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周第一次相遇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政府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 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但我们猜这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

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差点拔枪，译者，呵呵），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总理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

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进（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后两位年轻女性据说是毛派的人。两位外交部的官员在被派来前接受任务的反应跟四位老帅一样，都需要周对他们亲自解释这不是考验他们而是毛的亲自部署。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推荐的研究中国战略选项的四大元帅之一—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PLA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

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总理；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幸存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政治局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

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4：30-11：30PM，7个小时；和第二天12：30-6：30 P 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 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 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上，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那次轻慢令中国耿耿于怀，尽管中国一再声明它没有造成影响。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

周恩来

在我六十年的公众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周恩来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基辛格说他是小个，译者注），优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占主导地位。当我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追随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总理。他是毛和毛的宏伟规划中的群众份子之间不可缺少的调解人，他把毛的宏伟蓝图变成具体的项目。甚至，许多中国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规划过分之处调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这两位领袖的差异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导的巨人出现，而周是细雨润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够压倒对手；而周的智慧能够说服或超越对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周把自己当作管理者和谈判家。毛热心于加速历史进程；周满意于充分发挥现状。周经常说：“一个好舵手能够驾风乘浪。”当这两位伟人凑在一起时，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职位的意义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为的深层方面。

后来，有人批评周做了过多的软化毛的冲击力而没有抵制他的事。当美国使团见到周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而他是一个大都市型的，受过外国教育的并且还是与西方接触的积极促进者—这些都令他容易成为革命的靶子。他是文革的给力派还是踩煞车的人？当然，周为了政治生存把他的熟练管理技巧借给了政治实施，他个人可能对此十分厌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躲过了60年代的打倒一大片，而其他当世领导人则无一幸免（他最后也受到攻击，到了1973年后半年，他实际上已经被移出办公室了）　

周和我终于面对面坐下来共同探讨我们两个以前互有敌意的国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请我作为客人先讲两句开场白。我已经决定不提两国隔离的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我的开场白包含了一些华丽的词藻：

“许多访问者都来到过这块美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断说：

“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是定义我们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巧妙设计，但周更进了一步。在他面对二十年以来第一个美国使团的讲话中，他强调恢复友谊是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的一样。

不过，这有点是一个硬脑壳的不带感情的友谊概念。中国GCD领导人依然保持了一些传统的蛮夷管理风格。在其中，对方会以被加入中国俱乐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维，这一“哥们儿”姿态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复杂化和对抗变得痛苦。当他们进行“中央王国”外交时，中国的外交官会诱导对方首倡中国喜欢的选项而使得默许更像授予对方优惠。

但同时，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战术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几千年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在国际关系中，每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堆相关问题的引子。因此，中国的外交家认为保持关系的连续性是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比文件更重要。与此相比较，美国外交倾向于把问题分解成自成一统的小单元，然后依其自身的优劣逐一解决。在这样的任务中，美国外交官也重视个人关系。差别是中国领导人不将“友谊”仅仅局限于个人资质而更是长期的文化、国家和历史联系；美国人则看重对方的个人资质。中国的友谊概念往往是通过培植非实体的利益保持关系的长久性；而美国的概念是通过社交接触促进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时，中国人肯为站在朋友一边的声誉花点价钱（当然不是无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反弹被迫辞职下台后仍邀请他到北京（此是后话）。

一个经常被中国领导人应用的文化特点是他们的历史观—用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范畴思考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国过去的辉煌时期和规模给中国领导人披上历史永恒的衣钵让对方自感谦卑。外国的会见人会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轨道中间而他的行动早已命中注定为中国历史的前进火车作缩写注脚。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谈中，周大胆地断言美国的历史比中国长，似乎作为欢迎我们的礼帽姿态。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中，他又回到传统的观念：

“我们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古代历史，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国。遗憾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书写文字，根据历史文物记载，它包含了4000年的遗产。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

