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旷世无双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刻，两人的国家都在动荡之中。中国几乎被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美国的政治之弦也被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运动绷得紧紧的。中国面对着周边战火的前景—特别是与苏联的军事冲突正在实际发生。尼克松在充满暗杀和不理性冲突的六十年代末走进白宫，继承了越南战争和急迫结束它的国内政治。

毛试图用经典的中国计谋—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尼克松，抱着一颗对他的社会价值真诚的心，利用威尔逊原理邀请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杂志中写道：

“我们只是承受不起永远把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她培养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胁邻居。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地方容纳十亿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仅仅号召外交和解的姿态调整。他喜欢外交挑战（与美国城市的社会改革相似）：“在每种情况下，对话必须打开；在每种情况下，霸道必须停止而教育必须开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远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动力；但它不会自动选择方法。毛和尼克松两人都面对巨大的障碍开始对话，更别谈中美和解了。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对方当作难以宽恕的敌人。中国把美国称为“资本帝国主义”，用毛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按理论，它只能在战争中解决自身的矛盾。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也许。

美国的认知正是中国的镜子映像。十年的军事冲突和几乎接近的冲突好像铸成了一个国家见解，就是中国把自己当作世界革命的源泉总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比苏联更不可饶恕。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国内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坛。这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

尽管少有几个观察家在那时注意到，从1965年开始，毛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声调—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个细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义。毛喜爱对美国转达他的思想的一个途径就是会见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曾在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会过面。斯诺把他在那里的经历提炼成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把毛描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农民游击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邀请斯诺到北京并发表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评论—或者说如果华盛顿有人注意到就真的让人吃惊了。毛对斯诺说：

“我个人自然地为历史的力量把中美两国人民分隔十五年而无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加深了。不过，我自己不相信它会以战争和人类的灾难而结束。”

（不可想象）这样的话从这样一个领袖嘴里说出，他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准备好了与美国打核战争，他的宣称声色并茂以致于吓坏了苏联和东欧盟友，使他们远离中国。但是，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

在会见斯诺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中国的邻国越南大量集结。尽管局势的挑战与十五年前的朝鲜相似，但这次毛选择了克制。局限于非战斗性支援，中国提供了物资、道德支持和大约十万后勤部队帮助北越建设通讯和基础设施。对斯诺，毛明白地说中国只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美国交战，而不是越南：

“我们不会从我们这边发起战争，只有当美国进攻我们才会还击...。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请安心相信我们不会先打美国。”

好像担心美国忽略这点，毛又重述中国所关心的是越南人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对付他们的局势：

“中国人民正在忙国内的事情。在自己边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那样做呢？越南人民能够对付他们的局势。”

毛接下来更像一个科学家分析自然现象而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待边境战争那样猜想越南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这与毛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越南与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结果中只有一个是主席乐意接受的--“举行和谈，让美国部队呆在西贡附近，像南朝鲜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两个越南状态的继续。每个处理越南战争的美国总统都愿意以这一结果收场！

没有证据表明毛与斯诺的会见曾是约翰逊政府高层政策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被任何一届参与越南战争的政府（包括尼克松政府）做过相关考虑。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1965年，麦克乔治。邦迪，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一项代表美国六十年代对中国看法的声明：

“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指中国1964年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批准了美国出兵干涉越南，此举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现实是共产中国的巨大影子。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一年后，国务卿迪。卢斯科在国会外交委员会面前亦旧调重弹。

但是毛对斯诺描述的整个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

“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

当现在回过头来看毛的声明时，人们会想如果认真对待会不会影响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策略呢。但另一方面，毛从来没有把这些翻译成正式的官方政策。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正当他在国内战场上呼唤意识形态纯化和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的同时，突然扭转十五年来他的主义真理的火车头。毛对斯诺的话只能是试探情报的热气球。但斯诺本人不是这次放行的一个理想“气球”。他被北京信任—至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但在华盛顿，斯诺被认为是一个北京宣传的传声筒。华盛顿的正常本性一直是—就像五年以后—等待中国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

用任何一个不是酒后作出的战略计算来衡量，毛（那时）已将中国领入绝地。如果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攻击中国，另一方都会隔岸观火。因为喜马拉雅山远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边境争端对印度后勤有利。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部署。有着历史包袱的日本是不友好的，而且正在经济复兴。

