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那些经历过毛式中国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邓小平所锻造的变型。西方民主国家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繁华的城市、繁忙的建设工地、交通网络、和非GC式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偶尔受通货膨胀威胁而处于两难困境，但却是阻挡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后堡垒。所有这些在以毛式农业公社为主体的单调中国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经济停滞，人们穿着标准的毛装从毛的语录“红宝书”中汲取思想热情。

毛破坏了传统的中国，留下一个废墟和零碎的砖头瓦块。邓小平拿出胆略调动了中国人民个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加速建设现代化。他废除人民公社，促进省级自主权，发展了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多个城市拥有比纽约帝国大厦更高的摩天大楼，这些见证了邓小平的设想、毅力、和常识。

邓的第一次重返舞台

邓小平的权力之路大起大落 （几乎不可能）。1974年，当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对话者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一直在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作总书记，直到他于1966年被逮捕，被控“走资派”。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在1973年，由于毛亲自干预，顶着中央委员会中激进分子的反对，他被恢复工作。虽然返回北京后江青曾公开冷落他，他显然受到毛的重视。一反常态，毛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屈辱道了歉。同样一份报告也告诉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科学家代表团讲话时，邓小平一语切入主题，这后来成为他的商标。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他说，需要科学交流和学习先进国家，如澳大利亚，这种直白的承认中国领导人迄今从未作出。邓小平甚至建议澳大利亚的访客在旅途中不仅要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中国落后的一面，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论。

在1974年4月，邓小平抵达纽约，作为一个技术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大会特别会议。当我邀请中国代表团共进晚餐时，一眼就看出谁是高级成员，更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情报报告声称他远未被恢复到高位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邓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驱逐了周。几次友好性地提起周的言语被忽略了，提到总理的评论被引用毛类似的谈话加以回答。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很快地，他又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负责监管国内政策—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取代周，而周现在基本上就剩一个象征性的总理头衔。

在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剥夺了他在党和政府的职位。后来的7年中，他先在一个陆军基地呆过，然后流亡到江西，种植蔬菜和作为体力劳动者在拖拉机修理厂干“半班倒”。他的家人被认为思想上不正确，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的儿子邓朴方受红卫兵的折磨被从北京大学的校楼上推下去。虽然他摔坏了背部，医院拒绝医治。他后来在高位截瘫的折磨中活过来。

中国人民的非凡优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能够保持他们对社会的承诺，无论受到多少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地诉苦，当我问时，他们的反应也多是一语带过，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 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有点挖苦性地--一种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忍受，但不是拖住他们今后生活的拌羁。

对他本人来说，毛似乎也以同样的态度思考。由他本人或他的命令造成的痛苦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后判决，他认为是净化社会的必要，也可能是临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考虑把许多流放的干部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在1969年，当他需要计策考虑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危机时，他召回了流放的四位元帅。这也是邓如何返回到高等办公室的方式。当毛决定放弃周时，邓是战略储备中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国家管理者。

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邓身材紧凑结实，他进入一个房间就像被一股旋风，准备好了马上谈生意。邓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用寓言比喻软化包装他的言论，像毛习惯的那样。他不像周那样用关怀包裹一个人，对我，他也不像毛那样把我当作哲学家，在同行队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毛认为值得关注的哲学家。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谈国家生意，都足够成年应付唇枪舌剑而不参杂个人感情。周懂英语不用翻译，偶尔还会用英语发言。邓小平对我形容自己是个“土包子” ，并承认 “语言很难。当我还是一个学生在 法国时，我从来没有学过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巨大的敬意，他有着忧郁的眼神，在经历过非同寻常的沧桑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分寸，假以时日，他将翻新他的国家。在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冒着个人风险--因为毛仍然坐镇--开始为现代化作时尚设计，使得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T台上以经济超级大国的风姿出现。

还记得一个笑话，说D上红旗轿车不弯腰...

