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关系是一个特殊问题,特别是在以面向家庭为主文化的中国。在动荡时代,中国人求助于他们的家人。在所有中国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还是香港—最终依赖的是家庭成员,他们以家庭标准决定受益方式,而不是抽象的市场力量。
市场也制造自己的不满。市场经济,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普遍福祉,但竞争的实质是有人赢有人输。 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赢利很可能不成比例。输家都禁不住责怪“体系”,而不是自己的失败 。通常他们是对的。
在受欢迎的一面,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人民对生活水准和个人自由的期望,而在同一时间,又制造了紧张关系和不公平现象,许多中国人感到,只能由一个更加开放和参与的政治制度加以纠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歧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例子提出了辩论的利害关系。对一些中国领导, 开放和改革 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类似于赫鲁晓夫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对另一些人,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党政官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中国人自己路径的可能模式。
邓HZ负责的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日常生活的面貌。与此同时,毛时代消灭的现象—收入差距、奇装异服、和公开“炫富”—重现,提醒传统的共产党干部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屈服于可怕的曾被杜勒斯预言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虽然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以马克思主义教条为辩论定框—如一个高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分歧最终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老问题。面向外界,中国是履行自己的命运,或是损害其道德本质 ?目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应该借鉴西方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吗?
1988年,围绕一个看似深奥的电视短剧系列,辩论结晶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纪录片《 河殇 》将中国比喻为混浊而流缓的黄河,认为中国文明本身已经孤立和停滞不前。混合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起诉和对最近政治发展的隐晦批判,电影建议,中国需要重塑自我,面向外部世界寻找“蓝色海洋”,意指西方文明。该系列催化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包括中国政府最高层次的讨论 。传统的共产党人认为电影“反革命”,并成功地将它禁止,尽管是在首次播出后。历经几代的关于中国命运和它与西方的关系的长期争论再度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