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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乔依按顺时针方向跑了起来。
“老师们和蔼地招呼乔依朝‘正确’方向跑，并向我使眼色以示求助。对于不想随大流、主张自我的女儿，我感到骄傲。但是，结果是不得不顺应体制。不那样的话，女儿会吃苦。‘向反方向跑，乔依’。我最后这样说了，挥挥手让她改变方向：‘要同大家做得一样’”。
课程之二：与众不同不好。宫本举了这样一则轶事。朋友的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说盒饭要带白米饭。问“为什么？”，老师这样回答：“因为带炒饭和三明治来，其他孩子就会想吃。孩子想要不同的东西不好。可是，大家都带白米饭来，也不会想要没有的东西吧。”
小学
幼儿园毕业的孩子马上就进入义务教育，教育的场地现在开始呈现出就像“军队”似的情形，那要持续到高中毕业为止。“立正！”是我的堂弟伊顿1993年，9岁时在龟冈市的小学里记住的第一句日语。
最初那天，老师将学生分成“组”。“组”缠住学生不放直到毕业。“同组的学生大体上休息时间也一起玩，漫长的上课时间一直在一起学习，到了午休竟然还是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两年中一直是在那个‘组’的围墙里度过的”。
对日本来说，“组”这一体系的确成了重要因素。原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教授评论如下：
“被重视的是每个人所属的群体。无论班级、还是公司、甚至国家，有属于那里的‘我们’，有作为与其对立的‘他们’。想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在日本统一的教育体系下，某一年龄层的孩子们无论在日本哪里，都是在同一天，用几乎相同的方法学习完全相同的内容。而且，对自己所属的小群体或者日本这一大群体而言，开始拥有完全明确的——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思想。表面上学校教育我们要尊重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益，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人类这一真正的‘我们’。”
课程之三：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伴随痛苦。即使天气炎热也不能更换冬衣，,直到规定换衣服的日子，大家必须汗流浃背。
痛苦教给学生的是“加油”，即“忍耐”。杜克教授说，“为了生存，日本人必须经常加油。为什么？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生活既不轻松也不舒适。这在现在也没变”。诚然如此。痛苦不存在的时候，学校会特地创造出痛苦来。小学生连生理现象都必须合乎规则，若不这样就会倒霉。比如，京都市有十多年时间，中、小学校的厕所里不放手纸。按京都市教育委员会森原良浩的说法：“学生应该自带面纸。而且，早上在家里方便，在学校就省得去厕所了。”
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小学生活还是比较放任自流的。小学里规定制服和发型的地方很少，但初中和高中大体上是规定的。据说在大阪的羽曳野市，甚至教师也穿起了制服。从发型和服装开始，校规延伸到学校的外面。有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即使周末也要穿制服，也有学校禁止学生在放学路上饮食。
为了让学生遵守规则，有不少学校使用暴力。日本法律禁止体罚，但那是“原则”，“真实情况”不一定如此。福冈县某位教师殴打女生头部和肩膀致死，而在审判中，辩护律师声辩，因为教师打学生是常有的事，所以惩罚教师一个人是不恰当的。正规教育制度即使这样还过得去的话，送入特殊教育、进修班的学生就惨了。那里的设施大体上如同“新兵训练营”。其目的就是教师怒吼，加上体罚，通过将学生置于疲惫状态中来锻炼学生。
也有教师犯下暴力的，但校内暴力大多发生在同学之间。由于群体的团结性强，所以弱者可以虐待。弱者从幼儿园时代起就面临着融入集体这一强大的压力。孩子们容易走入“欺侮”。被欺负的时候，无依无靠。在日本学校里受欺负的学生反倒是不好的学生。老师在公开场合对反对欺辱，但因为重点是放在教育学生遵守群体和规则上，其结果是灌输了欺侮思想。1996年的日教组（日本教师联盟）年会上，根据共同通讯社的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在严重的欺侮事件中，没办法只好让受欺负的孩子缺课一段时间”。认为让欺侮方缺课是合适的教师仅有11%。据畅销书《击退欺辱手册》的作者小寺靖子说，在向学校控告女儿遭受欺侮时，不管从学校方面还是欺侮者父母方面，都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小寺父母和孩子的问题，这就解决问题的方法。”
海外学习回来的孩子们明显不一样，容易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回国子女”要上专门的学校，再接受训练以融入日本社会。
无论如何，作为产生群体意识的手段，最为有效的是跟着从扬声器中播放的音乐和播音员，一起走路、站立、坐下、说话等等。在训练中，打招呼尤其重要。打招呼的习惯是日本的美德之一，与漠不关心的纽约、不礼貌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打招呼也是教导学生进行协调的最佳工具，不经考虑就打招呼，学生不使用自己原有风格的词也过得去。
欺侮、训练、仪式、集体行动、打招呼，将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非常乖的孩子。宫本政于将社会比作著名的SM小说《O小姐的故事》中描述的城市。O小姐被监禁在一座城里，按照所有的规则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性奴隶。不遵守规则就挨鞭子抽打，在翩翩起舞时得到的表扬也是鞭打，并从中感受到喜悦。宫本说，“O小姐成了受虐狂…，在这里，可以将O小姐被监禁的城市比作日本的顺从社会，将O小姐换为工薪阶层，将受虐待的性服务换成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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