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战争

在1979年4月，华国锋仍然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发动了一场入侵越南的战争，但六周后随即撤回，这是近代史上第三次越南战争，其意在挖掘苏联的墙角以示轻蔑，华总结战争的结果说：“他们并没有敢动。毕竟，我们还是可以摸一下老虎屁股。”

1975年，在与柬埔寨红色高棉发生一系列边境冲突后，越南军队占领了柬埔寨，最终意图创建以河内为主控的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入侵越南，“教训了它一下。”中国这么做是对一个月前河内和莫斯科之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蔑视。战争让中国军队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但入侵达到了其根本目标：苏联的不作为显示出其战略触角的有限性。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认为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它没有被完全这样理解。第三次越南战争也是在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潮。

越南：大国的捣蛋者

中国卷入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因素与美国卷入第二次是有可比性的。越南民族主义的某种近乎疯狂的情绪驱使其他社会误解越南的动机和自己的可能性，因而失去分寸感。这当然正是美国在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的命运（第一次是越南的反法国殖民主义战争）。美国人发现很难接受一个中型发展中国家能够只为自己的狭隘事业激发出这种强烈的行动。因此，他们解释越南的行动是一个深谋设计的表象。河内的好斗被视为中苏共谋的至少意在主宰亚洲的先锋。华盛顿相信一旦河内的初始推进被封锁，随后就可能出现外交妥协。

这一评估在两个出发点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河内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子。它为自己的独立愿景而战斗，最终争取在东南亚获得一个印度支那联邦，使得河内取代北京历史上曾在东亚地区发挥的主导作用。对这个思想狭隘的、在与中国几个世纪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独立性想法和任何外人的稳定观之间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发生在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悲惨结局就是在美国哭喊着妥协和北越对胜利的坚持之间互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压倒性错误不是划分美国民意的理由：美国政府是否投入足够的外交努力。相反，它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所谓的外交成果，曾被美国两党历届政府认真地、甚至绝望拼命地追求，费九牛二虎之力积完败河内之势而不得—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其中只提供了帮助而不是决定性作用。

在一个更有限的意义上，北京掉进一个平行的误解陷阱。当美国在越南的力量加强伊始，北京用围棋术语解释：这是从韩国到台湾海峡到印度支那连成包围中国的又一个美军基地棋子。中国支持北越游击战争，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尽可能远拒美军基地于中国边境之外。在1968年4月，周恩来告诉北越总理范文，中国支持北越以防止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范文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因为防止对中国的包围圈不是越南的主要目标，而越南的目标是自己国家的：

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围堵中国。包围圈越来越完整了，除了越南这一块。

范：我们更决心在越南所有的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

范：我们的胜利将在亚洲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胜利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周：你应该这样认为。

为了中国的战略追求，对此范文同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中国派出了超过10万非战斗军事人员，支持北越的基础设施和后勤。美国反对北越成为中苏设计的枪刺。中国支持河内锉钝美国称霸亚洲的锋芒。两边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一个统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在1975年取得第二次战争胜利后，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变得比对美国要大得多。

越南用近乎偏执的怀疑眼光看着北方邻居。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时期，越南吸收了中国的书法，政治和文化形式（在古都顺化有最壮观的皇宫和皇陵证明，）。不过，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国的”的机构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并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地理并没有让越南像日本那样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退缩到隔离。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十世纪，越南或多或少是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只在公元907年唐朝崩溃时才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出现。

越南人的国家认同来自两个有点矛盾的力量遗产：一方面，吸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抵抗中国使越南产生了独立的激情自豪感和坚韧的军事传统。吸收中国文化使越南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儒家精英群，他们面对邻居拥有一种自己的区域性的中央王国综合症。在二十世纪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河内利用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当作自身的权利，而战争结束后，则在每个国家以共产主义运动扩大这种“特殊关系”，显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意识，增进越南的主导地位。

