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召开了一次负责干部会议。米高扬在这次会议开幕时，
向法律工作者们道歉地说：“很抱歉，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都能遵守手
续。要知道事情是等不得的。”鲁坚科讲话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哪里是
这样呀，一切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一切都是合乎法律的。”米高扬问谢罗夫：“在没有
刑法典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由于批评斯大林而被关进监狱的？”谢罗夫：
“微不足道……”沙图诺夫斯卡娅：“是微不足道吗？而我这里记有一个五位数的数
字。”米高扬：“我建议今天就把内务部关于释放这些囚犯的命令发出去。”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决定通过了，委托给内务部长Ｈ．П杜多罗夫去执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一
天，他接替了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的职务。当时根据大的集中营的数目，成立了80个委
员会。除此而外，还有3个委员会来处理政治隔离室问题。每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这
样的：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已经平反的老党员各派出一名代表。第4名代表由
当地党员中派出。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州委会要向委员会派出一名州检察机关的负责干
部。
100个被平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央审批。由于有些被平反的共产党员因患
病或其他情况的限制而不能参加委员会，便又列入了20个人名。中央可以淘汰其中的一
些人。中央也确实这样作了。可是当名单交到书记处时，发现在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是被
平反的共产党员。于是便急忙去找中央的负责干部Ｈ．Ｐ．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声称，
老党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运动。他们问米罗诺夫：“您见到他们了吗？您同他们谈过话
吗？”——“没有。”（在背后支持米罗诺夫的仍然是马林科夫和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多
数派）。
他们又去找阿里斯托夫。这位中央书记摊开双手说：米罗诺夫已经把名单交到最上
面去了，而政治局委员们正在逐个地及时地按工作顺序在审批文件。于是不得不给赫鲁
晓夫打去了电话。只是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单。但是一些工作人员
在此之后竟然能向诚实的人们暗中使坏，这些工作人员力求在列入委员会的老共产党员
中，一个也不能去视察他所十分了解的“自己蹲过的”集中营。
1937年夏。在莫斯科党的红色近卫军区委的代表会议上，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有区委
第一书记П．Ｔ．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党委书记Ｏ．Г沙图诺夫
斯卡娅。到秋天，他们二人就被捕了。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区委员会、莫斯科市
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在侦讯过程中，沙图诺夫斯卡
娅受到的控告是，她在参加区代表会议的工作时，把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招募进了一个
托洛茨基的中心。她是1954年7月第一批被平反的人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记得当年在莫
斯科委员会时曾经同沙图诺夫斯卡娅一起工作过。所以当他刚一接到沙图诺夫斯卡娅从
流放地写来的信时，就召请她到莫斯科来。但是她并没有急于去接受赫鲁晓夫的接见，
因为等了她17年之久的母亲还留在巴库。沙图诺夫斯卡娅在被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基塔耶
夫将军接见时，她问：“我想知道一下我的一些朋友们的命运。”接着他说出了5—6个
姓名来。“他们被判了什么刑？”“他们被判的刑都是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
集中营10年。”基塔耶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我一定会使
您感到难过。‘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这个说法，意味着枪毙。”
基塔耶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科马罗夫打去了电话（从1939年起领导中央监察委员
会的是马特维·什基里亚托夫，后者去世后，科马罗夫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实际领导
人）。科马罗夫得知沙图诺夫斯卡娅正在基塔耶夫那里时，高兴得叫了起来：“请让她
立即到我这里来！“她坐上军事总检察长的汽车去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科马罗夫张开
两只拥抱的胳膊来欢迎她，说：“你还记得1937年时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主席团里的情况
吗？……我们走吧，我们走吧，你立即写一份恢复党籍的申请书。”
1954年9月，沙图诺夫斯卡哑从巴库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
第一次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向她详细
地讲述了逮捕贝利亚的经过。他们谈到了制度问题。赫鲁晓夫当着她的面给科马罗夫打
去电话说：“中央把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派到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去工作。请把批准她为
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提交主席团。”科马罗夫热情地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在中央主席团
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提她作候选人。而赫鲁晓夫仍然坚持
