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的谈话.2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在此期间，毛泽东勾画出他的国际视野围棋盘。欧洲是“过于分散，过于宽松”; 日本渴望成为小霸权; 德国的统一是可取的，但只有在苏联变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而“不战就不能削弱苏联”，至于美国，“它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换句话说，用国内争论毁灭一个强势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秘书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访问中国--也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一行的部分--在那里他可以参观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如新疆和满洲。这大概是为了检验美国是否甘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毛想让中国插话到美国的国内讨论中，这个企图也不太婉转，因为施莱辛格曾被报道说挑战现行的缓和政策。

部分困难是看法的角度。毛知道他活着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着急确保他的景愿会最终占上风。他带点儿老年忧郁，但还有智力知道他的局限性，尽管尚未完全准备好如何面对，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在缩小，实施的手段在消失。

毛：我现在82岁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多大年纪？50也许。

基辛格：51。

毛：（指着邓副总理）他71。（挥舞着双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自己，他（邓），周恩来，叶剑英，你还仍然活着。看到了吗？我们这些老的不行了。我们是做不出来啦。

他补充说，“你知道我就是给游客展览的。”

但无论他的身体如何衰老，体弱的主席永远不停留在被动的地位上。当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通常是邀请调解姿态的一个时刻--他突然藐言四溅，坚定他的革命意志不变性：

毛：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人骂我（提高了嗓门，并用手敲击他的椅子）。你必须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在那种这种情况下，我会加快和你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赶快见到你。如果你不骂我，我不会见你，我会平静地睡大觉。

基辛格：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叫你官僚。

毛：我批准 [砰，用他的手敲他的椅子]。当所有外国人踢桌子和诅咒我时，我会只有高兴。

毛将威胁元素进一步升级，甚至用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吓唬我：

毛：联合国通过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决议，其中声称中国对朝鲜侵略。

基辛格：这是25年前。

毛：是的。所以它不直接与你挂钩。那是在杜鲁门时期。

基辛格：是的。那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触摸他的头顶] 但决议尚未取消。我仍然戴着这顶“侵略者” 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最大的荣幸，没有其他荣誉比得了。好，非常好。

基辛格：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改变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要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一请求。 。 。 。我们没有办法否决。我们确实犯下侵略中国[台湾]，还有朝鲜。请你协助我公开声明，也许在你的简报上，行吗？ 。 。 。

基辛格：我想我会让您把它公开。我可能无法做出历史正确的说法。

毛至少要表达三点：首先，中国准备好了独立作战，就像它在朝鲜战争中反对美国和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苏联。其次，他重申了从这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不断革命原则，不管它对超级大国如何缺乏吸引力。最后，如果他在目前的事业上遭到挫败，他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原先的态度。对毛泽东，向美国开放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毛的冗长意见反映了深刻的矛盾心理。没有人比行将就木的主席更好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在那个历史时刻，对中国来说，它与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无论毛对缓和政策如何批评，美国承受着对抗苏联的冲击和大多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开支。这些都是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在重建与中国的关系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的总战略。但（美国）不可能委托中国执行，毛知道。但也正是那个灵活度空间，毛坚决反对。

同时，为了确保世界知道这一关系的持续性并据此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的一份声明宣称毛“在友好气氛中和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交谈。” 在照片配图上，这一积极的表态得以一个微妙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了一个微笑的毛泽东，站在我和我的妻子身旁，但手指指点着，暗示美国也许需要一些仁慈的教诲。

我总是很难总结出毛的简约精辟的比喻句所代表的意思，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它们。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报告中，我形容毛的姿态“令人景仰”，并提醒他，这些人就是领导了长征的人（跨越艰巨的地形和在频繁的攻击下，为期一年的战略撤退，使得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内战中得以保存）。毛的意见主旨不是关于缓和而是三角关系哪一方能不被不断涌现的危机浪潮吞噬。

正如我告诉总统福特：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进入与苏联对抗的状态，他们会攻击我们和苏联并吸引第三世界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最有利的--反之亦然。我们的弱点是这个问题--他们看到我们在缓和上有麻烦。那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温斯顿。洛德，那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和我的秘密访问策划人以及稍后中国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对毛的暧昧意见添加了微妙的注解，我把它转达给总统：

