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的谈话

秘密之旅为重建中美关系搭桥。尼克松访华为两国战略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合作的原则树立了，框架还得搭建。上海联合公报的语言暗示了一种联盟。但中国的独立自主姿态使得形式与实质的连接困难。

随着历史记载国际交往，联盟就出现了。有各种原因促使联盟：把各个盟友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提供互相援助的义务；在当时战术行动之外增加威慑。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是两边都在没有正式义务之下协调行动。

这种事态就是中国国际关系观念的内在特性。宣布中国“站起来”后，毛可以向美国伸手，但绝不会承认中国的力量不足以对付任何可能的挑战。他也不会接受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超出国家利益之外提供援助的抽象义务。中国在毛领导时代的早期只有一个联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苏联，中国在展现新的国际身份时需要支持。后来，她在1961年与北朝鲜结成友好合作互助联盟，其中包括一个在受到外敌攻击时互联防御的条款，至今有效。但那更像中国历史常见的附属国关系：北京提供保护；北朝鲜的回护是无关紧要的。与苏联的联盟在一开始就有问题，大部分因为毛不接受哪管一点点服从的暗示。

尼克松访华之后出现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文件上书写的正式相互保证。它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从与毛的谈话—1973年2月和11月—和与周的长时间讨论—1973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从那以后，北京不再抵制美国力量的投影—就像尼克松访华之前那样。相反，在中国明显的战略设计中，她把美国当作与“北极熊”玩平衡的砝码。

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事实上，在整个七十年代，北京比美国公众或国会议员更支持美国行动随心所欲。

“大连横”：中国反包围

最初的一年，这一设计缺少一个毛批准的执照。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他指明了大方向，但又非常自负地拒绝讨论任何战略战术问题，也许因为那时上海联合公报还没出炉。

毛在与我的两次长谈中作了补充。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17日深夜，11：30PM-1：20AM。第二次发生在1973年11月12日，5：40-8：25AP M。谈话内容说明了他们的范围。第一次谈话之前一个月，黎德寿--北越的谈判者—和我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越南战争。第二次谈话之前，美国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力挽狂澜，将阿拉伯世界对苏联的依赖扳到美国这边来，特别是埃及。

在两次情况中，毛在挑选的媒体面前热情地表扬了中美关系。在二月份，他评论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但“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友谊。”进一步，毛给出了行动的定义。因为毛喜欢用寓言，他选了我们最不必担心的问题开始，就是中国对美国访华官员的情报工作。这是一种间接表示伙伴关系又不必要求回报的方式：

我们不讲假话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不偷你们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把它们放哪里来试试我们。我们也不上梁偷听。那些小伎俩没用。对于大动作，小伎俩也不管用。我对你们的新闻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机关，和你们的一样。他们不好使（周总理大笑）。例如，他们不知道林彪的事（周总理大笑）。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你要来。

当然， 最不可观的前景就是美国和中国各自放弃收集对方的情报。如果说中美关系走进一个新时代，重要的是双方透明并阐述平行的计算。但是限制情报机关的活动却不是最好的开始。主席传递了一个透明度的信息但同时也是警告他不吃那一套。作为问题介绍，他混合着诙谐、蔑视和战略考虑回顾了与苏联的交往：

毛：他们想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与我们讲和，他们劝告我们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来过这里。

毛/周：很长时间了。

周：那时他第一次来中国（用英语说的）。

毛：第二次柯西金自己来的，那是1960年。我对他宣布我们要与他斗争一万年（大笑）。

翻译：主席说的是一万年的斗争。

毛：这次，我对柯西金让步了，我说原来我说这场斗争要搞一万年。可怜你亲自跑来一趟见我，我减去一千年（大笑）。你看我有多慷慨。一旦我让步，就是一千年。

基本的信息仍然是一样滴：合作是可能的但还没有战术动作，这个经历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冲突的老兵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在深层，它是个警告，即如果和解中断，中国会变成一个坚韧可怕的敌人。

在一年前对尼克松谈话时，毛免提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这次为了排除任何威胁，我直接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切开：“美国与我们的关系应该与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分离开来。”毛建议美国应该像日本做的那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我们两国才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但是，至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毛告诫：“那很复杂。我不相信和平过渡。”毛然后转向外交部长姬鹏飞问：“你相信吗？”在与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商谈以后，毛拿出了主意—没有时间鸭梨：

