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江泽民时代　　

89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他们的起点。在1971-72，美国与中国寻求和解，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相信，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激进治理的保留意见。现在美国制裁中国，拥抱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的国内结构改革变成一个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

我见过江泽民，当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没有期望他作为国家领导者出现，他—正如他做到的那样—引导他的国家从灾难中以惊人的能量和爆发的创造力走向崛起。尽管最初怀疑，他负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人均GDP最大的增长，香港的和平回归，重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将中国推向一条走向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1989年11月，江被提拔后不久，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向我强调他对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邓：您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你在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见他。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个素质高的人。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邓：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会想到江会成功。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他赢得了对他处理本市风波措施有方的赞美：在危机的早期，他关闭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但拒绝实施戒严，不流血地平息了上海的示威。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过渡人物，可能是一个在温和派和保守派中间妥协的人选 。 他缺乏自己的强大权力基础，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他并没有散发出一种指挥者的光环。他是第一个没有革命或军事凭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发展自官僚和经济表现。他的权力不是绝对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的共识。 例如，直到 1997年，他成为总书记8年后，他没有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他的主导地位。

以前的中国GC党的领导人气度超然，适当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中国的儒家传统。江泽民树立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与哲学式帝王毛泽东、儒雅宰相周恩来，或久经沙场的国家利益捍卫者邓小平相比，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他是温暖的和非正式的。毛会从奥林匹克的高度俯视他的对话者，好像他们是研究生接受考试检验他们是否有充足的哲学见解。周进行谈话表现出毫不费力的恩典和儒家圣人的智力超群。邓小平在讨论中单刀直入主题的实践环节，把离题寒暄当作浪费时间。

江泽民从未宣称哲学上的卓越性。他会微笑、大笑、讲趣闻轶事、和触摸他的对话者，以此建立一种连接键。他引以为豪的是，有时炫耀性地，他对外语和西方音乐的闻达。对非中国籍访客，他的演讲经常夹带英语或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语的表达式强调他的要点--没有任何事先征兆滴在丰富的中国古典成语词典和美国俗语库之间跳跃，如 “要有两个人跳探戈（美）”，“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当场合允许时，他可能会在社交和偶尔官方的会议上即兴歌唱，且不管目的是转移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强调情谊。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访客对话时，通常有一批顾问和记录员随从在场，他们不说话，且很少互相传递笔记。江与此相反，他往往像组织一个希腊合唱方阵，他先开头提出一个想法，然后问他的顾问，好像同时得出结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方与一个团队打交道而他是队长。江泽民博览群书、有着高学历，他试图将他的对话人吸引到他周围的善意气氛中，至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会制造一种对话气氛，在其中他的对手甚至他的同事的意见像他自己的一样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是我遇到过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最少具“中央王国”特质的人物。

江被提拔到中国国家领导的顶级行列后，一个（美国）国务院内部报告把他描写为“温文尔雅、充满活力、和偶尔龙飞凤舞，”并记述“在1987年上海的国庆日祝活动上，他走上贵宾主席台，在灯光闪烁和烟雾缭绕中指挥交响乐团演奏激昂的“国际歌”。”在尼克松于1989年到北京进行私人访问期间，江泽民，从座位上腾地双脚弹起，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说。

这种非正式品牌无论是中国或前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鲜有其例。外界往往低估了江泽民，误以为他的大叔风格缺乏严肃性。与此相反的才是真实的。江泽民的示好姿态是以定义目的为准绳，当他划下道，是相当明确的。当他相信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时，他的决心可比他的泰坦尼克号前任。

江泽民是世界大都会型的，他明白中国只能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能回到“中央王国”的遥不可及的主导地位。周明白，还有邓。但因为毛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周只能分段实现他的愿景，而邓的受89风波影响而间断。江的亲切感是一个严肃的经过计算的尝试，为了将中国构筑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恢复国际信心，它是一种既帮助医治国内创伤又软化其国际形象的表达。排除对他偶尔龙飞凤舞样子的批评，江泽民为政府工作和摆脱国际孤立以及幸免于苏联同行体系的命运摆出了一张有效的面孔。

