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安门

苏联专制的裂纹在1989年开始扩展到东欧，导致在11月柏林墙倒塌和苏联本身的最终解体。 但中国似乎很稳定，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自1949年共产党胜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来最好的。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 两国合作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美国出售给中国相当水平的武器；贸易在不断增加；从内阁成员到海军舰艇的互访交流一派繁忙。

戈尔巴乔夫还主持苏联时，计划在5月到北京访问。 莫斯科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三个条件，中苏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远离中国边境重新部署；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各种 国际会议定期在北京召开，包括4月份的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会议，这是一个中国三年前加入的多边发展组织的会议，却意外地为下场戏提供了背景。

与周恩来在1976逝世时相仿，H的逝世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哀悼时机 。不过，近几年其间，允许讲话的限制已经放宽。 1976年周的送葬者引用寓言含蓄地批评毛和江青的古代王朝式宫廷政治，19XX年胡的同情者命名了他们的目标 。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气氛已经十分紧张，那是中国1919年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抗议当时虚弱的中国政府签署被认为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

H的仰慕者将花圈和挽联诗放在TAM Square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许多人赞扬前总书记呼吁政治自由化的奉献精神，并要求他的进一步改革精神永存。 在BJ和其他城市的童鞋趁机表达他们对腐败、通货膨胀、新闻管制、大学条件、和档坚持幕后 “长老”非正式裁决的不满。 在BJ，各种童鞋团体提出七个要求，扬言要思威下去，直到ZF实施了它们。 并非所有团体都支持每一个要求； 但意见不同的怨恨前所未有地汇总升级为动荡。 以思威开始的活动演变成为占领Square，严重挑战ZF的权威。

活动以这种方式升级，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参与者在月初可以想象得到的 。 到6月份，各种规模的FZF康议活动已蔓延全国341个城市。 康议者占据了铁道和学校，并在BJ封锁主要街道。 在Square，童鞋宣布绝...食，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国际的观察员和其他非童鞋团体的广泛关注，有的开始加入思威行列。 Z国领导人被迫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从TAM迁移到BJ机场，举行了一个羞辱的袅莫悄的仪式，没有公众旁听。据有些报告说，有些PLA部队违抗命令，拒绝部署到BJ平息思威，公务员，与思威者一起散步，在大街上。 政治局势的挑战还由于中国遥远西部的事态发展而加重，在那里，藏族和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已经开始鼓吹他们自己的文化问题。

通常，起义像一出戏，当事主角忘了台词不知后面说什么时，脱离了控制的事态就依惯性发展。 对大人来说，康议激起了中国对历史上的动荡和文革记忆的担心—无论思威者的既定目标是什么。 学者黎安友令人信服地总结了僵局：

童鞋没有构成致命的挑战，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ZF。正府也没有乐意对童鞋使用...武力 。 双方共享许多目标和共同语言。 通过误传和误判，他们互相将对方推到一个妥协余地越来越小的立场上。 有几次解决办法似乎伸手可及，只在最后时刻消融于无形。 走向灾难的步伐开始时似乎缓满，但随着双方分歧加深而急剧加速。 现在知道结果，我们怀着恐怖感读着我们眼前的真正悲剧故事。

这里不是检讨导致XXX悲剧原因的地方；依他们在危机起始时参与哪一方，取决于多方面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原因，每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鞋潮开始时要求补救某种怨气的具体措施。 但占领一个国家首都的中心方块，即使以完全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种战术—证明ZF无能、削弱它、诱发行为传染，使其处于劣势。

美国左右为难

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天壤之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确实一直拒绝如此）。现在，出现在世界媒体上的它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专制国家，粉碎人民对人权的渴望 。邓小平，之前作为改革者受到广泛赞誉，现被批评为暴君 。

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中美关系，包括两国之间的定期磋商，受到来自形形色色政治组织的广泛攻击。传统保守派认为自己的信念一锤定音，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永远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整个政治光谱中的人权活动分子被激怒了。自由主义者认为TAM事件赋予美国义务去履行传播民主的终极使命。虽然目标不同，但批评汇集在制裁的必要性上，以此向北京施加压力，令其改变国内机构和鼓励人权做法。

