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奥拓。冯。俾斯麦曾经说过，在一个由五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里，你最好是三个一组的其中一个。由此推理，在三个大国的游戏当中，你应该选择一个双人组。

这一俗套戏路没有被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任何一方采纳--至少要等十五年后—部分因为毛不按常规动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毛的政策是基于相反的目的。他学会利用交叠的敌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才是冷战的战略实质，华盛顿和北京的敌意是次要矛盾，尽管它决定了亚洲的外交。但是两个共产国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别对美国的敌意合并到一起—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短暂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为毛在意识形态原则和地理战略上逐渐演变为莫斯科的对手。

以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当然不在三角关系的平等对手位置上。他是当时最弱最易受攻击的一位。但是，凭着玩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敌意和制造一个藐视核毁灭的印象，他为中国营造了一个外交避难所。毛给强权政治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还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没有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支持—如传统的力量平衡理论所提醒的—他利用苏联和美国互相害怕这点同时分别挑战他的对手。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GCD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个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毛没有意图以一个养息社会的人物走进历史。相反，他发动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两次在台海与美国对抗，中印战争，和与苏联之间的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和地理政治斗争。

与此相对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换届为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内秩序恢复“正常”并持续其后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朝鲜战争成为共产扩张的样板，无论是以政治颠覆还是军事侵略的形式。亚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相互证实的事实证据：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争；新加坡激进左派的暴动；和印度支那的战争。美国曲解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认为共产国家是紧密一体。其实，即使在早期，两个共产巨人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壑沟。

艾森豪威尔政府借鉴美国在欧洲的经验办法处理（亚洲共产）侵略的威胁。他以马歇尔计划为榜样试图帮助与共产世界接壤的国家鼓起活力，用北约的形式建立军事联盟，如由中国南部周边国家组成的东南亚联盟条约组织。它没有考虑亚洲的政治气候与欧洲的条件不同。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良好政体的成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活力在于提升现实达到预期目标，即恢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捣毁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发展性工程被证明在历史长河的简短一瞬间是可以管理好的。由于国内稳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问题就是防卫军事进攻跨过国际确认的边境线。

在亚洲中国的周边，那些国家还正处于成型的过程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在种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树立一个政治共识和可以接受的政体。这不是一个军事任务，而更是观念性的任务。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内叛乱分子的游击战争，而不是来自边境的有组织的进攻。这一挑战在印度支那尤为甚，在那里法国殖民工程项目的结束留下了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这几个国家之间有着不明的边界和独立性弱的国家传统。这些矛盾有着本身的动力学，不是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关系政治影响。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军事意义上的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同一个中国的国家身份，但他们各自宣称相互竞争的版本。以国民党的看法，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暂居地，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起义排斥到这里的，他们会返回大陆恢复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它与大陆分开并与外国强权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两边都承认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政治实体的部分。异议在于哪个”中央政府”是正统的统治者。

华盛顿和它的盟国周期性地试探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同的国家承认这一想法—也就是“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两边都大声吵嚷地拒绝这一提议—基于一点是它排除了他们各自解放对方而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华盛顿，与其最初（关于中国内战结果的）判断相悖，肯定了台湾的姿态，即承认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中国的席位。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成为国务卿—迪。卢斯科1951年讲明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姿态：“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具备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说话的资格。”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来说是法律和外交的虚无体，尽管她实际控制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以后二十年美国的官方姿态，虽不时有些微调。

臆想未到的后果就是美国自动卷入中国内战。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国投入到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去。以北京的观点看，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政治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工程就没有完成。

