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私生子
●斯大林幼年所受的家庭影响及在宗教学校所受的教育和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的“科巴”这一名字的由来
●斯大林早期在外高加索各地进行活动期间的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对权力的渴望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关的暗探—奸细
斯大林要求历史学家们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不要根据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的言论，
而要根据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候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现在也
就按他的这个主张来作吧。而在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
（而在某些人看来，至今还是）尊敬的对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的尊敬不是
由于受到威胁，而是出于内心。因此专门来谈谈这个人的某些特性，并不是多余的。
一个人的性格自然是在很早的童年时代，即在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小索索在
上学前和上学期间在家中遭受了些什么对待呢？这就是受抽打，受残酷和粗暴的对待，
以及经常遭受屈辱。
为什么在描写斯大林的许多书中，甚至在官方为他写的一本传记中，竟没有一幅维
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相片，却多次出现他母亲的相片呢？对于一个“鞋厂的工人”只
是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而这就是人们关于这位后来的领袖的父亲所知道的一切。
斯大林避而不谈自己的父亲显然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在上了岁数的格鲁吉亚
人中，关于总书记真正的父亲，流传着各种说法。据说，他是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
吏，他同自己的女仆克托有过一段恋爱史，克托是加姆巴尔苏雷村的一个年轻女农民。
她的全名是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德泽。当他们同居关系的后果无法进一
步掩盖下去时，便给克托找了一个丈夫，他就是梯弗利斯省季齐一洛洛村的维萨里昂·
朱加施维里。还为他买了一个鞋靴作坊，并举行了结婚仪式。
今天已经没有剩下一个见证人了，但是在1954年时，一个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
涅斯托尔·梅纳布杰还活着。他在监狱里服满了第二刑期或第三刑期后，去到了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向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们吐露了一
些情况。例如，他说，在朱加施维里的鞋靴作坊里干活的有几个技术熟练的手艺人。作
坊主开始喝起洒来，不久，他在酒醉后与人吵架时被打死了。过去，谁也不隐瞒这一点。
但是，当需要领袖有一个洁白无暇的个人经历时，他的继父的污点就在象叶姆·雅罗斯
拉夫斯基和П．Ｈ．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些党内有经验的、善于虚构传奇故事的人的帮助
下被洗刷掉了。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写出并由官方出版的那本《斯大林传略》中说，维
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职业是鞋匠，后来他在一个鞋厂里工
作。”
伊拉里翁·姆格拉德泽（他的笔名是瓦尔金，1906年入党的党员，对青年时的科巴
很了解）的遗孀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瓦尔金娜对丈夫讲述过的一些事牢记在心。姆
格拉德泽曾经肯定地说，斯大林是一个富裕公爵和他的女仆生的儿子。公爵让她嫁给一
个鞋匠后，分给她丈夫了一块土地，并对索索予以保护。①
①引自塔·彼·瓦尔金娜姆格拉德译的《回忆录》。
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父亲是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一个二等商人。他
住在哥里，雇了年轻的叶卡捷琳娜·格拉德泽作洗衣女工。叶格纳塔什维利这个商人为
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把克托嫁给了一个“冷酷的”鞋匠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后
者是一个害狂饮病的酒徒，脾气暴躁，对人粗暴。索索经常受他的气。在最初几年里，
母亲常带他到主人家里去，主人不禁止自己的几个儿子同洗衣女工的儿子友好相处。这
里不排除这样一个情况：正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安排索索先是进了哥里的宗教学校，后来
又进入梯弗利斯的宗教学校。未来的总书记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苦恼，杂种①的状况使他
感到难受，产生怨恨。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从事商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年代里，
他掌管了一个大饭店，这是在梯弗利斯沃龙措夫大桥旁边的一座三层楼房。他曾读完了
中学，在军队里当过军官。
①生物上把不同种类的雌雄、牝牡所产生的后代称为杂种。这里是说斯大林的母亲
是一个穷洗衣女工，而他的父亲则或者是如前一种说法，是一个有势力的公爵，或者是
如后一种说法，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同穷洗衣女工这两种不
同种类的人所生的孩子被叫做杂种。——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
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
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
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
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７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
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
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
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
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座落在山上，在这里比
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
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
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
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
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
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
粗暴的金托。”①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
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
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
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
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
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
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
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
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
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
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
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
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
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
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
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
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
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
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
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
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
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
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
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
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
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
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1页。——译者注