在他的国际国内大构想中，江泽民何其幸运有两位得力干将相助：一位是我所知道的最纯熟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另一位是智慧卓越和坚韧的国务院副总理（后总理）、首席经济决策者之一朱镕基。两人都毫无歉意地支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好的观点。两人还认为，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深化其与国际机构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那些总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发出批评之声的西方国家。遵循江的藐视性乐观路线，钱和朱到国外广泛出游，参加国际会议、新闻采访和经济对话，常常面对批判怀疑的观众以外交决心和风趣幽默化解。并非所有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与那些对中国的现实不屑一顾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并非所有的西方人愿意批准与政治期望不达标的中国共事的努力。政治家需要以模糊管理而非绝对管理来判断。江、钱、朱以及他们的高级助理官员做到了将他们的国家引航出孤立困境，并恢复了与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世界的脆弱联系。

在1989年11月被任命后不久，江核心邀请我谈话，他透过传统的外交政策镜头审视“事件”。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国内挑战的反应会引起与美国的关系破裂。 “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大问题，除台湾以外”，他坚持说。 “我们没有边界争端，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公式。”他强调，中国并没有声称其国内的原则适用于国外：“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该国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其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就中国来说，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美国的积极姿态，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是自愿的，它不能从外部强加：

中国的历史证明，更大的压力只能导致更大的阻力。因为我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 我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法则解释事情。中国有11亿人口。它很大并且有巨大的惯性。向前推动它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

江分享了他对“危机”的反思。中国政府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件事件，”他解释说，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里没有几个英雄--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党；他有些懊丧地形容D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表现无效和分裂。

当我再次见到江是近一年以后，1990年9月，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张。 把我们放松制裁和释放FLZ联系起来的一揽子协议实施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定问题的定义，令人失望并不奇怪。美国的人权主张坚持他们认为普遍的价值观。中国领导人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利益认识的一些调整。美国活动家， 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不倾向于同意部分履行目标的措施。对他们而言，北京认为让步即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可以讨价还价，因此不具有普适性。人权活动家强调道德，而不是政治目标；中国领导人集中关注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万事为大者，是结束当前的紧张局势，并返回到“正常”的关系。正是恢复正常这一点，那些活动家们要么拒绝要么设法有条件。

最近一个贬义形容词已经加入辩论，它将传统的外交贬为 “交易性的。”在该看法中，按定义，一个与非民主国家的长期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持续的。该课程的倡导者出发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的社会是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基础。这是为什么福特政府和20年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在国会获得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实施上的妥协，甚至在苏联和中国似乎准备做出让步的时候。人权活动家拒绝部分步骤，坚持达到最终目标。江泽民在1990年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最近采取了“很多措施”，其重要动机就是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其中一些事情，甚至只关心纯粹中国国内问题，如在北京和西藏解除戒严。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些事情。首先，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国内稳定。第二，我们不隐瞒事实，我们使用这些措施就是为美中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

在江看来，这些举动，并没有得到回应。北京已经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面，但仍遭到来自国会不断增加的要求。

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是美国本身信念的核心。但像所有的价值观，它们有绝对性，这挑战了外交政策的细节，外交通常必须操作细节。如果采用美国的治理原则是在所有其他领域关系取得进展的中心条件，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双方有责任以国家安全的主张平衡治理原则的必要性。面对北京坚决拒绝这些原则，克林顿政府选择修改自己的立场，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然后，问题返回到如何在美国和它的对话者之间调整优先次序，换句话说，“交易”外交。要不就摊牌。

这是一个选择，需要作出而不能捏造。我尊重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须定义手段以及目标，如果手段增长超出了国际框架或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作出选择。我们不能做的是尽量减少选择性质。美国辩论的最好结果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想主义者承认原则的实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此必须根据情况偶尔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必须建立在政策运作之中。这种做法将承认每个阵营中存在许多层次，努力相互影响。但在实践中，这一目标往往被争论的激情所压倒。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得到复制。在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国家胜利四十多年后，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代表一种国际秩序并拒绝跨越国界投放价值观（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一个空洞的原则），而美国坚持其普适价值可以通过压力和激励达到，也就是说，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实上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给我讲解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性质，我毕竟在几十年前写过这方面的论文。

江泽民正是借我1990年访华之机讲的这番话。至晚在五年前，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什么是常识智慧：中国和美国应该合力共建一个新的国际新秩序，以类似于1648年后的传统欧洲国家体系原则为基础。换句话说，国内的安排 超出外交政策范围。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国家利益原则主导。