美国，蒋的主要盟友，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没有多少胃口。尽管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不时地对白宫呛声：“放手让蒋干！”，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认真考虑一个将中国内战GCD胜利结果逆转的战役—但GCD对此却有深深的误解。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8月，仅比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其前戏是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国民党军残部留守在几个环绕大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加固的近海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金门、马祖和几个刚刚露出海面的礁石岛，与大陆比与台湾更接近。依据谁来看，这些近海岛屿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防线，或者说，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最后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对于十年内将要引起两次台海危机和苏美一时扬言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事件严重程度来说，这些近海岛屿的位置就有点奇怪了。苏联和美国都对这些近海岛屿没有战略兴趣。事实证明，中国（大陆）也没有。相反地，毛只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的边鼓来敲：是他在第一次对美国和第二次对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大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离大陆的主要港口城市厦门在最近点也就两英里；马祖与福州几乎也一样近。这两个岛屿可以从大陆用肉眼看到并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内。台湾在其一百英里之后。1949年PLA抢滩登岛的企图被国民党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朝鲜战争开始时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强迫毛无限期地推迟了进攻台湾的计划，而北京对莫斯科支援“解放”台湾的请求也被推诿了—导致最终疏远的第一个缝隙。

当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时候，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宣布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任务。因为第七舰队防止了双边的攻击，艾森豪威尔推理道：这一任务“意味着美国海军事实上被要求作为一支保护共产中国的臂膀”即使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杀伤美国部队。现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在朝鲜与我们打仗的国家。”

在中国，第七舰队入驶台海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行动。现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驶出拉开了一个新危机的序幕。台北开始派上万的部队和军械装备加强金门马祖的防卫。

中美两边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绝不会放弃收回台湾的承诺，他可以在压倒性障碍如第七舰队面前推迟实施行动。当第七舰队撤离后，与其相当的障碍没有了。对美国来说，它承诺台湾的防卫，但为了如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样的那些近海岛屿开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与台湾谈判联防条款和其后建立东盟组织的时候，冲突就迫在眉睫了。

当遇到挑战时，毛通常采取最令人无法想像的和最复杂的路径。当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飞往马尼拉建立东盟组织时，毛下令大举炮轰金门马祖—敲击台湾自治的船首和考验华盛顿对亚洲多边防务的承诺。

首批炮轰金门打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于是招来三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台海附近区域。为保持与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臂膀”的声调一致，华盛顿现在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的炮击和空袭。与此同时，联席参谋长会议的参谋们开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让此计划暂时搁置一边，同意先寻求一个联合国停火议案。在没人想要的领土上发生的危机变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过，这一危机貌似没有任何政治目标。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海峡的现状。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匆忙的对抗—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毋宁说是危机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练习题。两边都在政治层面上宣布这是一个军事冲突但却实际上朝着防止它发生的复杂原则运作。在台湾海峡的外交角力场上，孙子活了。

结果是“斗共存”，不是战争。为了威慑由于误解美国决心而可能产生战争—如在朝鲜那样—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湾驻华盛顿大使在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美台联防条款上签了字。不过，有关正在受到炮击的岛屿，美国则言辞模糊：条款只包含台湾和澎湖列岛。它没提到金门马祖和其它接近大陆的领土，把他们留在其后的定义中，“如双方同意而决定”。

在毛这边，他一面用标识笔把美国最犀利的武器涂抹圆浑，一面禁止他的指挥官攻击美国军队。在一个气氛不相称的会谈中，他对芬兰（驻京）大使表示他藐视核威胁，他说：

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原子弹的恫吓。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有一小打原子弹，不够消灭中国。就算美国的原子弹强大，它掉到中国的土地上，也就砸个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对整个宇宙也不算什么，也许是太阳系的一个主要事件...如果美国用飞机加A弹来侵略中国，那么中国就用小米加步枪肯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

中国的两边都在玩围棋，大陆开始向美台联防条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两个没有被条款包含的小岛。两边都继续小心地定义他们的界线。美国不想防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还帮助国民党军队撤离。解放军则不朝美国军舰开火。

事实证明，毛的夸大其词更让苏联头皮发麻而对美国没什么影响。因为他迫使赫鲁晓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为对俄罗斯没有战略意义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赫鲁晓夫不断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那些人口稀少的东欧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说的中国能够牺牲半数人口在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国这一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表现堪称匹配毛的灵活性。他们没有真想考验毛对核武的忍耐度。但他们也没有放弃保卫国家利益的选项。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安排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海的“其他有关位置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就是把注下得足够大使得对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还牙。以这一原理为基准，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称美国已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产主义进攻，“就像你会用子弹或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胁。

