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而且这次我本身直接遇到了麻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在道义上是可耻的。所以，在述评中，我没有隐讳自己在道义上的见解。对埃塞俄比亚事件，如果无视道义
来评述的话，大概就无法真实地评论这个问题。当然，由于我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尴尬而受到国内的责难。当时，倘不是我供职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评议会主席裁定说“对国际问题看到什么写什么
是作者当然的义务和权利”，恐怕我不得不再次为学问自由而辞职的。
．慨括起来说，我的结论是：当论述人类现象时，完全抛开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往往牵涉到道义问盟。事实原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抛开道义上的判断来记录事件，这是不可能
的。能完全科学地记述的，只限于没有人介人的事实和现象。
以上两个实例中，我并不是主动去要求参与的，但是正因为我感到在道义上无论如何不能回避，所以如实采取了于心公正的立场。这就是对我来说的中庸之道。
池田确实，您说得很对。在自然科学中固然要尊重客观的、公正的方法论，而在有关人类现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不能无视伦理的判断。
现代的学问是要科学地分析一切，似乎忘记了人性的、更重要的东西。我想，人类是由思想形成理念，设定理想，并为之努力的一种存在，这里有人类的尊严。分析现实，判断真伪当然也是重要
的。但是之所以需要这些分析和判断，也是为了有一个认识的标准，以便设定今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并应该怎样去实现这个理想。我考虑，立足于人类是追求理想的存在这一点，而且要重现实
性——包含这两方而，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正确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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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5．科学思维法的限度
池田科学有限度，它能处置的对象极为有限。而且，对于人类极为关心的大事，科学完全不能给与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些科学小能处置的问题，只有宗教才能给人提示一个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唯有宗教对人类才是更重要的必需物。
但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它能处置的对象，用理性之光进行分析，成功地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我想把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称为“科学之眼”。那么，宗教的思维方法与“科学之眼”有什么不同
呢？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所说的“科学之眼”是通过经过磨炼的理性，客观地分析对象，从中找出一定的、带有普遍性的法则的认识力。在通过理性之力发现法则的过程中，当然要运用分析的手段，并使其普遍化和抽
象化。分析的方法当然同时要求对象定量化。
汤因比从人的知觉感受到的素材（既知事项）的整个内容中进行随意抽取来客观地研究作为观察对象而选择的领域，科学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要限于如下的情况，即要把“客观性”
这个词的含义确定为：“人们的意见得到交换时，必然是作为同一的东西反映在所有人的理智中的现象和思考。”但若把“客观性”定义为“存在自身的如实的正确反映”，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
说，科学从各种现象中抽取的东西，比起经过科学处置以前的现象来，很容易脱离存在本身，至少差那么一步。我想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主张科学是解释各种现象的，这一般可以理解。但相反，责备科学是歪曲各种现象的，同样也可以理解吧。
池田使用科学方法处置以前的对象物和用“科学之眼”抽取定量化的对象物，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里似乎存在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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