个小通道足够深入的时候，挖出来的泥土可能会看到一些瓷器、骨头或青铜器的碎片，或者是一些捣实的土，是古时候建造房屋使用的。
盗贼们造出了洛阳铲，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由于其他目的而用了这个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可以从土地深处挖出一铲泥，细细检查泥土里的成分，从而判断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面掩埋的古城墙，还是一座陵墓，还是一个垃圾坑。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挖出来的泥土反映了地下深埋的内容，就像看一眼就认得的文字一样。
好些年来，荊志淳和其他人一直在读着洹北的泥土。开始他们是做分类的勘探调查，在这片土地上挖下一个个洞，察看有没有古建筑的痕迹。一连串的随机挖掘，却发现了一整个庞然大物： 宽20英尺的捣实的泥土，就埋在地下6英尺的地方。他们勘测了这个地下建筑，发现它像箭一般的笔直。他们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种大豆的田野，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小洞和果核状的土堆。300码，3000码，更多的洞，更多的土堆。忽然，延伸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一个90度的拐弯：这是个转角。此时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处定居点的城墙，于是他们继续追踪城墙的边界和城内的其他建筑。他们要绘制地图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亲眼见过。
这是考古的初始阶段；结束一路的挖洞以后，他们就要开展更为广泛的挖掘工作。不过，荊志淳从来不急于求成。他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荊志淳今年37岁，待人友善，不时飞快一笑。他的脸呈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他在南京长大，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考古。他的学养广博，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常踏着地下之城漫步，有一回，他告诉我，不要以政治的眼光把商作为一个朝代来看待。
“很多人说起商朝时，总给人留下商朝是个庞大帝国的印象。”他说：“他们把那个古代的国家看成了现代的国家。到处都发现了商朝的遗迹；每发现一处，人们就想，嗯，这儿也是商的一部分。然而，你必须要把文化影响和政治控制区分开来。我认为，从政治实体而言，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国家，不会超过三个河谷的范围。不过，它的文化影响则大得多。这就好比说，我在这儿买了麦当劳，你不会说我是在美国。这就是文化。”
在秋日的阳光中，地里的农民们汗流浃背。他们追踪着那面看不见的地下城墙，手中的铲子上下挥动，连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们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如果你并不知道地下之城的存在，而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手拿铲子的农民列队走过干旱的土地。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
城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地下之城和地上的那一部分岁月累积而成的安阳，两者无法截然分离。人们也许把商朝的遗址想象成一个静静躺在地下的整体：有城墙，还有城墙内的各种建筑。是的，有可能那些甲骨就埋在这儿，耐心地等待了3000年以后，才来诉说它们的历史。然而，在地面以上，是一整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现代的建筑，有各种的机构，还有土地使用的权限。如果考古学家想要挖掘一片土地，他们必须首先和现在占据这片土地的主人进行协商。
幸运的是，这儿大部分地区都是农田，种的是大豆、玉米或大麻；对考古学家来说，与当地农民谈妥通常比较容易。然而当代以来，许多新的权威机构也在这儿留下了足迹。1930年代后期，这儿仍然被日本人占领，这些入侵者建了个机场，水泥的飞机跑道如今仍然横穿过这片土地。后来，在共产党人掌控了中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机场旁边建了个军事基地。再后来，“改革开放”开始了，原来那条旧的飞机跑道被改做了私人飞行训练学校。讽刺的是，如今这个私人飞行训练学校的客户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跑来这里学开飞机的原因，是因为这儿收费比日本国内便宜得多。不过，对日本飞机师来说的“便宜收费”，对考古学家而言却不然。当地的勘探队要避免在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工作，谁要用洛阳铲在这上面挖洞，就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取得飞行学校的同意。
在安阳，在中国任何的地方，今天的控制权与过去紧紧相连。当考古学家刚发现地下之城的城墙时，他们随着城墙延伸的方向一路搜寻，径直来到了解放军军事基地的外墙前。这是两道城墙：一道来自古代，一道建于现代；一道横穿地下，一道屹立地面。此时，现代的城墙占据了上风。考古学家暂停了勘探工作，向军方递交了申请和各种文件，还有绘制的地图。大概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考古学家们才取得了进入军事基地的许可。他们终于走进军事基地以后，便继续耐心地用洛阳铲挖洞。商朝的城墙斜斜地横穿军事基地，仍然像箭一样笔直。考古学家们随着它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另一面外墙之前，商朝的古老城墙继续笔直向前延伸，坚定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的管辖范围。
地下之城的城墙呈长方形，它围起来的区域占地面积将近两平方公里。荊志淳和其他的考古学家们仔细考察了整个建筑，发现这座城墙是没有剪完的；很多地方只是建起了一部分而已。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可能是被人们所抛弃了；可能居民们又搬去了别的地方。
“最终，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会留下各种线索，帮助我们找到事物的起因：为什么在这儿建城？为什么没有建完？”荊志淳说：“为这座城墙，我们画出了六幅不同的剖面图，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段城墙是完全建好的。他们只是刚刚建好了城墙的基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大概是座未完工的城市。”
今夜你并不寂寞
注：艾米莉是作者何伟在涪陵任教时的女学生，她的故事在《一夜之城：深圳》章节里曾提到。
每天夜里，工厂宵禁以后，艾米莉都会听着收音机逐渐入睡。在那家首饰厂，她和其他三个女人同住一间宿舍；晚上，她们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的节目。她们在工厂里做的是文书工作，比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条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个人一间宿舍。不过，她们晚上收听的都是电台的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据说每天晚上收听“夜空不寂寞”的听众有1百万。女主播胡晓梅可能是深圳这座一夜之城里最出名的女人了。