毛也证明他自己更愿意口称藐视核战争而不想实践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不结盟国家大会的周恩来发出退让的声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政府不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一场战争。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松弛远东紧张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松弛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

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击战役。

结果跟朝鲜战争一样是打个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标。美国压下了一次军事威胁。毛知道大陆军队在协调抵抗下没有能力占领金门马祖。其后，他解释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诉赫鲁晓夫他不想占领那些近海岛屿，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使得台湾不得脱离大陆：

“我们所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地方。有他在（金门马祖）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岸炮和我们的空军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那些岛屿，我们就失去了任何时候我们想让他难受的机会。”

按那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重新强调“一个中国”但又抑制她的行动到防止“两个中国”的概念产生的程度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战略意图并有着实际的核武器知识，它发现一个领袖只为了象征性的一点意思而甘冒核战争风险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鲁晓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击，你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没必要拿下这些岛屿，那么开火有什么用呢？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方针。”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辞冒火的毛的传记中，甚至有人说在危机中毛的真正动机是制造一个核战争的气氛有多么迫在眉睫，从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帮助北京发展核武以分担苏联的压力。在所有关于这次危机的非直觉效果方面，明显地就是苏联的决定—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重新加强了—帮助北京搞核项目，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离这位爱惹麻烦的盟友远点，和把中国核防护问题留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中国恢复了正式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似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日内瓦建立领事级官方接触。

这一安排为避免由误会引起冲突而设置了一个安全网构架。但两边都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明确的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政府中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外交倡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后期入主白宫—认为中国是最不妥协最革命的共产大国。因此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安全体系阻挡中国可能的侵略。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是避免她破坏仍然脆弱的安全体系如东盟和即将建立的日韩联盟。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绝和战略设计。

毛的态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镜子里的影像。台湾问题为双方冲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起因，特别是只要美国把台湾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关系中这本质上是一个死扣，因为中国不会谈其他事情除非美国从台湾撤兵，而美国不会谈撤兵除非中国宣称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同样道理，中美对话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转入地下，因为只要双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的身份要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而且要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将此提议解释为重新打开开罗会议决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决议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坚拒“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称其为是对中国政府在其管辖下的国土上行使主权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里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一死扣：“回过头来看，当时让美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单刀直入地谈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最不可能解决的，也是最带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谈话毫无结果。”

但至少，以上谈判达成两点一致。一个是步骤性的：把日内瓦接触从领事级提升到大使级。（大使级的重要性在于大使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响。）这一步骤只把无所作为机构化了。在从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间里，在中国和美国驻当地的大使之间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其中大多数在华沙举行）。只有一个实质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达成的，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让由于内战滞留在各自国家的对方公民回国。

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方针聚焦在从中国打探是否有放弃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卢斯科1966年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们年复一年地寻找某些信号能够表明共产中国准备放弃使用武力去解决争论。我们还寻找了能够暗示中它准备放弃美国是头号敌人这一立场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和坚决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展示过这么严格的谈判先决条件，总括放弃使用武力。卢斯科注意到在中国的激烈的言辞和相对抑制的国际表现之间存在的差距。尽管如此，他争辩道，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应当基于言辞—意识形态比行为更重要：

有人说我们应该忽视中国共产领袖所说的话而根据他们所做的事判断他们。确实是，他们在行动上比言语上更谨慎—他们自己做得比他们挑动苏联做得更谨慎...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宣称的未来意图和计划，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基于以上态度，以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为借口，美国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级到一等秘书级。中国撤走了她的代表团，会谈暂停。第二次台海危机接踵而来—当然表面上是另一个原因。

毛、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执政三十年后辞世。他的接班人是—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赫鲁晓夫。斯大林统治的恐怖给赫鲁晓夫一代留下了心理伤疤。他们都是一些从三十年代大肃反运动中爬到云梯最高层的人，其他几乎一代领导人都在人间消失了。他们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买来了政治上的高升。他们见证了—并且参加了—统治集团的下岗大甩卖，他们更担心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斯大林确实在他死前正着手另一波肃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一产生组织性恐怖的体系。他们只试图改变一些行为方法，批评斯大林滥用权利，同时坚持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核心信仰。（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心理根据，如下讨论。）

