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战争.2

鼓励暴力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我们可以给你情报简报。我们知道，近期没有苏联军队朝着你们的边界走动。

我没有其他的答案给你。我们已经加入对越南的谴责，但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动。

拒绝批准暴力行为但提供有关苏联调兵的情报是给了矛盾一个新的维度。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的苏联威胁基本观点 ，或通过减少中国对可能的苏联反应的担忧，它又可能被解释为鼓励入侵。第二天，卡特单独会见邓，卡特递递给邓一张纸条（尚未公布），总结了美国的立场。据布热津斯基说：“总统本人起草的给邓的手信，语调温和、内容清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和总结了可能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作出正式的提案，那无异于在公开的军事侵略行动上与中国勾结。”非正式勾结就是另一回事了。

据了一份叙述私人谈话的备忘录（只有一个翻译在场），邓小平坚持战略分析压倒卡特所提的世界舆论。首先，中国必须不能被认作软弱：

“中国仍然必须教训越南。苏联可以使用古巴、越南，那么阿富汗将演变成一个 [苏联的]代理。中国以一个强势地位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行动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越南认为中国软弱，情况会变得更糟。”

1979年2月4日，邓离开美国。在他从美国返回的途中，他在围棋盘上落下最后一子。他在东京作短暂停留－－这是在6个月内的第二次－－以确保自己得到日本对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和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大平正芳首相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越南要因入侵柬埔寨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承诺：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长期前景。 。 。 [中国人民] 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

在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两次、和美国以后，邓小平完成了他的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此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采取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的姿态。

第三次越南战争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等省向越南北部发起多兵种入侵。中国军力投入的多少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据估计有编号的解放军部队超过20万，也许多达40 万。据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入侵力量包括“常规地面部队、民兵、海军和空军部队...其攻击规模相当于中国1950年11月入朝参战的影响。”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它代表了中国版的威慑力，以入侵行动作为预播广告，以预防未来的越南行动。

中国军事攻击的目标是一位同行共产国家，最近的盟友，和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长期受益者。依中国看，它的目的是保持亚洲的战略平衡。此外，中国的行动从美国得到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和情报合作，而五年前，北京帮助越南把“美帝国主义势力”从印度支那赶出。

中国明说的战争目的是“给越南的野心套上一个羁索，并给他们以适当的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伤害足以影响到越南未来的计算和选项。“有限”则暗示它将在外部干预或其他因素促使它失控之前结束。这也是对苏联的一个直接挑战。

邓小平的预言--苏联不会进攻中国—被证实了。中国发动入侵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温吞的声明，在谴责中国的攻击是“犯罪行为”的同时，强调说：“英雄的越南人民。 。 。是能够再一次自己站立起来。”苏联的军事反应仅局限于派遣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到中国南海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到河内，和沿中苏联边界加强空中巡逻。空运受制于地理，而且还有内部的犹豫。最后，在1979年，苏联给了它的新盟友越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像20年前它对当时的盟友中国在台海危机中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不敢冒任何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后不久，华国锋用一句精辟的短语总结了战争结果，表示对苏联领导人的轻蔑：

“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邓小平讽刺性地拒绝了美国“要小心”的劝告。在1979年2月底联邦财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期间，布卢门撒尔呼吁中国军队应从越南“尽快”撤军，因为北京“冒不必要的风险。”邓提出异议。在与布卢门撒尔的会谈之前，他对美国记者讲话，邓显示了他对（美国）模棱两可的不屑，嘲笑“有些人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在中印战争中，中国执行了一个有限的“惩罚性”打击，随后立即撤退。这场战争只进行了二十九天就结束了。在解放军占领三个越南边境省份的省会城市（据报道说，将其变为废墟）后不久，北京宣布，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推翻河内政府或以任何公开身份进入柬埔寨的企图。

中国军队撤回一个月后，我访问了北京，邓对我阐述了中国的战略：

邓：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立即打了一场战争。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对卡特总统谈及此事，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和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份书面文字。我对他说：中国将独立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风险，中国将单独承担风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

基辛格：这可能是的。

邓：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直驱河内。但走那么远可能不明智。

基辛格：是的，它可能会超出计算的极限。

邓：是的，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 - 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两趟美国使团到中国设立了程度非凡的联合行动。副总统“弗里茨”沃尔特。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问中国，制订邓访美后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战略和道义发生严重冲突。美国和中国同意，防止出现一个河内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柬埔寨部分仍然存有争议。柬埔寨由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管辖，他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但红色高棉是构成抵抗越南力量中最训练有素的组织。