自己的意见，于是沙图诺夫斯卡哑被批准为一位负责的监察员。她在这个岗位上从1955
年1月工作到1956年1月。后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委
员加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新的成员中。
情况出现了反常现象：贝利亚作为敌人和间谍被枪毙了，可是贝利亚分子还留在原
来的位置上。沙图诺夫斯卡娅立即向科马罗夫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在卢比扬卡
街的机关里和各个位置上肃清贝利亚集团。”她向科马罗夫举出了贝利亚分子暗中破坏
中央各项决定的许多例子。科马罗夫冷淡地听了她的谈话，后来查明，他立即就到谢罗
夫将军那里去了。
在巴库的苏拉汉内，柳德米拉·伊万尼茨卡娅担任区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工作。她
于战后被捕，接着被送进服苦役的集中营。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的3个弟弟来
到了莫斯科（其中一个弟弟在战争中成了残废，走路时得架着拐杖）。他们请求给姐姐
平反。第一份申请被政府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驳回了。于是3个弟弟去找沙图诺夫斯卡娅。
她查看了柳德米拉的案卷。在案卷中有老共产党员卡尤罗夫弟兄的供词。他们证明说，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年代，伊万尼茨卡娅在本地区里建立了一个地下托洛茨基小组。这
个供词是1937年作的，而在法庭上卡尤罗夫弟兄则拒不承认这个供词，因为当时他们是
在严刑拷打下对伊万尼茨卡娅进行诬告的。但是谢罗夫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却拒绝予
以平反。检察机关也未坚持。沙图诺夫斯卡娅建议3个弟弟立即到巴库去收集那里的老
共产党员们关于柳德米拉在同反对派斗争时期表现的证明材料。不久，伊万尼茨卡娅的
3个弟弟把这些材料送交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来，在那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一个托洛
茨基的基层组织，而伊万尼茨卡娅一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
沙图诺夫斯卡娅要求检察员根据下列材料起草一个新的结论：（1）卡尤罗夫弟兄
否认自己在侦讯时所作的供词；（2）老党员们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谢罗夫那里开会之后，一位检察长向沙图诺夫斯卡娅谈了他同谢罗夫的一次对话。
谢罗夫：“为什么你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呢？”检察长：“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
示。”谢罗夫：“到底是谁指示的？”检察长：“沙图诺夫斯卡娅。”谢罗夫：“哎呀，
原来是她……那不是她应该作的。”谢罗夫毕竟不得不对伊万尼茨卡娅的案件作出客观
的决定。在这件事之后，沙图诺夫斯卡娅就不再信任科马罗夫了。
早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从列宁格勒来的几位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沙图
诺夫斯卡娅打去了电话。她接见了他们。他们曾受到了“列宁格勒案件”（1949）的牵
连，他们曾同阿塞拜疆中央书记优素福·卡西莫夫一起在伊尔库茨克那边的亚历山大中
央苦役监狱服满了刑期。卡西莫夫是1918年在穆萨瓦季政府时于萨利亚内入党的。后来
他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区里担任区委第一书记工作。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把列宁格勒所有
区委书记杀害之前先把他们送往遥远的外省。卡西莫夫到了伊尔库茨克，在那里担任党
的第二州委书记职务。他在那里被捕，随后被送到了莫斯科。在卢比扬卡街，办他的案
子的是负责特别重要案件的侦查员П．В．费多托夫。他把卡西莫夫一牵涉到了”基洛
夫被害的案件上来。卡西莫夫受到了监禁集中营20年的判处、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受尽了
苦难，最后到了亚历山大中央监狱。
在平反过程开始时，费多托夫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委员这一光荣的职
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同列宁格勒的同志们谈话后，对科马罗夫说：“帕维尔·季莫费
耶维奇，①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位大干部，他是一位老党员……他还活着！要赶紧救他”
科马罗夫翻阅了卡西莫夫的案卷．把注意力放在了侦查员的姓名上。他说：“你要知道
费多托夫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我不准备同他发生冲突。”——
“怎么，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那样的话，优素福就将得不到帮助！”——“不，我
不去和费多托夫打官司。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①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是科马罗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基塔耶夫打去电话说：“请来一下，有要事要谈。”她把情况向
检察长作了叙述。基塔耶夫说：“我们决不能同你们对着干。应当换个方式。我正在办
巴吉罗夫的案子，我被授以全权可以从全国任何一个地区传唤任何一个人。我要把卡西
莫夫作为一个见证人传唤到莫斯科来。”沙图诺夫斯卡哑说：“但是他病得很重，路上
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那我们就用飞机把他传唤来。”
卡西莫夫同普通乘客一起，被安置上了班机，但他有两个护送员陪同，并且是带着
手铐……对于阿塞拜疆的前领导人、贝利亚的忠实助手巴吉罗夫的罪行，他作出了十分
宝贵的供同。基塔耶夫问他：“而您认识沙图诺夫斯卡娅吗？”卡西莫夫回答说：
“‘是的，我很了解她。但是她现在未必还活着。”——“她现在在莫斯科，在中央工
作。”不久，这两位曾一起在巴库工作过的老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见了面。沙图诺夫
斯卡娅告诉卡西莫夫说，她曾索取他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案卷，但是费多托夫却把公
文夹寄到了……巴库，同时还命令把卡西莫夫押送到阿塞拜疆。
沙图诺夫斯卡娅打电话问：“费多托夫同志，为什么你不把卡西莫夫的案卷交给军
事总检察长，而把它寄到了巴库呢？”“他在那里工作过嘛。”——费多托夫回答。
“他也在这里、在莫斯科工作过嘛，后来还在列宁格勒工作过。因此，对他的案件的侦
