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声如雷贯耳，有哲学界“无冕之王”的尊称。“无冕之王”哈尔巴赫的压倒性影
响同样传到了法国。说到法国的战后思想和现代哲学，绝对少不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哈尔巴赫。
哈尔巴赫是现象学创始人的高徒，在其代表作中用现象学方法阐述了人类存在论。我曾和安东尼一起在里维埃教授的研讨班上读过这本书。安东尼一度沉迷于《实存与时间》，张口闭口都只谈这本书。
驱对现象学颇有兴趣，从他嘴里听到哈尔巴赫的名字并不稀奇。不过，这跟安东尼的死有什么关系？驱回答了我的提问：
“我实在确定不了自己对哈尔巴赫代表作的评价。这本书一定和他的变身之谜有某种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尔巴赫哲学面貌大变。他放弃构思以现象学存在论为主旨的《实存与时间》续篇，逐渐离开了现象学。
现象学创始人对弟子的学识和才能评价极高，甚至说“现象学当数我和哈尔巴赫”，让哈尔巴赫继承自己弗莱堡大学教授的位子。然而，两人最终还是走向了陌路。提出现象学的哲学家是犹太人，而哈尔巴赫加入纳粹党一事颇为有名，他们的亲密关系急剧冷却，背后可能还有这种政治原因。
受第三帝国教育部长之邀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后，哈尔巴赫致力于大学的纳粹化。据传，当时他甚至冷血地禁止恩师使用大学图书馆。岂止关系冷淡，哈尔巴赫或许还逐渐对老师这位犹太哲学家产生了憎恨情
绪。
大学课本有载，哈尔巴赫使用自己的术语，将人类存在称为“此在”（Dasein），然而，他战前的研究方向是“从此在到存在”，战后却走上了“从存在到此在”的回头路。
驱应该觉得哈尔巴赫前后期哲学之间的断层是个谜。我不是不理解他这种感受。我津津有味地读过哈尔巴赫战前写的部分代表作，却对其后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毫无兴趣。
“驱，你对哈尔巴赫后期的书有什么评价？我觉得太蠢了，根本不想认真读。他居然说只有德语是真理之语，简直厚颜无耻。要是那样的话，法国人该怎么办啊？”
“在哈尔巴赫看来，只要研究哲学，法国人也会立刻开始用德语思考。”驱露出苦笑。
“他那是夜郎自大。你们日本人也被看扁了哦。”
“我几乎无法评价战后的哈尔巴赫。战后的他不太像存在的思想家，反而更像拜神秘主义存在教的教祖。教祖也好，弟子也罢，他们那群人全是冒牌货。我虽是现象学的门外汉，但说到神秘思想……”就是专家了吗？我正想发问，驱已经接着说了下去：
“对于自称神秘家的人，我多少有些判断能力。西蒙娜·卢米埃是真正的神秘家，吉尔伯特·利维或许也是。然而，战后的哈尔巴赫和他那群教徒，无一例外都是假货。马丁·哈尔巴赫怎么会变成那种废人？”
驱毫不留情地下了断论。我本
为哈尔巴赫夸大其词的德国特权化倾向愤慨不已，听了他的话，情绪似乎略有平复。
总之，驱这番话的意思是，如果定不下对哈尔巴赫代表作的评价，就得不出安东尼问题的答案；如果要决定对代表作的评价，就必须探明哈尔巴赫哲学改变的秘密。我隐约看清了研讨走向，却还是无法推测他思考的内容。
关于德国代表性哲学家加入纳粹党一事，我曾询问过里维埃教授的意见。教授似乎认为，哲学家的政治立场无法抹消其思想果实。
他回答我时说：“直到希特勒政权成立初期，哈尔巴赫的确对纳粹主义抱有共感，因此，他以纳粹党员的身份展开了积极活动。然而，哈尔巴赫逐渐认清纳粹的真面目，一年左右就辞去了大学校长职务，远离政治，重新过上了安静的学究生活。
“就算哈尔巴赫曾经将理想托付给纳粹主义，也不过是政治判断失误的结果。从校长时期的经历来看，不能说他的哲学和纳粹主义有必然联系。我们可以批判他对纳粹的误解、过大评价和美化，乃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学者的愚蠢判断。不过，这还是和哲学家哈尔巴赫的功绩分开考虑为好。”
战争期间，哈尔巴赫仍然一直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的身份埋头研究荷尔德林和尼采，然而，1945年德国战败后，他到底还是遭到了免除教职的处分。他于1951年复职
