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文学作品应为提高社会福利服务D但是对于社会福利的解释，苏联政府比托尔斯泰要狭隘得多，而且引起了许多争论，即对俄国共产主义者来说，所谓社会福利，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扩张和苏维埃政府权力的扩大。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也并不损害将托尔斯泰的见解和苏维埃政府的见解相比较的意义。
苏维埃政府采取这种方针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俄国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俄国作家中凡遵循这一方针的人都很少有建树，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在受到公开的镇压之前，其热情也早就受到了压抑。
池田确实，要使文学为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这不仅不是正确的文学路线，而且这个要求一旦通过政治权力付诸实施，言论自由这个基本的人权就会遭到践踏。苏联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不太清楚，但确实如博士所说，压制言论的问题恐怕不会没有的。
索尔仁尼琴的苦恼大概正在于此。
汤因比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是沙皇政权因为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到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
作家越是自发地去表现自己的创作行动，文学越会产生实际的效果。我想这就是近代俄国史给人们的教训。这好像是一个异说，但也不过是使人那样觉得而已。因为所说的创造性意味着从人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中引出灵感。
池田您的话十分有益。和科学家一样，文学家只有自由的精神流露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如果文学受到社会目的的某种制约，大概是不会从中产生真实的文学的。即使文学对饥饿的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允许有限定文学的目的，扼杀自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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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的现象口从您刚才举出的历史上的教训来看，很显然受到意识形态桎梏束缚的文学是不能唤起普遍广泛的共鸣的。在革命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苏联，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超越陀思里耶夫斯基的世界性文学作品，大概可以很能说明这一点吧。在欧洲，过去精神束缚很厉害的时代，不是也有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一直十分懊恼吗？
汤因比一般来说，反对言论自由有两个不同的动机，一个是出于维护正统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印度教、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都是这样的。另一个是出于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
出于教理上的理由而加以限制，其结果无疑会使文学创作枯竭。因此，我的意见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承认这样做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限制很容易办到，因为掌握一切大权的独裁政权或教会当局可以严令禁止表现某种思想和感情。
而基于伦理上的理由加以限制则会引起更麻烦的问题。对于性关系上的乱伦、吸毒、酗酒、暴力行为等，大概没有入主张应该去暗中鼓动或通过电视广播来宣扬。一般的成年人都认为不应当让孩子接触腐败堕落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什么是腐败堕落的东西？
允许和禁止的界限划在哪里？这些问题却都得不到一致的意见。
而且，任何限制都易招致相反的效果，这种意见也是对的。因为一加限制，反而刺激好奇心，或激起反对的意见。
池田文学是时代的精神，也是反映社会的镜子。因此，在当前这种价值多样化的时代，有各种方向的分歧恐怕也是自然的。
色情文学和描写性关系的东西也成为文学题材，从这种意义来说，也是反映了现代人的意识变化吧。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倾向可以持久，因为这种欲望的满足只不过是敷衍一时而已，用不了多久大众就会不屑一顾了。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会对青少年堕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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