对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来说，胡晓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年近30岁，起初来深圳也是做工厂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众。她很少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说到的时候，也是含糊带过。不过，对于像艾米莉这样认真的听众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得出一些结论了。“我知道，肯定有个有钱人曾经爱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可能考虑过要不要接受，不过最后她没有选择和这个有钱人在一起。虽然，和有钱人一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得多，但她还是决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她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了。”
虽然胡晓梅极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却有一种天赋，能把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夜空不寂寞”是一个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地来深圳的移民，用工厂宿舍的电话打给电台。有些人打电话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有些人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讲述自己的情感问题。这个打电话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外一个她讲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过程。有时候，有人反复地打进热线电话，他的故事就不断展开，可能会持续一整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宿舍看起来一模一样，工人们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极为紧张，而电台里的故事听起来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个最为离经叛道的故事，给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打电话过去，说她有许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个男人，然后跟他回家。她不想再这么干了，她想找一段稳定可靠的恋情。不过她仍然没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晓梅没有批评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倾听这女人的话。”
艾米莉认为，这正是女主播胡晓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会贸然下结论。她会细细的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做出判断。”胡晓梅有时说的话会非常尖锐、不留情面，她还会及时地给出具体建议，不过她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倾听。女主播的声音低沉而沙哑，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她从来不会表现出生气或沮丧的样子。很多打电话去的人属于同一类；那些年轻女人为婚前是否应该和男朋友同居举棋不定，想听取她的建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被做工工厂的宵禁所限，他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会说，年轻人不应该同居。不过，如果打电话的年轻女人听起来足够成熟，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胡晓梅会说两个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经在首饰厂上了两年班。那一年她23岁，已经是她所属部门年纪最长的女性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莉逐渐弄清了工厂里的社交动态，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台湾老板这个人的本质。台湾老板仍然追逐着厂里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叫鸡。不过艾米莉看穿了他，这只是个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点儿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时，工厂里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老板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在工厂的世界里，地域性的关系是很有力量的；工人会为新来的同乡们介绍各种工作生活的情况。有时候一整条生产线的员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条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们说着自己的家乡话，其他人都听不懂。有些管理者会避免请来太多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做工。当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会在招工点看到这样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有20个湖南籍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好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在生产线那一层工作，还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儿一小时赚12美分。他们只有在紧急订单下来、要超时工作的时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静静筹划了哈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在一天之内同时请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家里出了急事。他们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办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湾老板的手里；此时的老板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请假离开，工厂的生产就会立即陷入停顿状态。老板到隔壁的工厂去取经。隔壁也是一家首饰厂，那儿的台湾老板要更为能干，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来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厂，与湖南籍的工人交谈。首先，他倾听工人们抱怨的情况，从中认定这次“罢工”事件的几个带头人。随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了工人们这种鲁莽的做法。最后，他私下向那几个带头人承诺，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