查工作是在莫斯科卢比扬卡街进行的。”——“难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先在犯人的参加下审查巴库的材料。也是一样。”——“费多托夫同志，这是你玩的诡
计：案子是你在卢比扬卡街办的。现在你想摆脱掉这个案子，是吧？”
基塔耶夫决定把卡西莫夫留在莫斯科。这个疲惫不堪的、疾病在身的被拘留者立即
就明白了：是谁想要他的命。他说：“这是费多托夫干的。他想要害死我。我是不去羁
押站的，就是死掉我也决不去的。”沙图诺夫斯卡娅向巴库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A．M．古西科夫打去了电话，直截了当地向他讲了费多托夫玩弄的阴谋诡计。“我
也是这样认为的。卡西莫夫的案卷现在就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是费多托夫干的。”古西
科夫是一个正派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乐于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沙图诺夫斯卡娅提出请
求说：“我请您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并作出决定：根据你现
有的材料来看，卡西莫夫的案件同阿塞拜疆没有任何关系。”古西科夫答应说：“这我
在3天内一定作到。”
……在布特尔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卡西莫夫在释放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时狱长盛情
地把电话机推到他的跟前，并接通了沙图诺夫斯卡娅。一星期之后，卡西莫夫被传唤到
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上。
有几千个案件要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解决，因此两个部务委员会不停地在开会，
而每个部务委员会只有4个人。一个部务委员会的会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卢基扬
诺夫主持，另一个部务委员会由科马罗夫领导。卡西莫夫的案件由两个部务委员会的联
席会议来解决。报告人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卢基扬诺夫（对卡西莫夫）说：“你对中央
监察委员会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吗？”卡西莫夫说：“是的，有问题要提。我提的是关于
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副主席、侦查员费多托夫。他为了向我逼供，对我进行了残酷折磨
和严刑拷打。”卡西莫夫的这句话显然不合科马罗夫的心意。但是这句话还是不得不写
进了记录中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И．Д．穆斯塔法耶夫来到了莫斯科。他请卡西莫夫
担任阿塞拜疆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的职务。优素福征求了沙图诺夫斯卡娅的意见。她提
醒他注意自己有病，因此首先应当到疗养院治病……卡西莫夫没有活到第二十次代表大
会的召开。
沙图诺夫斯卡娅通过努力，把费托多夫开除了党，并摘下了他的将军肩章，当然不
是立即摘下的。但是，贝利亚分子们毕竟不得不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佐拉·鲍里索夫娜·甘德列夫斯卡娅在监狱中被监禁17年（加上在集中营的时间，
一共吃了25年的苦头）之后，于1954年回到了莫斯科。她的丈夫安德烈·尼基福罗维奇
·安德烈耶夫也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20多年的漫长岁月。甘德列夫斯卡娅的最后一
个流放地是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巴拉宾斯克荒原。在首都，她在弟弟那里办理了登记居住
手续。社会保障处想帮助她找个工作，但是一个从前服过苦役的女人，什么地方也不要，
甚至当个卫生员、清扫工，也没有地方要。经过半年的努力，最后在莫斯科州弗拉基米
尔斯基临床科学研究所找了个护士工作。住的地方根本没有，经济也十分拮据……只是
在部长会议颁布了安置平反人员的命令后，才出现了得到“住所”的希望。后来，在青
年街一所新房子的共用住宅里，分配给甘德列夫斯卡娅和丈夫一个小房间。再后来，安
德烈耶夫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苦役政治犯和很快就要死去的人，给他规定了属于联盟级
别的个人退休金。
……1917年4月。格里戈里·费奥多罗夫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工人。彼得堡
布尔什维克组织把党证第1号发给了他。费奥多罗夫积极地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和国内
战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他算作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呢？“恐怖分子”费奥多罗夫
先是被送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政治隔离所，后来又被押回到莫斯科给处决了。1956年时，
曾经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结成了斯大林的多数派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
反对给费奥多罗夫平反。只是赫鲁晓夫经过一再努力，才作出了必要的决定。
已经开始的平反工作在告密者的队伍里引起了惊慌。当中央撤销了对以А．科萨列
夫为首的共青团领导人假的指控时，Ｏ．П．米沙科娃这颗奸细之星就陨落了。她在
1937年时曾对科萨列夫进行了诽谤。现在这个女告密者被建议离开共青团中央。但是，
米沙科娃不能够就这么突然地离开领导工作。她在被解除领导工作后的整整一年间，继
续到团中央去看望，并且除了吃饭之外，整个工作日一直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一
次她的入门证被没收了，值班守卫人员不准她进入办公大楼。米沙科娃每天还是继续到
这里来。现在她在规定的时刻一直站在团中央的大门旁，自然，吃饭的时间除外。在这
种情况下，不得不把她的丈夫调到梁赞去。但是米沙科娃还是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每天
早晨4点钟，她坐上电气列车来到莫斯科，在团中央的大门口站完工作时间。这种情况
一直到把她送进医疗机关为止。
另一个女奸细是谢拉菲玛·戈普涅尔。虽然她把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平反理解为
个人的悲剧，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把她送精神病院的地步。她的丈夫是列宁的战友埃马