，如今偶尔还会作为名誉教授授课，是个老而不衰、精力旺盛的哲学家。
我突然想问个问题。
“驱，你对哈尔巴赫加入纳粹这事有什么看法？”
“是哈尔巴赫体现在代表作中的哲学的必然归属。”驱肯定地说。
“那哈尔巴赫就跟纳粹同罪了。”
“跟纳粹同罪。”
“莫名其妙。”
“哈尔巴赫哲学是有背景的。在不安于死亡的二十世纪精神疾病面前，在历史性展露的虚无深渊面前，人类遭遇了严峻的自我解体危机，哈尔巴赫哲学则想通过死亡哲学跨越这种危机。因此，哈尔巴赫哲学是革命与战争的哲学，是在要彻底唤醒受不安诅咒、为不安忧虑的时代的革命与战争中承担主体经验的、立下死志的革命家与战士的哲学。
“纳粹党党名冠有社会主义一词，可见纳粹也是大众革命运动。哈尔巴赫深爱故乡黑森林的自然与传统，又想体现自己德意志民族成员的身份，或许正是出于这些私人理由，他才选择了国民社会主义革命，选择了在这个已经完成存在遗忘的近代世界打破其技术秩序的革命战争。不过，如果对哈尔巴赫哲学的结论部分略作修改，他的死亡哲学就能当作左翼革命主义书籍来读。安东尼大概就是这么做的。
“能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哈尔巴赫虽然在结论部分将死亡哲学与德国民族主义相联系，但归根结底，这和他此前的
阐述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性。准确地说，哈尔巴赫哲学的必然归属不止纳粹。不管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他的哲学一定会和左右过激革命主义产生必然联系。
“所以，那些指责哈尔巴赫加入纳粹的人，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按他们的想法，难道哈尔巴赫加入其他政党就行了吗？
“那些嚷嚷着哈尔巴赫加入纳粹是二十世纪伟大哲学家丑闻的家伙，几乎都跟求恶行善的梅菲斯特完全相反，他们回避人类寻求解放却筑就虐杀尸山的世纪宿命，对这恐怖的事态视而不见。就此而言，他们和哈尔巴赫的弟子差不多。那些蠢货认为加入纳粹只是伟大哲学家生涯中宛若书页角落小污渍的微小判断失误，想要以此掩盖问题。”
二十世纪被称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照驱所说，哈尔巴赫哲学对战争与革命都无法回避的死亡主题展开了严谨思考，因此才是二十世纪的代表哲学。他还说，如果试图否定二十世纪的革命与战争，就必须先摆脱哈尔巴赫死亡哲学的诅咒。
驱语气一转，向我发问：“对了，我待会儿要见个认识安东尼的人。有时间的话，你要不要一起？”
他从没这样主动邀请过别人。我满心奇妙地回视他，只见他面露带有复杂阴霾的微笑，似乎有所烦恼。
这副模样，还有这出人意表的同行之请。或许，在消瘦的外表之下，驱
还有更深更大的变化。他的邀请让我很开心，但他自说自话地发生改变，似乎要抛下我渐行渐远，这又让我很不安。为此，就像已经遗忘的蛀牙重新发作，我心底又开始阵阵作痛。为了扼杀这股不安，我反问：
“谁啊？安东尼的熟人？”
“伊曼努尔·加德纳斯。”驱漫不经心地回答。
“哲学家加德纳斯？那位教授怎么认识安东尼？”
“跟我一样，都是请里维埃教授介绍的。安东尼去加德纳斯家拜访过两次。”
加德纳斯这个名字，我也是在里维埃教授的讲座上知道的。哈尔巴赫是提出现象学的犹太哲学家最杰出的弟子，教授在讲座中也使用了他的代表作，至于伊曼努尔·加德纳斯，则是战前将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
自然，加德纳斯和创始者相识，和其高徒哈尔巴赫也直接认识。然而，他却逐渐走向了批判哈尔巴赫的立场。加德纳斯是在集中营待过的犹太人，哈尔巴赫哲学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又众所周知，或许，正是这段经历孕育了他的批判情绪。
不过，我只粗略知道这些。里维埃教授虽然向我推荐过加德纳斯的代表作，但我并没有看。而且，加德纳斯教授是巴黎第四大学的老师，校区不同，我连在校内跟他打照面的机会都没有。
“你们约的几点，在哪儿？”
“约的五分钟后。不过，加德纳斯先生已经来了。”
驱用眼神示