无论作何姿态，新的领导层在心里深处知道苏联在终极意义上是竞争不利的。赫鲁晓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形容：1961年的超高当量的热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杂乱无章的脚步似乎是在走向与美国（赫鲁晓夫心里知道它远比苏联强大）谈判前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姿态既是屈尊施恩又郁闷于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挑战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他乐意获得与中国联盟的战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国版的意识形态。他想给毛一个好印象，但又没有学习毛真正用的语法。毛利用苏联威胁，从来不管苏联的优先选项。最后，赫鲁晓夫绷着冷漠的脸收回了他当初与中国结盟的承诺并逐渐加强了苏联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受这一姿态鼓舞，采取了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是后话）。

意识形态把北京和莫斯科连结到一起，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分离。有太多的历史问题提出问号。中国领导人不能忘记沙皇的领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背着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也不太好。当毛主动走进苏联的保护伞下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斯大林，而且他为结盟付出了在满洲和新疆的重大经济让步，使中国的统一跛脚。

历史只是开端，当代的经历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摩擦因素。苏联把共产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它的领袖在莫斯科。它在东欧建立了一片卫星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对苏维埃政治局来说，同样的格局在亚洲出现应当是自然的（和必须的）。

用中国历史的辞句、他的中国中心论、和他自己对共产意识形态的定义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苏联的老大感，译者）更令毛厌恶。文化差异也加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茫然无知。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他触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经。毛在1958年对他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年来广泛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过多和大批失业，它是廉价劳动力的好市场。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一态度非常具有侮辱性。从您口中说出，更是尴尬。如果我们接受您的提议，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和资本主义西方一样。”

毛的感情丰富的中国中心论不允许他参加莫斯科管理的苏维埃帝国企业。那个帝国安全和政治的焦点是在欧洲，这是毛次要关心的问题。当1955年苏联建立共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作对时，毛拒绝参加。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捍卫权交给一个联盟。

与此相反，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会议掀起了一个新鲜的并自相矛盾的运动--不结盟运动。毛想用苏联作为减轻美国在角逐亚洲霸权中给中国施压的平衡砝码。但同时他也试图组织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从一开始，两位共产巨人就在互相竞争。

基本的差别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本质之中。俄罗斯曾遭受外国残暴力量的经久摧残，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其他社会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罗斯人。他的最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国的思想家和专家请到朝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对中国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罗斯外交在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超级权力。俄罗斯几乎没有他不在其地驻军的盟友。因此，俄罗斯外交是权力相向的，顽强地坚守固定位置并把外交变成残酷的战争。

毛代表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和，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最温馨的政治体制。她的表现给予国际最广泛的影响是智慧。当一个中国统治者恳求他的人民辛勤劳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励他们再现辉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里这一观念被（西方列强）移位了。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玩一个小角色。

在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定义合权利的法性是关键。毛当着埃德加。斯诺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教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不会让出共产世界智慧领袖的位子。毛的拥有自我定义正统权利的宣称威胁了莫斯科帝国的粘合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解释开了先例。以解释主义开始的刺激演变成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并最后导致实际军事碰撞。

人民共和国开始根据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计划它的经济。1952年，周恩来跑大老远到莫斯科征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发出他的意见，强调北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开地把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区分开来并强调与苏联盟国相比中国面对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二十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受了三场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的任务...。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形势大好。我们的人民勤苦耐劳...所以，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1956年四月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毛把实际差别转变成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定义为有特色的和超越苏联的：

“我们已经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了。苏联长期未能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粮食产量。东欧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严重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和苏联对当务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别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了斯大林，并细数其罪行。赫鲁晓夫的讲话震撼了共产世界。几十年的经验是基于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不管毛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有多么不快，他正式承认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贡献。当时，非苏联代表--包括中国代表—都不被允许在会议大厅聆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莫斯科甚至拒绝给这些亲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权威性的文本，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阂。北京根据中国代表的不完全笔记临时拼凑了一份赫鲁晓夫讲话二手版；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据从纽约时报报导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