当时正是一段少有的历史时期，毛貌似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在1968年11月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E。F。希尔的会见中，他表现出一付困惑的样子而不是他在布道式说教掩护下的习惯性的坚定。（因为毛的动作通常非常复杂，他的目标也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其他人，他们会读毛的台词并从中理解到他要探索新的选项。）毛好像有些担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远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间，全球性灾难可能即将到来：

“总体上来说，现在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样的局势不会太长。”

他又提问：

“你知道帝国主义会干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开始一个世界大战吗？或者也许他们现在不打而过一段时间再打？根据你的国内外经验，你的感觉是什么？”

换句话说，中国是现在就必须选择呢，还是等待其发展更是聪明的选择？

首要的是，毛要搞清楚他下面提到的“天下大乱的”真实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当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在越南的美国兵非常高兴，甚至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高。美国兵的士气高吗？苏联兵的士气高吗？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士气高吗？学生。游行。示威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通常不游行。示威。但是现在，天下大乱。”

简言之，什么是中国与她的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呢？美国和欧洲国家士气的问题暗示了在中国战略中对这些国家的表现能力的疑问吗？有点矛盾的是中国的意图与美国的十分相近—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是如果美国军队士气低下而学生的。游行。示威更是政治愿望的总崩溃，那么苏联很可能就以世界唯一强权的身段出现。中国领导层的有些人已经辩论要与苏联求同存异。无论冷战的结果如何，西方的士气低下也许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终将成功的佐证。中国应该顺着革命浪潮去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集中精力操纵资本主义的对手？

毛通常不在自己不知道答案（故意不说）或者不是为了考察会见人时提出问题。经过一番广泛的谈话，毛又以一个萦绕脑际的问题的形式结束了会谈。

“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也来回答。我会考虑，我也要你考虑。这是一个有着世界范围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我们将要看到战争，还是我们看到革命？战争会引发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即将到来，毛要站好位置—确实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个靶子。但如果革命席卷全球，毛就得实践他的毕生愿望—那就是革命。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毛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选择。

几个月后，毛为即将的未来选择了一条路径。毛1969年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

“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有苏联，西南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我们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向我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他的身边人员一脸困惑。

“再想想”，毛说：

“日本那边是美国。难道我们的祖先没有提醒我们‘远交近攻’吗？”

毛踮着脚朝着中共二十年的方针反方向走了两步：一步是象征性的，一步是实际的。他利用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宣言的机会来提示中国公众开始考虑美国的新想法。那一刻，尼克松微妙地提到对中国开放，释义他早先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

“让所有的国家知道这届政府的通话渠道是开放的。我们要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物品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的或小的，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中国的反应暗示北京有兴趣结束孤立但不着急放弃愤怒。中国的新闻报纸印刷了尼克松的讲话，共产党掌权后，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享受过如此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峰转软。《人民日报》1月27的一篇文章粉刺美国总统说：“尽管在绞索下，尼克松竟然有脸大谈未来...一个一只脚踩在坟墓里的人想用伊甸园的梦想安慰自己。这就是一个垂死阶级的苟延残喘。”

毛注意到尼克松的提议并认真考虑将它公布于众。不过，他不接受劝告式的接触方式。整一点实际的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国朝美国方向的活动更可能使每周一次的中苏边境冲突升级到更严重的危险。

几乎在同时，毛开始探讨他的总决定的实际含义。毛召集了他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这四位元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送到外省的工厂里去“学习研究”，在当时就是体力劳动的同义语。毛要求四位元帅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甚至需要周恩来去向元帅们保证这不是诱使他们作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一个月后，他们展示了中国在自毁天才的运动中丢失了什么。他们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富于思想性的估计。评价了关键国家的能力和意图，他们概括中国的战略挑战如下：

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来说，真正的威胁存在于他们两者之间。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威胁来自美帝和苏修。在反对中国的旗帜下，美帝和苏修互相合作同时又互相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因为合作而减少；相反，他们之间的敌意比任何时候更勐列。

起初，这可能意味着肯定现有的政策；毛可以继续同时挑战两个超级大国。元帅们争辩道，苏联不敢侵略中国，因为它面对诸多困难：缺乏大众对战争的支持，漫长的后勤供给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元帅们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描述了美国可能的态度—“坐山观虎斗。”