全面地，周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路线，强调从孔子学说到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规范：

“毛主席多次说过我们绝不作超级大国。我们争取的是，所有的国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两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看法，寻找共同点，和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来。为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与国打交道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会晤时，周就一刀斩断这个“歌迪亚死结”（这是个源出于古希腊传说的成语，歌迪亚（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Gordian knot谁就可以称王亚洲。这个结一直没有人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拔开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译者加注）。

基辛格：我要问总理你要如何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二者选其一：我们可以双方先交换问题，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你觉得怎么样好？

周：你的意见呢？

基辛格：我不坚持。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因为周总理先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谈我们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看法。然后，我告诉总理我对他的台湾声明如何反应，他再告诉我他对我的印度支那观点的反应。或者，我们一次讨论一个问题。

周：怎么都行，你决定。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说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或一起来，因为也许你们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

基辛格：我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

周没有坚持台湾问题是优先问题也没有坚持先决条件。最后，我们把从台湾撤军当作是解决印支战争的条件。

周在台湾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我们以前在136次华沙会议上听到过的，他在第一天的长长的讨论中又措辞小心地重述过。美国政府必须承认PRC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逻辑”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走全部武装部队和销毁它的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国-台湾防卫条款最后就“不存在了。”

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两边都如此宣称，而是把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的首都放进一个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时间框架中去。这需要接下来几届总统的努力，小心地熟练地走一条平衡木，既要不断加深与北京的关系，又要创造条件保持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秘密之旅仅是个开端。中国领导人，尽管强烈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没有把它推向摊牌。

周在越南问题上作出的模样和我在台湾问题上一样，显得即不作出直接的承诺也不着急。周仔细听取我的演说并提出尖锐的问题；然而他又适可而止，没有施加一点道德上的鸭梨，更别说威胁了。好像中国对越南无论任何援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不是战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他解释道：

“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然而，我们对他们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当然，不等同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中国不会军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压我们。

在第二天人民大会堂的午宴上，周突然提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他说，但他想要他的客人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尽管是曲折地—当前中美领导会谈这一步的。

毛寻求净化GCD和冲破官僚结构的隔障，周解释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在D政机构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的任务是将社会体系回归到真正的意识形态净地。这一决定事实上制造了动乱，正像各个红卫兵组织不断增大地追求自立和互不相称的政策。确实，按照周的数算，在不断扩大的混乱局势中不同单位和地区都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保护自己。这些分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武斗，对相信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和祖国统一的人民是一个震撼。到了这个地步，在全国取得了打倒官僚和坚定信念的进步以后，毛主席要求PLA恢复秩序。

周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作出上述解释的，他肯定得到毛的指示去做的。他明晰地寻求远离文化大革命但保持对毛的忠诚。毛应该会看这份讲话文稿。那时，我就想周的话表达什么意思。周说，有一次红卫兵甚至把他锁在办公室里。但另一方面，周又说他没有主席高瞻远瞩，主席看到了革命需要新生力量的需要。

为什么向二十年中第一次来的美国代表团作如此的表白？因为目标是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的层次上去。这里，“友谊”的准确理解是战略合作。为此，必须把中国定义成为一个克服了内部动乱因而更坚定可靠的国家。周暗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与任何外敌对抗，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周在下午的正式会议上把这点整明确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福建是一个省，在北京和台湾的行政区划分中，台湾和那些近海岛屿都属于这个省。

会议开始，周表述了中国的战略藐视态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她：

“你喜欢讲哲学。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再次被分割。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你们占领长江以南，之间东部地区可以留给日本...