毛：他们就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与我们合作？我说咱们先干，现在可以不管台湾的事儿，让它等待一百年以后吧。这世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干嘛要着急呢？不就是个一千多万人的小岛嘛。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

毛：至于你们与我们的关系，我看不用一百年。

基辛格：我肯定。我认为那要来得更快。

毛：但那要你们来定。我们不催你们。你们感到需要，我们就干。如果你们感到现在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推迟到以后。

基辛格：这不是需要的问题；是实际可行性的问题。

毛：那都一样（大笑）。

在毛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风格中，这里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意思：第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不会放弃她使用武力的选项—确实可能某一天期待如此；但第二点，至少在眼前，毛推迟这一天，就像他说的等一百年以后。这个玩笑有意为主题扫清道路，那就是乔治。坎南的大包围理论的军事应用—苏联如果被阻止扩张的话，会由于内部的紧张而垮台。但是坎南的原理主要针对国内政策和外交行动，毛意图用所有能利用的鸭梨直接对抗。

毛告诉我，苏联代表全球性威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抵制。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会抵抗攻击，即使她的军队不得不撤退到中国内地的深山老林里打游击战。但是与美国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合作会加速胜利，而胜负的分晓已经由苏联的长期内虚所决定。中国不会求援也不会以合作作为互换条件。但她准备采用与美国平行的战略。结合键是共同信念，不是正式义务。毛争辩，坚决的全球性包围苏联这一政策肯定能成功，因为苏联的能力不配他的野心：

毛：他们不得不对付这么多的对手。他们得对付太平洋。他们得对付日本。他们得对付中国。他们得对付南亚，那包括好几个国家。而他们只有一百万军队在这里—还不够自我防卫，作为进攻部队还少了点。他们不可能进攻，除非你们先让他们，你们先给他们中东和欧洲，那他们就腾出部队到东边来。再增加一百万。

基辛格：那不可能发生。我同意主席，如果欧洲、日本和美国握紧在一起，并且我们正在中东作着主席建议的事--那么对中国攻击的危险就很小了。

毛：我们也正拖着他们的一部分军队，这对你们在欧洲和中东有利。例如，他们有军队在外蒙古部署，至晚在赫鲁晓夫时代那里还没有。那时，他们没有在外蒙古部署部队，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以后。它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基辛格：那是在1969年。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和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协调行动非常重要。

毛：Yes。

毛鼓励的合作不只局限于亚洲。没有一点粉刺的意思，毛鼓励美国在中东军事介入以抵制苏联—这正是中国宣传机器雷鸣般鼓噪反对的“帝国主义侵略。”1973年阿以战争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去了莫斯科，伊拉克引起毛的注意并把它加进他的全球战略局中：

毛：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伊拉克问题，巴格达。我们不知道是否你们可以在那个地区做点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能性不大。

周：那么做比较困难。有可能同他们建立联系，但让他们改变取向要花一点时间。如果他们在那里遭了罪，他们有可能改变取向。

周正在建议有必要采取协调的政策让伊拉克为对苏联的依赖付出大代价使得它不得不改变取向—就像埃及（也可能是出自自身的体验而拐弯抹角地评论盟友如何都会厌倦苏联的沉重爱戴）。以这样的方式，毛评估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几乎一个不落。他强调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苏联扩张障碍的重要性。除了伊拉克，他还对南也门担心。他强烈要求美国在印度洋增加力量。他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美国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

日本指定是毛的协调战略的一支主要力量。在1971年的秘密之旅时，中国领导人还对美日联盟耿耿于怀。周曾警告我们要小心日本；他说，如果你们扶植日本经济复苏到了挑战我们的地步的话，现在的友谊会萎缩。在1971年10月，他又强调日本“羽翼已满，正待起飞。”我回答，尼克松在他的访问中也详加说明，日本孤立比处在国际秩序里--包括与美国为盟--更有问题。到了1973年我们与毛谈话时，毛接受了这个说法。他现在鼓励我多花点精力在日本并培植日本的领导：

