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里根和关系正常化　　

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由于任期限制，每届任命上至总统下至副助理国务卿至少每8年被替换一次，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变化。接班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审批过程。在实践中，前9个月左右的新政府在真空中存在，它有责任采取行动，但只能靠即兴表演或缓退人员的荐举，然后逐步调整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是复杂的，新政府希望合法提升办公室的威信，声称所有继承的问题都是前届的政策错误，而不是固有的问题，它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解决。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如果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声明的话。由于新总统刚刚赢得竞选，他们也可能高估了客观情况允许的灵活性范围，或过度依靠忽悠力（这个貌似暗讽奥巴马，译者）。对于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一台唱不完的心理剧，不断邀请观众以他们的赌注对冲。

这些倾向对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如书中所表，早期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一个相互认知时期。但后来的几十年，相当重要地是取决于两国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平行评估能力。

当领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河蟹无形资产就显得尤为困难。中美双方在70年代都目睹了戏剧性的领导变化。中国的过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所述。在美国，与中国打开关系的总统在18个月后辞职，但关键的外交政策仍然原封不动。

卡特政府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第一次政党变化。他们观察到卡特作为候选人的发言，许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即迎接一个新的开放性和重视人权的时代。他几乎没提到中国。因此北京有一些担忧，卡特是否会保持中美合作关系中的“反霸权”维度。

事实证明，卡特和他的高级顾问重申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那些尼克松在访问北京期间亲自肯定的有关台湾的原则。与此同时，邓的上台和“四人帮”垮台给中美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务实平台。

中美之间战略热乎劲儿几乎刚刚开始，这时，华盛顿政府的另一次变更以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一位新的共和党总统。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即使是中国的细心的研究学者。他不符合任何既定的类型。一位前电影明星和银幕演员公会主席凭自己的意志爬到政治巅峰，里根代表了一种显著不同的美国保守主义，与孤僻和理智的尼克松或平静的中西部福特形成鲜明对比。罗纳德。里根对美国在危机期中的机会持有一种藐视性的乐观，他比任何自杜勒斯后的美国官员更狠，扬言共产主义是一股邪恶力量，要在有限的时间期限内彻底铲除，而不能让它祸害几代人。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集中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 1976年，在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时，他攻击福特实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但就整体而言，他避免批评与中国复交。里根对苏联意图的批判，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又活力再现，与邓小平第一次从流亡返回后对美国高官员发表的（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在里根的案子里，这一观点与他对台湾政治秩序的强烈个人感情相配对。

1971年10月，尼克松曾鼓励里根，以加州州长身份，作为一个特使去台湾访问，申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改善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台湾安全上的基本利益。里根离开台湾岛，但留下了对台湾领导人的温暖的个人感受和对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关系的深刻承诺。随后，虽然里根没怎么挑战与北京达成的现有共识，他高度批评卡特政府与台北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把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降级为一个非官方的“机构” 。他在1980年与卡特竞选总统时宣言，在里根政府下，不会有“更多的越南”、“更多的台湾”和“更多的背叛”。

从技术上讲，驻台北的大使馆过去一直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最终根据卡特政府，美国决定将使馆搬迁到北京是一个迟来的承认，国民党已不再准备“光复 大陆”。里根的批评隐含，美国应该保留在台北的大使馆，作为“两个中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海峡两边分别为独立的国家。然而，在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谈判中（与所有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承认谈判条款一样），这样一个结果是北京一贯坚决拒绝考虑的。

罗纳德。里根从而体现了美国现有的矛盾。与北京新关系的强有力承诺和与台湾残留的情感支持共存。

里根的主题之一是主张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解释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决定尝试把圆圈变成平方。他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乔治。H。W。（老）布什到北京，在那里他曾出色地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其作用代替大使馆。