如果这样的大动作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会准备如何应对呢？我们准备用人民战争作艰苦卓绝的抵抗，与你们进行长期斗争知道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牺牲一些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据说，周是在毛的特别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担心苏联侵略，但他不想表达出忧心，更别说表现出有求于人了。对于天下大乱的描述是他试探美国态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问会暗含忧心：把潜在威胁极致化和把中国抵抗的坚强意志明朗化。没有任何美国情报估计构想过这样一个催化性的偶发事件；没有一个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冲突。然而在他的环视范围内没有确认明确的主要忧心问题—其实是苏联的进攻—这样中国就不是一个求情者。

尽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说是个微妙的路线，将话题引到关于战略合作的讨论。在大西洋地区，在若隐若现的威胁面前，我们与友好国家为盟。他们愿意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义务以得到安心。中国领导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如何准备孤力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核威胁下，反对一切敌人的大联合是那个年代中国标准的口头禅。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变成一种武器，也是以战略平行为基础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义务肯定不能写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战略看法之中。尽管中国没有要求外部支撑，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它会自动起来，如果她的伙伴不以为然，中国也没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会议要结束时，在必须会见他的北朝鲜同志之前，和我们不能更改的离别时间大约18小时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过，但有意回避先说，谁也不想应付拒绝或表现得像个求情者。周最后优雅地进入话题，就像它是个步骤问题（决定双方已经心照不宣，译者）。

周：你对访问的公告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装傻，译者）？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告我的访华并且说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接受了，在原则上或在明年春天一个固定的时间都可以。你喜欢那种？我认为两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么，是不是能够叫我们两边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拟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草拟。

周：两个访问。

基辛格：那好。

周：让我们试试...。我6点有个约会到10点。我的办公室对你开放。或者你们回到住处讨论。你们可以吃晚饭，看个电影。

基辛格：我们10点见。

周：好的，我会去你们的住处。我们将工作到深夜。

正如当时发生的，公告在当天晚上做不出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一边想让另一边看上去更积极。我们把分歧分开。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经上床了。毛最后批准了这样的说法：“获悉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的飞机起飞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的草拟通稿。“我们的公告将震撼世界”，周说。代表团乘飞机返回，隐瞒着心中的兴奋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莱门特号称“西部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时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

尼克松中国之行：与毛的会见

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作为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 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身着笔挺的毛式服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脸的不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

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庆祝还为时尚早，中国不想削弱自己在谈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态。而且，中国领导人知道让尼克松脸上太有光彩更会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开展现他们的敌人肯定会加重中越两国的紧张关系。

作为补偿，我们的主人以邀请尼克松与毛会晤替代公开的欢迎。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从天而降。这是古代皇帝召见仪式的现代版。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毛的住所。美国的安全特工不准随行，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共产党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就沿这条线矗立——上的大门，来到了毛的住所—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着湖边逶迤蜿蜒，湖的另一边坐落着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中国人会非常熟练地运用毛的照片表达气氛和政策的方向。当毛阴沉着脸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毛用手指点客人时，这表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所保留。

会见让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毛的诙谐简约的谈话风格。大多数政治领袖用要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毛以苏格拉底式风格推进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个问题或观察开始邀请对方评论。然后，他又用另一个观察承接前者。最后，这一大堆问题、观察和讽刺性评论汇总到一个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承诺。

从一开始毛就不像要与尼克松谈论哲学或战略的样子。在从上海来北京的路上（因空军一号需在上海暂停，换上中国的领航员，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派去陪伴总统一行）尼克松曾对乔冠华说过他很想跟主席谈哲学。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学博士，他指着我说：“今天让他一个人主讲好了。”好像习以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间挑拨“矛盾”。

毛也不想谈时政。

尼克松把问题用如下语言组装起来：

“比如，我们必须问自己—当然只在这间屋子里—为什么苏联在你们的边境有比在西欧边境多的军队？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日本的未来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是不是中立好一点，毫无防卫力量，或与美国有些关系？...（我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对的危险是苏联侵略还是美国侵略。”

毛不上钩：

“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可不想谈。”