毛：让我们谈谈日本吧。这次你要去日本呆几天。

基辛格：主席总责怪我对日本的态度。我对主席的意见是严肃的，这次我逗留两天半。他说的很对。不让日本感到孤立和没人搭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给他太多的想法乱说乱动。

毛：那就是不要使他们倒向苏联一边。

美国跟中国的全球协作如何实施呢？毛建议每一方都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利益概念并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行动：

毛：我们也说，在同样的情形下（毛用他的手指了指），就是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说的，每一方用他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需要行动，那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国家手挽手行动。

基辛格：是的，我们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用不同的办法但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

毛：那就好。只要目标一致，我们不会伤你们，你们也不伤我们。我们一起共同对付那个杂种（大笑）。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那个，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GCD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

换句话说，每一边都可以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武装自己满足国内的需要，只有它不干预反对苏联危险的合作需要。意识形态归属于国内管理；它离开了外交政策。只要目标一致，意识形态的“军备竞赛”可以是有效的。

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在它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毛总是努力找出相互重叠的原则。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坎南的大包围理论主要应用于欧洲和大西洋关系。毛的是全球性的。在毛的概念中，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该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毛在1973年2月首次对我提出这一概念，以此解释这组国家如何开展与苏联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连横”战线。

我们同意这一分析的实质。但是中国和美国国内体制对实施这一方略的要求不同。两个有如此差异的政体如何执行同一个政策呢？对毛来说，概念和实施是一回事儿。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在当时水门事件丑闻将尼克松的威信大打折扣后，困难在于争取公众和我们的盟友的支持共识。

反对苏联的“大连横”战略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思考。这出于她自己国家的战略需要。但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则提升了这一总战略的模糊度。它依赖于所有国家能够在每种情况下都作出有比较性的计算能力。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联合肯定战胜苏联。但如果有的国家计算不同怎么办—特别是在没有法律义务约束的条件下？如果，恐怕正如中国所不愿，有些伙伴认为最好的力量平衡是美国欧洲日本与苏联联合而非中国那又怎么办？...这样，在中美合作的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准联盟的各个元素国可能如何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概念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甘愿冒和他们一样的风险。

在应用“大连横”概念方面，毛这个矛盾专家遇到了一连串不可回避的矛盾。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概念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想法不相吻合。合作取决于独立计算结果的汇总。如果他们与中国吻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各方有差异，中国的怀疑态度就会自发产生并增长到难以克服的程度。

大连横概念是西方的共同安全概念的肌肉版。但在实践中，共同安全更容易以共同公约因子运算。前者是以某一个有着详细的地缘政治设计蓝图的国家信念为基础。而后者正是美国在它领导的联盟中实践的经验。

这些在任何全球安全体系都本质存在的困难当然也困扰着毛，特别是对美国开门并没有像他原来设想的那样使美国对苏联关门。毛之转向美国是基于他相信美苏两国的分歧最终不会导致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有任何重大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产党在三四十年代 “统一战线” 的战略应用。在尼克松访华以后，就有标语出现：“利用矛盾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毛假定美国对中国开放会使苏联疑心倍增也使美苏之间的紧张倍增。在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开始对华盛顿争相邀宠（毛可没对华盛顿“邀宠”，译者）。两个核超级大国接触频频。尽管一方面美国清楚地发信号表明它把中国当作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力量并在她受到威胁时支持她，美国另有选择这一事实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本能意识相抵触。

大连横的麻烦毛已经检查到了，就是如果力量计算决定行动的话，中国的军力是个软肋，可能需要美国的某种支持，至少在当时。

这就是为什么在合作对话的每一个阶段，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设计一个保留中国的行动自由和自尊的提案：就是说，中国不需要保护，必要的话，中国能够独自处理任何可测的风云危机。他们使用“共同安全”的修辞外皮儿，保留自己往里添馅儿的权利。

在1973年两次与毛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一点：中国藐视任何形式的压力，特别是核压力。他说，如果核战争消灭了中国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 它可能帮助中国取得统一语言的长期益处：

“如果苏联朝我们扔原子弹，杀死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就解决了中国复杂的方言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

当毛向我详细讲解如何把侵略者引进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口陷阱（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译者）之中时，我问：

“如果他们只用炸弹而不派军队怎么办？”

