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判断，便在很明显的善恶是非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这样做是正确的吗？或是可能的吗？
从我个人的信念来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也是不正确的。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和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间采取中立，结果只能是包庇错误的一方。
因为，没有支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已经违背了道义上的义务。
池田我认为对宣传要求的中立性，其本质应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力。而且还应贯穿一种基于生命的尊严这个基本理念之上的报道精神。
正如博士所说，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中间态度，这种报道不能说是正确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在是非问题面前，不得不加进报道者的判断和主张，这样做倒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您也指出，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对是非的判断也是不同的，是有变化的。其判断标准是由社会的历史、传统的价值观念或时代的思潮所决定的口我认为不因时代和社会而变化的这种是非的根本标准毕竟还是人的生命的尊严这一理念。就是对宣传来说，要最终保持中立性，也应以此为标准。
汤因比在是非的问题上，不可能保持中立。应该在这一重要而实质性的条件下，中立地利用宣传。若是这样，我也没有异议。而且我还要斗胆地提议，管理宣传工具的当局也应给那些在道义上不对的人以辩护的机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本身不应隐瞒他们对这些人最终所持的反对立场。
而必须保持中立的当局应怎样录用其成员呢？而且，保持中立精神的当局又应怎样保障在实际上以自由的立场来中立地管理宣传工具呢？我认为靠政府任命或选民选举是不能产生具有中立
精神的宣传工具管理机关的D我提倡在选举这种机关的成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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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应采取以每个人的天赋为基础的实力主义的方法。
尽管如此，但管理宣传工具还要筹集资金。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个管理机关避免财政上的压力呢？既然要保持中立的原则，就应拒绝接受政府官方从税收中拨出的政项或民间企业支付的广
告费，不应以此作为机关的收^来源。代之可行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视听者交纳视听费，这样，视昕者就只限于那些有能力支付视听费的人了。但视昕者都是那些有钱购置或租赁接收装置的人，因此，若与视听时不可缺少的装置的费用相比，那么，视听广播的视听费只不过是很少的一点儿费用。
7．关于信教的自由池田在西欧民主主义国家中，确立了信教自由的基础。
人们认为信仰只是人的精神问题，不应受权力的干涉。当然，从历史上的原因来说，各种利害冲突和邪念也许是构成直接动机的一部分。但我认为，至少在现在，信教自由的本质应是构成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到了什么时代，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信教自由都是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理。而且，不管别人具有什么样的信仰——不管他确信自己的信仰多么正确——越始终都是我们应对人
家严格遵守的一条原则。
汤因比十七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确立了宗教宽容，这是近代西方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之一。正如您所指出的，在确立这种宗教宽容的动机中，也确实带有丑恶的动机。就是说，人们
疲于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的情绪和具有相当讽刺意义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等，都是这种动机。
但宗教宽容的确立仍然是对拚命压制个人良心的非道义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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