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公共卫生对策，如提供没有污染的水或根绝疟疾病原体，可以很容易地迅速降低早亡率。但要降低出生率，就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这首先要具有并掌握新的科学避孕知识，同时还必须与人类以前的那种“能生多少就生多少”的传统习惯决裂。实行节育是为了抵销已经降低的死亡率，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最落后，并且在这些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居住的人口在人类总数中占的比例也最大。
这种“能生多少就生多少”的本能，与所有的生物相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目的。当然，在这里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传宗接代这个词。
人们以宗教恩准的形式对这种自然的本能做了合理的说明。
比如，人们认为在吊唁死者亡灵时主持必要仪式的，必须是这家传宗接代的男孩子。人们还相信，犹太系宗教的教义中提到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犹太教《摩西的五书》、基督教《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是上帝的旨意。
-池田有人认为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应该尽量多生口还有人认为不应限制生育，——这种观念也应该改变了。如果不改变这种观念，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反而会丧失生命的尊严。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朴素的思想，认为生孩子是男子生殖能力和女子生殖能力的标志。对于这种思想意识，我们只能坚持不懈地宣传节育的重要性。施以宗教上的限制，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
汤因比“能生多少就生多少”这种宗教的告诫只不过是人们想像的，要让我说，这只是迷信，实际上既没有任何真实性，也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但是，这能加重人们的心理负担，使人们在进行人生中这一最稳秘的行为时，更难与旧的习惯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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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卜一世纪
在这一点，我对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最近制定的法令感到遗憾。
这个法令再次肯定了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禁令，不许使用任何人工节育的方法。但也有例外，在女子的性周期中最容易妊娠的时候，可以避免性行为。而承认这种例外，是不合情理的。因为用计算的方法来周期地避免性行为，就是有意地妨碍人的自然生理活动，这一点与使用避孕药物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我主张，不应以宗教上的法令或禁令来作为判断这个问题的基准，而应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基准。
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现降低死亡率和限制出生率的手段之前，人类与其他没有自卫手段的动物——如兔子——样，处于受屈辱的境地。在兔子的社会中有来自天敌的危害，而在人类的社会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样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是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本身。因此，人类社会与兔子的社会一样，最大限度地生育后代是为了弥补最大限度的牺牲人数。
对人类来说，采取与兔子相同的行动是有失尊严的。兔子没有什么尊严可失，而人类则会失去尊严。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已经失去了尊严。可以说这种尊严的丧失是人类自身招致的。而在现代这个时代，这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池田我也完全赞同您的主张，在考虑节育时，应以人的尊严为基准。宗教的训诫——比如天主教的禁令——也曾是要保护人的尊严的。但当时代的条件改变后，以前的方法反倒会损害人的尊严，这时，只能改变或放弃以前的方法。而采用能真正维护人的尊严的其他方法，才是与宗教的精神相一致的。
汤因比为了人的尊严，人们要求的不是最大限度，而是最适量地生育子女。这种最适宜的生育数量可以定义为：在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科技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前提下能为那里的孩子们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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