他建议那些可以跟总理谈。

那么，毛到底想通过这一曲折拐弯的对话表达什么呢？也许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谈之中。第一点，经过二十年在台湾问题上锱铢必较以后，这一问题都没提出来。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话是如下进行的：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同意我们见面。他叫我们“共匪。”他最近讲了话，你看到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称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蒋匪”；轮到他们，就叫我们“共匪”。我们互相骂。

毛：实际上，我们跟他的交情比你们跟他的长。

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至少是在当时。

第二点，毛想表达的是尼克松是受欢迎的。第三点，毛想把中国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排除掉：

“在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和来自中国的侵略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目前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把一部分军队撤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不到国外去。”

这句话隐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鲜那样中国大规模出兵干涉的担忧。

第四点，毛想表达的是他在对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挑战但现在克服了。他给林彪送了一付嘲讽性的碑文，后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变流产以后坐一架军用飞机逃离中国的山海关（原文指北京，译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与你们接触。结果是他们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国外...。至于苏联，他们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第五点，毛赞许加速双边合作和鼓励具体事情具体商量：

“我们这边处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层面上的人员交流那样的事情，还有贸易。不是决定具体事情，而是停滞在我们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就坚持那个立场。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乒乓球。”

第六点，他强调他对尼克松个人的好感，他说他个人喜欢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这个大跃进、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作出令人吃惊的表白：他投过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较高兴右派掌权”（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当主席说投我一票时，他是在两个魔头中挑小的。

毛：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站在右边的；英国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将军。

毛：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边的。我比较高兴右派掌权。

尽管如此，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得到权力，中国也会与他们建立联系。

在开始的时候，毛显示出准备好了大方向，但没对将要开始的谈判有任何具体指示。还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其他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联合公报，要有耐心克服困难。毛争辩说不要把后退当作失败而要努力赶上。眼前的大战略设计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即使是台湾问题。毛劝告双方不要斤斤计较在一个谈判问题上：

“谈得好就好，没有一致也好，如果我们只纠缠在死结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达成一个结果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失败了，人们会讲我们为什么第一次没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第二次成功了，看他们怎么说。”

也就是说，即使因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将要开始的谈判又成僵局，中国仍会坚持争取在将来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理想结果。

在会晤将要结束的时候，毛，这位继续革命的预言家，对他以前妖魔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再也不与两国关系相关了：

毛：（毛指着基辛格）我认为，一般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讲那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

毛接着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对这一在过去二十年贴满全中国的标语认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讽、戏谑并令人安心的语言结束了谈话：

“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们俩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在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长期保证和我们的非意识形态关系得到最高权威的批准的情况下，两边开始了长达五天的对话和宴会，又有观光旅游穿插其间。

尼克松-周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是双边合作反对霸权的长期目标—“霸权”不言而喻暗指苏联的词语。这一问题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见三个小时。

第二个是一个讨论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论坛，由两边的外交部长带头。最后一个是联合公报的草拟小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领头。草拟工作会议每天在晚宴后进行。

周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议是两国元首（在某种意义上）之间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国政策的概念路线图摊开在对手面前。鉴于双边的出发点，尼克松有必要让对方听到一个美国目标的权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对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作为谈判家，他不愿面对面地争执—甚至有意回避-这有时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简意赅。在我认识的十几位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利用这十五小时给周展示了他对中美关系景愿及其世界影响的构想。

还在我进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对驻台北大使简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东道主解释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将把政策脚步逐渐从台北移向北京：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北）必须有准备面对事实，就是一步接一步地与那边—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正常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何况，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尼克松预言，尽管中国内乱和贫穷，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终将中国推进世界大国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个完美无暇的政府机制管理大陆。我的好上帝呀...世上无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让八亿人民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体制下齐心尽力工作...他们肯定是世界领袖。”

回到北京现在时，尼克松在正点上。无论他对共产体系有什么负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国来对他们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原理—肯定也没用。尼克松在冷战中寻求的是一个在部满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稳定国际秩序。这样，在第一次与周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对革命者真诚的敬意—尽管他早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美国政策的失败：