老布什总统刚刚就职不到5个月，对制裁的远期后果深感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都曾在尼克松政府服务。当他们主持办公室时都见过邓，他们记得他是如何在反对“四人帮”的阴谋和代表更大范围的个人权益的情况下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很佩服他的经济改革，他们平衡着两种态度，一方面尊重中国开放带来世界转变，一方面厌恶压制。他们参加过早先的外交政策行为，那时每一个美国对手都可以依靠中国的支持，所有亚洲国家都担心在世界上孤立的中国，苏联可以实行压迫西方的政策而后顾无忧。

布什总统在十年前的紧张时期在中国担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些在长征途上和延安窑洞里幸存下来、并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美国和苏联的中国领导人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或孤立的威胁。目标究竟是什么？要推翻中国政府？ 要改变它的结构，那么用什么替代呢？ 一旦干预开始，其过程将如何结束？ 代价是什么？

在TA门事件之前，美国对以外交促民主的辩论态度明了。简单地说，就是倾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内体系影响外交政策，因而应是外交议程上的合法议题，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个议题超越任何国家的能力范围，因此外交重点应主要放在对外政策。道德戒律的绝对推断必须与从国家利益平衡出发的应急外交政策相权衡。在实际问题上，区别更加微妙。理想主义者，当他们寻求应用他们的价值观，将被迫考虑世界的具体情况。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明白，价值观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作决定时，区别很少是绝对的，往往归结于细微之处。

就中国而言，这个问题不以美国是否首选民主价值观为准 。如同中国政策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将给予肯定回答。问题是在具体条件上他们准备付出什么代价，用多长时间和什么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关于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战术，有两种广泛运作的政策出现在公开辩论中。一组观点主张对抗，敦促美国抵制不民主行为或侵犯人权行为，不给任何好处，只要美国负担得起，无论以什么代价。在极端情况下，它促使犯罪的制度转变，对中国的情况而言，它坚持将走向民主的明确行动作为任何互惠互利的条件。

相反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权进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触政策。一旦建立了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以共同目的或至少以维护共同利益的名义，提倡民权实践的方式。

哪一种方法合适，部分取决于情形。有些侵犯人权的情况如此令人震惊，例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设想美国能在持续关系中受益。由于公众压力既不偏向政权更迭或某种理念松动，因此对一个与其连续关系对美国安全很重要的国家很难适用。 中国正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她对西方社会的羞辱性干预记忆犹新。

中国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元素，无论TA门危机的直接结果如何。如果领导层重新团结一致，中国将恢复其经济改革方案，并越来越强大。 然后美国和世界将面临着决定是否恢复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或寻求孤立中国，以促使它的国内政策采取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孤立中国会迎来一个长时间的对抗，这个社会在1959年苏联撤销其当时唯一的外援助时没有屈曲。在头几个月，布什政府仍运作在冷战的前提下，需要中国平衡苏联。但是，随着苏联威胁的下降，中国将以日益强大的地位出现，自己单干，因为对苏联的恐惧，当初将中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也将会逐渐消失。

无论是对抗或接触，美国对中国国内机构的影响力有客观上的限制。我们有知识塑造一个像中国那么大，那么多质量，和那么复杂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吗？是否有一种风险，当中央权威崩溃时可能引发内战重演，至少加剧了19世纪的外国干预？

布什总统在TA门事件后处境十分微妙，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 ，他体会到中国对可预见的外国干涉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因为他有漫长的美国政治职业生涯，他精明地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 。他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应寻求，如南希。佩洛西—那时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初级代表—所称，“给北京领导人一个明确的原则性的愤怒信息。 但布什也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这些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体系毫无关系。他对与一个在冷战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近二十年的政府相对抗持谨慎态度。正如他后来写道：“对于这些有着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和内向型的人民，国外的批评（来自他们仍然认为“蛮夷”和未受过中国式教育的殖民主义者）是一种冒犯，而对他们采取措施是让他们再遭二茬罪。”面对来自左右两方的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的压力，布什认为：