越南对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地缘政治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悉孙子兵法，并应用它的原理对付法国和美国，效果显着。即使在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之前，首先对抗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回收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和从1963年到1975年与美国对抗，北京和河内都开始认识到，未来的较量将在它们之间争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霸主地位。

文化上的接近或许可以解释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指导中国政策的战略分析缺乏可触摸的棱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的长期战略利益可能是平行于华盛顿的：即有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平衡彼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在1965年对埃德加。斯诺概述战争的可能结果时，提出保持南越是可能的，因此是大概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周解释中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按周说的话，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完全基于古代王朝的历史债务。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认为，美国不能被打败，而一个分裂的越南北方会依赖中国的支持就像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北朝鲜。

随着战争的进展，有几个标志显示中国正准备自己应付河内的胜利，虽然是不情愿地。情报注意到中国在老挝北部修建道路，这与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冲突无关，但将有助于战后与河内保持战略平衡或甚至在老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1973年，“巴黎协定”结束了越南战争以后，周恩来和我进行谈判，为战后柬埔寨组建一个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时流亡在北京的前柬埔寨统治者），金边现政府和红色高棉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给河内收取印度支那设立一个障碍。该协议最终被中止，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使美国的作用无关。

河内对其当时的盟友的潜在敌意被我从1973年2月的河内访问带回家，当时的访问被设计成落实两个星期前草签的“巴黎协定”实施步骤。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主要专门秀我越南历史上与中国斗争的展厅—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

当1975西贡（今胡志明市）沦陷后，固有的和历史的对立喷涌而现，导致地缘政治战胜意识形态。事实证明，不单单是美国错误地评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当美国首次干预时，中国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口气。她几乎定期地向河内投入物资。她把美国干预解释为向中国包围圈又迈出了一步，就像她早在十多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北京和华盛顿的长远利益应该是一直平行的。双方应首选的是保持现状，即一个印度支那分成四国。华盛顿抵制河内主导印度支那是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思想—现存国家的自决权利—和全球性的共产主义阴谋。北京有同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希望避免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东南亚共同体。

有一段时间，北京似乎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会远远超过1000年的历史积怨。或者，她根本就没想到美国有完败的可能。在西贡陷落后，北京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现在冲着他们反弹回来。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果与常常萦绕中国的包围圈恐惧感融合。防止印度支那集团与苏联结合成为邓主持的中国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当务之急，也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的链接。河内，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在玩一个四方围棋游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活动将决定谁会被包围或中和：北京或河内。

北京的敌对势力包围圈的噩梦似乎正在应验。仅越南一个就足够强大。但是，如果它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这将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集团，有能力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施加显著的压力。在这方面，柬埔寨独立抗衡河内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沦陷3个月后， 邓小平告诉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当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出其部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抓住机会。 。 。把它的罪恶魔爪伸向东南亚。 。 。开展其扩张企图。”

柬埔寨和中国，邓小平说，

“两国。 。 。面对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的任务。 。 。 。我们坚信。 。 。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同奋斗中一起迈向新胜利。”

在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期间，华国锋，那时的总理，警告苏联：

“超级大国一面嚎叫‘缓和’，一面张开爪子到处抓，正在加速其武装扩张和战争准备，并试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充当霸权的霸主。”

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假装共产党团结的必要性中解脱出来，两位对手在1975年4月西贡沦陷后不久走向公开对立。在整个印度支那沦陷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迫离开柬埔寨。相当数量的华裔越南公民被迫逃离越南。 1976年2月，中国结束对越南的援助计划，一年后，切断现有项目的任何交付。同时，河内走向苏联。在1978年6月的越南政治局会议上，中国被确定为越南的“主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经互会，即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 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载有军事 条款。 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并安置一个亲越南政府。

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消失了。共产党的不同权力中心进行着权力平衡的较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