但是几个月后，在9月份，他们改变了这一判断，几乎与尼克松提出的同时。在元帅们的新看法里，美国当苏联侵略时不会袖手旁观，他必须站在一边：

“美帝国主义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这会让苏联打造一个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国更强大的帝国。”因此，尽管当时如何被中国媒体攻击，为了保卫国家与美国接触是必须的。

这一机敏的分析以一个读来感觉小心翼翼的结论而结束—尽管它已经十分大胆地挑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础。元帅们强烈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结束孤立一方面挫伤苏修和美帝的野心，即“采取主动防卫的军事战略和主动出击的政治战略”和“扩大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些让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外交圈的一般性建议被证明对毛的大构想是不充分的。1969年5月，毛把元帅们又送回到绘图板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荐。到这时，中苏边境的冲突已经以乘积增长。中国如何应对不断生长的危机？熊向晖，中国的老牌间谍和外交家，被毛派到老帅身边作“私人秘书”。这一研究小组提出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苏联大举侵犯中国的话，中国是否打美国牌？”为这一非正规的行动寻找先例，陈毅建议小组研究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现代例子。

叶剑英提议用一个更古老的中国自己的三国时期的例子。那时，随着汉朝的垮台，诸路君侯分权演绎成三国分立争霸。其中斗争故在十四世纪事被写成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不过当时在中国是禁书。叶引用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战略作为样板：

“我们可以参照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当魏、蜀、吴三国相争时：‘东结东吴，北拒曹操。’”

在经历十年的将中国的过去牛鬼蛇神化以后，毛被这些被打倒的元帅们请来观摩“老祖宗”的计谋，并应用到当今的逆向联盟中去。

元帅们继续描述怎样把与美国可能的关系当作战略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决定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老帅们作出了一个在智慧上勇敢但在政治上冒险的行动，他们推荐跟美国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大使级会谈。尽管他们为了表示对主义的真诚把两个超级大国摆在同等的和平威胁位置上，元帅们的推荐让人毫不怀他们其实把苏联当作主要危险。陈毅元帅递交了一份附加意见，他指出尽管美国过去拒绝了中国的姿态，但是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貌似热盼“赢得中国”。他提议一个--用他的话说—“狂想”：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至少部长级甚至更高。最具变革性的是扔掉先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先决条件的提案：

首先，当在华沙（大使级）的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主动倡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使得中美关系的基本的和相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然后，高层中美会谈就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不要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会在高层会谈中逐步解决。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与美国人讨论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苏联的鸭梨提供了增大的推动力。面对不断增长的苏军集结和新疆边境上的一场大战斗，8月28日，中央军委下令中国边境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美国的战略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宣誓时，中国的焦虑给了尼克松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机会。可是，这一机会最初没有被在越南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政府注意到。许多当年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保卫印度支那打退莫斯科和北京合奏的进攻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有过第二个想法。政府中很大一部分人—多得足以改变政策—持有的观点是越南战争不仅不能够赢而且折射出美国政治体系世风亦下。

截至此时，他的前任们已经隔着半个地球把五十万美国士兵派到那里，尼克松不甘心以无条件撤军来结束战争—而许多他的批评者都这样要求。他对待分别来自两党的前任的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们的决定把它置于现在的两难境地。尼克松知道无论深陷越南战争有多么疼痛，美国仍然是全世界反共产联盟中最强的国家，并且美国的信誉至关重要。尼克松政府--我在那里担当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寻求一种从印度支那分段式撤兵的方案，以保障那里的人民规划自己的未来和保持世界对美国作用的信任。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一个国家的新外交政策与一个单一问题划上等号：在实际效果上，美国从越南战争无条件撤兵是置几百万仰仗美国的印度支那人和为此付出共同努力的国家于不顾。尼克松承认结束战争，但他同样强烈地要提升美国的作用，使其在当前正在一块一块地浮现出的新国际秩序中充满活力。尼克松意图把美国从全面卷入和全面撤退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震荡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放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得政策在政府更新换代过程中得以保持不变。