毛回答：“我们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去研究一下。我们会让他们暴打我们，直到把他们的资源消耗光。”

影射美国在中国行动时仍喜欢研究，说明毛即使提出大连横理论也在其中考虑了中国独力支撑的可能情景，还有点绘声绘色。毛和周（还有后来的邓）都强调中国在“深挖洞，广积粮。”并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生存几十年。一方面，这种夸大其词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国的不给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灾难性的全球战争而作的严肃分析。

毛反复地拿中国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开玩笑，有时甚至带点清风拂面式的幽默，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神经错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他们（参加大连横战线）的决心，因为这种玩笑撩起了核战争恐惧。

其实，毛最担心的是面对流行的“相互保证毁灭”威慑原理。“相互保证毁灭”取决于引发全面毁灭的一个给定百分比的能力。假定对手也有相当能力。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体系即基于此点。这一全球自杀的威胁怎么可能不是一种夸张呢？毛把美国对此依赖的态度解释为不敢使用其他武力手段。后来，毛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一刀切中冷战核威胁两难困境的要害：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你们相信。但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中国如何？暴露在核威胁之下无还手能力？毛的回答是，基于历史表现和经年日久的忍耐性，中国HOLD住。没有其他社会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可信的安全政策，在她失去几亿人口和大部分城市被占领以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差距定义了中国和西方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中国的历史验证了中国有能力克服其他人不可想象的压迫并最后以文化和广袤加之于征服者而取得最后胜利。其实，这一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她的人民和文化之中，以至于毛对他们的日常表现产生厌世的反面思考。不只是有太多的中国人；更还有他们文化的坚韧性和他们人际关系的亲密性。

但是，西方领导人，更能聆听人民的声音并做出回应，没有准备给他们的人民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对他们来说，核战争是可证明的最后一帖药，而不是标准的手术步骤。

中国的独立自主控不总是被美国理解。习惯于用安慰性的仪式加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不总是能正确判断相近的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影响。当亚历山大。黑格上校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北京见到周时，他用标准的NATO语气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包围中国的努力。毛的反应语气强烈：

“包围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笑话！...他们关心我？那真是‘猫哭死耗子’。”

在1973年11月我的访问结束时，我对周提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个热线电话，作为减小偶然性战争风险的措施。我的目的是给中国一个参与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机会以免中国怀疑那是孤立中国的阴谋。毛却不同地看。

“有人想借给我们一把伞，”他说。

“我们不要，一个核保护伞。”

中国不与我们共享核武的观点，更别说共同生存；她仍用“以夷制夷”那一套分化“边疆”。中国历史的噩梦是蛮夷拒绝被利用，联合起来用他们的优势兵力或直接征服中国或割据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一噩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把自己锁定在与苏联和印度的敌对关系中，并对美国也不是没有怀疑。

两国对苏联的态度也有根本差别。中国喜欢采取不妥协的对抗姿态。美国在抵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我们对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持开放态度。对中国开放震动了莫斯科；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事实上，在我的秘密之旅之前，我们同时也试探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北京峰会先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苏联试图把莫斯科访问作为先决条件。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苏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战术。中国当然注意到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华盛顿距离莫斯科和北京比后两者之间更近。这引来了中国领导人对缓和政策的尖刻评论。

即使在中美关系的高潮，毛和周也会有时对美国战略灵活性表示担忧。美国的意图是“站在中国的肩膀上招呼苏联吗？”美国的“反霸”承诺是个阴谋吗？西方在欺骗中国，还是西方欺骗自己？无论如何，实际效果就是将“苏联的坏水”引向东方。这大致是1973年2月周谈话的主题：

周：也许他们（欧洲）想把苏联的坏水推向另一方—东方。

基辛格：不管苏联进攻东方还是西方对美国都是同样危险的。美国不占便宜，如果苏联进攻东方的话。事实上，如果苏联进攻的话，向西方比向东方好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公众支持抵抗。

周：是的，因此，我们相信西欧把苏联推向东方的愿望也是个幻觉。

毛，总是把想法执行到目的终结，有时把美国也当作他的辩证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毛：因为陷在越南的泥潭中你们吃了不少苦，你是否认为如果他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里他们会好受一点？