从北京来看，战略的梦魇在中国边界不断地发展。在北方，苏联军事部署持续不减：莫斯科仍然有近五十个师陈兵边界。在中国西部，阿富汗刚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政变，并受到越来越明显的苏联影响。北京也看到了莫斯科的手插入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导致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逃离。莫斯科继续推动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其他合理的目的，除了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谈判的SALT-II条约。以北京的看法，这样的协议是 “将苏联的坏水推向东方”，即冲着中国。中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的地位。现在越南已经加入了苏联阵营。范文同在1968年对周预言“不可预知的后果”似乎就包括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圈。雪上加霜的是，所有这些挑战正在邓小平巩固他第二次返回权利位置时发生—这一个过程直到1980年才完成。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

面对各方面的威胁，邓决定在外交和战略上主动出击。虽然尚未完全控制北京，他在国外几个层面上大胆行动。他改变了中国的立场，从遏制苏联到明确的战略敌意，而实际上是反击。中国将不再局限于劝告美国如何遏制苏联，而是亲自出马在反苏和反越联盟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亚洲。他拼凑力量准备跟河内摊牌。

邓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

当邓在1977年从他的第二次流亡返回时，他扭转了毛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保留毛的外交政策到位。这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平行见解。这也因为，相对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是毛的革命冲动的绝对极限。

然而，在毛和邓的批判态度之间有着显着性差异。毛曾质疑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邓承担了相同的战略利益，并集中实现并驾齐驱。毛把苏联当作一个抽象的战略威胁对手，其威胁对中国并不比对世界各国多多少。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在中国南部边境的一个直接威胁，与北方的潜在威胁遥相呼应。因此，对话更具有可操作性特点。毛的作为像一个沮丧的教师，邓更像一个苛刻的合作伙伴。

在面对实际的危险时，邓结束了毛最后一年对中美关系的矛盾心理。中国已不再表示任何对世界革命机会的怀旧。他在返回后的所有交谈中都争辩，为了抵制苏联面向欧洲政策的势头，中国和日本需要参加到一个全球性的设计局中。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协商已相当密切，关系非正常化仍在继续，美国仍正式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台北是中国的首都。沿着中国北部和南部边境的对手可能会误解此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卡特上台后，关系正常化被提到中美议程的头条。新上任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于1977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访问，结果不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离开华盛顿，”

“相信在解决巴拿马问题 [指的是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主权过渡]之前谈论像与中国正常化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将是不明智的 ，除非--我不以为它会发生--中国人接受我们的一揽子建议。出于政治原因，我想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代表美国最大立场。 。 。 。因此，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这样是明智的，即使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它。”

美国在台湾上的建议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一些保留美国对台湾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福特政府已经提出过但被拒绝了。这一提案再次被邓否决，称它是一种倒退。一年后，当卡特总统决定给予中美关系高度优先重视时，美国的内部辩论结束了。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压力促使新总统决定尽快寻求与中国达成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因而选择与中国正常化。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带着这些指令：

“你应该强调，我看到苏联与美国本质上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虽然也有一些合作方面。 。 。 。

最简洁地说，我关心的是，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加和政治短视相结合，大国野心膨胀，可能诱使苏联既要挑起局部动荡（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又要恐吓我们的朋友以寻求政治优势，甚至最终政治统治。”

布热津斯基也被授权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对周列数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大力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以饱满的热情和熟练的技巧执行了卡特的的指示。当他在1978年5月访问北京，追求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布热津斯基找到了一个容易接受的观众。邓急于进行关系正常化，争取与华盛顿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用他的话说， “真实、坚定、脚踏实地” 地反对苏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前进。

中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战略危险，但他们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作为全球环境分析，而不只是关注他们的国家。 “天下大乱”，“大连横”，“三个世界”：所有代表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都没有鲜明的民族观念。

黄华外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了显著的自信。毕竟当时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黄不是表现得像一个请求者，而是以一位儒家师爷的态度，讲述如何实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开场就评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说与苏联的谈判是徒劳的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阁下提到，苏联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这是确实的。争取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受到很多挫折，但它永远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黄提到了同样困扰美国战略学者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把核武器与常规战争的战略思想联系起来。对核武器的依赖将加大威慑和实现威胁的意愿之间的差距：