卡特和蒙代尔在政府里有着对人权长期奉献和献身精神的记录；的确，他们在总统竞选中就攻击福特没有足够重视人权问题。

在与卡特就入侵越南问题的私人谈话中，邓首先提出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据官方报告：“总统问，是否泰国人可以接受和依赖（红色）柬埔寨。邓小平说是的，他心里想的是轻武器。泰国目前正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泰- 柬边境保持通信安全。”华盛顿和 北京在通过泰国对柬埔寨援助上的事实合作，其实际效果间接地协助了红色高棉残余。美国官员谨慎地对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保证波尔布特不再行使对红色高棉的完全控制。这点良心发现没有改变华盛顿对“柬埔寨抵抗力量” 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的事实，政府肯定知道，这将有利于红色高棉。卡特下一届的里根政府遵循了相同的策略。毫无疑问，美国领导人期望，如果柬埔寨抵抗力量占了上风，他们或他们的接班人在此之后将反对红色高棉，这愿望在十年以后越南撤军后实际发生了。

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地缘政治现实中遇到迫切需要。这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更不是虚伪地装出这样的态度：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决定，要最终实现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获胜。美国领导人面临政治家的两难境地。领导人不能选择历史给予他们的选项，甚至他们更不能含糊。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标志着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在仅仅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欢迎他：“你来这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他对布朗指出，“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在福特政府服役过的老兵都明白这个提示，邀请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访问因福特解雇他而流产。

当下的主要议题是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已经得出结论，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布朗解释道，华盛顿对待“苏联和中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并愿意转让给中国一些苏联得不到的军事技术。更进一步，美国愿意卖给中国一些“军事设备”，如监控仪器和车辆，尽管不是“武器”。另外，它不会干涉NATO盟友向中国出售武器。正如卡特总统在给布热津斯基在的指示中解释：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技术敏感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和尊重这一兴趣。

最后，中国没有能够拯救红色高棉或迫使河内从柬埔寨撤军，那要再过十年；也许认识到这一点， 北京将战争目的设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然而，北京也给予越南以沉重的代价。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以极大的决心和娴熟的技巧在东南亚施展外交，孤立了河内。 中国保持了沿边境的沉重军事存在，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高举着给予河内“再教训”的达摩利剑。其后几年，越南被迫维持相当大的力量在北部边界以备应付中国的另一次可能的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曾告诉蒙代尔：

对于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保持超过一百万的常备力量，你会到哪里找到足够的劳动人口？一百万的常备力量，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现在他们依赖苏联。有人估计说，他们从苏联每天得到200万美元，一些估计数字说，2 50万美元。 。 。 。那将增加困难，对苏联的负担将变得越来越沉重。事情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将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请求苏联都可以满足。在这些 情况下，也许一个新的局势将会出现。

那个局势，事实上，十多年后发生了，苏联和苏联的财政支持崩溃带来了越南在柬埔寨的部署大量裁员。最终，在经过一段民主社会难以维持的时期后，中国实现了其在东南亚的相当一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取得了足够的回旋余地，满足了他挫败苏联控制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的目标。

卡特政府执行一个走钢丝的行为，一面通过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保持对苏联的合作选项，而另一面在亚洲政策上仍然将莫斯科看作是主要的战略对手。

冲突最终的输家就是苏联，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世界各地拉起了警报。苏联的一个盟友遭到了对苏联最不客气的和战略上最明确的对手的袭击，她曾公然鼓动遏制盟莫斯科的联盟，这一切发生在苏越结盟的一个月内。现在回想起来，莫斯科在第三次越南战争中的相对被动姿态可以被看作为苏联衰落的首发症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在一年后悍然决定干预阿富汗是否是企图补偿他们在支持越南抵抗中国攻击时的无作为。（不幸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打错了算盘，那是因为苏联没明白当时全球力量的相互关系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移。第三次越战因此可能被算作中国政治家成功地实现长期的大画面的战略目标--而不以实际占领为军事利益--的另一个例子。虽然给红色高棉留有苟延残喘的空间不能算作道义上的大胜利，中国与苏联和越南面对面取得了较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尽管两国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

面对强大优势兵力泰然处之，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点上中越战争与中国参战朝鲜何其相似。两次中国的决定都是针对北京认为的危险聚会—一个敌对势力沿中国周边多点巩固基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相信如果允许敌对力量完成其设计，中国将被包围，从而永远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对手将处于一个自己随时选择发动战争的位置，有了这种优势，正如华国锋在东京会晤卡特总统时所说的，将使它的行为 “无所顾忌。”因此，这些看似区域性的问题，如在第一例：美国回击北朝鲜，和第二例：越南占领柬埔寨，都被认为是“世界的斗争的焦点。”（周描述朝鲜战争语）。

在两次干预中，中国都面对一个威胁其安全感的比自身强大的力量，但是每次都在北京选择的地形和时间上发生。正如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后来告诉布热津斯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只是冲着在国，也是冲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对东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将切断日本和美国的交通线路。我们致力于为此做点事情。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应付苏联，但我们有能力应付与越南。”

这不是优雅的举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昂贵的战争中，造成的伤亡在规模上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的。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似乎在执行任务中暴露出许多缺点，致使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损失规模。但两次干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应用其进攻性威慑学说。在越南，中国成功地揭露了苏联对河内防卫承诺的，更重要的是其整体战略的，有限性。中国甘冒与苏联作战之风险来证明它拒绝被苏联在其南翼的存在所吓倒。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结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西方媒体把中国的惩罚性行动写成是一个失败。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