努伊尔·约诺维奇·克维林。在丈夫被捕后，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向党委交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竟然同这个坏蛋结合在一起。而关
于他进行敌对活动的信号是已经表现出来了的。”戈普涅尔仇恨丈夫是有其充分有力的
理由的，因为克维林在被捕前不久，离开了她，又建立了新的家庭。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预定要召开一个纪念克维林的晚会。这位遗孀担心起来：要
是突然出现一封诋毁她的信叮怎么办？要是再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况又怎么办？于是她问
老党员阿列克谢·鲁坚科（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7年）：“你不知道对队前敌人的声明
书保藏在什么地方吗？”鲁坚科安慰她说：“这种文件可以放在各个地方。”戈普涅尔
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打去了电话，请求把纪念会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这个手段她
又玩弄了一次。克维林的儿子专程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的庆
祝晚会的召开。
不久，戈普涅尔放心了：“没有人去破坏斯大林奸细们的名声和人格。于是戈普涅
尔又在报刊上发表起文章来，又在会议上发表起言论来。1963年在革命博物馆为安·谢
·布勃诺夫①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戈普涅尔指责这位已故的革命家对布列斯特和约持否
定的态度。而当时处身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戈普涅尔本人却于布列斯特谈判期间，竟
在该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路线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是背叛革命
的行为。”
①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
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
——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情简直可以编一本很厚的选集来。然而用不着去这么做，因为既然革命
家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既然列宁战友的遗孀成了集中营
里的好细，并且在获得自由之后，再一次出卖死者，而后来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写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长篇小说，这就使得在人们的心理上不能不产生重大的错位现象。
……30年代当赫鲁晓夫主管乌克兰中央的组织部时，玛丽亚·什马耶诺克领导着宣
传部。赫鲁晓夫很器重她，时常征求她的意见。什马耶诺克的丈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尼
古拉·杰姆琴科被消灭了。玛丽亚带着两个儿子——尼古拉和费利克斯，被送进了集中
营。1948年时，什马耶诺克回到了乌克兰。当时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没有
接见她，而是把她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什马耶诺克从那里作为一个经济派分子被打
发到了“扎波罗热冶金厂”。在这个联合工厂里，人们开始一致地、而且是乐意地来折
磨这个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民的敌人”。他们在计划处折磨她，在党委会和基层委员
会里折磨她，在开会时、开会前、开会后以及在不开会的时候，都折磨她……
1955年。玛丽亚·什马耶诺克来到了莫斯科，她往邮箱里投进了一张寄给中央第一
书记的明信片。赫鲁晓夫立即接见了她。“在当时，即在1948年时，你一定生气，是吧？
我当时没有接见你……但在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呢？”而现在他这位第一书记又能做什么
呢？例如，他能向全体政治犯宣布大赦吗？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这么做的。
党内的大官们不想这样做。1953年9月17日短暂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
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不过集中营的制度已经不那么残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开始流水
了，押送队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枪毙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来了另一种风，
惩罚政策获得了新的推动因素，这就是内务部颁布的第380号命令。各集中营里开始设
立专门隔离病房。虽然小溪还在继续潺潺作响，但是残酷制度的恢复使政治犯们首先受
到打击。
1944年在伯朝拉，我见到了Г．Ｍ．达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内科医师。
1937年时他因杀害高尔基案件而被捕，同时还指控他为英国、德国及其他4个国家当间
谍。原来是教授曾代表苏联医务界出席了6个国际代表大会。1955年，伯朝拉来了个中
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建议达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他
写了一份36页的申请书。专门委员会委员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识，他拿走了
申请书，但是为了以备万一，他请犯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赫鲁晓夫很费力地去弄懂达尼舍夫斯基写的这个很长的申请。这时斯涅戈夫拿
出了准备下的、由教授签了名的那张空白纸，说：“也许这能用得上吧？”赫鲁晓夫表
示同意，并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委员
会前主席、医师进修学院院长Г．Ｍ．达尼舍夫斯基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尼·谢
·赫鲁晓夫。申请书。我没有任何罪过。请予以释放。”赫鲁晓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
把第一份申请书还了回去并说：“这一份申请书留给自己作纪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达尼舍夫斯基释放后在米亚斯尼科夫心脏病学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写的《一个