布什告诉邓，里根的意思不是暗示他同意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里根也没有打算走向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邓的答复冷若冰霜，他对里根重复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宣传肯定不会置若罔闻，即使布什正在北京。这诱使里根在1980年9月来请我作中间人，代表他给中国大使柴泽民提供一个类似的、更详细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在华盛顿与柴会见时，我肯定，不管他的竞选演说，候选人里根打算坚持美中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建立的并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总结的战略合作原则和1979年联合公报宣布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里根已经要求我转达，他将不搞两个中国的政策，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我补充说，我敢肯定，大使和他的政府已研究里根州长的职业生涯，如此他们会知道他在台湾有许多亲密朋友。试图把这件事放在个人感情范畴，我争辩说里根不能放弃个人友谊，如果他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将失去对他的尊重。然而，作为总统，里根将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现有框架，它提供了一个为中美共同努力防止“霸权”（即苏联的主导地位）的基础。换句话说，作为总统，里根，站在他的朋友一边，但也严守美国的承诺。

不能说中国大使收到这一信息时带着不放松的热情。意识到有利的舆论调查预测里根将在11月获胜，他没再借机表达意见。

对台售武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里根政府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它相信他的忽悠力可以弥合两个表面上不相容的立场之间的差距。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两个立场同时进行。问题有些急迫，因为正常化优先于解决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卡特曾表示，美国打算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邓，急于完成正常化的进程，以便他能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美国支持的条件下面对越南，邓在实际效果上忽略了卡特的武器供应的单方面声明，实施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挽救美国在台北官方外交存在的穷途末路，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项立法提出了一个持续强劲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关系的框架，并宣布，美国“将提供尽可能必要的防御器材和防御服务，其数量应足够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当里根 政府上台后，中国领导人再次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将此当作正常化未完成的一个方面，并将其置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头上（和尚头上的虱子，译者）。里根没有意思隐晦这一点，他想推动对台军售。他的国务卿黑格，有相反的观点。黑格曾是我的副手，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计划了1971年的秘密访华之旅。他曾带领技术团队先期于尼克松访华，在此期间，他曾与周有过实质性的对话。作为亲历冷战开始的一代人，黑格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加入反苏阵营如何改变了战略平衡。黑格视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美国盟国为一个突破，应作为重中之重保存中国的潜在作用。因此，黑格寻求与北京达成谅解的办法，即美国将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提供武器。

这一计划在双方搁浅。里根不会同意正式向中国出售武器，北京不会考虑这一个意味着将原则性与军事硬件交换的交易。事情危险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黑格同时在美国政府之内和北京之间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取得了一项协议，允许双方推迟最终解决，同时建立一个未来的路线图。邓小平对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和部分的结果表示默许充分显示了他非常重视与美国维持密切关系（以及他对黑格的信心）。

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了所谓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它成为中美关系基本构架的一部分，并在随后的高级对话和联合公报中作为一种圣经式的语言定期地得到重申。有点奇怪的是第三公报能够取得与尼克松访华的“上海公报”和卡特的正常化协议同等的地位。其实第三个公报相当含糊，因此也是一个困难的未来路线图。

每一方，像以前一样，重申了其基本原则：中国重申其立场，认为台湾是中国国内事务，外国人无权干涉；美国重申对和平解决表示关注，到目前为止声称，它“赞赏中国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这一提法淡化了中国一贯地经常反复地断言，她保留使用武力的行动自由，如果证明和平解决不可行的话。关键执行段有关向台湾出售武器，上面写着：

“美国政府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如此说明，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没有精确的定义。 “逐步”的意思是开放的，卡特时期的“水平”基准是什么，也没有指定。尽管美国发誓放弃了长期的军售政策，它没有说明美国理解“长期” 有多长。虽然中国重申坚持最终解决，它没有设立期限，也没有威胁的迹象。双方国内的迫切鸭梨支配了界限：中国在原则上不会接受外国军火供应商在它认为自己的领土上。美国的政治，如在美国国会获得广泛支持率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所强调， 不允许截止对台军售。从当时的讨论开始，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多年，以此向双方的政治家致敬。

紧随第三公报之后，美国总统意识到其意义不是不言自明的。他告诉《国家评论》的发行者：“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对台湾没有TMD改变一点看法。任何武器他们需要保卫自己免受红色中国攻击或入侵，他们将从美国得到。” 在这个问题上里根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于他召见CBS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否认他不再支持台湾的报道，他宣称：“我目前还没有退却。 。 。 。我们将继续武装台湾。”