现在，真的很佩服他们的使命感日期：2011-09-08　21:14:29

1974年，邓小平从第一次流放回来时，他没有表达一点会留下历史性后果的自以为是。他不像毛那样阐述宏大的哲学思想，他也不提出穿透中国人独特命运的观点。他的言论似乎跟大街上的行人一样，关心许多实际问题的细节。邓小平谈到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冶金部的改革。他发出呼吁，增加每天装载铁路运输车辆的数量，禁止售票员在工作时间饮水并规范他们的午餐时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演讲。

在文革后期有毛和“四人帮”的存在，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声明。十年来，毛和“四人帮”主张无政府就是社会组织，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国家净化的方式，以及在经济和学术上很暴力很业余就是正统。文革把思想热情追求当作真实的奖章，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其实这些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标签。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青年民兵的狂躁并几近破坏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务实的实事求是风格把中国从想抄历史近道的梦中唤醒--世界进程一直是由充满宏图大略但又现实可行者完成。

1975年9月26日，在题为 “应优先考虑科学研究”的报告中，邓打出了几个主题旗帜，后来成为他的商标：需要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语，译者注）；中国劳动力的再专业化；和鼓励个人才华和主动性—这些正是被政治整肃搞瘫痪的素质，文革模式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提拔不称职的人。

总之，邓小平试图一劳永逸地结束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激烈辩论的问题--中国向外国学什么，如果指任何事情的话。邓小平坚持中国强调专业能力在政治正确性以上（甚至鼓励个人在专业上“白专”的 追求），并奖励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中表现出色的个人。这是强调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官员和工作单位（组织）决定了个人的教育、专业选择和私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毛泽东把问题摆在意识形态寓言的平流层，而邓小平让意识形态追求服从专业竞争力：

目前，一些科研人员参与派系斗争，没有精力花在研究上。有些人只能私下从事研究工作，就像犯罪一样。 。 。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人才，他们的权威普遍得到世界的公认，那将是 对中国大大有利的。 。 。 。只要他们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工作，这些人就比那些从事派性活动并妨碍他人工作的人更有价值。

邓小平把传统中国的优先考虑定义为“实现巩固、稳定和团结的需要。”虽然因为毛仍然活着，“四人帮”还具有影响力，邓不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但是邓小平仍直言不讳地讲需要克服当前的混乱局面和“把事情整顿好”：

目前有必要把各个领域的事情整顿好。农业和工业必须整顿，文学和艺术上的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实际上也意味着把事情整顿好。通过把事情理顺，我们要解决存在于农村、工厂、科学技术、和其他所有领域的问题。我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在几个领域中这样做的需要，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他给予同意。

当毛“给予同意”时，毛事实上批准了什么还是含糊的。如果邓小平被召回是多了一个从思想上替代周的选择，结果是相反的。邓如何定义秩序和稳定仍然受到“四人帮”的激烈挑战。

伟人倒下—华国锋接班

在邓小平完全推行他的改革方案之前，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剧变，他本人遭第二次清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屈服于他与癌症的长期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公众悲痛的流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邓小平借1月15日周恩来葬礼之际，以歌颂他的人性素质悼念他：

他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干部群众，并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并表现出对所有同志和人民的无限热忱。 。 。 。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几乎所有这些素质--尤其是对团结和纪律的奉献--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均受到批评，后来，周的权力被拿掉了（虽然他仍保持头衔）。因此，邓小平的悼词是一个相当大的勇气行为。在纪念周的示威后，邓小平再次从他的办公室被清除。他逃避了被逮捕是因为解放军在军事基地上保护了他，先在北京，然后在中国南方。

五个月后，毛泽东去世。他死亡之前发生了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按人一些中国的看法，这是预示性的）。

随着林彪的垮台和周恩来和毛泽东在短短期间内相继去世，党和国家的未来被敞亮大抛开。在毛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与他可比的指挥权威。

因为毛不信任“四人帮”的野心，也可能是适合性，他设计了华国锋的崛起。华是一匹黑马，他在北京办公室的时间不够长得足以代表什么特别的身份，除了接替毛。毛首次委任华为总理是在周去世时。在此后不久毛去世时，华国锋继承他的DZY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权威。随着他步入中国领导人的行列，华采用了毛的个人崇拜方式，但他很少表现出他的前任那种个人魅力。华命名了他的经济计划“大跃外”，是50年代毛的灾难性的工业和农业政策的一个不幸的回声。

华对后毛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977年2月他颁布了“两个凡是” 方针： “凡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照办。”这个原则很难说是他急于保护自己而筑的城墙。