当谈到人权或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往其它方向看：但我们可以用平常直白的语言表述我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大踏步进步（自毛去世后确实有许多），而不是发**无尽的批评炮弹...。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是错的，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但同时仍与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现在关系必须“中止。”

布什以技巧和优雅走过这段钢丝。当美国国会对北京施加惩罚措施时，他软化了刀刃。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6月5和6月20日，他暂停了高级别政府交流；中止了军事合作和警用、军用、和军民两用设备的销售，并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向人民共和国提供新贷款。与美国的制裁相吻合，欧洲共同体，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世界各地的政府均表示遗憾和谴责。国会反映民意压力，推动了更强硬的措施，包括立法制裁（这比总统令更难以解除，因后者是在行政长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并自动延长所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签证的法律。

美国和中国政府--十年多前已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互相疏远了，在失去高层接触的情况下，双方的不满和指责日积月累。决心避免不可挽回的决裂，布什求助于他与邓小平的长期关系。他于6月21日起草了一封长长的亲笔信，绕过官僚系统和他自己的高层交往禁令，称邓小平为“朋友”。以灵巧的外交表现，布什表示他对“伟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崇敬之情”，并避免任何语言可能会提醒他在使唤邓小平如何治理中国。与此同时，布什敦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解当前在美国盛行的愤怒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产物：

我也请你记住我年轻的国家成立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自由和民主--言论自由、自由集会、不屈从于任意权威的自由。值得尊重的是，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人民的看法和他们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方式。 这不是傲慢或强迫他人遵循我们的信念的愿望，只是相信这些原则的持久性价值和普适性的单纯反应。

布什提醒，他本人只能在他国内政治影响力的限制下经营 ：

我会将后果留给历史书籍记载，但需再次说明，世界各国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动乱和示威的流血结局。各国以各种方式反应。根据我所描述的上述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无可奈何的。

布什呼吁邓施以同情，因为这将影响美国公众意见—他含蓄地指，对布什本人的操纵自由度有利：

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声明，从先前的发言延伸出来的关于和平解决与示威者的进一步争论，将在这里很受欢迎。任何可显示对示威学生的从宽处理将获得全世界的掌声。

为了探讨这些想法，布什提议派遣一个高层特使 “绝对保密地” 到北京，“代表我对这些事项的衷心信仰，和对你完全坦诚地表白。”虽然他没有回避表达两国之间的观点差异，布什以呼吁延续现有的合作结束他的长信：“我们不能让最近发生的悲剧后果破坏了一个经过17年耐心建立起来的重要关系。”

邓小平第二天回应了布什的姿态，欢迎美国特使到北京。这是衡量布什对中国关系的重视和他对邓小平的信心，7月1日，在TA门暴行三个星期后，他派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 伯格到北京。任务讳莫如深，只有华盛顿的少数高官和驻北京大使李洁明知道，他被召回听取即将访问的有关情况。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 伯格乘坐一加没有标记的C - 141军用运输机飞往北京，他们到来的消息如此保密，以致于中国防空部队据称给国家主席杨尚昆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击落这架神秘飞机。这架飞机能在空中加油，以避免沿途停留，并有自己的通信设备，使小组能够直接与白宫通信。在会议或宴会上，在没有任何标旗显示，这次访问也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邓小平引用一句中国谚语，强调改善关系在于美国：“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其本身而言，北京不会动摇“惩罚叛乱的煽动者，”邓小平誓言。“否则中国何能继续存在？”

作为回答，斯考克罗夫特强调了布什在他给邓的信中强调的主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现在北京和华盛顿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国内的做法，一经在电视上播出，有可能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