“至于说苏联也因为受西方核攻击的恐惧而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把战略立场放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靠不住的。”

在中东--“欧洲的侧翼” 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地” ，美国没有阻挡苏联的前进。它与苏联发布了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邀请该区域各国参加一个会议，探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的前景），“从而为苏联进一步渗透中东打开了门缝。”华盛顿已经把埃及总统萨达特—他的“大胆的行动”曾“创造了不利于苏联的局面”—留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并允许苏联 “抓住机会，加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

黄引用一个古老的中国谚语作概括，他说，对莫斯科“绥靖”等于“为勐虎插翅。”但是，一个协调的政策压力将占上风，因为苏联是“外强中干、凌弱惧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印度支那问题作铺垫。黄提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已前淌了整整十年这趟浑水。越南旨在主宰柬埔寨和老挝并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其背后有苏联”。“河内已在老挝取得了主导地位，驻有军队并在老挝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层次 安插了“顾问”。但是，河内在柬埔寨遇到了麻烦，它反对越南的地区野心。越南和柬埔寨的紧张不只是沿边界的一些零星的小遭遇战”，而是代表“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其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这个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跟进黄华的批判。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让步和协议从未产生过苏联克制的结果。十五年的武器控制协议，让苏联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与苏联的贸易，意味着“美国帮助苏联克服其弱点。”邓小平嘲讽地评论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冒险主义的反应，指责华盛顿试图 “拍莫斯科的马屁”：

“你们的发言人不断地为苏联的行动寻找合理的理由和道歉。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和古巴正在扎伊尔和安哥拉插手。你们这样说是没有用的。坦率地跟你说，每当你们与苏联缔结一项协议，它就是美国拍苏联马屁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表演。一个国家是苏联的主要目标，却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义务联合行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是请求。在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正如他们自己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战略导师，而不是像美国的欧洲盟国经常那样，作一个美国处方的被动采购者。

美国辩论的许多法宝—如国际法，多边解决方案，流行的共识—都在中国的分析中不存在，除非可以作为既定目标的实用工具。而那个目标，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指出，就是“对付北极熊，就是这个。”

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所谓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方法是有限度的。比如，凶残的红色高棉执政柬埔寨就是这样一个限度。没有美国总统可以把红色高棉当作围棋战略的另一个棋子。其种族灭绝行为—驱使金边人口进入丛林莽野和对指定类别的平民大规模屠杀 -- 不能简单地忽视（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必要性有时让原则性流产）。

当时仍是总理的华国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更有力：

[我们]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朋友，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是应该做好准备工作。 。 。 。如果有了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谁也不怕谁。第二件事情是，必须试图破坏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为了取得世界霸权，第一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它必须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要打乱其全球部署计划。

没有一个大西洋联盟成员提出过如此气贯长虹的联合行动—-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号召，或准备按自己的评估单独行动。

在操作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在许多方面比大西洋联盟更加紧密，当然更加冒险。他们寻求的是落实进攻性威慑战略（如前所述）。其特点是，邓小平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联盟）结构或长期义务。相同的评估提供了共同行动的动力，但如果评估开始分歧，事实上的联盟将无法生存—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即使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尽管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有严厉批评，中国仍这样坚持联合行动，它表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朝着一个共同的全球政策迈出第一步。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那时起，中国对正常化的条件是明确的和不变的：所有美国军队从台湾撤出，结束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与唯一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它已被作为一部分中国的立场写进“上海公报”。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已同意这些条件。尼克松曾表示，他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尼克松总统和福特都强调美国关心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一些台湾安全援助的延续性。他们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一直没能履行这些承诺。

作为一个不寻常的超党派外交政策行为，卡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伊始就重申了尼克松曾在1972年2月对周作出的所有有关台湾的承诺。1978年，他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具体公式以便双方得以维持自行制定原则：重申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接受的原则；声明强调美国对和平改变海峡现状的承诺；中国默许一些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卡特亲自把这些想法讲给中国大使柴泽民，他威胁说，在没有美国军火销售的情况下，台湾将不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就好像美国对台湾的计划或行动无任何影响力一样。

