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奇的中国

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

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

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二千年前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 中国的强盛时期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群岛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 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

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现在的铁道部拆除刚刚出事的高速列车）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

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一个英国人在1850年评论道：

一个有智慧的欧洲人习惯于思考各国不同的优劣，并利用自己的长处战胜别人的短处。他可以依据这样的比较，从有限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国度的状态并制定与其打交道的合适方针。但中国不是这样。令人可怜的是他们与外界隔绝往来的自我封闭导致失去与外界联盟的机会和比较并约束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只以自己的习惯衡量别人。（译者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时的英国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战国时期的纵横排阖和三国时期的联盟抗强策略，后来被毛周邓们运用得炉火纯青）

中国当然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比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

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至晚于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他本人就是一个两百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的“外来者”）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中夸大自信地写道: 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 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外国的战争， 西方列强正在中国领土上扩张着他们的利益。中国皇帝对待这样的灾难就像以前对待不化蛮夷一样，以为他们闹闹就反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实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中，中国不是这样充满妄想的。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逐渐从黄河流域拓展开来，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欧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至少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加美国的总和。

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

　 （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

　　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

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有时也采用外来的思想和发明。但经常是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拥有最有价值的物产和知识。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不被中国的精英们认为是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是“进贡”。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照照镜子，译者注）。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译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 孔子学说 ==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没有一个是靠暴力维持下去的。持久的统治需要将暴力转化为自觉行为。非如此，则统治者的能量将消耗在无休止的压制中而无暇计划未来。这正是国家政治的终极课题。如果压制给共识让路，帝国则享运持久。

中国亦不例外。统一一个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时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不少见残忍的叛乱者和集权王朝统治者。然而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

中国文化至少令人称奇的一面是她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当印度信奉佛教，犹太人宣称有神论，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 都预言一种死后灵魂再生的召唤，中国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没有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译者注：女娲被认为是创造中国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补天，那时天地已经有了，与黄帝的传说何其相似），他们的宇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她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原创。

中国的主要社会价值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学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最后导致各国互相残杀的战国时代（475-221 B.C.）。周朝的统治衰落，无力管束诸王对政治强权的竞争，贪婪和暴力并驰，“天下”不成体统。

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一样，孔子是个游说者，希望能够在一个国家拜相以辅佐其生存发展。但是和马基雅维里不一样的是，孔子关心构建河蟹社会， 而马基雅维里只玩弄权术。孔子的主题思想是温情统治，礼教周全和虔敬孝顺。也许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个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王给他下聘书。孔子最后没有实践他的愿望，含憾而死，而中国继续滑向政治塌崩和战争。

但是孔子的学说，由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得以保存。当流血终止而中国再次统一站起来时，汉朝（206 B.C.-A.D. 220）采纳了孔子的思想作为朝纲。孔子的话语以及后来学者的补充评论被收集成册—论语，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集成体。专攻这些课本的人通过全国科举被选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服务，即被派到各地为皇帝维持河蟹社会。

孔子为治理他所处时代的乱纲现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公正的河蟹社会。他声称这是在中国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周朝，译者注）就被实践过的。人类的中心精神任务就是重新发掘这一将要失传的社会秩序。精神的满足不是自我解脱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忘掉的自我约束原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译者注），其目标是复礼而不是社会进步。

孔子提倡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会里，每个人以服从为天命而达到整体河蟹。不似神教类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赎。他的哲学讲究通过个人的正当行为救赎社会。面向现实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通向死后灵魂再生的路线图。

在中国秩序的顶端站立着皇帝，这是一个在西方制度里找不到平行的一个位置。他具有社会秩序在精神和实务上的双重体现。中国皇帝既是一个政治统治者又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他集天下主权于一身，站在政治等级的终端，至高无上。这正好是孔子社会结构这面镜子里的映像。中国的礼数程序坚持用叩头—双膝跪伏用前额触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达对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个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为“天子”，一个承接天地人的符号。这一符号也暗示了皇帝的义务。通过人性作为，正确的礼仪和适量的刑罚来引导大大小小事务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乱。甚至自然灾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当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乱即起，新朝将取代旧朝继续执行天意重整河蟹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运作”办法是理想化的，而非总能现实发生。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大张旗鼓” 的杀戮，比如三国时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国叛乱、二十世纪的内战，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每次最大的流血冲突都伴随着中国内部秩序的崩溃－－－－用另一句话说，是治疗内伤留的血。

总的来说，中国的圣人认为世界是征服不过来的；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望与他的周边河蟹相处。没有神马新世界让人口繁衍。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早就在那里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国的文化祈福能够施予四方，就像中国对待她的周边邻国那样。但是，冒险出海去驯化蛮夷就不那么荣耀了，因为远处的蛮夷不可能够学会 传统。

也许这就是中国放弃航海的深层原因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评论中国说：中国过分依赖陆地，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来。“亚洲国家的光辉政治说教中缺少脱离陆圈限制伸向海洋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都与大海相接，如中国”。西方国家已经起航把他们的价值和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方面，黑格尔评论道，大陆中国—事实上曾经有过强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托了后腿”。

有着这些特殊的传统和上千年的至尊习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帝国走进现代：一个国家宣称她的文化和政体是普世性的，却不给力传播；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对外国贸易和技术发明无动于衷；一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由一帮对西方的远洋出征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精英们掌管着；一个在无比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建立的政权不知道技术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威胁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