斯考克罗夫特争辩道，美国的这一反应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这些美国价值观“反映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在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多样性中，”这与中国对外国干涉的敏感性份量差不多，是我们的部分：“美国人民在示威游行中看到的—不管是正确或错误的--代表他们最珍视的信仰价值的表达，这些价值观源于美国革命。 ”

中国政府对示威的处理，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完全是中国内政。”然而，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处理引发了美国的流行反应，“这是真实的而总统必须应付。”布什相信维护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不满的具体表现。行船驶出僵局需要照顾双方的敏感度。

困难是双方都有理。邓觉得他的政权受到围攻，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的最深层价值观遭到挑战 。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分手 。斯考克罗夫特，像外交官经常解释死扣那样，将这一僵局解释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因为它保持了开放的沟通渠道：“双方进行了坦率和公开的 谈话。我们表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听取对方，但我们仍然有一定距离去弥补差距。”

问题不能停滞。到了1989年秋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达到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的最坏点。两边政府都不想破裂，但似乎又无法避免。破裂一旦发生，就会以其自身的势头发展，就像中苏争论从一系列战术纠纷演变成战略对抗一样。美国将失去外交的灵活性。中国将不得不放慢其经济改革势头，甚至也许会由于国内稳定的严重后果放弃相当长的时间。 两个国家都将失去机会在许多领域建立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克服世界不同地区的动荡威胁，这些在80年代末（事件之前）都得到大大加强。

我这次看到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我以前访问时的镇定 。在毛泽东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现出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自信和从几千年历史扩展内存中提取出来的对国际事务的经验丰富的判断。邓小平时代初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以为克服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记忆将指引以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但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颁布了他的改革方案十年以来，中国不但经历了成功的不亦乐乎，也有惩罚 。从中央计划到分散决策的运动在两个方向上不断遭遇危险：盘踞现状的既得利益官僚的阻力；和不耐烦的改革派的压力，对他们来说，这一过程太长。经济分权导致政治决策的多元化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动乱反映了改革共产主义固疾的难题。

在中国人看来，国际关系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所确定。如果国家利益兼容，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任何东西替代利益的一致性 。国内结构与此无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遇到过，即对红色高棉的不同意见。如邓小平所说，当遵守这一原则时中美关系就蓬勃发展：

当时，你和尼克松总统决定重新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仅搞社会主义，还搞共产主义。 “四人帮”选择共产贫困的系统。您接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因此，没有理由不接受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社会制度为基础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现在可以有友好关系。我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现许多共同利益。

有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讨伐被民主世界当作和平演变的证明来迎接。现在，毛的继承人主张意识形态岁月过去了，国家利益是决定因素，而美国的杰出人士却坚持民主体制是保证国家利益兼容性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汇流许多美国分析家的信仰—将难以用历史经验证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本质上是民主体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灾难性欧洲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被所有选举议会踊跃批准。

但国家利益的计算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国家权力或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元素，难以精确计算。大多数战争的发生都是权力关系的误判和国内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在所讨论的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都对这一难题拿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寻求平衡美国对政治理想的承诺和对和平高产的中美关系的追求。老布什政府选择了通过接触推进美国的选项，比尔。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通过压力。两位都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外交政策上，一个民族的最高理想往往只有在不完善的阶段履行 。

一个社会的基本方向由自己的价值观形成，同时定义其最终目标 。同时，接受国家能力的局限性是对政治家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可能性的判断。 哲学家要对自己的直觉负责任。政治家被评判的是维持自己观念时间性的能力。

试图从外部改变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国内结构可能涉及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美国社会应该永不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 。承认西方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概念无法直接在有限的时间内移植到以不同概念为轴的千年有序的文明中并与西方的政治和新闻周期吻齿而合，不会削弱这一承诺的重要性。传统的中国政治混乱恐惧感也不能作为不相干的慢性病不加考虑，而必须由西方启蒙来“医治”。中国历史，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政治权威分裂--有时是以很高的自由增加期望值而开幕--诱发了社会和种族动乱；经常是最军事化的元素，而非最自由的，占了上风（如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共和运动，译者注）。