北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指责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斯大林当初害怕的中国铁托主义以捍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抬起头来。毛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击—它暗示苏联正在偏离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去。

为了恢复一统，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毛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的国土，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大会为此欢欣鼓舞，相信--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苏联的技术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纳了这一观点，讥讽性地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他从美国力量相对衰退这一表象得出的结论更让他的苏联盟友头疼，也就是说，中国处在一个更强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后，毛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们。他们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但他们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1957年莫斯科大会重新明确了赫鲁晓夫的号召，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说，和平竞争，译者），这一目标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的同时首次提出来的。在令人吃惊地反驳赫鲁晓夫的方针同时，毛利用这个时机号召他的社会主义同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肩并肩联合起来，同时不忘再次发表中国藐视核毁灭的标准宣言，他宣称：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任何战争爆发—常规的或是热核的—我们将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什么？战争就是战争。几年就过去了，我们会开始干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鲁晓夫发现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回忆起当毛用异想天开的乡土语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时台下听众神经紧张的咧嘴干笑。毛讲话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的一个灵魂，我们会不剩一人何谈重新开始。”

到现在，中国和苏联开始经常地公开地闹矛盾，然而他们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相信恢复同志式友谊秩序等待苏联的主动倡议。他没明白—或者说，他明白了但不承认—他的和平共存方针在毛的眼里是与中苏联盟不协调的。因为毛确信，在危机中，害怕只能长他人志气。

在这些情况下，毛没有失去任何机会加强中国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大使向毛提议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与苏联潜艇通讯，并帮助中国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回报。因为中国是苏联的正式盟友，而苏联为增强中国军力又提供了大量装备和技术，赫鲁晓夫显然以为毛会欣然接受。他被证明是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毛（龙颜）大怒，严厉训斥了苏联大使。这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以致于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去宽慰这位盟友受伤的骄傲。

不过，到了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给予中国使用北冰洋苏联潜艇基地特殊许可--以换取苏联使用中国太平洋的不冻港。“不！”毛回答，“我们两样都不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把武装部队放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正如主席回忆道：

“我们有过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正常的结盟关系中，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常导致双方加倍努力去解决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在赫鲁晓夫1958年那个命途多舛的访问期间，它好像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时机罗列无穷无尽的抱怨分类表。

赫鲁晓夫一开始责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权的表示就使自己处于下风。毛对共产世界的运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个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在其中毛诱使赫鲁晓夫表现得又蠢又尴尬—也许故意让中国干部看这个挑战斯大林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是多么不靠谱。

它还给毛一个机会言明莫斯科的过分行为是如何深深刺伤他。毛特别提到斯大林的居高临下态度。

毛：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相信中国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不想跟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他也不想废除与国民党的旧条约。我想起费多连柯（苏联翻译）和科瓦列夫（苏联特使）转告我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去乡间走走看看。但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项任务：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就那么地，我会完成我的三项任务。

双方的需要很快将话题从历史转到当前的争论中来。当赫鲁晓夫问毛是不是中国真的认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时，毛让赫鲁晓夫明白这种物质交换性的同盟很伤感情：

“这不是红色或白色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半殖民地，他还开了四家合资公司。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依然是，无论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批评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识形态贡献。

赫鲁晓夫：你捍卫斯大林。而你批评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又反过来。

毛：你批评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我也讲了这个。

毛：我总是说，现在，和那时在莫斯科，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应当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对批评的严格标准有不同意见。我们相信斯大林的十个手指，只有三个是坏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而不是贵宾室的方式把会谈的调子定好了。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就在游泳池两边跟着来回跑。赫鲁晓夫后来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摆在上风位置的方式。过一会儿，我有点晕...。我爬上来，坐在边上，把两腿放在泳池里。现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两国）关系在接下的一年中变得越来越坏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他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返回的途中，来给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简报。中国领导人早就非常怀疑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动机），更被他关于达。赖。喇。嘛问题（书中说的是中印交战，估计是穿越时空的错误，译者）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而激怒。

