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
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
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
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
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
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
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
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
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
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
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
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
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
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
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
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
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
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
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
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
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
《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
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
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
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
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
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
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
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
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
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
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
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
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
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
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
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
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
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
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
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
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
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
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
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
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
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
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
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
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
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
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
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
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
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
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
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
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
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
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
成战利品。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
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
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
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
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
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
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
用枪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故乡进行
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
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
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拿着抢
到处乱射。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
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
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
“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
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
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
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
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
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住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学
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
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
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
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
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朝鲜劳动党。新
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
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
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
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
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
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
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
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
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
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
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
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
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
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1947年2月的一天，
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
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
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
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
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
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
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
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
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
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
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
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
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
一定水准的人。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
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
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
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
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
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
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
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
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
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
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
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
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
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
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
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
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
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
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
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
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
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
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
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
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
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
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
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
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
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
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
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
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
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
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
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
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
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
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
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不算奢侈）。 有一次，我
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
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
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
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
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
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
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
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
主义是人类的未来。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
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
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
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
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
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
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
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
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
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
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
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
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约会过一个女孩。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
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
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校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
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
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见面之
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
以后又经常一起去。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
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
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
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
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
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
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
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
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
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
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
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
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
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
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
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
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
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
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
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
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
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
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
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
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
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
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
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
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
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
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
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
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
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
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
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
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
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
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
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
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
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
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1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
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
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
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
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
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
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
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
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
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
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
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
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
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
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
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
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
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
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
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
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
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
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
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
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
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
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
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
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
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
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
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
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
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
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
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