人在北方对生活条件的适应》一书出版了。扉页上的题词是：“愉快地献给不能忘怀的
朋友和同志安娜·达维多夫娜·达尼舍夫斯卡娅—罗佐夫斯卡娅。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镇压的罗佐夫斯卡娅的申请书也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她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
列宁的亲密同事。至今还保留着她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排站在红场上拍的一张照片。
她因梗塞躺在医院里。什维尔尼克的副手来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党证。两个小时后，
罗佐夫斯卡娅逝世了。她从集中营释放后一共只活了两个月。
……回顾过去，回顾解冻天气的短暂岁月，你会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种抽彩。平反工
作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如果这能称之为原则的话——。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
每一个政治犯应当自己为自己申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者由亲属为他提出申请。
甚至在平反这样一件人道的事情上，也是既没有合理性，又没有对个人的尊重……
同志们请求外高加索联邦前外交人民委员给1937年死去的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维
奇·别克扎佳恩平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保存下了别克扎佳恩的案卷——很厚的一个
绿色公文夹，这不清楚。在公文夹里有一份报告，上面有总书记的批示：“枪毙”；还
有死者的几张照片。检察长把一位老女共产党员Ф．Ｍ．克努尼扬茨叫了来，把一张照
片给她看。问她：“认得出来吗？”——“怎么能认不出来尤里娅同志……我们一起进
行过党的地下工作。”照片上有一张因受伤而变丑的脸，一只发肿的眼睛……克努尼扬
茨读着别克扎佳恩的供词：“我的父亲是贵族出身，担任过调停官的职务。家很大，我
们过着穷困的生活。我靠自己的钱来学习。因此我加入党只是为了为穷苦的生活报仇。
但是主要目的是使党受到许多损害。”“您对别克扎佳恩的看法呢？”检察长问。“这
是一个非常诚实而纯洁的人，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①如果谁也没有为他提出请求呢？
如果同志们不去管他呢？
①引自Ф．Ｍ．克努尼扬茨的《回忆录》。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
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
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
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
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
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
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
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
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
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
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
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
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
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
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
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
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
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
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
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
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
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
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
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
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
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
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
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
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
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
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
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
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
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
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
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
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
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