宗教学校从前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说，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
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地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地折磨老师。
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
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
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
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
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①
①根据Г．Ｃ．胡齐什维利的转述。
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梯弗利斯
中学的全体朋友们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们懊恼地说：“对科巴简直开
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
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①
①杜宾斯基—穆哈德译《П．奥尔忠尼启则》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
从童年时代起斯大林就不能忍受对自己的强制，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从父
亲方面，而已从国家方面，都受到了强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
对那些用格鲁吉亚语讲话的学生，教师们被授权进行鞭打，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似乎有某人的一只强硬的手在支配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命运。这个15岁的少年，
鞋匠的儿子，被接收进入了梯弗利斯正教教会中学，在学校他享受到了助学金。在这所
学校里，斯大林学习了5年（1894—1899年）。在学校时索索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求
知欲。学校里除了讲授主要的课程——神学外，还讲授古文。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
治出版物。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
而记了13次。他由于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僧侣进行的搜查、告密、
监视、严格检查以及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的残酷行为——这一切都使得约瑟夫·朱加施
维里产生了一种愤恨心理。
离毕业只剩一年了，但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了，其原因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至今还是一
个秘密。官方的那些传记作者关于斯大林因建立革命小组而被开除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
证实。
未来的总书记的教条主义来源于他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的口是心非作风和极其
巧妙的假装行为也来源于此。在斯大林的一切行为中和他那辞藻华丽的言词中都可以找
到教会学校的烙印。他即使出现在党的讲坛上也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
他在年纪很小时就确信：官方宣传的社会真理是纯粹的谎言，而教会所宣扬的真理则是
加倍的谎言。在这里也应当找一找斯大林那无穷无尽的恬不知耻的根源。
年轻的斯大林在阅读禁书时，逐渐地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还在更早的时
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象他这样一个只是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①而进
入宗教学校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对于
这个无产者来说，自己确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
①这里说斯大林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指的是前面谈到：他先
是受到了那个富裕公爵父亲的保护，接着又谈到他是由那个二等商人父亲的照顾才进入
了宗教学校。——译者注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这个事实本
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正如小组的另一个组员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所说的，
中学生朱加施维里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
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证明说，年轻时
的斯大林是一个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和爱争吵的人，他不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沙皇，而且
还进行阴谋活动反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这些情况补充进上面对斯大林的描述
中去，那么一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政治家的肖像就差不多画完了。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12页。
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对此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概念，连大体
上的一个概念也难有。当时所有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开会不作记
录，各革命组织没有自己成员的名单。此外，研究工作者们在很长时间中没有可能去研
究警察机关的文件。因为斯大林紧紧地关闭了通向各档案馆的一切门路。
虽然没有大量的文件材料，但是参加当年那些事件的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有的已
经发表了出来，有的则以书面形式和口头方式叙述了出来——却提供了一幅相当清楚的
图景，说明了科巴的真正面目。
科巴这个名字是斯大林从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
《弑父》中借用来的。故事情节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说的是由沙米利率领的
由爱好自由的英雄们组成的几支队伍奋起反对沙皇的压迫。小说里诸英雄中有一个英雄
是无畏的科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
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他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报复的胜利……正如伊列马什维利所
证明的那样，科巴对于中学生索索来说，成了英雄业绩的象征，于是他便请求给他起这
个名字。
谁也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后紧接着于了些什么。只是在1899年的最后几天里，约瑟
夫在梯弗利斯天文台里找到了文书这一工作。第二年2月底，他被解雇了，——这可能
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工作。在这个文书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一些秘密书籍，
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几十个积极分子就被捕了。而只有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逍遥法外。
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24页。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外高加索蓬勃高涨的革命斗争引人注目。科巴一斯大林
在这一领域所起的作用是独待的。
1911—19年冬年。梯弗利斯。巴统。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和历史学家Ｃ．Ｔ．
阿尔科梅德在1910年时谈到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说他于
1901年秋来到巴统后，立即就提出了要掌握党组织全部权力的要求。他开始搞阴谋来反
对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委员会。这个人反对把工业工人选进委员会，其根据是工人暂时
还没有发展到知识分子的水平。①诺伊·若尔达尼亚的证词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他说，
科巴实在是以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潜言中伤而使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们苦恼不堪。
科巴在党组织内部纠集了一个自己的、忠于他个人的小集团。②
①Ｃ．Ｔ．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从80年代到卫903年）》
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3—84页。
②诺·若尔达尼亚《我的一生》1968年斯坦福俄文版第109—112页。
1901年时，拉多·克茨霍韦利和阿韦尔·叶努基泽集攒了一些钱准备办一个地下印
刷所。他们收集的钱还不到100个卢布，于是阿韦尔便到梯弗利斯去寻求帮助。但是科
巴和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拒绝给他钱。他们想使这项事业处在他们自己的监督下，
并由他们来领导。①
①阿·时努基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页。帕特恩、
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这三位作者都证实了这些事实，希恩格利和P．塔克尔也提到这
些事实。