意喷泉对面的长凳。长凳上坐着位姿态文雅的小个子老人。他正接二连三地朝鸽群丢面包屑，认真得像在工作。那就是刚才说的伊曼努尔·加德纳斯？
老人满头银丝梳成背头，身穿过时西服，一板一眼地系了根条纹领带。他胖乎乎的身材很像怪医杜立德，方正的大脸却有股威严感。
驱站起来，慢吞吞地横穿喷泉广场，我也跟了上去。他在几步开外与老人打着招呼。
“不好意思，您是加德纳斯教授吗？”
“没错。你是驱同学？”
“嗯。”
老人抬头看着驱，露出了微笑。他的微笑温暖温柔，像乡下的祖父，又像会把我们裹得舒舒服服的老沙发。
他的声音也吸引了我。就年龄而言，如此响亮有张力的声音实属难得。虽然像长期过度吸烟的老人一样粗粝沙哑，高音音色却清亮澄澈。是F大调的声音，我想。驱受邀坐在长凳上，我也坐到他旁边。
驱介绍我是里维埃教授的学生，安东尼·勒特的朋友。老人看着我，再次面露稳重的微笑。他圆圆的眼睛闪闪发光，满是生机，像每天都在世上发现新事物的稚童般充满好奇心。加德纳斯教授开了口，三层下巴肉颤巍巍地抖动。
“春天真美好。然而，有些国家的春天却不像春天。春天一到，我就莫名有种解放感，真是神奇啊。在我出生的国家，五月还冷着呢。”
从名字就能看出，伊曼努尔·加德
纳斯出生于立陶宛，是个犹太人。他战前在现象学中心地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之后移居巴黎，取得了法国国籍。他口中出生的国家，应该是立陶宛吧。
“加德纳斯教授，我目前正在认真思考您的观点，但我想问的并不是哲学问题。我可能会问一些您不愿回忆的事，还请原谅。”驱直入主题。
“是集中营的事吧。里维埃多少跟我说了。”老人神色温和地回应。
“我听说，‘二战’末期，您被关押在波兰的考夫卡集中营？”
“是的。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开始，到第二年一月成功越狱为止。”
老人说得若无其事，我却大吃一惊。我知道伊曼努尔·加德纳斯进过集中营，但没想到他是考夫卡的生还者。“二战”末期，苏联先遣军攻击了即将拆除的考夫卡集中营，趁此混乱，数百名犯人成功逃脱。如此大规模的越狱事件，在纳粹集中营史上也属独一无二。
“考夫卡集中营有没有个叫伊利亚的看守？”
“伊利亚·莫查诺夫，乌克兰雇佣兵的队长。确实有这么个人。”加德纳斯老先生点头回答。
驱眯起双眼，舌尖舔着嘴唇挤出话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粗暴残忍的雇佣兵队长，用赤裸裸的暴力支配着考夫卡—光这么说好像还不够。他人如其名，是集中营‘存有’（Ilya）的象征。”
俄语名“Илья”和法语词“Ilya
”拼写不同，发音倒很像。不过，老人口中“集中营的‘存有’”是什么？它是否不同于在存在论中阐述现象学的哈尔巴赫的“存在”（Sein），也不同于受哈尔巴赫影响的萨特的“存在”（Etre）？但比起这些，我还有个更想知道的答案，于是从旁插了嘴。
“乌克兰人怎么会当上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乌克兰人是苏联国民，是德国战时敌国的人啊。”
加德纳斯教授凝视着我说：“集中营警卫队名为骷髅团，隶属党卫军。‘二战’期间，党卫军在外国也征了兵。你或许不知道，党卫军里还有很多法国人。三千名法国党卫军组成的查理曼部队被派往东部战线，几乎全军覆没。
“而且，乌克兰还有不少青年志愿加入党卫军，成了骷髅团成员。”
老人的话让我头脑混乱。维希政府确实是亲德政府，也确实有很多法国人迎合占法军权成为其爪牙。阴阳人案中的女影星多米尼克·法兰西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我从没听说过有法国人志愿穿上纳粹党卫军的漆黑制服，戴上他们的骷髅徽章。
驱继续问：“伊利亚·莫查诺夫有孩子吗？”
“我不知道莫查诺夫在乌克兰有没有家人，但他好像强占了集中营的女囚做情妇。那女孩叫玛利亚。逃出集中营后，和她在同一个车间工作的女人说她怀孕了。如果孩子顺利出生，那就该是伊利亚的孩
子。”
“怀莫查诺夫孩子的女囚没逃掉吗？”
“我们这批犯人逃进森林，三天后得到了苏军的援救。我在这些人里没见过玛利亚。她怀了看守长的孩子，可能没来得及逃跑，第二天在拆除集中营时被杀了。也可能是想逃却被枪杀，或者是在森林里冻死了。不管哪种可能性都太残酷了。存在虽然是灾难，但总比不存在要好。”老人沉痛地皱起眉头。