我只有两次会见华，第一次在北京，1979年4月；第二次在1979年10月，那时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次相遇中，华的表现和他最终消失在遗忘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谈话记录中肯定也是这么说的。 华进行谈话就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与外国人会谈时一样显示他的保证。他了解情况并充满信心，或可说他少了周的光泽和没有毛的刺骨讽刺。没有理由认为，华会突然消失，就像他出现突然那样。

华缺乏的是一个政治团体。他被空降到权力位置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相互竞争的主要派别，即四人帮或周/邓温和派。但是，一旦毛消失了，华试图将不加批判地坚持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与邓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相结合，因此从矛盾的最高峰跌下来，四人帮和毛派分子反对华 不够激进，邓和他的支持者在时间上越来越公开地排斥华，认为他不够实用主义。他在决定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受邓的排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尽管他在技术上仍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但在从巅峰滑落之前，华执行了一个后果影响深远的行动。在毛逝世一个月后，华国锋联合温和派和高层次的文革受害者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邓的雄起—“改革开放”

在这种高度流动的局势下，邓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从流放中走出来，开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景愿。

邓开始的位置在官僚体制意识里是不能更不利了。华拥有所有的关键办公室，这是他继承了毛和周的：他是共产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有明确得到毛的赞许的好处。（毛泽东对华说了一句名言：“你办事，我放心。”）邓小平恢复了他以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职位，但他在正式等级的各个方面都是华的下属。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是相对平行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惊人地不同。在1979年4月访问北京时，我曾与两位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两人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这是我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经验中唯一的一次，哲学和实践的分歧明显表示出来。华描述的经济计划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五年计划框架内--用传统的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

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他说，人民需要给予他们生产的股份。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要得到解放，共产党要少干预，政府要放权。谈话持续了整个宴会，是那种摆着几个圆桌的。我坐在邓的旁边。本来应该是晚宴谈话，我却提出集权与分权之间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显著的国家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他说，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将被送到国外（“我们不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虽然邓小平没有提高他的嗓门，我们周围的餐桌已经安静下来。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边，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老人概述他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邓小平下结论。 “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不久后，华从领导层隐退。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邓小平实施了他在1979年宴会上的讲话目标。

邓占了上风，因为几十年来他已经建立了党内特别是解放军的联系，加上他的政治操作技巧远远大于华。作为几十年党内斗争的老战士，他学会了如何使思想论点为政治目的服务。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讲话是思想灵活性和政治歧义的杰作。他的主要策略是“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命题在毛泽东去世前很少得到升华。

邓像中国权力的每一个竞争者一样，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毛的经典言论详细阐述，解放性地引用主席的讲话（或说有时巧妙地断章取义）。至少从60年代中期，毛没有特别强调任何实际的国内方案。他一般会认为意识形态盖过甚至可能压倒实践经验。断章取义地处理毛派正统的不同片段，邓抛弃了毛的继续革命。在邓的解释中，毛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是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根本的原则过时了吗？它会变得过时了吗？我们如何能真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会将我们带向哪里？

在卫冕毛派正统的基础上，邓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声明，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伟大的舵手本人也没有如此声称。 （另一方面，在毛活着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敢断言他的错误。）邓引用了毛对斯大林的判断公式，他有70％是正确的，30％是错误的，建议毛本人可能也值得三七开（这很快成为党的正式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指责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说他伪造毛的遗嘱和坚持其字面应用：

“两个凡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的复职就没有任何理由，关于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示威）也不可能声明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特定场合说的话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 。 。 。毛泽东同志本人一再表示。 。 。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评为有 70％的成就和30％的错误，那就相当不错了，他说如果在他死后子孙后代给他一个“三七开”的评价，他本人将非常高兴和满意。

总之，没有不变的正统。中国的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什么好使（邓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译者）。

邓更加密锣紧鼓地鼓吹他的基本主题。在1977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挑战，要中国比明治维新“做得更好”，明治维新戏剧性地加速了十九世纪的日本现代化。引用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市场经济，邓小平宣称作为 “无产阶级” ，中国将能够超过“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 设计的项目（虽然有人怀疑，他真正的企图是调动中国民族自豪感）。不像毛总爱呼吁一种超然的辉煌未来设想，邓以克服自己的落后这一重要承诺挑战他的人民：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除非我们特别注意教育，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技术。空谈将使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无处可循，我们必须具备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 。 。现在看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相比整整落后20年。

