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危机四伏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她的坚强的领导驾驶着他们征服的古老的帝国破船走到一个国际重要大国的位置上。第二个十年由毛加速国内继续革命的企图所主导。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的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两次都是由中国自己的领袖命令发起的。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结构停运修整：一是经济，以大跃进开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外交不时髦了，战争才是。当毛感到国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战，在他自己造成的阵痛中，中国再次站立起来，在西部最前线，在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大跃进

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战争

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开始刚刚走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她已经与美国在朝鲜打过一仗并就台海近海岛屿进行了两场有美国参与的军事对抗。她重新占领西藏和新疆，恢复了帝国王朝历史边境范围内（除蒙古和台湾外）的中国权威。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如此，当中国定义的历史边境被印度挑战时，毛在另一个军事冲突面前没有萎缩。

中印边境危机有关两块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下渺无人迹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间。基本上，问题出自对殖民历史的解释。

中国宣布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国王朝边境线，包括中国称之为的“南西藏”，但实际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的定义就是相对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国人为阻止俄罗斯帝国在西藏的前进而界定的分界线发展而来。最后有关文件是由大不列颠和西藏在1914年签署的，在东区划下了一条以英国的主要谈判者起名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与西藏有过相当长的关系。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发起的一波远征中同时征服过西藏和中原，使两者在政治上亲密接触。以后，清朝曾经常地干涉西藏事务，驱逐其他非汉族力量从南边或西边进入西藏。最后，北京宣称其宗主权有“天朝特使”在拉萨行使。北京，从清朝开始，认为西藏是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的一部分。并保留推翻有敌意的“无照经营者”的权利；但是距离和西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国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于中国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制约，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缩了。在清朝垮台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召开了一个有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目标是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境线。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对这一行动，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对历史宣称过的领土主权的退让。北京的态度由其驻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代办陆兴祺的话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虚弱；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复杂很困难而我们的财政又十分紧张。但无论如何，西藏对中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在会议谈判上寸步不让。”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两难的境地中在决议文件上只写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没有签字。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写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冻结书面文字，它意味着谈判结束。签字则意味生效。中国坚持西藏代表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合法权利，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无效力行使主权。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南部的印度当局的有效性，尽管她开始也没反对。

在西区，有争议的领土被称为阿克塞钦。她几乎不可从印度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1955年中国修建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铁路时印度花了几个月才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历史起源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把它画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地图上但却从来没有管理过。当印度宣布从大英联邦独立出来时，它没有宣称与英国过去宣称的领土不相关。她把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都包括在它的地图上。

两条分界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在五十年代，两边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国把麦克马洪线看作是代表英国计划分离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号。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对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为印度的传统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有历史联系。但他有准备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只要西藏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鲁拒绝了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请愿。

但是当达。赖。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并被给予政治避难时，中国开始以战略眼光对待这些分界线了。周提出一个以中国对东部领土宣称换取印度对西部领土宣称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主权宣称的谈判基础。

几乎所有的后殖民地国家都坚持他们独立时的（殖民地）边界。把这个摆在谈判桌上招来无尽的争议和国内的压力。基于他不是被选举谈判他认为是印度不可争议的领土的原则，尼赫鲁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为了克服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不抗争印象，印度向前推进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国以前越过分界线建立的岗哨。印度指挥官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自行辨别的情况下对中国军队开火，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时候，毛为了避免冲突曾命令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这一举动更加强了印度的方针。印度的计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抵抗印度的前进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规避。印度军队被命令，用印度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中的话说，“从我们目前的位置朝着国际承认的边境巡逻尽可能地远，防止中国人进一步前进并攻下任何在我们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哨所。”

这证明完全是计算错误。毛立刻撤销了以前的后退命令。但他仍然谨慎地告诫北京的中央军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注意形势。”这还不是军事行动命令；而是提醒作战略准备计划。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战略运筹开始了：贯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准备；速战速决。

在中央军委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上，毛用一句成语评论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换句话说，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部队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太容忍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并要求中国军队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对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国的哨所接近他们，包围他们。正如毛概括道：“你挥枪，我也挥枪。我们面对面看谁怕谁。”毛把这一方针叫做：“针锋相对”（基辛格原话：武装共存）。事实上，这开始了一盘喜马拉雅山下的围棋。

准确的指示下达到部队指战员。目标仍然是避免大冲突。中国部队被要求不准开火，除非印军接近到五十米以内。除此之外，任何军事行动需要来自更高权威的命令。

印度的计划者注意到中国已经停止后退但也观察到中国人的克制开火。他们下结论认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试探，而是把目标定在“将中国人已经占领的哨所推回去。”

因为中国声明的两个方针目标—阻止印军前进和避免流血—都没得到满足，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突然出击或许能逼迫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并终止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状态。

在追求着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关心美国是否会借中印冲突之机放手让台湾反攻大陆。另一个忧虑是美国为了防止河内将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会是美国最后通过老挝进攻中国的前奏。中国领导人不能相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时还没有战争升级）只是为了局部战略利益。