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华盛顿似乎是给正常化提供一个最后期限。邓小平同意了不指定的对台军售，也未对美国宣言华盛顿希望台湾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有异议--尽管中国在实际效果上有着长长的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记录。北京的立场仍然存在，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正常化的意思是美国大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和北京的外交官将在华盛顿取代台北的代表。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在1979年4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表示关注台湾未来是一个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不能约束中国。

美国和中国当务之急之间的平衡，说明为什么模糊有时是外交的命脉。正常化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地方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但它不能总这样下去。双方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推动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邓的出访

正如邓小平把中国从高呼口号变成苦干实干，他认为中国不会被动等待美国的决定。只要有可能性，尤其是在东南亚，他将创造他主张的政治框架。

毛像一个皇帝召见外国领导人到他的住所，邓小平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巡回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实践他独具品牌的、生硬的、有点霸道的外交。在1978年和1979年期间，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出访，将中国的海外形象从革命的挑战者改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设计的受害者。此前，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一直站在那一边；中国还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鼓励海外华人和少数族裔人口进行革命。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得服从对直接国家威胁的处理需要。

在1979年2月的《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中，邓为中国的战略设计面向广大听众作广告：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将北极熊推到马路崖子一边，我们的唯一现实行动就是要团结。如果我们只依靠美国的力量，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依赖于欧洲的实力，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贫穷国家，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那好，我们就有份量。”

在他的整个行程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相对落后和吸收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愿望。但他认为，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改变其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甚至必要时用武力单挑的决心。

邓小平的海外旅行和他反复阐明中国的贫困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有着惊人的离谱。过去很少有中国统治者出国巡游。 （当然，在传统观念中，他们统治天下，技术上是没有“国外”可去的。）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落后和需要向别人学习的意愿与中国皇帝和官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冷漠超脱形成鲜明对比。从未有过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宣布需要外国的商品。清廷曾有限度地接受外国的创新（例如，其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欢迎态度），但一直坚持认为外贸是中国善意的表达，而不是中国必须的。毛，也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即使以贫困和孤立为代价。

邓以日本作为他巡回旅行的首站。时机正是批准已经谈妥的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条约。邓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和解而不是简单的正常化，使得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了这一目标，邓准备把近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痛苦暂时忘却。邓的表现热情充沛，声称“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并拥抱对方，此种姿态，日本东道主恐怕发现在自己的社会或在中国都鲜有先例。邓小平没有企图隐瞒中国的经济滞后：“如果你长得丑，装俊是没有用的。”当被请求在一个游客留言薄上签字时，他写下了一串前所未有的对日本的成就大加赞赏的话：“我们向伟大的、勤奋勇敢的和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并致以敬意。”

1978年11月，邓访问东南亚，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给越南贴上“东方的古巴”标签，在谈到新签署的苏越条约时，称其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1978年11月8日在泰国，邓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都受到苏越条约的威胁”：“这个条约不是仅针对中国。 。 。 。它是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计划。您可能相信该条约意在包围中国。我已经告诉友好国家，中国是不害怕被包围的。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和 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将受到威胁。”

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发现自己与非凡的李光耀总理志同道合，并瞥见了中国可能的未来愿景—一个多数中国人口的繁荣社会，邓以后羡慕地称其为“严格管理”（所谓新权威主义政府模式，译者注）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当时，中国仍然极度贫困，自己的“社会治安”几乎被文革摧毁。李光耀后来回顾了这一难忘的对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问中国。我说，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以后我会的。他说，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他们应该没有问题走在前面，并比新加坡做得好得多，因为我们是从福建和广东失去土地的文盲农民的后代，而他们有学者、官吏和文人的后代，都留在国内。他沉默了。

李赞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从经验中学习的愿意。李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些东南亚的关注，这些可能无法通过过滤出现在中国的官僚和外交屏幕上：