还有一个证据——警察机关一个暗探提供的情报：“在巴统，领导组织的是一个处
在警察特别监视下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终于引起了很多
人的愤怒，于是组织发生了分裂。”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张。
1902年春，斯大林转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统参加了几次工人举行的政治游行示
威。3月7日对32名罢工者的逮捕是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处身在那些组织游
行示威进行抗议的人之中。当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监狱所在地进行抗议的人差不多都
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将近600人——，率领他们进行新的游行示
威。在紧接着发生的对射中，有15个工人被打死，45个工人受了伤。3月11日，科巴参
加了为在冲突中牺牲的人举行的规模很大的葬礼。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看起来可能是十分自然的，这另
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巴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下，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
月5日他才被捕，而这一点挽救了他作为当地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声誉。
1903年。在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满了15个月的监禁后，受到行政当局的处分，
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对于他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官方
出版的领袖传记中说，他来到了新乌达，生活在流放地，从列宁那里收到了一份《党
纲》，最后，他于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统。科巴再一次企图使地方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败。
这个陷于狂怒的“布尔什维克”挑动工人进行无组织的行动，然后他就指责党委的成员
们胆小怕事。①
①P．阿尔谢尼德泽《关于斯大林的回忆片断》，载于《新杂志》1963年俄文版第
72期6月号第232页。
巴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在海上庆祝五一节。他们坐着划桨小船前去进行“星期日
野餐”。计划规定各只小船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相会，并在那里即在海上举行大会。当
各只小船驶向指定的相遇地点时，同志们又是唱歌，又是说笑话，又是开玩笑。一切都
进行得极为顺利，直到某个同志想到对科巴开个玩笑为止。科巴当时才25岁，可是他却
非常孤僻，不允许别人对他采取亲热而不拘礼貌的态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对他
开玩笑的人们纷纷落入水中。这时一只警察的巡逻船急忙开过去救他们。对五一节的庆
祝也就以此而结束了。
如果以后的事件按照同样的精神发展下去的话，被科巴所挑动起来的争吵定会使巴
统的组织陷于彻底瘫痪的状态。但是，虽然斯大林紧密地靠拢孟什维克（当时孟什维克
在格鲁吉亚居于明显的优势），但他并未能迫使当地的委员会接受自己的意志。这样，
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他毕竟给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的战略上出现了一个进展。科巴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
嗅觉，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了解到列宁在进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05年。梯弗利斯。巴统。巴库。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这里后立即就打
算要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
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他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便在西尔韦斯特尔·
吉布拉泽的住所里，同菲力浦·马哈拉泽打起架来。当地党的领导召开了“荣誉法庭”
来审理科巴的案件。当时提出了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
问题。在参加当时事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活到废除斯大林制度的时代，因而各种
证明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党员都听说过党的法庭所采取的这一行动。
科巴在巴统（他在那里尽人皆知）作短暂停留后，转移到了巴库。
1905年。社会民主党党员、年轻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从彼得堡回到了故乡巴
库。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党委委员科巴同志那里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
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
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
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
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
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
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
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
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
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
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
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
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
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
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
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
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
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
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
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
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①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
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1906年。梯弗利斯。在格鲁吉亚首都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地对会议主
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的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
厚颜无耻地反驳他说：“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对此，阿尔谢尼德泽回答
他说，他与其说是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是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
（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
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
样来报复阿尔谢尼德泽的，是他破坏了党的会议。①
①阿尔谢尼德泽的前引书，第221页。
1908年。库塔伊西。党的地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其信仰来讲，他是个孟什维克）
在银行工作。委员会通过他可以同当时实行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委员会保持联
系，并得到汇款。这位同志认识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在当地卫戍部队中作军事工作的社
会民主党人，他经常给党以非常重要的帮助。
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库。他就是科巴。库塔伊西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桌旁同
来自中央的一位同志讨论当前的问题。斯大林看见那个孟什维克后要求他离开。不仅如
此，他还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出委员会。从事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们捍卫自己的这
位同志，这时科巴便以独裁者的口气讲起话来，并以高加索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那个孟
什维克开除。情感上受到侮辱的同志们便到梯弗利斯去进行控告。
此后不久，科巴又来到了库塔伊西。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地攻击当地的党
员们说：“为什么你们开除了那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你们这么做？”——“难道不是你