“那莫查诺夫呢？”
“不知道。毕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这件事也相当关心，因此尽可能收集了‘二战’末期考夫卡集中营的资料。越狱事件后，有几个看守始终下落不明，其中有营长胡登堡，也有乌克兰雇佣兵队长伊利亚·莫查诺夫。”
“莫查诺夫有生还的可能吗？”
“我觉得没有。下落不明的人应该都埋在集中营的火灾废墟里，到最后也没挖出来。莫查诺夫和营长胡登堡一样，都埋在废墟里被人遗忘了。”
“还有一个问题。有谣言说，考夫卡集中营的营长胡登堡利用党卫军残党的秘密组织，战争结束后逃到了巴西。在南美展开第二人生时，他身边有个乌克兰人的老部下，那乌克兰人还带着孩子。”
“然后呢？”加德纳斯老先生困惑地催他继续。
“有个南美出身的国际恐怖分子，他和苏联的间谍机关以及西欧各国的极右势力都有关系，名叫尼克拉·伊里奇。从伊里奇这个父名
就看得出来，他的父亲名为伊利亚，而且可能正是考夫卡的伊利亚。我成功挖到了好几个事实，都能成为这个猜测的佐证。”
“那么，你的问题是？”教授一脸认真地听着驱的话，然后提出了反问。
“党卫军军官胡登堡就算成功逃到了南美也不奇怪，不过，我不认为纳粹残党的亡命组织会连乌克兰雇佣兵也帮。如果伊利亚和胡登堡一起拿到了去南美的非法船票，只可能是因为胡登堡强力推荐他。胡登堡有可能帮伊利亚逃亡吗？”
“很遗憾，我是集中营最底层的犯人。关于胡登堡和伊利亚·莫查诺夫的私交，我所知的只有传言。情况有可能是你想的这样，也有可能不是。
“我只能说，考夫卡真正的主人是莫查诺夫。营长胡登堡可能想把那个男人用为部下，事实却完全相反。体现集中营‘存有’（Ilya）的伊利亚才是考夫卡真正的主人，连胡登堡也在他的支配之下。”
“假如胡登堡得到了逃亡南美的机会，又受莫查诺夫威胁的话，他或许会尽力满足他的要求—我这么想有问题吗？”
“虽然没有事实证据，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对了，你运气还真不错。五月下旬，有个越狱之夜刚好在考夫卡的下级军官计划来巴黎。他是我一个叫海因里希·威尔纳的老朋友的战时直属部下。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找能为那晚事件提供准确证词
的人。有位不幸的女士只可能是那晚死的，我实在想知道详细情况。然而，我的各种搜寻均以失败告终，差不多已经放弃了。
“直到上个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陌生人的信。信中内容让我大吃一惊。写信的是威尔纳的部下，他说他打算五月底来巴黎，希望到时能与我面谈。
“第二天，我回信告诉他欢迎来访。这个德国人应该会告诉我越狱之夜发生的事，可能还会告诉我那名不幸的女士遭遇了什么。说不定，他还很清楚伊利亚·莫查诺夫的下落。他来我家的时候，你也一起吧。”
说完，老人又一次露出了柔和的微笑。驱接二连三的提问让我极为兴奋。虽然不知来龙去脉，但他大概成功掌握了尼克拉·伊里奇隐藏的部分经历。如此说来，他长期旅行的谜题也有了答案。他或许是为了寻找尼克拉·伊里奇的故乡，所以去南美当地做了调查。没错，一定是这样。
驱话题一转，问老人：“加德纳斯教授，您认识安东尼·勒特吗？”
“里维埃向勒特同学推荐过我的书，他读了，还跟我有过两次讨论。”
“您和安东尼讨论什么了？”我问。
“主题算是死亡。勒特同学基于马丁·哈尔巴赫的哲学提出了主张，但他似乎死板地极端化了这种哲学。”
“这话怎么说？”
“他坚信，人类必须支配死亡。”
“这我可不同意。我记得哈尔巴赫在代表
作中写过，‘死是无法超越的可能性’。如果死亡是不祥的青鸟，就是一只没人能够拥有或支配的鸟。”
加德纳斯教授语气稳重地反驳：“哈尔巴赫并没有下定论，然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些年轻人想在哈尔巴赫哲学中找出自己希望的结论。这与其说是误读哈尔巴赫哲学的结果，不如说是哈尔巴赫哲学本身的必然归属。