基辛格：苏联？

南希。唐：苏联。

毛：然后，你们可以让他们陷在中国的泥潭里，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然后你们就用手指捅苏联的后背，就是说为了和平你们必须把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也许你们开始可以帮他们做生意，说你想反对中国，要什么我们都帮助。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互相了解动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攻击中国这点上我们绝不故意地与他人合作。

毛：（打断）不，我不是那意思。你们那么做的目标是打倒苏联。

毛一语中的。这在理论上对美国来说是个可行的战略。缺少的是一个领袖想到它和民众支持它。这种抽象的运作在美国是达不到的，也是不欲取的；美国政策从来不可以仅仅依靠权利政治。尼克松政府对待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是认真的。在实际中，美国和中国交流了大量信息并在多方面领域合作。但是华盛顿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可能放弃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术自主权，不管多么重要。

水门事件的影响

正当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构想将要重叠的时刻，水门事件危机险些使关系进步脱轨，这件事削弱了美国处理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总统的倒台对北京来说不可理解，因为他开启了对中国的开放。尼克松的辞职和副总统杰拉德。福特跟上接班导致主动的外交政策失去国会支持。军费预算也备受争议。另外，还有对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禁运；和国会对情报部门展开公众调查。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冒险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为国会通过了战权法。美国滑向一个国内瘫痪的位置上—一个非选总统面对不友好的国会—这给了苏联机会，有些中国领导人甚至认为这都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在1975年处，国会行动制止了美中联手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那是苏联包围圈中国的弱处。在那种气氛下，以中国的眼光看，缓和政策就变成毛所说的“影子拳击”，只创造外交进步的幻想，不是现实。中国领导人给美国人(也给许多西方领导人) 上课讲取悦苏联的危险。关于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特别成为中国批评的靶子，说它制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假象。

准联盟的基础一直是中国相信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把美国当作反对苏联的堡垒而走进这一关系的。现在，毛和周开始暗示华盛顿的装怂实际是一个深局—让苏联和中国在一个设计好的战争中互相毁灭。不断增长地，中国责备美国比背叛还糟糕：无能。这就是在1973年年底事情的状态，那时中国内部阵痛又发作了，与我们的平行。

周恩来倒下

独裁制度下第二号人物的政治生存注定是困难的（伴君如伴虎）。对领袖（一号），需近之而不致有隙，远之而避嫌。没有一个毛的二号成功走过这条钢丝绳：刘少奇，前国家主席（1959-1967），在文革中入狱，后含冤而死；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两人在政治上和生命上都彻底结束。

周一直是我们所有会议的主要会见人。我们注意到在我们1973年11月的访问中，周像个影子，表现得比平常更谦恭，与毛若即若离。但是，在与毛的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中，气氛补偿了这一点。那次是我们至今最广泛地讨论外交战略。结束时，毛送我到前厅，官方的新闻发布称主席和我“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交谈。”

在毛的明显干预和支持下，所有的谈判都很快地圆满结束。最后的联合公报将反霸权的范围从“亚太地区”（写在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上）扩大到全球。它确认了两国进一步在“最高层面”加深相互咨询。各方面交流和贸易将得到加强。双方联络处的规模将扩大。周说他将召回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阐明加强对话的性质。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时四人帮对周的批评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点。我们从媒体得知正有一个批孔运动在发生但不知道这与外交政策和领导人问题有任何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周继续表现得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在1973年11月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说了我的观察印象：中国在个人行为和社会黏合力上唯一的、普世的、和通用的真理基本仍然是孔子学说；GC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揉进那个真理中去。

我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作此评论。这个说法虽然还算比较准确，但没有考虑毛对孔子学派的批判，这样的人被毛指控为阻碍他的政策。周一听炸了，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发火。他说，孔学是压迫阶级的宗旨，而共产主义是解放的哲学。带着不像他那样的坚韧，周慷慨激扬，无疑地是想载入记录，说给南希。唐（与JQ近的翻译）和王海蓉（毛的侄孙女，安插在周身边）听。

我的访问以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结束。与毛的会谈不仅是最有实质性的，而且它的长度和礼遇，还有气氛热烈的联合公报都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告诉我他认为这次对话是秘密之旅以来最有意义的：