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起到关键作用。毛把和解当作战略上的当务之急，尼克松当作是美国重新定义外交政策和国际领袖地位的机会。他寻求对中国开放以展示给美国公众一个形象：即使在战争中美国也在设计一个长久和平的蓝图。他和他的随从争取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重新建立联系就是为了把自己摆正位置和缓解从东南亚的一个角落不完美撤退带来的疼痛。

在历史的这一点上，继续革命倡议者毛和悲观战略家尼克松的路径交叉了。毛相信愿望和意志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尼克松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他总担心不可预知的命运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干预，使得深思熟虑的计划毁于一旦。但不管怎样他实行了他的计划。毛和尼克松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遵循全球大趋势逻辑的思考意愿和寻求终极结论的本能。尼克松可能更实际一点。他经常表达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完和做一半都花同样的价钱，那就做完它。”毛以自然活力实践的，正是尼克松听天由命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他就以相当的决心努力遵循。

按当时的需要，中国和美国找到一条互相接近的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当时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早晚都会发生。但是事情能如此之快而不经多少弯路却是归功于把事办成的领袖风格。领袖不能造时势，他们的显著贡献就是在当前局势许可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到极限。如果他们超出极限，他们就被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他们达不到极限，他们的政策就不好使。最好的国际关系基础就是一个各方能够分别获取长期利益的关系，因而也得以长期保持。

第一步—乌苏里江上的交战

尽管和解是最终结果，但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条通往战略对话的路是不容易的。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和（中国）四位元帅的研究得到了平行的结论，但实际行动却受到国内的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两边的公众被展示的是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

尼克松的战术问题比毛的更为复杂。毛一旦作出决定，他能够无情地实施下去。他的对手会记住以前毛的批评者的下场。尼克松必须克服美国二十年外交政策遗传下来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假设中国会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直至最后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当他走进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时候，这一看法已经变成了颠扑不破的信条。

尼克松得小心踏步以防中国的外交姿态只是耍宣传花枪而非认真改变外交招数。这是非常可能的，考虑到美国二十年来与中国的唯一接触点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那136次会议重复着单调而枯燥无味的节奏，毫无结果。每一步都要向几十位国会议员和十五个盟国代表作简报。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至今被美国和他的大多数盟友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的路线指定被埋葬于来自各方的鸭梨和争吵之中。

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交战（1969年3月）给了尼克松的总设计一个机会。若不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三番五次地找我汇报苏联版的珍宝岛事件，这次小小的军事冲突也许不会引起白宫的注意。还从来没听说过在冷战的最冷时期苏联对我们回报这样一个远离我们通常对话话题的事情，或任何事情。我们得出结论，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次事件中苏联可能是侵略者而简报包含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这一怀疑等到了兰德公司阿兰。怀廷对这一边境冲突研究结果的证实。怀廷作出结论，因为事件发生地接近苏联的一个后勤基地而离中国的很远，苏联可能是侵略者，下一步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中苏战争即将到来，美国政府的位置必须定义出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下令予多部门综论。

事实证明，对珍宝岛事件直接起因的分析是个误解，至少单独来看。这是一个由误解导致正确判断的例子。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珍宝岛事件是由中国挑起的，正如多勃雷宁指出，他们设下一个圈套引诱苏联的巡逻队遭受惨重损失（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译者注）。但是，中国的目的是防卫，与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威慑概念如出一辙。中国计划了整个事件，为了震慑苏联领导终止一系列的边境侵犯活动，北京认为那是骚扰。主动威慑的概念包含先发制人的策略，不是为了军事上打败敌人而是给其以心理上的打击使其不振。

中国的行动事实上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苏联沿着全边境加重了骚扰，在新疆边境苏联消灭了中国一个整团。在这样的气氛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对中国放松了一些小小的贸易限制。周恩来释放了两个因驾艇驶入中国水域而被羁押的美国人。

在1969年夏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信号不断冒出。苏联部队在中苏边境的部署增加到42个师—多达一百万之众。苏联中级军官满世界向有相近军衔的同行打探他们政府的反应，是否苏联要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武装备。

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政府加速考虑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次，问题的排列顺序与那些实施冷战外交政策的经验完全相反。对于整个一代人，中国被看作是两个共产巨人中最好战的。美国从未想到在他们俩人之间的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研究美国的态度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孤立程度有多大以致于对美国的决策过程理解迟钝。