“海因里希·威尔纳也是这样的人。威尔纳是日耳曼的英雄，他拥有无惧死亡的严肃决心，完美体现了哈尔巴赫的理想，在这方面，他比四十年后的勒特同学决绝得多。威尔纳相信纳粹革命并为之奋斗，结果遭到了革命的背叛。他‘二战’时参了军，在苏联战线晋升为少校，并因当时的战功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不过，对他而言，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威尔纳确实是个勇敢的青年。”
老人的表情十分复杂，其中有微弱的愤懑、掩藏不尽的亲近感，以及盎然洋溢的怀旧之情。在加德纳斯教授心中，有关海因里希·威尔纳的回忆似乎占据了相当特别的地位。
教授继续说：“威尔纳生存的时代，名副其实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大概无从想象的时代。或许，勒特就是被命运安排活在和平年代的凡庸威尔纳。
“威尔纳渴望抵达实存的本真，一辈子都在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像威尔纳一样学习了
哈尔巴赫哲学、相信自己领悟了死亡的实存论意义的人，并不只有战时的大学生。
“无论多么平凡的男女，不论他们希不希望，只要身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都会在某种层面面对死亡。不管是在德国还是法国，不管是小官员、上班族还是学生，所有人都收到了征兵令；不管主妇、女学生还是小孩，带来死亡的炸弹平等地砸向了所有人。
“然而，勒特同学却活在和平年代，如果不付出人为努力，就不可能面对死亡。在这个年代，英雄之死只存在于小说、电影和报纸里，于是，他主动靠近死亡，虚构出死的现实性，试图在思想上拥有死亡。
“在富裕和平的年代，死亡的可能性和实存的本真状态都已经被剥夺，而勒特同学采取了这种方式，试图强行摆脱当今时代的精神贫困。然而，不管他如何挣扎，始终都只是威尔纳的凡庸模仿者。
“彻底的虚无主义迫使海因里希·威尔纳立下死志，成了英勇的战士。他大概从不相信崇高的精神性，也不相信哈尔巴赫所说的‘存在’（Sein），然而，他的意志足够坚韧，一旦下定决心，甚至能扼杀自己的怀疑。
“勒特同学和当时的威尔纳同龄，脸上却没有自信，只有孩子般胆怯的动摇。他欠缺魄力，哪怕下定了决心，也无法将自己并不真心相信的哲学、思想和信念演到最后。不过，我会这
么想，或许只是因为老年人习惯对年轻人挑刺。”
不是这样的，我想。安东尼始终逼迫自己走向死亡的深渊，甚至在警队的枪击下全身中弹而亡。不过，我不能告诉加德纳斯教授任何关于安东尼之死的真相，那是驱和我的秘密，连警察也不知道。我对老人用来和安东尼做对比的威尔纳产生了兴趣。
“您和威尔纳先生是什么关系？”
“他也是哈尔巴赫在弗莱堡大学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同学。当时，哈尔巴赫已经被称为德国的哲学家代表，到处都有人赞颂他是‘无冕之王’。
“弗莱堡有许多慕名从各国而来的才子—对了，其中也有聪明的日本学生—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哲学生都梦想能参加哈尔巴赫的研讨班。海因里希·威尔纳在研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优等生，哈尔巴赫十分看好他的前途。假如他的人生没有蒙上纳粹和战争的阴影，想必会在哲学界大有成就。
“我和哈尔巴赫一样，都不认同威尔纳的思想。他宣告参加纳粹冲锋队那天，我们的友情随之终结。当时我想，我们应该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越狱那天，当我看到身穿党卫军军官制服的威尔纳和部下一起访问考夫卡时，意外得直接陷入了茫然。”
带着感慨颇深的表情，老人结束了发言。是时代拆散了他们，这对挚友虽同属哈尔巴赫门下，却一个加入了纳粹，一个是被
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威尔纳和加德纳斯不得不沦为不共戴天的关系，毕竟，他们分别处在杀和被杀的立场上。
然而，就算和威尔纳绝交，他也无法连过去的友情记忆一并抹杀。在我看来，加德纳斯教授复杂的表情暗示着这样的心情。谈话间，我产生了几点疑问，于是选择提出来：