为了执行总统的信念，白宫秘密与台湾谈判所谓的六项保证，以限制它刚刚与中国签署的公报的实施。这些保证肯定，美国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日期结束军售给台湾，没有承诺向北京咨询这样的销售，没有承诺修改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其对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既不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也不作中间人。这些保证被加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旨在将遵守公报和和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差异的两项政策捆绑在一起。当局亦对第三公报“减少”“对台军售”的概念给予宽松的诠释。通过技术转让（从技术上说不是“军售”）和各种武器方案“水平”的创造性解释，华盛顿扩大了对台军事支持计划，北京似乎从一开始没有预见到其持续性和物质性。

当然，台湾关系法只约束美国总统，它从来没有被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美国立法可以规定对台售武的义务和建立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给予外交承认的条件。将情况默许等同于无限期未来协议是危险的。这种行动格局，尽管已经持续数十年，却不能免除其长期的风险，如北京对2010年春天的军售就表示了激烈的反应。

里根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政策因此几乎是在难以调节的矛盾之中挣扎：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对北京和台北的矛盾保证，和不可通约的道德和战略举措。里根给人的印象是他以坚定的信念支持所有一锅端的保证。

对 学者或传统政策分析师来说，里根政府早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做法违反了每一个连贯政策的基本规则。然而，与许多其他有争议的和非常规的里根政策相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的效果相当不错。

里根总统的显着的特点是他有能力，甚至在肯定自己的本质信念不变的同时，磨钝争议的棱角。无论分歧如何，里根从来没有将它变成个人对抗；除了修辞强硬以外，他也没有把它转化为意识形态信念上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他处在一个位置，以实用性甚至善意为基础，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与对方接触，正如里根和他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的一系列关于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出色的谈判所证明。就中国而言，她的领导人明白了里根的信念允许他跑多远，和他在美国政治背景下所能完成的最大极限。因此，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即使在被拒绝的情况下—如果换个总统或在一种更正式的场合，对其反应很可能是愤怒的。

表面矛盾最后设立了两个时间表：一个是立即进行的，另一个可能留给未来。邓小平似乎明白，公报确立了一个大方向。一旦条件改变，它就可以通行，即使在当前背景下它无法在里根政府开始。

在舒尔茨1982年接手国务院以后，尽管有些不舒服的对话和受伤的自我，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在80年代以履行自己核心利益的面貌出现。尽管北京对华盛顿对公报的灵活解释感到失望，但就整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又一个十年的美国援助，她正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华盛顿得以与台湾海峡双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并与中国在联合反苏的当务之急方面合作，如情报共享和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分子。台湾取得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当最终尘埃落定，自尼克松以来反共高调最响的亲台总统能够平安无事地主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没有任何重大危机。

中国和超级大国—新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真正的戏剧不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彼此关系，而是各自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动力是一系列的战略格局重大转变。

在评估中国的政策时，一种侥幸一般可以排除在外，即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一系列可发现的事实。所以，当中国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灵活解释第三个联合公报的台湾条款时，只能因为她认为与美国的合作将履行她的其他国家目的。

里根上台时，苏联在70年代末开始的战略进攻尚未自生自灭。多年以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崩溃，苏联和它的代理已经在第三世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几乎不分青红皂白）系列前进动作：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印度支那。但是，中美关系和解成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堡垒。以邓小平及同志们的信念为动力联合美国两党政府巧妙合作，毛泽东设想的大连横，事实上，已初具规模。

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几乎其所有边界面临着协调防御，在许多情况下，积极抵抗。在美国、西欧、和东亚、几乎所有工业国家已经结成了针对苏联的松散联盟。在第二世界，苏联仅存的盟友只有它驻军的东欧卫星国。同时，第三世界已经证明他们对苏联和古巴臂膀呵护下的流行的“解放运动”的好处持怀疑态度。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苏联的扩张主义努力变成昂贵的僵局或声名狼藉的失败。在阿富汗，苏联经历了美国在越南同样的痛苦试验--在这个情况下，由美国、中国、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协调努力，赞助和训练武装抵抗分子。在越南，莫斯科的企图，使河内控制下的印度支那纳入苏联轨道，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凶猛有力的回击，其中也有美国合作的推动。北京和华盛顿--正如邓小平如此生动地形容--“砍断”苏联的手指。在同一时间，美国的战略建设，尤其是里根倡导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者），带来技术性挑战，使得停滞的负担过重的苏联经济—其国防负担三倍于美国，按每个国家的GDP百分比计算—难以承受。