但是，尼克松决定以地理政治考虑定义他的政策；在其中，任何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都应有一个美国的态度，往大了说，一个政策。即使我们决定漠不关心，也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自动选择。在1969年8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选择了态度，如果还不是政策的话。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论文题目，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打碎”，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并没有讨论。对熟悉尼克松思想的人来说，它暗示了在中国问题上地理政治优先于其它考量。追求这一政策，我下达了如下指令：一旦发生中苏冲突，美国应采取中立立场，但在这一框架中尽最大可能向中国倾斜。

这在美国政策上是一个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宣布我们对一个主要共产大国的生存有战略兴趣，更别说我们跟她二十年来没有一点有意义的接触，还跟她打过一场战争和在两场冲突中以拳相向。如何转达这一决定呢？华沙大使级会谈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了并且对于表达这一大幅度的变化可能级别太低。因此，白宫决定采取另一极端方式--把美国的决定转化为一个公开看法，即中苏冲突将影响美国利益的。

这时，在各种论坛上苏联发出战争威胁的好战声明如战鼓轰鸣，美国官员被指示传达美国不会被动和无动于衷的意思。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亥姆兹被要求作一个背景汇报，他透露苏联官员已经对其他共产领袖发声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5日，国务次卿艾略特。理查逊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的讲话中表白：“两个共产巨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随着争吵将要升级到大规模地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切的关注。”在冷战的语言词典里，理查逊的声明警告：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是漠不关心的，而其行动取决于它的战略利益。

当这些措施正在设计之中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对中国开放的构架。从那以后，我看过许多各方公布的文件，我现在知道苏联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更接近先发制人打击，唯一使他们拖延工程的原因就是捉摸不定美国的态度。现在清楚，毛在1969年9月就感到打击即将到来，他命令全体领导（除了周需要管理政府）疏散到全国各地，并报警给中国的核部队（当时规模尚小）。

或是美国的言辞警告的结果仰或是共产世界内部的运作学的结果，两个共产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一年以后有所缓和，战争的直接威胁消失了。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于9月坐飞机经印度—比经中国更远--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回程当中突然调转机头飞往北京。这种戏剧性的行为在国家之间不是下最后通牒就是为一个新关系阶段开始示好。要依谁来看，两者都不是，也都是。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了三个小时—对一个在表面上还是盟友来说，这几乎不算是欢迎。周恩来交给柯西金一份草拟的理解备忘录，提议两边在北部边境的相互争议地区撤兵以及其它缓解紧张的措施。这份文件应当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双边签字。但那没有发生。紧张在10月份又达到高点，毛下令中国的高级领导层撤离北京，国防部长林彪将全国部队置于“一级战斗准备”的警戒状态。

这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就被打开了。开始，两边都作着后仰的姿势—避免一方被看作是公开的第一次主动。美国是因为还没有一个论坛把总统的战略贴子正式发出去；而中国是因为不想在威胁面前表现软弱。结果就是跳复杂的小步舞—两边都可以说没碰到对方，在风格上谁都不用担心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在形式上现存的关系可以继续而不用照本宣科（“科”那时还没有写在“本”上）。在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间，至少有十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有过言语交换。这在当时就是相当显著的交流了，因为之前双方的外交官都互相躲着。当我们命令驻华沙大使沃特。斯托塞尔在下一次社交活动中主动接近中国外交官并表达对话意愿时，死扣终于打开了。

这次的相遇背景是在波兰首都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秀。美国外交官四处寻找在座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看到几个美国人交头接耳并隔着房间对他们指指点点，立即起身离席，避免被卷入交谈之中。美国外交官决心将命令执行到底，跟随中国人而去。发现有人跟踪，绝望的中国人加快了步伐，美国人开始跑了起来，并大声呼喊：“我们是美国使馆的人。我们相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要恢复与中国人的谈话。”

两个星期后，中国驻华沙大使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会谈，为恢复华沙会谈作准备。重开论坛就得不可避免地碰到下面两个问题。两边将要谈什么？谈到哪里为止？

这就要公开探讨一下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在谈判技巧和风格上的差别了。这些差别在这么长的会谈死结中是显现不出来的，两边都认为这个死结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服务：中国要求回归台湾主权；而美国要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虽然问题是中国两党之争的一个结果。