中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与她团结起来孤立“俄罗斯熊”；事实是，我们的邻国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 。在东南亚没有“海外俄罗斯人”领导着受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叛乱，而有“海外华人”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并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尼构成威胁。此外，中国公开声称因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有一种特殊关系，并越过他们公民国家的政府首脑直接呼吁他们要有爱国主义。 。 。 。 [我] 建议，我们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事件中，李被证明是正确的。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苏联或越南时都表现得十分谨慎。然而，邓小平实现了他的的基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声明构成了一种警告，表明中国有可能努力纠正目前这种局势，美国必然会注意到。它是邓小平设计的一个关键部件。这一战略设计需要更加牢固地定义与美国的关系。

邓在国内，尽管吃了那么多苦，身板仍很硬，到国外却把身段放得很软，其心可鉴。个子小但大丈夫也。

邓访问美国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问美国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阐明“上海联合公报”并创建一个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

此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该模式开始于在二十年前的近海岛屿危机。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三个星期后开始对金门和马祖炮击，制造了莫斯科已提前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不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竟指责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按照同样的战术，邓小平在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没有要求协助其迫在眉睫的军事努力。赫鲁晓夫显然没被通报1958年的行动并对因此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感到愤慨；邓小平1979年抵达美国后通知了华盛顿他将要对越开战，美国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其作用仅限于情报分享和外交协调。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其行动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祝福，从而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干预。 在那个微妙而大胆的策略中，苏联在1958年无力阻止中国对近海岛屿的攻击；至于越南问题，它被留下一个猜测空间：邓小平访问期间到底商定了什么，并很可能以最坏假设着想。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访问美国是一出皮影戏，其目的是为了恐吓苏联。邓小平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部分是外交首脑会议，部分是商务旅游，部分是演讲政治，部分是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心理战。行程包括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到西雅图而止，出现了毛难以想象的场景。在1月29日白宫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执行总裁共进晚餐。在肯尼迪中心的一个晚会上，身材矮小的国务院副总理跟哈林篮球队员握手。邓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马术竞技和烧烤活动中与牛仔打成一片，带上一个特大号牛仔帽乘坐关山飞渡马车。

在整个访问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和发展经济。在他的请求下，他参观了制造和技术设施，包括乔治亚州哈皮镇（Hapeville）的福特汽车装配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邓小平视察了海上石油勘探中使用的钻头）；和在西雅图郊区的波音飞机制造厂。在抵达休斯敦时，邓公开宣布他的愿望是“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给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评估，宣布他想“了解所有关于美国的生活”和“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前流连忘返。一个新闻报道捕获了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以美国之行戏剧化地表现中国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他今天来到这里攀升飞行模拟驾驶舱，发觉这一最新的美国航天器如何从100,000英尺的高空降落到地上。

中国高级副总理 [邓]，似乎如此着迷这一经历，他又试了第二次着陆，然后他甚至似乎仍然不愿意离开模拟器。

与清帝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和贸易承诺的矜持冷漠或毛坚持经济自给自足的刚性态度相对比，这恍若隔世。在他与卡特总统1月29日的会议上，邓解释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是周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提出的，他承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服从邓的星条旗大道之行的首要目的：发展事实上的中美联盟。他总结出：

总统先生，你问我们的战略草图。为了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但即使是现在，我们相信苏联将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确，就有可能推迟它。中国希望推迟战争二十二年。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但每个人都应该以我们的立场为基础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协调我们的行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如果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么情况（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正式结盟而作为盟友是把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如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有能力的战略家，深入和系统地思考战略，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联盟将是不必要的，他们的分析逻辑将促使向一个方向并驾齐驱。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即使同样位置上的领导人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是在压力之下。分析依赖于解释；什么构成事实？甚至更重要的，其意义是什么？认识不同判断就不同。国家联盟是一种正式工具，将共同利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无关的情况或国内压力绝缘。它们为国家利益的计算创造了一个额外的义务。它们还为共同防御提供了法律义务，在危机中尤其令人向往。最后，依据他们认真追求的程度，联盟减少潜在对手误判的危险性，从而给外交政策注入可计算的元素。