——“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
·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
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
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
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
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
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
“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
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
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
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
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
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
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
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我给佩尔谢的助手打去电话说：“我请求你不要使我父亲的名字蒙受耻辱，但是您
的工作人员彼得罗娃准备连我也一起加以诽谤。”这位助手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接
着是善于辞令的回答。感谢他们——佩尔谢及其助手，还有彼得罗娃这位什基里亚托夫
从前的女助手。是她帮助我在50岁时懂得了别人早已清楚的事：一个革命家的英名在党
内那些大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已着手在出版一套《党的政治家丛书》。起初
有人建议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一系列书籍和好几百篇文章、特写的作者及许多报
刊的创办者列入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更高的负
责人拒绝同一个“失势的人”发生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写了一干多篇文章。其中有《党的历史是一门
学科》这篇重要著作。他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从来没有偏到一边去，没有同反对派一起
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就连涅夫斯基也被拒绝承认为党的政论家。他们对克德罗夫也是
这样。他们认为，重新发表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文章，要令人放心
得多。
但是，瞧，亚·米·何伦泰的一本文集出版了。令人腻烦的逻辑迫使人们要问；
“为什么？要知道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①并不只是卷入一种倾向呀。”我似乎已
开始觉察到一种规律性。柯伦泰是没有被镇压的人！奥利明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雅罗
斯拉夫斯基也是这样——他们也都各出版了“一套书”。至于“已经平了反的”弗拉基
米尔·涅夫斯基，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版一本书。对于他的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博物馆都顽固地予以回避。
①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柯伦泰的名的父名。——译者注
勇敢的革命家、列宁的战友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自杀了。他成了斯大林
迫害的牺牲者。斯克雷普尼克虽然平反了，但是报刊上还在继续重复着斯大林对他进行
的那些语言中伤。尽力地参加这一迫害运动的有利霍拉特。正是他。他在勃列日涅夫时
期重新来诋毁人：他又是诋毁柯秀尔，又是诋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又是诋毁斯克雷
普尼克
他是奉了别人之命来诋毁人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一年，赫鲁晓夫收到了关于布哈林审判案的材料。一天
早晨，他把沙图诺夫斯卡哑叫了去，说：“整个一夜我都在看您的报告，我哭啦。要知
道对于过去这一血腥事件我也参与了。”对30年代的审判案件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专门
委员会来审查。几位诚实的同志被任命来领导一批党的侦查员。关于各种证明文件、斯
大林专横时期牺牲者和见证人的供词，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收集了64卷之多。
1960年，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的桌子
上放着一个公文夹，里面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各种结论。当时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在
场。多列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请您不要立即撤销一切审判案件。要知道
在你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时，就有48000个党员退出了
法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斯大林大元帅而加入共产党，那对他
们退出党就用不着去婉惜。”“但我还是请你不要突然宣布把所有审判案件都撤销，哪
怕是一个月撤销一个也可以。”“但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早已知道，这些审判案是
‘假的’。这样一些审判案件应当永远消除。这只会使我们博得舆论的好评。”——
“关于这些审判案是伪造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在20—30年代就知道了。对于苏联
一些党的活动家同托洛茨基的一切秘密会见，西方报刊在莫斯科各报纸发表了假的材料
之后的第二天，就毫不费力地和十分有效地予以驳斥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布哈林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