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来历。斯大林如何利用总书记一职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
●《四十六人声明》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案件
●斯大林如何能违背列宁《遗嘱》而依然担任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计谋
●伏龙芝之死
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怎样产生的呢9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
的呢？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组成的，但它开始积极地开展活动则是
在1917年8月间，当时党的一些公认的领导人有的处于地下状态，有的遭到逮捕。8月6
日，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工作机关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德·斯塔
索娃、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和米·康·穆拉诺夫。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
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一他去世后，由斯塔索娃代替。8个月之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以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资格又代替了她。1921年3月，维·米·莫洛托夫担任了这个
职务。①但是很快就表现出他力不任，于是同志们便谈论起接替他的人来。在中央委员
会的一次例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由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用“总书记”的职务代替“责
任书记”的职务。有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是谁）立即支持这一建议，于是问题便交
付表决……
①《俄国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页；《苏联
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2卷第699页。
当时即在20年代初，在列宁身边的人中，任何一个人，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
人，都不认为这个情况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存在有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
下，总书记并不决定、而且也不能决定党的政治方针。
如果能够查明到底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从1917年开始，提议由斯大林担任各种职务，
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是谁建议任命斯大林来负责监督列宁对治疗制
度的遵守情况呢？
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们断言，在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会议上，是根据
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有一本书里这样的猜测多到了极点。
斯大林保持总书记这个职务几乎长达30年之久。西方那些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企
图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丧失了总书记这一称号呢？是不是在第十
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的马林科夫把他排挤掉了呢？我敢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总”字这个形容词的消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把打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钥匙交给科巴时，他
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斯大林有他自己的指挥棒，
而他们则不得个跟着他的指挥棒来转。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初看
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斯大林却赋予了它以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
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地方上（各省、
各县和各共和国首都）的领导人逐渐地深刻感觉到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势。发往各省和
各边疆区的大量通告、决议、决定和信函都是由他签署的。中央委员们的出差介绍信而
主要的是派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委任状，上面都有同样的签署：“约·斯大林”。
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机关。
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①后，就开始到处——在中央机关、人
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①《政治教育》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77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0卷
第592栏。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
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指示：要
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的组织局以非
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不是
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算玩成了。
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看世界。而如
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地、不做出任何决定
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
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抑制
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
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
一者这个作用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
第274—275页。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全权
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才是。
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洛茨基那样来蔑
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大林，而是只能仰视
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
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
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
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11月
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时达150
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的武装部队
（140名战士）在内①。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①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词条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41一642栏。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
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的程度），
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总书记的办公室
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
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
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
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委员
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中央工
作。①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已经
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由10—
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
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
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
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
委员会里来。②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
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
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学会
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发言中谈
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在新版速记报
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表大
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①。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的人提拔到
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时期，
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
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
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
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
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
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
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
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
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
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
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
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
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
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
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
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
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
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
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
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
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
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①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
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
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
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
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
·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
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①。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
·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
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
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②斯大林怎
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
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
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
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
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①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
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
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
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①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
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
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
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
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
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
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
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
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
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①。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②对他进行了惩罚，
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
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
“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
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
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
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
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
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其余的人都同
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记。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506页。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不
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起，他都
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决机器决不会
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小船上去吗？那样
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如
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
论。”①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使政治路线同
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
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②但是这个短暂的改
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
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②《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川我文版第10卷第593栏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
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
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
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
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
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
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
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
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
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
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
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
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
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
“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①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
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
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
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
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
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
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
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
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
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
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
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
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
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①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
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
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
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
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
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①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
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①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
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
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
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
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
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
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
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
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
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要以此而
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路上去”。在
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作法，因为
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
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①
①《真理报》1923年12月7日。
无须把《四十六人的声明》同1923年12月5日中央作出的决议加以对照：就其精神
和内容来讲，两者是孪生兄弟。决议的原文不正是因此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季诺维
也夫的文．章之后竟被保守秘密长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作是为了便于伪造历史）？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就违反了上述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宣布批评自由是
一回事，容忍批评自由是另一回事。新出现的“领袖们”欺骗了那些忠诚的革命者对他
们的信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他既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
洛茨基的领导下工作，他就不能不同托洛茨基一起行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
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来支持中央委员会。他由
于受党的纪律所束缚，回避参加党内辩论。当有人建议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校
会议上代表反对派作报告时，他建议去找拉狄克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是当他得知季
诺维也夫将到会发言时，便决定同手诺维也夫争论争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带上自己
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从事党的登记工作的助手德沃尔热茨一起去出席会议。
会上，季诺维也夫俨然表现出一副大官的姿态，蔑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要求
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路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企图阻拦德沃尔热茨别讲话，
但后者终究还是发了言，给这位政治局委员以回击，而且方式很生硬。休息时，季诺维
也夫坐到德沃尔热茨旁边，对他说：“你的发言象是克伦斯基毕业生中的一个准尉。”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之后不久，德沃尔热茨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安东诺夫—奥
弗申柯的副官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①并补充说：德沃尔热
茨担心会被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和报复心很强
的人，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②季诺维也夫决定要消灭这个胆大的爱争论者，因为他
竟胆敢“不按规矩”来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于是德沃尔热茨被捕了，并被流放5年。
对他的惩治是在1923年12月，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时期发出的最早铃声之一。1937年，
不合主子心意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①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12月21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辩论会议的情况向中央
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已经学会了以巧妙的办法来拒绝受理使人
厌烦的各种声明。①12月27日，当德沃尔热茨已经“受到追究”时，安东诺夫—奥弗申
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为这位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因为他享有不久前宣布
的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①《M·M·波利亚克回忆录》。
这封信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夜里写的，是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他直截了当地对
斯大林的上层人物写道：“我们不是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廷臣①！你们这些没有能力
进行领导的人，用一堵墙把自己同党隔离了开来，而且为了淹没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动
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偏见。”
①廷臣是沙皇宫廷的显贵。——译者注
这里有些情况实在需要加评述。党的老近卫军是用党的纪律和钢铁般的统一这种传
统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善于极其巧妙地和经常地利用这些口号。他的“信条”——“如
同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统一”①已为几代人（这几代人不只是党员）所熟知。现在，
斯大林究竟赋予“统一”和“反对派”这些概念以什么内容，人们对此是越来越清楚了。
斯大林把每一个企图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都看作反对派分子，然后就把他们列人“人民的
敌人”营垒。他们的后果如何，人们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事情却弄到了
荒谬绝伦的程度，出现了许多荒唐无比的反常现象。在镇压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
些经受过地下工作锻炼的者布尔什维克竟然自己诽谤起自己来，竟然同意被处以死刑—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不引起混乱和分裂。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上卷第170页。——译者注
在所描写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打一生中的这件事上，捷尔任斯基于半个月之后在全
会上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们两人从1905年起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
曾肩并肩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大儿子是
在捷尔任斯基家里受教育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①清楚地知道，他的朋友并不是
一个派别分子，但是……党的统一！党的统一高于一切。
①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捷尔任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领导
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结”和党
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路线“是不可
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报
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想阻止
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还是自行其事了。他回答说：
“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②
①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暂
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维也夫
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里
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安东诺
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特殊材料：
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有把革命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揭穿斯大林机关在
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
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
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在革命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保管单位第
109号第45张。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
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说法：
“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属
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事实。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地分析了
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向中央委员指
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自己的信履行了一
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
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
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
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8期第43页。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夫认
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6—117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清对
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于按照党
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在道义上的团
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被我
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
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
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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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保
管单位第109号，第42张。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