根据同样的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了解我国的基本价值观，包括人权概念和美国对民主实践的看法都是美国判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践踏必然唤起美国的反应，甚至以牺牲整体关系为代价。这样的事件可以驱动超越国家利益计算的美国外交政策 。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忽略它们，但他必须仔细定义，并注意导致意想不到后果的原则 。 任何外国领导人也不应该不顾它们。如何界定和如何建立这一平衡将决定美中关系的性质，也许世界和平的性质。

在1989年11月，双方的政治家面临这种选择 。邓，一贯从实际出发，建议努力发展新的国际秩序，它将不干涉内政设为外交政策的一般性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目前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它将恪守和平共处五原则。”其中之一，当然是排除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

在所有这些战略方针之上还笼罩了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无形云彩。国家利益的计算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 。必须注意国家尊严和自尊。邓敦促我向布什转达他希望与美国达成一致，其中，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美国应该迈出第一步。寻求一种新的合作阶段将无法完全避免人权问题 。邓寻求谁应该开启新对话的问题，最终由邓亲自回答了， 他以一个人的命运开始了对话：这个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

FLZ争议

我在1989年11月访华时，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方]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鸿沟的象征。 [方]是西式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的雄辩支持者，长期触动官方的容忍界限。 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反革命”活动被监禁一年。毛去世后被平反，方追求了一个成功的学术生涯，发表有利于提高政治自由化 的言论。 1986年的亲民·主·示·威·后，方再次得到训斥，但他继续串通改革的呼声 。

当布什总统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方被列入美国大使馆建议白宫的邀请名单，请他入席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国宴。 大使馆遵循的是里根访问莫斯科的先例，期间里根会见了自我申报的持不同政见者。 白宫批准了名单—尽管可能不知道中国对[方]的强烈看法。 [方]被列入邀请名单引起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和布什新政府内的一个令人囧迫的事件 。 最后，大使馆和中国政府同意[方]应坐得远离中国政府官员。 当天晚上，中国的保安叫停了方的车，阻止他到达会场 。

虽然方没有亲自参与TA门·广场·思威，抗议童鞋同情他所倡导的原则，方被认为是一个政府可能报复的目标。 X月X日ZY旋即，方和他的妻子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几天后，中国政府颁布方和他的妻子的逮捕令，称“犯有反动宣传和在最近风暴前后的唆使罪。”政府声明要求美国交出“制造这一暴力行为的刑事犯”，否则将面临中美关系的恶化。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把他留下”布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他真正是中国的一颗眼中钉。”

方在大使馆的存在是持续紧张的来源：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这位最突出的批评家离开中国，担心他会到国外鼓动；华盛顿不愿交出一个信奉自由主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他面对的一定是严厉的报复。 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大使李洁明指出，“他的存在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连系，并将是与这里的政权打交道的烫手山芋。 他就是我们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争执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 。”

在6月21日给邓小平的信中，布什提到了“FLZ事情，”对它成为“**我们之间的高调楔子” 表示遗憾。布什为美国准予方避难的决定辩护，他断言，这是以“我们对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的解释” 为基础，并断言，“在没有某些保证他将不受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能把方放出使馆。”布什提供了谨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指出其他各国政府通过“悄悄地驱逐离境”解决过类似问题。但问题不易谈判，方和他的妻子仍然留在使馆 。

在我去北京出发前，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给我的汇报让我熟悉了情况 。 他劝我不要先提出，因为政府当局已说了所有它该说的。 但我可以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响应中国的倡议。 我遵从了他的意见。 我没有提出【方】问题，任何一个我的中国对话者也没有。 在我跟邓小平打告别招呼时，他在有关改革问题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见后，突然推出这一主题，并用它来 表明一揽子交易。 这些交流的一个加长总结将描述“XX”六个月后北京的空气味道：