主席的基本信息和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们清楚地构成了基辛格访华的战略框架，这也的确为我们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但是还有几个神秘的通道不清楚。目前的趋势是深挖精妙之处，也就是主席的简洁朴实的散文式语句背后的更深层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可能就是一个老年人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会儿。 。 。 。仅举一个含糊不清的例子：“你有办法帮助我治疗我现在的口齿不清吗？”这基本上是小谈自己的健康。但非常值得怀疑他是在认真地寻求医疗援助。那这是不是说主席的意思是他的声音在中国（或世界）没人听了，他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规限，并且他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助他加强他的地位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在更大的意义上“讲清楚”？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意见可能有些牵强。在那以后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内部动作，现在我认为，毛的意思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的。

不管怎么说，为福特访华铺路的10月之旅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氛中进行的，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它似乎没大希望，所以我们把总统的访问从五天减少了到三天，把北京以外的两个地方取消了，代之以对菲律宾和印尼的短暂访问。

在我从中国回来那一天，施莱辛格已被解雇国防部长一职，由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取代。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确实希望它不会发生：我相信它会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上产生争议，挑战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外交过程。事实上，施莱辛格的解雇与毛邀请他访问中国毫无关系。福特的举动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战役加固舱板，他一直对尖刻的施莱辛格感到不舒服。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人把施莱辛格的解雇当作对中国嘲讽的示范性回绝来解读。

几个星期后，12月的第一周，福特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在福特访华期间，中国内部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文化大革命”的建筑师之一，在一次观看体育比赛的接待中只出现过几分钟。她依然强大，在她明确地短暂停留中，她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冰冷的礼貌。 （她在尼克松访华时曾现身陪观她主导的革命芭蕾。）

毛与福特会谈了近两个小时，将中国领导层内的分裂讲明白。从他五个星期前接见我时算起，毛的病情似乎有点恶化。不过，他决定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一点升温，并以诙谐的开场白转达这一意思：

毛：你的国务卿一直在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请你告诉我。

毛：他不允许我去见上帝。他甚至告诉我违抗上帝给我的命令。上帝已经给我发邀请，但他[基辛格]说，不要去。

基辛格：如果他去那里，那个组合太强大了。

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基辛格]。他是反对上帝。他也破坏我与上帝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勐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服从他的命令。

毛继续观察，他预计美中关系在未来两年内“没有大事情”发生，即在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及其余波。 “也许之后，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他的意思是会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美国，或届时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完结了呢？他的话暗示他预计福特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是摇摇欲坠的。

对中美关系裂痕的更有意义的解释是跟中国的内部情况有关。福特说对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黄镇）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他会留下来，毛抓住了福特的评论说：

“有一些年轻人对他[黄大使]有一些批评。这两个人[王和唐] 也对乔老爷（乔冠华，译者注）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否则，你会落在她们手里难受--这是一场内战。现在还有很多大字报。你也许可以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看它们。”

如果毛的翻译员，南希。唐和王海容，她们与毛的妻子走得近，反对外长和事实上的驻华盛顿大使，事情就严重了，说明内部的分裂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毛管外交部长叫“乔老爷”--这意味着外交部长是儒家—也是国内分裂的另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有大字报—这是文革惯用的用大字体宣传意识形态运动的方式--在大学贴出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法和论点正在开始重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到可能的内战可能已经超过了讲话的暗示。

福特，以中西部简单直接的脸面掩盖他精明的城府，选择忽视这一分裂迹象。相反，他假装周时代的中美关系基础仍然有效，想把自己推进对世界问题的逐案讨论之中。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正在采取防范苏联霸权的措施，他邀请中国具体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绝了尼克松比这少得多的要求。无论是福特的装傻解除了毛的武装，或是毛泽东本来就准备全面战略对话，这一次，他加入了，并给予他的特征性的讽刺评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在非洲的行动，这证明他对细节仍然了如指掌。

在谈话的最后，毛提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请求，要我们帮助提高中美关系的公共姿态：

毛：。 。 。现在有些报纸报道形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也许你应该让他们有点故事，也许给他们作个报告。

基辛格：两边都是。他们在北京也听到了一些。

毛泽东：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干的。那些外国人提供了简报。

没有时间去询问到底哪个外国人有这样的地位作新闻发布，让媒体相信。这个问题按往常毛可以用命令发表一个积极的联合的办法去解决，假设他仍然有能力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一派。