在中美合作的这一尖峰时刻，里根白宫和中国最高领导对苏联弱点的评估大体一致，但他们对新形势政策的影响作出显著不同的结论。里根和他的高级官员认为苏联的混乱是一个进攻的大好良机。有强大的军事集结和意识形态自信相互搭配，他们寻求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给苏联施加压力，一举获得冷战胜利。

中国领导人也同样认识到苏联的弱点，但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想：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重新调整全球平衡的邀请。从1969年开始，他们向华盛顿倾斜以纠正中国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获胜—这些里根宣布的终极目标--没有一点兴趣。在越南“摸了老虎的**（和猴子的头，译者）”后，北京得到结论，她已经抗住了苏联威胁的**。现在中国应该转向加强自己的运作自由度。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兴奋初潮消退了；近几年来压倒一切的冷战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中美关系也像一般主要大国的相互作用一样落户在平地，不需再走过高山和低谷。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衰落，美国和中国两位主角演员已习惯了冷战格局，迟迟没有意识到该换角色了。苏联应对中国入侵越南的软弱标志着，首先循序渐进滴，然后加速滴，苏联衰落的开始。莫斯科的三个转变--1982年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从安德罗波夫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5年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在最低程度上显示苏联正 忙于处理国内危机。始于卡特由里根加速的美国重新武装逐渐改变了权力平衡和制约了苏联介入其周边地区的准备。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大部分收益又被搂回来了—尽管几个退却直到（老）布什政府才发生。越南占领柬埔寨于1990年结束，选举是在1993年举行，难民开始准备回国；1991年，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在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在1991年倒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接受自由选举，以往没有任何执政的共产党准备采取这样的风险；也许最重要的是，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回。

苏联撤退给了中国外交一个新的机动灵活性。中国领导人不再谈军事遏制，并开始探索对莫斯科新外交的范围。他们提出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三个条件：撤离柬埔寨；结束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沿中国北部边境的部队集结；撤离阿富汗。这些要求都在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主要由于力量平衡变化使得苏联在前沿阵地站不住脚，而决定撤离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收到了中国不准备接近莫斯科的保证。中国证明发挥三角外交更合适。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他们肯定继续坚持既定的战略--防止苏联的扩张，但它也暗示了中国在美国面前不断增长的选择权。

中国很快就开始行使其全球新选择。在对话中，在1987年9月我与邓的会谈中，他把他的新分析框架应用到两伊战争，那时正在气势汹汹的第五个年头。美国正在支持伊拉克至少到足够防止其被德黑兰革命政权击败的程度。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对伊朗采取一个更“灵活的立场”，使她能够为了结束战争发挥更显著的外交作用，有“回旋余地”。

邓小平曾执行毛的大连横概念与苏联对抗。现在正在转变回到三个世界的路线，中国站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之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允许她继续在三个圆圈中--超级大国，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选择其偏好。

HYB，Deng的追随者，D的总书记，在1982年9月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概述了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概念。其闪亮点是毛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的重演：“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依附于任何一个强权或强权集团，中国也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HYB以扫视地平线开始，概述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评估，并提出了要求每个超级大国用行动证明其诚意的清单。台湾问题解决的失败意味着中美关系之上还“挂着一片乌云”。只有当美国放弃对中国视为纯粹内政的干涉，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与此同时，HYB还雅致地评论道，“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实际上，中国宣称一个独特的道德境界，即自己是超然于超级大国竞争之上的最大的“中性”强国：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要求超级大国率先大幅削减他们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 。 。 。中国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坚决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是她神圣的国际义务。

这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党大会上亮相：自力更生，道德超然和优势，再加上否定超级大国愿望的承诺。

一份1984年呈送给里根总统的国务院备忘录解释说，

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既支持美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军事集结又指责超级大国竞争是全球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的位置。因此，中国能够追求与美国平行的战略利益，同时，加强与它认为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第三世界集团的关系。