既然现在两边都寻求进步，谈判风格上的差异就显得重要了。中国的谈判家善于用外交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统统编织到一个总括的战略设计局中去。外交对他们来说就是战略原理的详细阐述。他们对谈判过程不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们也不认为开启谈判是一个特殊的变化形成事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关系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尽管他们会利用私人关系为他们的努力提供方便。他们对谈话的死结没有个人感情因素；他们把它当作外交机制不可回避的结果。他们赞赏善意的姿态，只要它们有利于可定义的目标或技巧。而且，他们耐心地守待长期观点，最后使不耐烦的会见人站在他们的一边。

美国外交官的态度变化相当大。在美国政治体中占上风的观点是把军事和外交基本上看作区分开来的行动阶段。军事行动有时被认为是开创谈判条件的必要，但是一旦谈判开始，谈判就被内在的逻辑主控着向前推进。这是为什么在谈判开始时美国都减少军事行动，如在朝鲜，如在越南停止轰炸，在每个事件中用保证替代鸭梨，为了非物质的意愿降低物质刺激（战场上的收获，译者）。美国外交通常喜欢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实际的而非抽象的目标。它鼓励“灵活”；它感到有义务用新的提议打开死结—非本意地招致新的死结而不得不又提出新的提议。这些有可能被意志坚定的对手加以利用达到拖延的战略目的。

在华沙会谈中，美国人的脾气带来相反的效果。中国回到华沙会谈是因为毛决定遵循老帅的建议寻求中美高层对话。但是美国外交官（与他们的总统相反）没有想到—甚至不敢相像—这样的突破；或者毋宁说，他们定义的突破就是给他们通过134次会议护理到现在的这一过程吹口活气儿。一路走来，他们已经积攒了一打议程项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双方宣称的债务问题；关在监狱的对方人员；贸易；武器控制；文化交流，等等。美国谈判者关于突破的想法就是中方准备谈论这些议程。

恢复后的头两次华沙会谈分别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召开，会上双方几乎是对牛弹琴。作为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不得不要求谈判团队重复我们的使馆人员在追着中国外交官跑的时候喊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代表去北京去直接与你们的官员讨论或迎接你们的代表到华盛顿。”中国谈判者标准性的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位置，但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把台湾问题包装在套话式的回应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为了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和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中国愿意考虑华沙渠道以外的大使级谈话或其它形式的谈话。它没有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作为这样谈话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谈判者寻求避免这种形而上的路线。中国第一次提出时，他们根本没有回应。之后，他们罗列了一连串谈话要点，想把中国的全面关系回顾路线改道成围绕着美国在二十年来毫无结果的会议中积攒起来的议程。

尼克松对这一路线失去耐心，肯定不比毛更小。“他们会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杀了他,”当尼克松看到谈判团队提交的计划时生气地说。但他不愿意让他们去谈地理政治，因为害怕（国会的）汇报体制会燃起熊熊大火，并要求他在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之前作出一系列的保证。毛的态度当时也捉摸不透。一方面，他要探索与美国和解之路。但他的意思是在1970年初传递的。那时，尼克松政府正面对抗议派兵柬埔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派兵的军事目的是切断河内进攻南越的供应线。）毛的问题是这些游戏示威是否表示着世界革命的真正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盼望而又经常失望的问题。如果中国这时接近美国，是不是正赶上世界革命的议程得到实现的时候呢？等待这一前景明朗消耗了毛在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以美国军事介入柬埔寨为借口取消了定期于5月29日的华沙会谈。后来，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尼克松想找一个不那么官僚化的、自己能够控制的对话平台。而毛每次作出一个坚定的决议之后，总是寻找直达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途径。两人都得小心动作，以免提前暴露遭到苏联的绞杀或对方窒息这一倡议。当华沙会谈终止时，美国的操作层面似乎感到放松了，因为这让他们从担心与北京谈判而引来的国内政治风险中解脱出来。在那一年当尼克松和毛都在寻找高层对话途径的时候，美国外交机构的低层人员从来没对白宫提出问题--华沙会谈怎么回事--或建议重新开始。