“如果想了解考夫卡的情况，您战后为什么没找威尔纳先生？他作为上级，应该比手下的下级军官更了解情况啊。”
“我不可能找他。第三帝国解体前夕，威尔纳战死了。”加德纳斯教授静静地说。
老人一直用回忆的语气讲述威尔纳，原来是因为他已然战死。如此一来，哪怕战争已经结束，他也确实无法找到他的踪迹。
教授认为，安东尼和威尔纳在精神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受到了哈尔巴赫的影响，都是体现死亡哲学归属的人格。我不太理解老人的观点。在我看来，哈尔巴赫书中所写的理论与此略有不同。
五月底，马丁·哈尔巴赫将于战后首次访法，在索邦进行演讲。我也想前去一听，在那之前，还是再读一遍《实存与时间》吧。如此一来，我或许也能对加德纳斯教授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理解。
“德国那位先生要是到巴黎来了，有劳您帮忙引见。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但我实在想问他几个问题。”
驱很少找别人帮忙，如今却生疏地向加德纳斯教授提出
了这个要求。
教授轻轻颔首，说道：“当然。到时候，我还想听你谈谈对我作品的理解。”
对话就此结束，我们向老人道了别。他能够熬过纳粹迫害和集中营生活的残酷考验，精神想必十分坚韧，而与此同时，他身上又有种超凡脱俗、稳重温柔的气质，仿佛一位犹太贤者。
夕阳初斜，春风微凉。加德纳斯教授仍然坐在喷泉广场的长凳上，我们则在绿意盎然的夹道七叶树之间迈开了步。三四个抱着网球拍的少女蹦蹦跳跳地穿过林荫道，一边播撒开朗的笑声，一边消失在树林深处。
我边走边问驱：“你去巴西了吧？所以才春天就晒成这样。”
驱一言不发地走着，而我继续追问：“你是想揭开尼克拉·伊里奇的真面目，所以去他长大的地方调查了，对不对？不过，你又是从哪儿知道那个可能是他父亲的男人的？”
驱又露出了那种阴郁的微笑。他回答：“这事你有知情权。毕竟，如果你没介绍安东尼和玛蒂尔德给我认识，我也不可能知道那个男人的存在。”
那当然。我一边对自己点头，一边催驱继续。他或许是在头脑中整理要说的话，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在国际恐怖分子的地下世界，尼克拉·伊里奇和同行卡洛斯一样来自南美的流言由来已久。流言十分详细，甚至提到了巴西南部亚马孙地区内格罗河沿岸一个叫乌奥佩斯的
小镇。我去那地方旅游了。如果在当地调查调查，或许就能了解一些尼克拉·伊里奇的详细情况。
“镇子虽小，伊里奇在那里生活却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查起来非常困难。我住在一家简陋的旅馆里，每天都在乌奥佩斯镇上晃来晃去，十天后才抓住有力情报。”
有证词说，战争结束后，一对德国夫妇和一个带孩子的乌克兰男人在镇外租了两栋相邻的小屋。住了大概三年后，乌克兰人和德国夫妇相继离去。据说德国夫妇去了阿根廷，乌克兰人则去了亚马孙深处的矿镇。
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基本没有参考价值。不过，驱找到了小屋的房主，那位老人回忆道，德国女人把乌克兰人的孩子叫作尼克拉·伊里奇。就算姓氏是假的，孩子的名字却说不定是真的。这引起了驱的注意。
“还有一件事。听说，德国夫妇离开后十年左右，有个推销员似的犹太人来到乌奥佩斯，执着地四处打探他们的消息。犹太调查员给老人看了一个叫赫尔曼·胡登堡的人的照片，一直问这是否就是跟他租房的人。这就是我挖到的所有情报。”
犹太人一定是追捕纳粹战犯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说不定还和西德的纳粹战犯中央调查委员会有关。那么，被当作战犯追捕的赫尔曼·胡登堡究竟是什么人？
西柏林的美军资料中心存有纳粹战时罪行的相关资料，驱曾想前去一看
，但又决定先在巴黎的犹太人资料中心寻找资料。幸运的是，他在那里发现了赫尔曼·胡登堡的名字。
“黑森州司法当局1949年公开的纳粹战犯名单里有这个人。他是党卫军少校，还当过考夫卡集中营的营长，被摩萨德盯上也不奇怪。”
“追捕胡登堡的怎么是法兰克福检察院？”集中营位于波兰沦陷区，负责战时犯罪的为什么是法兰克福司法当局？我无法理解，于是提出了疑问。