1985年，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描述中国在“三角关系内互动”，通过一系列高级别会谈和共产党的内部交流与苏联培养更密切的关系，其层次和频率在中苏分裂后从未达到过。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称呼他们的苏联同行为“同志”，并调苏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高官举行了关于武器控制的实质性磋商—这在前二十年是不可想象的概念，1985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

重叠圆的概念，或多或少是毛走向生命终结时推进的。但其实际效果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定义本身来自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区别。如果它明确转向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失去这一地位，即使是接受一个超级大国伪装为其队伍中一分子。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即使是现在，当它刚刚开始改革。总之，第三世界，若将行使重大影响，必有一个超级大国加入，然后，根据定义，它就不再是第三世界。只要苏联还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而且与它的关系不稳定，中国没有动机远离美国。 （苏联解体后，只剩两个圆圈；问题是，是否中国将进入苏联腾出的空位作为一个挑战者或选择与美国合作。）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从冷战格局过渡到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假定，苏联仍然构成基本的安全威胁。

对中国开放的建筑师，尼克松，了解世界亦如此。在1982年底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后，在给里根总统的备忘录中，尼克松写道：

我相信，鼓励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们越成功，苏联就将越糟。 。 。 。1972年将我们带到一起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共同关注苏联侵略的威胁。虽然今天这种威胁远远比1972年更大，在下一个十年吸引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团结因素，很可能是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

尼克松敦促在未来十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和日本应该共同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愿景，基本上以新兴的中国在第三次世界的影响力建立一个反苏联盟为基础。但即使尼克松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延伸到苏联崩溃，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世界经济的健康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这样一个程度。或者问题应该这样提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再次使国际关系双极化。

乔治。舒尔茨，里根的强势国务卿和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想出了另一个美国同心圆的概念，即将中美关系置于苏美冲突的背景之外。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处理苏联威胁的问题上会 给予中国过多的讨价还价的优势。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严格地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外交中，中国将因国家理由发挥其自身作用。中国的善意应该反映在共同项目中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目的是详细阐明这些共同利益。 同时，美国将寻求重振与日本的联盟，在几年前，毛泽东曾敦促美国官员“多花点儿时间”。日本，一个民主同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几十年来连续的经济萎靡不振几乎遮蔽了一个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能力不仅极大地超过中国，还有许多分析家认为，即将超越美国。） 这一关系在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之间的个人情谊培植下又发新芽—正如媒体称之为“罗-康秀。”（罗（Ron）—罗纳德（Ronald）的昵称，译者）

美国和中国两边都往他们以前的路线夹入楔子。以前，他们互相看作是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现在，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萎缩，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方便的伙伴，只选定在他们利益相一致的问题上合作。

在里根时期，没有根本上的新紧张局势发展，处理继承的台湾问题也毫无戏剧性。在1984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里根表现出他的特征生命力，有几次他甚至像变戏法似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的短语和古代占卜手册“易经”来形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里根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尝试更多的普通话，他甚至引用中国成语“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来形容中美关系。然而里根从来没有与任何中国同行密切交往的记录，像他与中曾根康弘那样。他的访问，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供解决，只限于评论天下大势。当里根批评一个不具名的“大国”在中国的边界集结军队并威胁其邻国时，在中国广播的讲话中这一部分被省略了。

当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的局势是几十年来最安静的。在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海洋国家发生的半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使这些亚洲国家关系本质上让位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164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欧洲新兴主权国家格局。除了贫困孤立的北朝鲜定期的挑衅和在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叛乱活动，亚洲现在是一个由离散的主权政府有着公认的边界组成的世界，他们几乎普遍默契地避免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思想路线。共产党输出革命的项目，早先分别由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倡议者热切地执行，已经结束。各种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被保存下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各方耗尽力量、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以及中国的努力扭回各个竞争选手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已深深植根-- 一个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最繁荣的大陆—因而回归该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

邓的改革计划

邓小平标榜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也是一种精神的努力 。它首先涉及到在经济崩溃边缘的社会稳定，然后，它寻找一种内在的力量去推进，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方法。

