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知识分子”o例如，即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物理学家，关于家庭经济问题就远不如一个家庭主妇。尽管如此，物理学家比一个平凡的主妇更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的理由除了“物以稀为贵”以外．似乎也没有别的。
汤因比人类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都是相同的人。
人类在铸成特定类型的人之前——黑人也好，白人也好，佛教徒也好，儒教徒也好，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邦人，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无教养的人_—_首先最要紧的一点必须都是人。对人类来说，最重大的经验通常都是普通性的，任何人也不能回避的。人都要生来死去。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的艰难性，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宇宙的神秘性，无论对知识分子还是对知识分子以外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同样是人，都同样面临着生死这一冷酷的事实。
当某个社会被分为知识分子和大众两部分，产生了相互的隔阂的时候，这预示着社会已经不健康了。俄国患这种社会病是在彼得大帝突然地、操之过急地，面且强制性地搞表面上的西欧化之后。俄语所说的知识阶级是从使俄国加人西欧社会的彼得大帝的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阶级。这个俄国知识阶级是由已经西欧化了的俄国人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把俄国人引进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幸的阶级。这是因为，由于他们转向了西欧生活方式而与俄国同胞隔绝了，但在西欧社会中又得不到由衷的安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十九世纪或作为自愿的移民，或作为政治流亡者，脱离了俄国籍而定居在西欧各国。由于受了西欧式的教育，他们与生身的祖国——俄国的专制政权已无法相容。
十九世纪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俄国文豪们从本国的知识阶级带有的弊病中获得刨作的动机面创作出来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就有说明这一点的场景。转向西欧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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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的地主列宾想召集农奴，把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不知所措，大惑不解。他们不能理解主人的真正动机，不相信他的真诚。另一方面，地主也束手无策，终于大怒，结果这项工作不了了之。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靠这些知识阶级完戚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曾长期在西欧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的计划是以所谓先进的西欧各国为榜样来改革俄国的生活方式。为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托尔斯泰小说中描写的场面就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地出现了。西欧化了的革命知识阶级与俄国本土的大众之间当然发生了误解。因此，已经掌握了政权的革命知识阶级，就极力把外来的西欧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这种作法与作为近代启蒙主义使徒的他们自己所打倒了的俄国旧专制政权的作法，没有丝毫的不同。
池田刚才博士所举的俄国的例子，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也完全适用于日本。明治以后的日本，为了改变长期锁国造戚的落后状态，便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这种风气至今也没有政变。
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提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一个人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判定。这当然会加深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隔阂。本来，所谓知识分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由那虽开出的花。但是知识分子似乎有个坏毛病，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这也许是由于理性本身原来就特别具有分析和区别的功能的缘故吧。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自己拆毁了自己的根基，威协到自己的存在。
对这种情况，大众会说：“知识分子能干什么？”他们认为，光是口头上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知识分子丝毫也没有推动历史的动力。观察知识分子和大众这样的隔阂和反目的时候，我想，这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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