中国领导人想办法把两点都搞明白了，这显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全面性。华沙会谈被选定为获取美方意图的途径。中国大使被从度假中召回并被指示约见美国大使。他宣称北京注意到了台湾准备在大陆登陆的迹象。美国大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被指示回答美国希望和平因而 “在当前局势下”不会支持台湾的主动进攻。正如会谈中的中国大使王炳南事后回忆，这一信息对北京的最后决定“至关重大”。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一特殊约见要求。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别。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战争结束了，毛又一次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这次他大获全胜—尽管中国境内的*大*饥*荒*刚刚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朝鲜战争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对手对中国的低估；关于中国能力估计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对中国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环境和她在军事上如何反应的严重错误把握。

同时，1962年的战争在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变坏的时候为中国增添了另一个对手。事实证明苏联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导弹运载船一样逃得快。

一旦喜马拉雅山麓的军事冲突升级，莫斯科立马采取中立立场。好比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赫鲁晓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则为他的中立辩护。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报》—中国GCD的官方喉舌—编辑部评论文章忿怒地指出这是第一次一个GC国家没有站在另一个GC国家一边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应该清楚地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应该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同志充满热情。”评论文章要求中国的盟友“检查他们的意识并问他们自己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纱。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苏维埃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指责中国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刻侵略印度：

“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境扩大了武装冲突。不论中国领导人以何种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逃脱不掉实际上帮助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责任。”

中国，几乎刚刚克服*大*饥*荒*，现在四面树敌。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有了这些保证，毛于1962年十月召集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即开战：

“我们跟老蒋打过。我们跟日本打过，跟美国也打过。我们都没有害怕过。而且每次都是我们赢了。现在印度（阿三）想跟我们打。自然地，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不能让出一寸土地，我们若让出一寸，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掠取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一块地盘...。现在尼赫鲁把头伸出来让我们打，我们不打就是不够朋友。来而不往礼非礼也！”

在10月6日，决定基本传达下去了。战略计划是发起大部队攻击产生惊敌之效果逼迫印度谈判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进攻命令下达之前，赫鲁晓夫传来话说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将履行中苏友好联盟条约支持中国。鉴于中苏近几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以前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态度，这一表态一反常态。最可信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他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国摊牌。古巴危机过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潜在的国家危急时刻，毛选择了砸碎国家机器和GC党。他向顽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残余发动了他希望证明是最后的一次攻击—从这个废墟上将站立起一代，他预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革命者起来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并能够保卫革命事业成果。他把中国推进一场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狂热、恶毒的拉帮结派、和近乎内战的运动—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一个机构在运动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传机器鼓动起来的“群众”暴力冲突中解体。杰出的GCD和PLA领袖—他们是人民革命战争的领导—被一一打倒并遭到公开的羞辱。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社会的脊梁—全面瘫痪，课堂停课使得年轻一代在全国到处串联并响应毛的号召：“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许多这些突然毫无约束的青年参加到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中去，青年民兵们发着意识形态高烧行动在正常的组织机构之外（经常与之相对）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满激情的口号鼓励他们的干劲：“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赞许他们攻击现存的GCD官僚体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并鼓励他们在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斗争中不要怕“天下大乱”。毛认为“四旧”是中国虚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更是以发表编辑部评论文章“无政府主义好”煽风点火—明显地、政府批准地反对中国几千年的河蟹秩序的传统。

结果是惊人的人性和组织机构性涂炭，中国的权利和权威的组织—包括GCD高层—一个接一个地在青年意识形态突击队面前低头。中国—之前以勤学和博学而受到尊重的文明—变成一个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学生暴打老师和烧毁书籍，专家和高官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向文盲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实践。残忍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红卫兵和同派的群众—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为了躲过“革命风暴”—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任何一个他们以为带有复辟封建旧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几千年的鬼魂也无法平息打砸抢的怒火。革命师生从北京跑到孔子的家乡，发誓将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连根拔除，焚书、砸碑、掘坟。在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毁坏了首都6843处中的4992处“历史文物”古迹。紫禁城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个人交涉下幸免于难。

一个在传统上由孔学精英们管理的社会现在要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那里寻找智慧的源泉。大学关门了。任何人被指定为“专家”就成为嫌疑犯，专业能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概念。

中国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链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国对苏联集团、西方国家和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中国的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对所在国公民高谈阔论“MZD思想”等革命理论。与七十年前的义和团场景相似，红卫兵团伙冲击外国驻京使馆，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国逃奔的英国领馆人员。当英国外交部长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建议中英两国“在现阶段保持外交关系但从各国首都撤回领事馆人员”时，他没有收到回音，因为中国外交部长本人也被“斗争”了而不能回信。最后，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识形态无懈可击的”驻开罗大使黄华一人，所有的中国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馆人员都被召回国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参加革命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几十个国家整天处于争吵之中，她只跟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持真正正面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性标记就是毛的语录“小红书（红宝书，译者）”，由林彪在1964年编辑而成（林彪后来成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变企图后坐飞机逃往国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每个中国人都被要求携带一本“小红书”。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许--下，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高举着红宝书“围困”公共建筑，冲击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红卫兵也不比被他们革命的干部更幸运，最终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两难遭遇。以意识形态而非正式组织联系在一起，红卫兵分成不同派系争取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和个人追求。派系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红卫兵并把忠于他的党政军领导人安排到负责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政策开始了。截至此时，军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指令结构仍然树立不到的组织。于是，它被指令去发挥远远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队指战员被派去管理政府、农村和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保卫国家的责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响是灾难性的。毛逝世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这些人几乎都曾经是受害者—对它的评价都是谴责性的。邓小平，1979-1991年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争辩道文化大革命几乎在组织上毁灭GCD并至少暂时地将她的声誉降低到最低点。