“我知道你们深深地相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让我们让步一样。”

尼克松承认他的原则让他—如许多美国人—支持反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变化了，现在美国利益要求华盛顿适应这些变化：

“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工作过，那时与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从那时起世界变化了，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谈话中说到，一个好舵手必须能够驾风乘浪，不然他就会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假如双方的国家利益清楚并考虑到稳定的需要，或至少为了避免灾难，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谊—这点我感到我们个人之间有—不可能是一个有建树的关系的基础，至少友谊不是唯一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意某些优雅的语言，但除非那种语言达成的协议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它不会有太大意义。”

采取这样的路线，坦诚是真诚合作的门票。正如尼克松对周说：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并认识到我们不会做不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这类话语称为一种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这些原话作为美国可靠的保证—因为它们精确、可计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一个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即使从越南大部分撤军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当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来，中国的宣传攻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殖民压迫并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坚持地理政治当务之急超越意识形态—他人在北京这点就说明了问题。有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他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对我说过：

“我们不要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过去不必，现在不必，将来也不必。我们也不必主动讲清楚美国将如何做。好的，换句话说，光着膀子（英语里常说：丢了衬衫—输光了—的同义语，译者），拍着胸脯，我们撤退，我们会这么做，那啥，还有其它的。因为我想我们必须说，好的，‘美国威胁谁了？你想让谁玩这个角色？’”

尼克松诉求的国家利益在绝对意义上是很难用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作为行动准则，定义国家利益的条件太广，解释幅度太大。需要价值认同相协调。

当中国和美国隔着二十年的裂缝第一次打交道时，两边的价值明显不同，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所有困难面前取得国家利益的共识就是最有意义的调和。意识形态只能使双方走向对抗，在广泛的边缘问题上互相角力。

那么，实用主义够用吗？它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很容易使冲突尖锐。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国内团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角度作出的退让会被国内的反对派称为展示软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价码抬高。在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问题是如何认同或使其认同利益的定义。尼克松-周的谈话提供了认同的总框架，上海联合公报是通向它的桥梁，但是在其中关于台湾的段落上有过相当的争论。

上海联合公报

通常地，联合公报的适用期很短。它只定义气氛而不是方向。但是总结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不是这么回事。

领导人都喜欢制造一个联合公报完全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谈话的印象。最好双方领导同意每个标点符号，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经验的睿智的领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领袖们在短期峰会内字字斟酌是无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坚强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凑不到一起—在时间和媒体的压力下也不能解开死扣。因此，联合公报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写好带到会议上来。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专为此行第二趟来到北京。当时行动的代码叫波罗-II（Polo II），因为在我们命名秘密之旅为波罗-I（Polo I）以后，我们就没有想象力了。波罗-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个在四个月以后尼克松访华结束时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联合公报。

我们在北京政府结构刚刚经历了一次大震荡的时候到达北京。几个星期前，毛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个阴谋，其完整程度还没有被官方合盘端出。各种解释都有。当时领先的看法是林彪，这位“小红书”的编集者，貌似认为中国的安全依靠文化大革命原理比依靠跟美国搞动作更可靠。还有人提示，在当时，林彪实际上反对毛拉近务实的周和邓，因意识形态上的嫉妒而采取保卫自己的战术。

当我和随从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危机的痕迹尚存。从机场到住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标语“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和它的走狗！”有些还是用英语写的。在国宾馆我们的房间里也有相同主题的传单。我让我的助手把他们收集起来交回给中国同级的官员，就说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在陪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尴尬。他专门让我注意看墙上覆盖住旧标语的新标语，这回上面用英语写着：“欢迎亚非拉乒乓锦标赛！”其它的标语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嘴里听到这个词。

联合公报的讨论开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看过同意的草稿。在那里，双方肯定将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决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台湾问题一节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并答应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国的改进和另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