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吗？”——科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
是让你们要尽力留住这位同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积极分子。”
委员会委员谢尔戈·卡夫塔拉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当时抓起一个煤油灯
便朝着科巴的脑袋打去。灯打碎了，灯中的油流遍了这个傲慢的人一身。关于这位被开
除的孟什维克的案件交由菲力浦·马哈拉泽来调查。科巴事先得到了一个委员的支持，
这个委员对这一丢脸案件提供了假的供词。①
①1960年时卡夫塔拉泽叙述自己同领袖的会见。他讲述了领袖进行的种种勾当和挑
拨，讲述了在巴统庆祝五一节的情况，讲述了科巴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和在库塔伊西的表
现。他在讲述上述情况时在场的有卡夫塔拉泽将近12个朋友，其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格
鲁吉亚人。（根据A．N．纳帕娃和A．A．贝克的回忆）。
1908年和1909年。巴库。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并被关进巴伊洛夫监狱。和他在一个
囚室的是一个年轻的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是一个有钱的药铺掌柜的儿子。
当时，总书记的这个未来的红人每天都要从父母那里收到一篮子各种丰盛可口的食品。
科巴马上就同这个有好处的同囚室的囚犯搞在了一起，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
歧。而为了那一篮子美味的食品，那样作是值得的。
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
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
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
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
波”。他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团结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
着重指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好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
决议是在科巴参加下，以同样的精神制定出来的。巴库委员会“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
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决议的第七条）。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0页。——译者注
快到30年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和向上爬的人。1909年是科巴
活动中的一个转折点。高加索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窄小了。在首都党的领导人中间试验自
己力量的时候来到了。但是一次次的镇压妨碍了个人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接触。
1909年3月，斯大林再次被流放，这次是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斯克。1912年2月，他又一
次跑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巴同志出现在彼得堡。不过他在首都停留的时间很短：
就在4月份接着又被捕了。后来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斯克流放地时，于1911年1月24日写信给博布罗夫斯基说：
“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人们自然已经听说了：一方面是列宁一普列汉诺夫集团，另
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一马尔托夫—洛格丹诺夫集团。工人对前一个集团的态度，据我所知，
是表示赞同的。但是总的说来，工人们是以蔑视的态度来看国外的，他们说：‘那些人
是在爬墙，他们想爬多少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认为，谁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
吧，其余的也会自然办到的。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这封信当时曾经受到了警察的暗中检查，而在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
区委书记期间，曾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梯弗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①
①《苏共党史》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75—376页。
看来，“杯水风波”好象是斯大林最爱使用的一个说法。斯大林写的各封信中那种
好为人师的口气和他那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方面意见分歧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
意。这一点在他的第三封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注明的是另
一个日期，信中写道：“这种‘杯水风波’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哲学上的意见分歧
吗？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组织政策（对待左派孟什维克等人的态度）问题上的意
见分歧吗？是‘各种各样的我’的自尊心方面的意见分歧吗？你是怎么喜欢上了波格丹
诺夫的一本新书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中对伊里奇的某些失误已经非常准确而正确地指出
来了。还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伊
里奇不顾逻辑上的种种要求（是为了讨好。外交吧？）而竭力掩盖……”①
①同上，第272页；《关于为改进培训历史科学方面的师资所采取的措施而召开的
全苏会议》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8页（Э．Ｈ．布尔贾洛夫的发言）。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
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
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
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
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
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
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
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
青蛙那样。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愈是没有什么崇高思想，他使用起来就
愈加方便”①
①马·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0页。
在大量的政治活动家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竟是如此地一心一意
要攫取个人的的权力。在他的手里，权力变成了供暴虐狂享受的工具，变成了真正可怕
地侮弄受党和人民拥护的人的工具。权力在他看来意味着万能。当他掌握着权力时，其
他一切——思想（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是虚假的）也和目的与手段（在他看来，任何
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样——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在革命年代第一次尝到权力的
滋味后，就再也不能遏止住自己了。众所周知，权力使人变坏，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
地变坏。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在攫取到权力之前就已绝对地变坏了。
奸细。薇拉·施魏策尔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她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自己的丈夫
一起服满了流放期，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苏伦·斯潘达良）回忆道，很多政治
流放犯都不相信科巴同志，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和奸细。
下面就是她在1931年时向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当时弗拉基米尔·米柳京也在
场）讲述的情况：“当科巴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我们大家
决定都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估恶不俊的阴谋家和无论
什么无政府主义行为都干得出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党的范
围内，流传着关于斯大林同宪兵队之间存在有联系的说法。后来他所以能以某种方式博
得一些流放犯的信任，其原因显然是象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列夫·加米涅夫这样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心灵纯洁，没有想到去怀疑其他同志会去干一种背叛行为。”①
①薇·施魏策尔的回忆，由弗·米柳京转述。
几年之后，当吹捧斯大林的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来了
个180度的转变。她向臆造领袖传记的编者们——Ｔ．Ф．亚历山德罗夫、Ｈ．）．加
拉克季奥诺夫、Ｂ．Ｃ．克鲁日科夫、Ｍ．Ｂ．米京、Ｂ．Д．莫恰洛夫、П．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