周：我们祝你成功，并祝总统成功。

基辛格：谢谢你并谢谢你的晚宴，总是那么好。

周：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一旦上路，就像1971年，我们将坚定地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会。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意义深远这个词描述你和主席的会晤。

此后不久，我们听说周癌症缠身，并被撤出日常事务管理。刚掀起的高潮落在了沙滩上。联合公报上所指的高层对话从来没有进行。几乎完成的经贸谈判亦嘎然而止。联络处主任返回北京四个月没有回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报告说双边关系处于“休眠”状态。一个月之内，周的命运改变—虽然不知其详—初现倪端。

后来的迹象表明，在1973年12月，这里描述的事件一个月以后，毛迫使周在政治局面前“斗私批修”，说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身边安插的忠于毛的王海蓉和唐闻生批评周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太妥协。在同一个会上，邓（他那时被从流放中提拔回来作为周的可能替班人）作了总结批评：

“你的位置离主席只差一步...。其他人对主席，只看得见摸不着；你能即看得见又摸得着。我希望你永远牢记这一点。”

事实上，周被指责离得太近。

会议结束时，政治局对周作了如下公开的批评：

总的来说，（周）在与美国联盟中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教导。他高估了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用外交路线支持革命的原则。

到了1974年初，周作为政策制定者消失了，明显的原因是癌症。但是疾病不足以说明他的湮灭。中国官员不再提到他。在我1974年第一次与邓会谈时，他反复提到毛而对任何我提到周的地方充耳不闻。如果需要以前的谈判记录佐证，我们的中国对手只提1973年与毛的两次谈话。我只最后见到周一次，那是1974年12月，那时我带家人随我到北京访问。我们全家被邀见周。在一间医院，对我们来说更像国宾馆的地方，周避而不谈任何政治和外交话题，言声有些虚弱地说医生禁止他操心。会见只持续了二十分钟。那是一个小心编排的一出戏，明白地告诉我就中美关系与周的对话到此为止。

作为毛的最后忠实追随者终此一生，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令人心酸。周一直站在年迈的主席的身边帮他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在景仰毛的革命领袖风采和他本人的更务实更人性的性格之间找到平衡。他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不可缺少和他忠诚—太忠诚了，他的批评者说。现在，在潮水退却海岸线清晰可见时，灯塔被扳倒了。他从没像邓十年前那样偏离过毛的路线。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轨行为（背离毛的指示）（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毛好像都在监视过程的发展，夜读会谈纪要）。是的，周以完美无瑕的礼貌—尽管不是热情外露--对待美国代表团，那是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的先决需要，为了中国的安全困局。至少我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对我或任何美国人个人让步。

可以想象周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将是个永久的关系，而毛可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战术阶段。周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从文革废墟站起来的中国不会挺得住，如果不结束孤立与国际秩序真正融为一体的话。但这只是我个人从周的行为推测的。我们的对话从来没有达到在私人层面交流看法的程度。有些周的接班人对我提到周时爱称：“你的朋友，周。” 就算在字面的意思上--即使也许带有嘲讽的口气—我亦引以为荣。

周最后一次在公众眼前出现是在1975年，政治上跛行、面相清瘦、身患不治之症。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国家事务的盛会。周在技术上仍是总理。他以措辞小心的辞句开始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这两场运动都几乎摧毁他，但现在他仍高呼它们的影响“伟大”、“重要”、“意义深远。”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宣称他对毛的忠诚，他为毛忠心服务了四十年啊。但然后在讲话的中途，周就如顺着节目的自然逻辑似地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回顾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一直沉寂的倡议：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四个基本方面--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实现“全面现代化”。周提醒说他发出这一号召—实际上驳斥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尽管这指示是何时何地如何下达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周倡导中国 “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周的听众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不会活着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周的听众会永远铭记他的评估—部分预言，部分挑战—到了本世纪末，“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在随后的年月里，听众中的一部分人甘冒严重的个人政治风险勇于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

与毛的最后一面：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初，周的身影消失，邓登上舞台。虽然他刚从流放回来不久，他处理事务果断干练，好像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秉性是自然赋予的，不久，他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

到了那时，大连横概念被弃用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它太类似传统的联盟，因而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毛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它，他命令邓在1974年的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将其发布。在这一新的世界视野中，美国和苏联属于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属于第二世界。所有未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中国亦属于第三世界。