邓小平继承的经济形势几乎接近绝望。中国的集体化农业结构勉强维持其庞大人口的需求步伐。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时期早期大致相同。据报道，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有一亿中国农民—相当于1980年美国近一半的人口—没有足够的粮食。在文革期间学校系统的关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82年，中国劳动力的34％只有小学教育程度，28％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中国劳动力只有0.87％受过大专教育。邓小平呼吁经济快速增长，但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改造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孤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贫困的总人口，使他们成为在世界经济中能够承担起生产力和竞争力作用并能承受其偶尔应变的劳动大军。

而不得不用传统工具进行改革使挑战更加复杂 。邓坚持以对外开放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尝试类同，那次改革者被挫败了。那时，障碍是不愿放弃由中国特殊身份所界定的相关生活方式。现在，它是如何推翻毛时代的做法—共产社会所有一切一直以此运作并保持其哲学原则，从而凝聚社会。

在80年代初，中央计划仍然是所有共产社会的运行模式 。它的失败是明显的，但补救措施被证明难以捉摸 。在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所有激励适得其反，它奖励停滞和劝阻主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由官僚决定。过一段时间，通过行政命令建立的价格就与成本失去关系。价格体系成为勒索人口资源和建立政治优先事项的一种手段。当由权威建立起来的恐慌消退时，价格转变为补贴和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的一种方法。

改良共产主义被证明无法取消经济规律。必须有人支付实际成本。中央规划和补贴定价的惩罚是保养不善，缺乏创新，和超就业—换句话说，就是人均收入的停滞和下降 。

此外，中央计划不为强调质量或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因为任何一个经理所制作的产品都会被有关部委买走，质量不是要考虑的问题。而创新在实际上是被劝阻的，以免引发整个规划大厦失衡。

在缺乏市场平衡喜好的情况下，规划者难免施加或多或少的任意判断。结果，需要的商品不生产，而生产的商品不需要 。

尤为大者，中央计划的国家，远未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最终反而体现阶级分层。商品被分配而不是买，真正的奖励是给予办公室额外的权利：为干部而开的特价商店、医院、和受教育机会。

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官员手中，必然导致腐败。就业、教育、和多数额外附加品依赖于某种个人关系。（因此而有“走后门”，译者）。具有一种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共产主义以无阶级社会为广告，产生一个往往滋生特权阶级的封建成分。可以证明，现代经济不可能由中央计划运行，但从来没有共产国家不靠中央计划运行。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内置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走上了市场经济、分散决策、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所有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以释放中国人民的才干为革命基础，他们的自然经济活力和企业进取精神已久被战争、思想教条和对私人投资的苛限所约束。

胡Y*B是长征中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他成为邓小平的一个门生，后来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倒下；当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提拔胡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最终任命他为总书记。在他任职期间，胡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立场。用他直率的方式，他始终推动党和社会愿意接受的极限。他是第一个经常穿西装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因建议中国放弃筷子改使刀叉而挑起争议。

首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被打倒而携手出发。所有统治过中国的领导人都曾经历厄运涅槃，其中许多人受到身心虐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充溢在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1982年9月，当我在中国进行私人访问时，我与邓小平有过一段渴望的谈话：

基辛格：我在1974年4月遇到你，那时你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然后与毛一起，但你没说一个字 。

邓：那时在1974年11月[在北京]，我们两个人谈得最多，因为当时周生病了，我负责国务院，在1975年，我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只有一年，我就被打倒了。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它非常有趣 。 正是这样的挫折启迪了我们...。我们从1979年至1981年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你有3年半没到这里。你看到任何变化吗 ？

基辛格：我最后一次在这里时—可能是由于我的无知—我有意识，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有许多地位高的对手...。

邓：...海外人士往往不知道中国是否政治稳定 。要判断中国是否政治稳定，必须要看有8亿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是否稳定。今天农民是最幸福的。城市也有一些变化，但不及农村 ...。 [人民]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更大的信心，对党和政府有更高的信任。这有深远的意义。文革前党和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但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没有一点经验可以为改革努力借鉴。当我在1987年回来时，某某某给我提前解释了一份将在十月份提交给党代会的方案。他强调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混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而冗长的过程：