“西德有十六个州，各州检察院按地域分配了第三帝国及沦陷区战时犯罪的调查任务。比如，杜塞多尔夫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就负责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迈丹尼克这几个集中营内发生的虐囚和大屠杀事件。法兰克福市所在的黑森州负责第三帝国最大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相邻的考夫卡也在他们的调查范围内。”
法兰克福司法当局在纳粹战时犯罪问题上相对热心，比如，掌握艾希曼藏身地并传信给摩萨德的，就是黑森州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在长官埃瑟·哈雷尔的临场指挥下，摩萨德顺利逮捕了潜伏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并通过非法途径将其成功带回以色列。
西德警察疏于追查纳粹时期的战争犯罪，鲍尔检察官对他们不甚信任。倘若通知警察，潜伏警界高层的亲纳粹分子或许会泄露情报，致使艾希曼逃脱。正是考虑到这种危险性，他才决定
让摩萨德出马。
“问题在于，和胡登堡一起出现在巴西乡镇的还有个神秘的乌克兰人。孩子的父名是伊里奇，父亲的名字自然是伊利亚。胡登堡身边有没有一个叫伊利亚的男人？想到这里，我便开始寻找大战末期认识胡登堡的人。
“史上有名的考夫卡事件中，数百名犯人成功逃离了纳粹集中营。我突然想起，和里维埃教授在同一所大学任教的犹太哲学家就是成功逃离考夫卡集中营的生还者。这就是我向加德纳斯教授请教的原因。
“大丰收。胡登堡很可能带着伊利亚逃到了南美。假如伊利亚的儿子就是尼克拉·伊里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就算知道伊里奇的来历，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驱耸耸肩。虽然不知尼克拉·伊里奇身在何处，但对驱而言，掌握他的过去或许十分重要，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驱仍然渴望和尼克拉·伊里奇对决。我心底又湿漉漉地涌出莫名的不安。
“对了，你只查到这么多，怎么会去了两个多月？不是头十天就全查清了吗？”
驱皱起眉头，说：“为了打探那个疑似伊利亚·莫查诺夫的男人的消息，我一路追到了亚马孙流域的矿镇。莫查诺夫的行踪消失于矿镇后的丛林，在我设法找到他搭建的小屋残骸后，一切就结束了。或许是因为沮丧，我突然在远离人烟的热带雨林里搞垮了身体，患上
了地方病。
“我好不容易爬出密林，昏倒在地，被矿工用卡车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医生把我批得狗血淋头，说我一个人进密林太鲁莽，要是再晚个两三天被发现，肯定会就此送命。”驱事不关己般苦笑。
总而言之，他旅行期间大半时间都在医院，怪不得瘦了这么多。这位青年身心俱强，远超常人，却还是敌不过热带雨林里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
我不安得无所适从。我为他险些病死而毛骨悚然，为他平安归来几乎喜极而泣，然而，阴森的不安仍在我心头盘旋不去。
与此同时，我也有种微妙的释然，觉得驱多少应该长了点教训。从各种意义而言，矢吹驱这个青年都强得过分，强得多余。他会只身深入野兽及地方病肆虐的丛林深处，应该也是因为自信得近乎傲慢。我一直希望他能长个心眼儿，明白自己的强大有时反而会成为弱点。
“你今天说的话，有些地方我不是太懂。我重读一遍哈尔巴赫的书，读完你再跟我讲讲哦。”
我紧紧搂住驱的胳膊，一板一眼地说。驱一脸冷淡，沉默着点点头。既然他跟我约好了，重读那本晦涩哲学书就有意义了。我要在这个月内把它读完。
公园林荫道即将到头，铁栅门背后，通往蒙巴纳斯闹市的古旧街景在五月蓝天下绵延。这是“巴黎美丽五月”的清爽美景，它笼罩在透明亮丽的阳光里，仿佛要
赶走我心中的死亡与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