邓：我与布什总统谈到方励之案。

基辛格：正如你所知，总统不知道有关宴会的邀请，直到它已经公开 。

邓：他告诉我的 。

基辛格：既然你已经提到方，我想对你表达一个考虑。 我在这里其他任何对话中都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小心的问题，它影响到中国的尊严。 但我相信你在美国的最好朋友会松口气，如果能找到某种方式让他离开大使馆并离开中国。 没有其他的单一步骤能会如此打动美国公众，最好在有太多的躁动发生之前。

在这一刻，邓从他的座位起身，拔下他和我的座位之间的麦克风，作为他想私下交谈的一种象征。

邓：你能否提出一个建议？

基辛格：我的建议是你将他驱逐出中国，我们同意，作为政府，我们会让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利用。 也许我们会鼓励他去一些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他将远离美国国会和我们的媒体。 这样的安排可以给美国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远大于任何技术性问题上的举动。

邓小平想要更具体的保证 。 是否可能美国政府“要求方写悔过书”（对中国法律犯下的罪行）；或华盛顿保证，“他驱逐出境 [中国] 后。 。 。 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

邓将此扩大到要求华盛顿 “承担责任，防止出自方和[其他] 目前在美国的示威者的更多废话。” 邓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 但他提出的措施在美国政府的法律权威 之外。

邓：如果他写了一纸文书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我们再将他驱逐出境，你会怎样想？

基辛格：我会感到很惊讶，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 。 我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但我没有看到方。

邓：但他必须这样做，如果美方坚持 。 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开始的，包括你的一些好朋友，也包括我想引以为朋友的人。

如果美方要求方写悔过书之后，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刑事犯驱逐出境，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 如果这不可以做，那么换另一种想法：美国承诺这一责任：若将他驱逐出境后，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 他不应该利用美国或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　　

基辛格：让我先对第一项提案发表评论 。 如果我们要求他签署悔过书，假设我们甚至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在大使馆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离开中国后他说什么。 如果他说，美国政府迫使他认罪，这对大家都不好，还不如他不做。 释放他的重要性在于作为中国自信的象征， 反驳你的很多对手在美国漫画中国。

邓：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案。 美国会说，他离开中国后，他将不发表反对中国的意见 。 美国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吗 ？

基辛格：嗯，我作为你的朋友讲。

邓：我知道。 我不要求你承担协议。

基辛格：有可能的是，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将不以任何方式利用方，例如在“美国之音”，或以任何总统可以控制的方式。另外，我们可以承诺，提醒他不要自己做。 我们可以同意，他不会受到总统接见或给予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的任何官方地位 。

我希望布什欢迎中国的关注和灵活性的表现，但我怀疑，如邓小平所设想的，可以加速改善关系的步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重新认识已成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似乎破坏了现有的三角关系的基础。 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原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解动机会变成什么呢 ？其紧迫性更需强调，在我与邓小平会晤的当天晚上离开北京时，在我的美国第一站，我得知柏林墙倒下了，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崩析分离。

东欧的政治革命几乎吞没了一揽子协议。 三天后，当我回到华盛顿，我与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白宫共进晚餐，我报告了我与邓小平的谈话。 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主要议题。 在那一刻，我的主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题是柏林墙倒塌的影响和即将于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布什-戈尔巴乔夫会晤 。 这两个问题需要立即决定一些战术和长期战略。 我们要开进崩溃的东德卫星国吗，那里还驻扎着苏联20个师？现在会有两个德国吗，但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东德 ？ 如果统一成为目标，应该以什么样的外交寻求？在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中美国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面对围绕苏联东欧解体的戏剧，邓小平的一揽子交易，不会像在不太动荡时期那样受到优先级考虑。

中国领导人对斯考克罗夫特提出自己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释放方励之与美国解除制裁连接起来。 政府当局属意将方的情况当作一个独立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其自身的道义解决。　　

苏联集团的进一步动荡，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血腥推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受围攻感。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也加强了华盛顿有些人手上的牌，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等待他们所看到的北京政府似乎不可避免的崩溃。 在这样的氛围中，任何一方都不愿偏离其既定立场。 方的获释的谈判将继续通过美国大使馆，直到1990年6月，方和他的妻子首次寻求避难一年后，和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8个月后，双方的处理停滞不前。