最近几年，当人们的个人记忆消退时，另一种风潮正悄然兴起。其观点是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但是它开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他的答案是灾难性的。毛观察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特别是GC国家—与其人民的关系。在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尽管初步工业化--的社会，统治方法取决于公民大众的理解力。当然，在独裁社会，相关者人数有限。但无论何种政体，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否则，统治就得用强制的办法贯彻下去，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现代社会的一大挑战就是法律规定的社会框架越来越无缝可插，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政治体系作出决策，但其执行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政治和公众分开的官僚体制，能够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选举，如果有的话。即使在美国，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万页，不夸张地说，也只有几个立法者仔细通读。特别是在GGGC国家，官僚自成一体以潜规则运作。政治阶级和官僚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共同与大众之间都存在裂缝。以此方式，一个官员阶级就顺着官僚惯性而产生了。毛企图以一次性的大扫荡解决问题而几乎瘫痪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咨政顾问胡鞍钢所著的一本书辩论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邓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民心。他提议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个例题去研究怎样把中国的决策系统变得“更透明、更科学和更组织机构化。”

一个失去的机会？

回头来看，人们会想美国是否有可能较早十年开启与中国的对话。中国的乱局会是一个严肃对话的起始点吗？换句话说，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吗？对中国的开放能够发生得早一点吗？

事实是，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毛在这个阶段决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着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存坚定的愤恨，毛与资本主义的头号霸主握手言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这边有过一些试探性的爱抚，朝着中国政策灵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苏联轨道上权威的分段性”,并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太僵化。”他争辩道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应该随着情况变化重新检讨它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们不应该总穿着死板的政策外套，结果忽略了或不能够察觉客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肯尼迪的景愿不显山露水—但是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着相反方向讲的：对外敌意不减和对内勐列地扫除反对势力和碍手碍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温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中，毛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台海危机和大跃进。当肯尼迪成为总统时，中国在一次边境冲突中对印度进行了军事攻击，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亚洲对共产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没有和解的趋势信号使肯尼迪让美国人调台聆听。

肯尼迪政府确实摆出人性姿态—为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提高中国贫瘠的农业生产条件。提议被描述为保障“和平粮食”的努力，不过，它要求中国表达恳求指定支援的“认真愿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认对任何外援的依赖。他在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期的最后一年，总统本人开始考虑朝着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它的谈判者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授权他们在谈判桌旁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1949年后新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和平选项：“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

这些观点针对中国不确定的态度变化被作为抽象的愿望提出。其后没有具体结论，也不可能有。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发出邀请函—也许有意躲避美国的和解意向。至于这点，华盛顿在阻止军事挑衅上表现了充分的战术技巧，如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但在一个流体式发展的政治框架内形成相对应的外交策略方面却缺少想象力。

一个1960年作出的国家情报估计表达出其基本的评价：

GCD中国危机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在这一报告的估算期间几乎不会发生可以察觉的变化。这个政权会继续勐列地反美并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价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发烧和对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会让北京错误地计算风险。

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以上主导型观点。至于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横扫千军的目标就留下公开的疑问了。受到大跃进灾难性的破坏，六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疲惫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数被接受再教育）为字符拼写了事实上的全球大撤退。

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如何可能建立一个团结的亚洲集团？

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基点—中苏联手共谋共产扩张—是否对呢？

美国被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反战暴乱束缚手脚，没有找到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另一部分造成美国脑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线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麦卡锡主导的，译者注）调查谁失去了中国的过程中黯然离开国务院。其结果，一群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导了国务院思想，他们相信与中国和解将冒与苏联发生战争的风险。

但是，即使是对头的问题被提出来，也没有机会考验它（们）的答案。有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劝告毛对新形势调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对外联络处主任，在给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四面树敌对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速经济发展有着更大帮助。

毛根本不听，他宣称：

“我们党内有些人提倡“三缓一减”。他们说我们应该对帝国主义缓和，对反动派缓和，对修正主义缓和，而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援则应该减少。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坚持挑战各方面可能的对手这一政策。他继续说：

“中国应该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坚持斗争，并对一切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派别给予更大的援助。”

最后，当六十年代过去时，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一个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一个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不服气的台北的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它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只有他们之间的宿怨才避免了他们共同挑战中国。但是没有一个谨慎的政治家能够永远拿这一暂时的自我克制作赌注—特别是苏联好像对北京不断升级的挑战忍到了头。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证明他知道如何玩谨慎，就像他玩大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