赫鲁晓夫，外交不是他的华丽外套，在会谈中提到达。赖。喇。嘛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更能够让中国人怒发冲冠。他批评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乱期间手段不够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的错。你统治西藏，你就应该有情报来源在那里，你就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意图和计划。”毛不想谈这个问题，但赫鲁晓夫坚持讨论这个题目，直言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干掉而不是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让他跑掉。他躺在棺材里更好。而现在他在印度，也许他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好吗？

毛：这不可能；我们那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也不能禁止他离境，因为与印度的边境很长，他可以在任何一点跨过。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让他走是个错误。如果你给他机会逃到印度，那么干尼赫鲁什么事儿？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错，而不是尼赫鲁的错。

那是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把中苏紧张看作是共产大家庭里两个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战斗。在与苏联关系紧张上升期间，毛又发动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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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近海岛屿开始了另一波大规模炮击，并伴随着宣传喇叭大声齐鸣解放台湾。两周后，它暂停了一时，接着又展开连续二十九天的轰击。最后，它有点奇怪地形成每月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还特意明白警告岛上居民并避开岛上的重要军事设施—毛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这是一场“政治仗”而不是常规的军事战略。

在这次危机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试探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炮击也是对美国把第一次危机后建立起来的中美对话机制降级而做出的反应。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机开始的一次领导集训会上，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反应，那年夏天美国和英国部队在那里登陆：

“坦白地说，炮轰金门就是该轮到我们有目的地制造国际紧张关系了。我们要给美国一个教训。美国欺负（霸凌）我们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做给他瞧瞧？美国在中东点了一把火，我们就在远东点一把。我们看他们能怎么样。”

炮打近海岛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打苏联的脸。苏联默许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举动正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给力呈鲜明对比。

彰显了它的军事决心，毛解释道，中国现在可以在两个场地上重新与美国对话了，“一个行动的场地和一个谈话的场地”—这是孙子的斗争共存原理在现代主动攻击威慑中的应用。

炮击近海岛屿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与其说是刺激美国超级强权毋宁说是挑战中国的正式盟友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在毛的眼里会让苏联成为一个麻烦的盟友甚至说是潜在的对手。毛是这样推理的，如果台海危机被推向战争边缘，赫鲁晓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与中国为盟之间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毛又赢了。让毛有恃无恐的是至少当着全世界的面苏联表面上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灾难性的相遇—三个星期之后，更巧的是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的那周赫鲁晓夫也在北京。两次，无论是开始还是期间，毛都没有告诉苏联他的意图。但在每次危机中华盛顿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动不仅仅得到苏联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苏联指示。北京把它的苏联盟友夹塞在它的外交队伍里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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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别在于苏联为盟友不自觉地卷入核威胁而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大约有1000人左右的伤亡。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北京结合了挑衅性的核威胁召唤和巧妙校对的战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将官们以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方式炮击。将官们回答这个保证做不到。然后，他命令他们不要射过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朝国民党军舰开火，即使美国军舰开火也不回击。在这次危机之前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吹响了“我们必须解放台湾”的号角。但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中国军队登陆“近在眼前”并号召国民党官兵站过来“参加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宣布这是个“严重错误。”

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个会玩斗争共存的对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包括“有关阵地如金门和马祖。”杜勒斯直觉到中国的有限目标，因此释放了美国有意将危机控制在一定局限内的信号：

“任凭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说和到目前为止所做，不过，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湾和近海岛屿。”

9月5日，周恩来肯定了中国的有限目标，称北京这次冲突的目的是恢复大使级中美对话。

9月6日，白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驻华沙大使已准备好代表美国恢复对话。

交流至此，危机就该结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络的戏，两边开始都重复老掉牙的威胁最后又峰回路转地以恢复大使级对话而谢幕。

在这一三角关系游戏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听到毛大胆宣称对核战争的藐视（一年前在莫斯科和这次在北京），他几乎被一方面惧怕核战争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国一边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的双重矛盾撕裂开来。他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会是他战略上的对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识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结合到以不断威胁使用它为基点的外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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