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接踵而至。我们发现，联合公报草案--大概是由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监督--是无益的，如果不是挑衅性的话。我们拒绝接受它。显然，一个重大的权力斗争正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虽然对我们对苏联的战术持批评态度，是希望保持周和毛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的。同样明显的是，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群体正挑战这一事业。邓小平打破了僵局，以他政治局常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发表声明，肯定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友谊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会议几个月之后，中国的分裂浮现在平面图上。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但没有被授予官衔的邓又遭到攻击，可能是十年前流放他的相同力量。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外交部长乔冠华表现出对抗性。周的丝绸拂面式的风格走向合作被嘲弄式的僵持所取代。

潜隐的对抗一触即发。例如，1975年10月，在我访华的欢迎晚宴，乔在美国的电视采访面前发表了满口喷火的敬酒词，斥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违反了外交礼仪并与迄今对美国代表团的敏感处理方式相差万里。当时我的回答亦针尖对麦芒，这时电视电源被关闭了，使我的话无法广播出去。

第二天，邓小平邀请美国代表团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野餐，那里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这不在原先的时间表上，但气氛与双方开放以来所有会议的特征相同，即慰问式的。

当周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时，事情到了沸点。在4月大致与清明节（扫墓节）重合的时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参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致敬并留下悼念的花圈和诗词。人民的悼念词揭示了对总理的深深景仰和对他代表的秩序和适度原则的渴望。有些诗隐晦地批评MAO和JQ（使用人们喜爱的历史比喻技术）。这些花圈和悼念词一夜之间被清除，导致警察和悼念群众之间的对峙（被称为1976年“TAM事件”）。四人帮说服毛，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反革命抗议。第二天，四人帮组织了反示威。公开悼念周恩来的两天以后，毛泽东免去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代理总理的位置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接任。日期：2011-09-07　08:42:13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遥远。老布什（前北京联络处主任）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汤姆。盖茨，前国防部长，被任命为北京联络处主任。华国锋四个月没有接见他，当华接见时，也是用规定好了的，或正规的，套语。一个月后，在7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一名“四人帮”的主要成员和普遍认为瞄着总理位子的有领导力的男子，借接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访问之际，摆出了一个对台湾极其好战的姿态， 相当违背毛告诉我们的意思：

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从台湾问题出现那一刻起，它就是一个缠绕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把它解下来。如果你们不做，解放军将把它砍下来。这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好--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刺刀帮助美国解决问题--也许这听起来并不愉快，但就是那么回事儿。

“四人帮”正在把中国推向一个方向，让人想起文革和毛派对赫鲁晓夫的挑战风格。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向他的疾病屈服，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他的成就和预感，他的伟大和残酷，以及他扭转乾坤的大视野。他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百炼成刚。他淘汰了旧制度的原始遗迹，清除了改革路上的杂草，尽管后来的改革主席从未打算过。如果中国保持统一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仍然HOLD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但受人尊重的秦始皇式皇帝，他本人亦尊敬这个皇帝：建立王朝的独裁者将中国拖入下一个时代，征召其庞大人口开展国家消耗行动。后来一些人认为毛的过分举动是必要的恶行。对于其他人，毛给他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大大超过他的成就。

有两股政策一直在毛统治下的动荡中互相竞争。一个是革命的推力，它把中国当作一个道德和政治力量，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可敬畏的榜样，坚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出去。另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中国，冷静地评估世界趋势并操纵它们取得自身优势。中国在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寻求联盟，但也跃跃欲试地挑战整个世界。毛泽东领着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操纵着相互竞争的国内派系、敌对的超级大国、一个左右摇摆的第三世界和疑心重重的邻国。他设法使中国参加相互重叠的每个同心圆体系，但自己不对任何一个承诺。中国在战争、紧张和疑虑中屹立不倒，其影响力不断增长，并在最后，它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她的GC政体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下生存下来。毛以可怕的成本取得了这一切，他依靠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他利用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但把他们作为他的GC大厦的基石，他又往往对他们不耐烦。

在毛走近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擦着边挑战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坚持定义自己的战略战术。他的继任者分享他的中国强大信念，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实现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精力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把中国带回周执行的外交政策—其特征就是在她漫长的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十年内两次被打倒并第三次从内部流放返回的一个领导者身上，他的名字：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