两边都在走八卦圈，互相够不着。两边选定的中间人为中美搭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70年7月，尼克松趁全球访问之机告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主人他要寻求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并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转告北京。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把这点也告诉了让。圣特尼，他是前法国驻河内大使，我的多年好朋友，也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的朋友。简言之，华盛顿选择了一位中国的非盟朋友（巴基斯坦），一个争取与莫斯科独立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一个强调战略独立性的NATO成员国（法国）。北京通过驻挪威奥斯陆（NATO成员）和--有点奇怪的—阿富汗喀布尔使馆向我们传递了暗示。我们没理会奥斯陆，因为那里的使馆不具备条件；喀布尔更是遥远了。而且，我们再也不想通过大使馆谈了。

中国没有理会直接的巴黎路线，但最终回应了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姿态，毛与我们交流的方式太微妙太间接以致于我们没有看到意思。1970年10月1日，毛又一次特邀斯诺会谈。为了展示时机的重要性，毛让斯诺站在他的身边检阅国庆大游行。一个美国人站在主席身边象征了—或许有意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与美国接触不仅是允许的更是优先的。

会谈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进行。斯诺被交给一份会谈记录但他被要求只许间接引用其中的语录，并且任何公开发表须拖延到三个月之后。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斯诺会将它交给美国政府而那时公开的记录摘要就如上车后补的票。

可是，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就像1965年那次会谈没有影响美国政策一样。斯诺是PRC的长期朋友没错，但正是这点让他上了白宫的黑名单，认为他是GC中国的同情者和宣传者。他的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政府的高层，就更别说白宫了。当这份文章几个月后出现时，通信已经在其它渠道进行了。

有点遗憾的是这份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我们的手中，因为毛作出了一些革命性的态度改变。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几乎绝断了与世界的联系。现在，毛甚至表示他很快就开始邀请美国各党派势力到中国来：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的态度从将美国妖魔化变为邀请美国总统对话。更令人惊奇的是毛对国内局势的评价，这暗示了毛要停止文化大革命，对话将与一个新的中国开始。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予，后头用 步枪 、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斯诺说毛还谈到个人崇拜：

【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习惯是困难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断言。国家刚刚经历过大动荡，GCD组织几乎瘫痪，只剩下对毛的个人崇拜粘系着全国，而这时毛决心放弃一切。

那么管理中国之船驶向哪里呢？是毛以他特征的椭圆弧步引导一个外国记者理解中国正欲展示一个新阶段以达到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的主要目标吗？斯诺报道，毛相信：

【在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而只应有互相尊重和平等。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

尼克松从地理政治观念出发，打破美国外交传统，为了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作缓解紧张的努力。但对中国中心论的毛，主要的景愿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安全。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愿意移动中国政策重心吸引反转联盟—不过，不是以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义而是中国社会的新方向—并向美国学习：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毛摊开双手）】

后来，毛又肯定了由孔子的道德修养铸就的传统中国统治理念。他把一部分会见时间用来批评红卫兵而不是美国人。说他们“一个是讲假话，...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昨天还口中喷火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今天穿着孔圣人的服装。他的结束语好像带有顺应形势的意思，或像他往常那样，一语双关？毛说，他是：“和尚打伞—”

（斯诺的英文记录：“a lone monk walking the world with a leaky umbrella”，直译过来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拿着一把漏雨的伞走世界，译者）

毛的最后一句话比他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的身份自称是隐退到哲学含义上的一个孤独的教师这一习惯性的戏谑式语言更具深意。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歇后语，要义在（毛没明说出来）后半句：

“无发（法）无天。”

更直白的意思就是“Defying laws both human and divine--违反人类和神祗的法则”或“Neither God-fearing nor law-abiding--既不怕上帝又不守法。”

换句话说，毛的结束语比词面意义更深远。毛把自己当作一个在法律之上独行的经典圣人。毛在戏弄他的讲英语的会见人吗？他认为斯诺能够理解这一歇后语吗？这通常对一个西方耳朵几乎无法明白。考虑当时相关的围氛，毛的歇后语很可能是说给国内的听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与可憎的美国和解的其他领导人。仅在美国对中国开放不久就出现了林彪叛变的危机—一个被指控为政变的企图。毛实际上是宣布他要把世界再翻个个。在那个使命中，他不会受“人类和神祗的法则”约束，甚至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则。他在警告怀疑者躲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