正在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顺社会主义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将陈述，对社会主义的规划应包括利用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排除它们 。自从[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都对经济活动实行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美国和韩国都是例子。政府或通过规划管制或通过市场，中国将使用这两种方法。企业将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国家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要有规划，但未来规划调控只是手段之一，并不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将逐步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用中国话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什么工作（好使）的基础上部分地探索道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将乌托邦式的改造愿景一起抛弃。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制约其改革；相反，他们会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无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繁荣的东西。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部分通过沿海的经济特区，在那里企业有更广泛的空间和给投资者特殊条件。鉴于中国以前在十九世纪与“外国投资者” 在沿海有过负面经验—和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发挥何等突出的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行为。它还表明一个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前所未有—放弃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百年老眼光而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外贷款开始流入这个国家。

系统性的权力下放随后而至。农业公社被遗弃，鼓励形成所谓的生产责任小组，在实践中，它们就是家庭农场。对于其他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区别被厘清。所有权将继续留在国家手中； 而管理权将主要留给经理。当局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议确定每个功能，给予管理者很大操作空间。

这些变化的结果蔚为壮观。从1978年第一个经济改革的颁布，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倍。私营部门，在个体经济奖励重建的带动下，上升到占工业总产值近50％，以前这个经济几乎完全听令于政府菲亚特。在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9％的平均增长率而增长—一个史无前列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期，直到写这部书的时候。

中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乡土情节，外加面子为大的习惯。正是当今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原因。或许中国人应该在民族文化上与时具进，或者说要学习外邦文化。

要敢于输出思想，文化，人口。看看现在在世界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不参与当地政治。只有新加坡除外，而欧洲文化确是直接输出，并统治。整个美洲大陆就是其范本，试想，未来中国文化中也要加强殖民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宗主国的地位。那时，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邓，他解释说，现在会从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结构改革。这将比经济改革复杂得多，因为“这将涉及数百万人的利益。”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部门将改变 。当职业经理人取得党的书记职位时，许多党员将会转行。

但是，管理和决策该在哪里划线分开呢？邓小平回答说，思想认识问题将归党管，业务政策归经理管。当被要求给个例子时，邓表示，朝向苏联的联盟转变将显然是一个思想问题（噎基辛格一口，译者）。

从我与他多次交谈中，我得出的结论，这将不会是一个频繁的主题。在进一步思考后，我不知道顺便提一嘴这样一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称返回更大外交回旋自由的重量，而邓小平并非预先打招呼。

邓小平政治上提出的在共产党的经验中没有先例。他似乎暗示，共产党将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维持一个总体的监督作用 。但它会逐步退出其以前控制中国日常生活细节的位置。中国的个人主动性将得到更广泛的范围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认为，将“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现在是稳定的，“必须保持下去，如果它要发展。”政府和人民“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们绝不会允许它再次发生。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 “犯一些错误”，绝大多数人支持目前的改革，他说，但需要“勇气”和“谨慎”确保其成功。

事实证明，这些不是抽象的问题：邓小平不久将被迫面对他的“有序”改革方案所固有的紧张关系。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汹涌澎湃的中国经济增长而惊叹，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国内的生活标准大大变化，但是也出现了显著的迹象，新思潮正在内部翻腾。

改革进程的早期阶段倾向于合并规划与市场的问题。试图使价格反映真实成本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至少在短期内 。价格改革造成民众在涨价前拿出积蓄购买商品，这造成一个囤积和更加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

在1987年9月的会议上，某某某提出一个转变，让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依赖市场力量。且不说经济技术问题，这需要指挥系统的大量重组 。这需要更加重视，像在欧洲国家那样，对经济的间接调控，通过操纵和干预货币供应量，以防止大萧条。中国的许多中央机构将被拆除而其他部门的职能将重新界定。为了促进这一进程，党员审查和官僚精简被责令进行。由于这涉及三千万人而恰由这些其职能需要修改的人执行，审查面临许多障碍 。

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在后者不满的核心处产生了选区 。但政府将面临那些职位受到政治改革威胁的干部的忠诚度下降。

管理一个双价格体系开辟了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多种途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事实上，两个经济部门并存—一个是正在萎缩但仍然非常庞大的公共部门，一个是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双套价格。 投机倒把的官僚和企业家因此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转移商品，为个人谋利。毫无疑问，在中国一些私营部门的利润是普遍贪污和裙带关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