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和解.2

毛的会见记录文稿肯定在北京高层中传阅，而在华盛顿它却被忽视了。斯诺被要求推迟发表使得中国有时间开发一个官方的倡议。毛决定打断中间人的传话直接对美国政府高层发声。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送到我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是由巴基斯坦大使直接从伊斯兰堡带来的手写稿。北京的来信正式承认收到中间人转达的信息，并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噶。莫哈默德。叶海亚。汗表达的评论语。几个星期前，叶海亚被白宫召见时，尼克松，当时正与苏联谈判，说：美国不会参加“反中国阵营”并准备派一位特使在双方方便的地方与中国高层接触。

周恩来不提以前的事儿而直说，这是“来自元首，通过元首，直达元首”的信息。强调这一答复是毛和林彪（当时还是指定接班人）同意的，周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休庭争执”并指出它被“美国的外国军队占领了十五年。”

这是一个艺术性的文献。周恩来到底要讨论什么呢？台湾回归的问题还是美军驻台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提到美台共防条款。不管它是什么意思，那是二十年来北京关于台湾问题语气最软的一次表达。邀请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代表到北京，当务之急的事情肯定不止是台湾问题，因为二十年来通过华沙会谈的渠道一直在谈，这必须是跟中国安全有关的问题。

白宫把这个问题的回答留给直接接触以后。我们的回应原则上接受特殊的邀请但把他的使命定义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广泛问题讨论。”—换句话说，美国特使不会同意把议题只局限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以防巴基斯坦渠道不那么有效，周恩来又通过罗马尼亚送过来一个平行的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比巴基斯坦转来的晚了一个月，在1月份才收到。同样地，我们被告知这封信“毛主席和林彪都看过。”它也把台湾描述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添加了另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过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GC国家的首都—他也会在北京受到欢迎。鉴于过去二十年的全面对抗，只提台湾问题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很清楚地，越南根本不是和解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也回复了，接受特使的原则但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这样接触的早期，接受总统访问还不是时候，更别说太冒风险了。为了避免含糊，我们表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议题，与通过巴基斯坦转发的一模一样，即美国准备讨论一切双边关心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曾经分别在1970年10月和11月见过叶海亚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毛在10月会见过斯诺。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仅反映外交战术问题而是为大团圆结局而奏的大合唱。

但是，令我们吃惊和不安的是，三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回音。也许因为那时南越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正朝着经过老挝南部的北越主要后勤供应线胡志明小道发起进攻。毛的另一只眼睛好像也正盯着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因而另有想法？也许北京想按他们自己的步伐节奏走，装出对战术动作的藐视以掩盖战略上的热切，这不算暴露弱点。更有可能的是，毛在国内有更棘手的问题处理（离林彪事件不到一年，译者注）。

直到1971年四月初，我们才听到北京的动静。它没有经过我们以前建立好的渠道，而是另辟蹊径。这一招公开展露了中国想与美国交好的意愿， 而且与美国政府行动无关。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乒乓外交。其背景是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第一次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在中国的领导层对即将发生的中美两队相遇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在锦标赛上彻底避免遭遇，或至少要对美国队态度冷漠。周把事情转告给毛让毛重新考虑。毛两天未睡。一天深夜，服了安眠药以后（毛经常失眠），毛伏案酣睡。突然，他从药物的催眠中一激灵醒来，喊护士赶快给外交部打电话：

“把美国队请到中国来！”

护士问他：“你吃过催眠药的话也算吗？”

毛回答：

“是的，每个字都算数。快点！要不就晚了！”

拿到毛的钦旨，中国的运动员借机邀请美国队访华。

1971年4月17日，这群年轻的美国人充满好奇地发现自己站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跟 周恩来在一起，多少外国驻京大使都翘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见啊。

“你们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 中国总理肯定地说，“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全力支持这一友谊的开始。”

运动员们由于被不自觉地推入高层外交政治之中而目瞪口呆，他们无语。这迫使周赶快用一句问话结束会见：“你们不是这样认为吗？”—引来一片掌声。后来，我们琢磨出这是中国特色的方式。

如惯常的中国式外交，毛和周同时在几个层面上玩。在一个层面上，乒乓外交既是对美国一月份发出的信息的一种回答。它向中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沿着其决定的事业走下去的承诺， 而之前只是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在那个意义上，这就是保证。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警告，即使秘密渠道阻断，中国也将公开地将事业进行下去。那就是，北京有可能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外交”。

周很快传达外交渠道仍然是他选择的方式。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带来又一封周亲笔手写的信，落款日期是21日。它解释了三个月的沉默期是由于“当前的形势”，没有指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但重申了接待代表使团的意愿。周指名北京希望的特使是我，（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或总统本人。至于恢复关系的条件，周只提出美国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走武装部队—至今为止最无争吵性的问题—而省略了台湾回归。

到了那个时刻，这一秘密行动几乎要与正常的（之前与北京打交道的）外交企业活动脱轨了。尼克松决定通达北京的渠道只能局限在白宫。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告知周恩来来信的事情。这样，在4月28日的一次公众汇报会上，国务院的发言人仍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权问题是一个未决问题最终要由国际决议而定。”当国务卿赴伦敦召开外交会议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时，他评论了毛与斯诺的会谈，称对尼克松的邀请是“太随便”和“不严肃”。他把中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扩张式的”和“有点偏执妄想”。他还说，只有中国决定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秩序并“服从国际法原则”以后，谈判—甚至尼克松访问中国—才能可行。

正是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推动了恢复对话的步伐。北京政府发言人反驳台湾问题未决这一说法是“欺骗性的”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是指责的同时又称赞（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五月十日，我们正式接受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坚持广泛的议题。我们的通信这样写道：“在这一会议上，双边都可以提出任何主要关心的问题。”为了做好最高峰会的准备，总统建议我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代表他打前道会见周恩来。我们指定了一个日期。其理由不是什么高级政策。在春末夏初之交，内阁和白宫通常都有大量旅行活动，而那时正好有一架高等飞机有空儿。

6月2日，我们收到中国的回音。周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地”向毛报告了尼克松接受中国的邀请， 并且他会在指定的那天在北京欢迎我。我们当时没在意林彪的名字从他的通信中被拿掉了。

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的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其后的总统本人访问北京。此一行是绕着双方口水仗的边缘但目力集中在地理政治战略目标上而行走过来的，其结果构建了冷战后期的国际大格局。如果那时尼克松听取专家的劝告的话，他就会把中国的邀请当作条件先回到传统的议题然后再考虑。那样的话，这不仅会被当作拒绝，整个中美的接触过程就会被两国国内的和国际的压力所压倒。尼克松对即将出现的中美关系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明白两方的愿望毋宁说是他能够铺开一个概念化的基础，使得中国能够与其休戚相关。对尼克松来说，对中国开放是总战略设计的一部分，不是互相刺激的购物单。

中国领导人遵循了平行的路线。回归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是他们插手形成的，因此跟他们无关。他们从来不习惯把自己的安全放进一个法律条框安排的主权国家共同体里。美国至今还认为对中国开放是把她领到摆置好的（静止的）友谊圆桌旁入座。但是中国领导人提到一个“势”的高度—即掌握物体流动的艺术。

当周讲到建立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他表现的态度是促进一个新的国际平衡，而不是两国人民关系的一个终止态。在中国的文献里，找不到用美国词语堆砌的合法国际秩序。中国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中国在其中以斗争共存的方式得到安全和进步，和平共存和斗争准备处于相等骄傲的地位。美国以首次共产中国之旅跨进这样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