邓--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就整体而言，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上是多余的。他们准备依靠默契。 但在邓小平最后一句中也有隐含的警告。如果它不能定义或实现平行的利益，关系会变成“空”的，也就是说，会枯萎，这意味着中国大概会返回到毛的三个世界概念，这仍然是官方政策，使中国在超级大国之间航行。

平行的利益，在邓小平来看，它是表达一个以在亚洲遏制苏联为目的以政治/军事合作为手段的非正式的全球性安排，与北约在欧洲的目标并行。它是非 组织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横向政治关系。它是以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为基础。北约合作伙伴寻求团结高于一切，以抵抗实际的苏联侵略。它展示性地避免任何军事先发制人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理论是专守防御性的。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政策，它是中国的进攻威慑理论的一个方面。要沿其整个周边向苏联施压，尤其是在它最近扩大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东南亚，甚至在非洲地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准备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苏联的设计，尤其是在东南亚。

苏联将永远不会被协议所约束，邓警告说，它只理解势均力敌的语言。罗马政治家老卡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必高呼“迦太基必须被销灭！”。邓小平有他自己的品牌口号：苏联必须予以抵制。他的所有演讲，尽管形式有变化，但都包含一个警告，莫斯科的不变性是“见缝插针”。正如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无论苏联在哪里伸出手指，我们必须在那里将它砍掉。”

后来有个笑话（与对越战争无关），这个要用四川话说：

邓小平访美，一次被美国记者堵在洗手间采访（翻译不在场），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

记者（用英语问）：先生到美国都对那里进行了访问？

邓（听不懂，就想，先自报家门吧）：我姓邓（Washington）。

记者：那您都干了什么？

邓（想，再报名吧）：小平（shopping）。

记者：您认为下届台湾领导人会是谁？

邓（不知答什么了，想翻译怎么还不来，就说）：你等会（李登辉）。

记者：那您认为再下一届会是谁？

邓（被问烦了，一挥手）随便！（水扁）。日期：2011-09-14　20:03:11

邓小平的战略形势分析包括了通知白宫中国与越南开战的打算，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越南不会停止在柬埔寨。 “所谓的印支联邦包括三个以上的国家，”邓小平警告说。“胡志明怀有这种想法。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包括泰国。”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邓小平宣布。它不能等待事态发展，一旦发生了，那将为时已晚。

邓小平告诉卡特说，他已经考虑了“最坏的可能性”-- 苏联大规模干预，正如新的莫斯科 - 河内防御条约看似要求如此。事实上，情报指出，北京已从它的北部边境地区疏散了30万平民，并把其沿中苏边境上的部队提升到最高警戒状态。但是，邓小平告诉卡特，北京认为，一个短期的、有限的战争不会给莫斯科时间作出“大的反应”，并且严酷的冬季条件将使苏联难以在中国北方展开全面进攻。邓小平说，中国“不怕”，但它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他指的是美国的有关设计要足够模糊，让苏联三思而后行。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华国锋向我解释了战前的审慎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了苏联这一反应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我们发动主要攻击。我们认为那是很低的可能性。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作为对中国的主要攻击，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调来一些欧洲的部队，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他们会担心欧洲。他们知道与中国之战将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

邓让卡特面临原则和公众态度的双重挑战。原则上，卡特没有批准先发制人的战略，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跨越主权边界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以严肃态度对待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使他不完全赞同，即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意义，这是与邓平行的。卡特以坚持原则但根据情况调整范围的办法解决了他的两难选择。不痛不痒的否定躲在含糊其辞的默许影子之下。他呼吁重视正义的道德立场，北京进攻越南将丧失掉它，因为中国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她将有被指控侵略的风险：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不仅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国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以及联合国过去纷纷谴责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正在考虑采取的惩罚行动，但它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和改变世界的态度，从反对越南到部分支持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