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社会混乱等产生影响，所以主张应加强伦理道德方面的限制。
可以说，这是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想法吧。但是我认为言论自由应当彻底得到保障。历史教训证明，不论以什么理由，只要有一次准许权力的干预，就会成为突破口，祸
及思想信条、信教的自由。
汤因比在任何体制中，动用权力压制体制外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都没有一个道义上的限制。在极权主义的地方，宗教也好，艺术也好，凡是当权者认为非正统的东西，都不能兴旺发达。
在这种地方，连正统派的文学和艺术也有时会枯萎。当政权的压制和审查严厉的时候，甚至正统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首先考虑逃避危险。一有这种顾虑，就扼杀了使创造力得以发挥的条件——自发性。
但是，同时还应当说，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历史上产生过一些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例如，公元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基督教各国和年代较近的伊斯兰教各国的体制就是如此。这就是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诗人或艺术家和统治的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受到强烈的启迪而焕发出才华。这时，虽然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生活和工作，但本人大概丝毫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束缚。只要自己不感到受制约，这个人的精神当然也就是自由的。
但丁无疑知道在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有异端教徒被罗织罪名处以极刑。但是，恐怕但丁认为对异端教徒的这种处置是正当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大概做梦也没想过如果自己是异教徒的话将会怎样的问题D从但丁的例子所看到的这种精神状态，大概同样适用于给基督教教会绘画、雕刻的艺术家和给宗教仪式作词作曲的音乐家们。如果但丁认识到是生活在极权主义的制度之下，因此也就不是自由人的话，他一定会认真地否定这一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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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笼统地说极权主义体制，其实在压制的程度上当然也有差别。
在印度和东亚的观察者的眼里看来，大概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极权主义的。这种判断或许也是正确的。但是我想，依但丁来看，那其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自由。就是说，如果但丁是生长在基督教以前的意大利或是他那时代的印度和东亚等许多宗教并存而又几乎没有宗教迫害——即或有也是比较温和的地区的诗人的话，他或许也是精神自由的。不过，即使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他同样享受着不比这差的精神自由。
但与这不同，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家们意识到了帝俄政权的镇压主义，并受到了影响。进而在现代苏维埃政权下，信仰政权化了的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们和中世纪西方基督教诗人但丁的情况一样，完全是自发地而且对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极权主义的浓重乌云丝毫没有不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神话寄寓在崇高的诗篇中加以表现，这实在是难于想像的。
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用无比贴切的希腊语说：“学习来自苦恼。”但丁也是如此，其苦恼的体验确实成为他的诗作的一个源泉。
但是但丁的苦恼并非来自极权主义制度，他在那种制度下是完全自由地生活、感受和思考的。但是他失恋了，叉被从故乡的城市国家驱逐出来。如果但丁没有受这些苦，大概就决不会创作出《新生》和《神曲》。
池田但丁在极权主义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没有感到任何压抑，讴歌精神的自由，这是因为他具有与时代完全一致的信仰的缘故吧。像但丁这种情况，创作的主要动机不是要完成实际的社会目标，这是确实的。但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家们却一直以实际的社会目标为他们创作活动的最大动机。实际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的社会使命将会一事无成，从而变成了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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