在这一视野中，世界事务在两国核大国冲突的阴影下进行。正如邓在他的讲话中说：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或者其中一个力量超过另一个，或者被超过。他们之间的妥协和相互勾结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他们之间的竞争则是全面的的、永远的、和绝对的...。他们可能达成某些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一致只能是虚伪和欺骗。

发展中国家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一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对立面”， “引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们的反抗。”真正的力量不在美国和苏联一边；相反“真正的力量是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暂时把自己与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它给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发挥更主动、更独立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它给了中国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仍然地，它还不能解决中国的战略挑战，如毛在1973年两次谈话中说到的：苏联正在威胁东西方；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加人到世界中去；并且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一个准联盟关系，即使两国国内的发展向两国政府施加相反的鸭梨。

是激进分子获得了足够的毛的影响把周排挤掉的吗？仰或毛利用了激进分子推翻他的第二号人物，就像以前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毛需要玩三角关系。他一方面同情激进分子，但一方面他又是重大战略家，怎能放弃美国安全网？相反，他要加强它，只要美国还是有用的伙伴。

1974年11月美国愚蠢地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福特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这是以纯粹的现实理由决定的。福特，作为新总统，想与他的苏联对手相见。若去欧洲，他不能不见那些巴望他的欧洲各国领袖，这样就会塞满福特的日程。对日本和韩国的总统访问已经在尼克松时期就订好了；24小时溜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会占去总统多少时间。在这一计划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被俄罗斯在一百年前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强夺的，而且它正位于俄罗斯远东，正是那里几年前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促使我们改变中国政策。技术上的方便无意中压倒常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件事上中国激怒了，在我1974年12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到北京时明显地感觉到。唯有这次，毛没有会见我。（因为没人可以求见主席，所以不见也可以解释为忽略而不是给脸色看。）

抛开走错步不说，美国依然承诺尼克松政府宣誓的战略；不管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浮动。万一苏联攻击中国，我服务的两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都会强烈支持中国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打败苏联的冒险行动。我们也决心保卫国际平衡。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与两个共产巨人同时对话的能力，美国利益和全球和平能够得到最好的保证。分别离他们两个比他们之间更近，美国就有更大的外交灵活性。

在这一国际国内环境下，我的最后两次与毛的谈话发生在1975年10月和12月。当时正值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是准备两国领导人的峰会；第二次是实际在他们的谈话之中。在这两次谈话中，这位行将就木的主席总结了他最后看法，同时也展示了他巨大的魄力。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就身体不恙，现在他已病入膏肓。他需要两个护士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他几乎不能说话。中国话是带音调的语言，衰老的毛让他的翻译把他的喃喃话语写在之上给他看，毛在翻译前点头或摇头。尽管语音不详，毛将两场谈话进行得非常清晰。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不过，这段话显示出在获得国际安全权这一问题上的紧迫性：毛认为，中国已跌落到美国优先考虑的五个世界权力中心的最后一位，苏联骄傲地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我们看到的是你们正在我们的肩膀上向莫斯科跳过去，现在这双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在第五位。我们是小手指头。”更进一步，毛声称，欧洲国家虽然能力高于中国，却被淹没在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之中，他以寓言总结道：

毛泽东：这世界并不安宁，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雨将至劳燕飞。

唐：他[主席]问我英语如何说 “燕子”，什么是“Sparrow（麻雀）”。然后我说这是不同的鸟类。

基辛格：是的，但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比燕子对暴风雨有更多一点的影响。

毛：有可能推迟暴风雨，但很难阻挠它的到来。

当我回答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到来，但我们可以行动到最佳生存位置，毛用了一个铿锵有力

声的词回答：“敦刻尔克。”

毛阐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抵制苏联的地面部队，而公众舆论将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拒绝了我的美国在欧洲防御上一定会使用核武器的判断：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的可能性，另一种是纽约时报的（指纽约时报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所著《美国可以赢得未来战争吗？》，这本书质疑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全面战争能够获胜）。主席又接着说，无论如何，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将不会依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采用的是敦刻尔克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将允许他们占据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通过这样的战术方式，我们将胜利，敌人将被击败。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胜利是在以后获得的。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