在此期间，每年重新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贸易地位的讨论转化为国会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一个论坛。“非市场”国家需要根据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条款获得最惠国待遇，其做法以移民条款为条件。 辩论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与中国的协议是一个人情，在目前情况下，令美国民主理想对其厌恶；贸易特权因此以中国在美国奉行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观上的进步为前提。在北京，孤独感黑云压城；而在华盛顿，必胜信念心情上升 。 在1990年春天，随着共产党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崩溃，邓小平给党员发出色彩鲜明的警告：

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所有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 它会利用一切借口，寻衅滋事，为我们制造困难和压力 。 因此，中国需要稳定、稳定、更加稳定。未来三到五年，对我们党和国家将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我们坚守住和生存下来，我们的事业将迅速发展。 如果我们崩溃，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12 字箴言和 24字方针

戏剧性的一年结束时，邓小平选择实施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退休。在1980年代，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结束集权的传统做法—只能由现任死亡或丧失天意而换代，这一标准不仅规定任务无限期，并诱发混乱。他成立了一个长老顾问委员会，他让原终身任职的国家领导人退休到那里。他曾告诉许多访问者--包括我--他自己打算不久退休到该机构当主席。

从1990年初开始，邓小平开始逐步撤出最高办公室—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如此做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事件可能加速了这一过程，当新的领导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威信时，邓小平能够监督这一过渡。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被证明是邓小平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访客。与此同时，邓小平不再参加公共职能。直到1997年他去世，他已经成为一个隐士。

随着他从场面上隐退，邓小平决定留给下一代领导人一套格言作为他的指示以支持他的继任者。邓小平从中国古典历史选择策略，对共产党官员发出指示。这些指示言简意赅。以中国古典诗词的写意风格而作，它们形成两个文件：一个是24字方针，一个是只限于高级官员的12字箴言。 24字方针为：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加四字：有所作为，成28字，译者）

12字箴言仅限于高层领导人之间流通：

四面楚歌。敌强我弱。防守为主。

对谁而言，是什么？几个字符的语句对这个问题没有明讲，可能因为邓可以假设他的听众会本能地理解他们国家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国际上尤甚于国内。

邓小平的格言，一方面，唤醒历史上中国受潜在敌对势力包围的意识。在中兴时期，中国将主宰其周边地区。在衰落时期，她会玩时间，并有信心她的文化和政治纪律将使她能够重新宣称其应有的伟大。 12字箴言告诫中国的领导人，危险时刻已经到来。外界一直难以对付这一独特的生物机制，超然但尚未普及，雄伟但受难于偶尔发作的混乱。现在，正当它试图自身改革时感觉受到围攻，这个古老民族的老龄领导者给他的社会发出最后的指令。

邓小平寻求团结他的人民，不以个人感情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很容易依此行之。相反，他援引古老的美德：在逆境中从容自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一个共同目标必须付出高度的分析能力和严明的纪律性。他所看到的最深层挑战，不是经受住12字勾勒出来的考验，而是在眼前的危险被克服后，为未来做准备。

24字方针是指导渡过一时难关，或是一个永久性的格言？目前，中国的改革受内部动荡和外国压力后果的双重威胁。但在下一阶段，改革取得成功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引发世界关注的另一个方面。那么，国际社会可能寻求抵御中国前进成为主导力量。邓小平，在大危机时刻，预见到中国最严重的危险可能出现在最终复苏以后吗？在这一解释中，邓小平敦促他的人民“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这就是说，不要以过度自信引起不必要的恐惧。

孤立于风暴中心，邓小平可能还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当代危机中消耗殆尽，或者其未来可能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所需的角度认识到过度自信的危险。格言针对中国当前的苦境，但24字方针是否有实践时间的限时，到中国足够强大时是不就不必再遵守它？论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它取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