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他人之父如爱自己之父，爱他人之国如爱自己之国。
立场不同，又当别论。他们所主张的仁爱，如博士所说，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现在从个人角度来看，不仅有不爱骨肉双亲、兄弟的人，甚至也有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人。我想这种风气，跟轻视自己的生命，自杀或者发展到自杀暴行的倾向，不是没有关系的。虽说要“爱人如爱己”，可是现在却常有失去自爱的人。我认为爱的产生，除了深刻理解自己的生命，理解宇宙的生命外，没有别的办法。有了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理解，才能产生对其他生命的理解和尊重。
再从国际角度看，到处都在泛滥着自我和狭隘的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赞成博士所说的墨子的主张，即普遍的爱。这种精神最切合时宜。墨子关于命去利
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就是说，正如谴责侵害他人牟取私利的强盗行为一样，也应该谴责大国侵害小国，大量屠杀以及破坏经济的行为。这种理论是极为近代化的。只是墨子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汤因比孔子也和现代人一样，是生在战斗的国家主义横行的时代。一般地说，战国时代开始于孔子死后，但实际上是他在世时开始的。孔子把家跟国家对比，主张臣民对统治者，跟子女对父
亲一样，有献身义务，井应加以实践。这是意味深长的。自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儒教成为帝制中国的正统哲学以后，以统治者作为大家庭即国家之长的儒家思想，为皇帝所应用。按帝制时代儒教的说法，皇帝是包括“天下万物”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长。因此，原来对家长的爱和忠就应该具体解释为也是对皇帝的爱和忠。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进人现代以来，这一“天下万物”已经扩大到包括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规模。它已不限于一八三九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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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统治权或宗主权之下，或文化圈内——虽然没有达到整个世界人口——的巨大人口范围。儒家主张，爱应分阶段地加以分配。用同心圆作比喻，以自己为圆心，随着向外扩展，爱则逐步减少。这种主张和把无差别的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量子学说相比，显而易见易于为人的本性所接受。爱知己比爱无故的他人更为容易。这是为任何人的经验所熟知的。但是，爱自己不熟悉的他人，把普遍的爱落实到行动上，并满足这种伦理上的困难要求，那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就儒教的教导来说，同心圆最内侧的圆和最外侧的圈相比，当然后者受到的爱要弱。但从爱的范围来看，是普遍性的。因此，原则上可以说，儒教也是采取墨子的立场的。
还有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就是在中国社会，历来不是绝对的墨子思想，而是混杂着儒教思想的、相对的墨子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加此，今天的中国却采取了传统式的意识形态——即把人类统一到单一的同胞共产主义社会，以此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出现以前的三个主要传统式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创始者们都是为了宣讲解救全人类之道而与家庭脱离关系，离开了出生的家乡。在这一点上，圣弗朗西斯，也和
耶稣走的道路一样。他为学习耶稣获得修行的自由，不得不和父亲断绝关系。
池田对全人类普遍的爱是不会为偏见狭隘的爱所束缚的。所以不立足于普遍的爱，即偏见与狭隘的爱，大概其本身就不会是真正的爱。因此，为了体验到普遍的爱，有必要首先从对亲骨肉的偏见与狭隘的爱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从中得到的爱，才是对亲骨肉的真正的爱。
汤因比佛教被作为中国的宗教接受以后，新儒教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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