随着邓加固权力，这些格言变成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强国的经营原则。毛对增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兴趣不大。在毛逝世的时候，美国与中国贸易总额是 3.36亿美元，比美国与洪都拉斯的贸易稍低一点，是美国与台湾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他们的人口只占中国的1.6％。

中国作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是邓小平的遗产。他不仅设计了具体方案，而且他完成了一个领导者的终极任务—带领他的社会从当前走到从未达到过的未来。社会一般靠平均表现运作。社会的维持靠人们实践熟悉的条列。但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领袖的必要眼光和敢于承担一门事业的勇气，而起初，利益主要蕴藏于领袖的视野中。

邓小平的政治挑战是，在GCD统治的前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站主导地位的领袖推动走向统一和国际尊重，还有不可持续的国内社会目标。毛泽东统一了国家，除台湾和外蒙古，恢复了她的历史边疆。但他的努力违背其历史的独特性要求。中国以其社会可以承受的步伐节奏发展了辉煌的文化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毛的不断革命把中国推到了极限，甚至其浩瀚的耐力都难以承受。他让中国骄傲地重新崛起并被国际社会认真地承认其国家身份。但他没有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除了提高思想。

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中国。他体现了帝王在天地之间联系的神话，他更接近神圣而不是尘世。邓的管辖是另一种中国传统精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辖万物于无形。

在许多文化中，至少是所有西方国家，统治者通过与被统治者的某种示范性联系巩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典，罗马，和大多数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演讲被认为是政府的必要手段。在中国一般没有演讲的传统（毛泽东有点例外）。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把修辞技巧或与人民群众接触当作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中国官员的传统里，他们的操作基本上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而靠工作成果取得合法化。邓小平没有占据最高的职位，他拒绝了所有封号，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他几乎是完全在幕后实施政治。他的统治不像一个皇帝，更像一个宰相。

毛的统治依靠了中国人民对他个人愿景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忍耐力得以维持。邓的统治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未来景愿。毛以为靠中国“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就能克服任何障碍的神话信仰争取经济发展。邓明白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世界生活水准的巨大差距。高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本，以自己的弥补不足之处。

邓小平最终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完成了他的权利回归。全会打出一面旗帜代表了邓小平的后续政策：“改革开放。”标榜突破毛派的正统，中央批准了务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与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相呼应。农业私有化倡议再次被允许。群众悼念周（此前被视为“反革命”）的判决被推翻，军事老帅彭德怀被平反恢复名誉--彭总曾指挥朝鲜战争，后来因批评毛的大跃进被清理。邓在会议结束时，发出一个响亮的号角“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向前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毛泽东规定了几乎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邓小平则强调需要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并鼓励“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目前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也是一个关于是否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的辩论。 。 。 。当一切都要按章办事时，当思想僵化、崇尚迷信时，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它的生命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

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将是未来的主要方针：

更多的党员和其他人要使用他们的头脑把事情想清楚，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受益。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大批的探路者，敢于思考，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或赶上和超越先进国家。

突破毛派正统同时也揭示了改革者的两难困境。革命者的困境是大多数革命的起因是反对滥用权力。但更多的现有规范被拆除，就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重新创建一种新的规范。因此，革命的结果经常是中央权力集中，革命席卷面越广越是这样。改革的困境是相反的。更多的选择范围扩大，划分它的难度就越大。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自己为自己想事情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过，如果那些头脑一旦解放，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的愿景要求“大批探路者敢于思考，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但他假定这些闯将将限制自己去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并远离探索最终的政治目标。那么邓如何设想调和思想解放与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这是经过计算的风险评估吗，还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或者是他遵循中国的传统拒绝任何政治稳定性的挑战可能性，尤其是邓让中国人民更富裕并有更大的自由？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的愿景不包括走向西方认可的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先决权力，毋宁说他相信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他敲定他的国内景愿，邓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脸孔。到1980年，他的优势地位已经完成。在1980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的支持者被降职或解除岗位；...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戊戌变法或曰百日维新）受挫败一个世纪后，邓小平带领毛后的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假以时日，中国将再次宣称与其历史和现世表现相称的影响。日期：201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