这一命题正是新的西方政治体制所抛弃的（过去，包括冷战中一直坚持的，译者）。新概念坚持认为，世界进入了“后主权”时代，国际人权准则凌驾于主权政府的传统特权。相比之下，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寻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它同时接受中国品牌的混合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并要求美国在平等条件下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待。

在我1991年9月访问北京期间，江泽民又回到传统外交宗旨的主题上。国家利益应超过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关系恢复正常。如果能够相互尊重，如果我们互不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

随着冷战对抗的减弱，江泽民争辩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江趁我1990年9月访问之机传达说，他已经接过邓小平的全部功能--这在当时尚未明显，因为北京的权力结构内部的精确安排始终是不透明的：

邓小平知道您的访问。他通过我表示他欢迎您，并表示他对你的问候。其次，他提到，布什总统已写信给他，在这方面，他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通过你向布什总统问候。其次，去年他退休后，他已委托所有 这些事务的管理给我，作为总书记。我不打算写一封信，作为布什总统写给邓小平信的回复，但我对你说的，虽然是我的话，与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一致。

江泽民请我转达的是，中国已经作出足够的让步，现在改善关系的“球”在华盛顿的场子上。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来说，”江说，“它一直珍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现在，江泽民宣布，中国不能再让步：“中方已经做得足够，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尽可能做得最好。”

江现在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宗旨，即中国对任何压力的藐视和对外国欺凌的可怕抵抗力。他认为，北京与华盛顿一样，面临来自其人民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需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步骤，美国没有相应的动作，这将超越了中国人民的宽容。”

中国和苏联解体

这个时期中美对话的底下有一条暗流涌动，就是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曾在89风暴之始到北京访问，但即使是在中国为国内争论付房租的时候，苏联统治基础的崩溃正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仿佛实时上演一部慢动作电影。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让人头疼。中国的争议是共产党应该如何执政。苏联的纠纷是共产党到底是否应该执政。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改革）让先给政治改革（公开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苏联是一潭死水，但缺乏想象力或技能突破其内置的僵化。苏联系统的各种监督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共产党，曾经是革命力量，但在戈尔巴乔夫阐述的共产党系统内没有其他任何功能，除了监督它不懂的现代经济管理，这就造成一个控制共谋问题。GC精英成为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他们负责国家正统，他们将集中维护自身的福利待遇。

公开性与改革冲突。戈尔巴乔夫招致了培育他走至巅峰的系统全面崩溃，并在其中受伤。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概念。其前任领导人肯定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吵过。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主张的是在走向终极对抗和胜利的道路上暂时的和平共处。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宣布它将作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永久固定的关系。这是他重返国际体系的方式，此前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参与其中。

在我的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煞费苦心地将中国区别于俄罗斯模式，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我们1990年9月的会见中，江强调：

想在中国找戈尔巴乔夫是白费劲。你能从我们的讨论中看到。你的朋友周恩来曾讲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们现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体制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强加给别人。我们也不想别人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肯定了与戈尔巴乔夫相同的共存原则。但他们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跟西方调解，而是在自己跟西方之间筑一道藩篱。北京将戈尔巴乔夫视为不相干的，且不说是误导的。他的现代化计划被否决为有失妥当，因为它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改革之前。在中国人看来，政治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需要的，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李瑞环解释了为何价格改革不能在苏联有效，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价格改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朱镕基在1990年访问美国时，曾多次被称赞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煞费苦心地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当我在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钱其琛形容苏联解体“像爆炸的冲击波向各个方向扩散。”苏联的解体，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背景。当北京和华盛顿评估新景观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不再像准联盟时那样显然地重合。那时，分歧主要在于抵制苏联霸权的战术。现在，当共同的对手衰落时，不可避免的是两国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就凸显出来。　

在北京，冷战的结束制造了一种放松和恐惧混合的气氛。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欢迎苏联对手的解体。毛和邓的积极主动威慑战略胜利了。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无法避免将苏联解体和自己国内的挑战作比较。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并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虽然在中国非汉族人口的百分比（10％左右）远小于非俄罗斯在苏联帝国的份额（约50％），但存在着具有鲜明传统的少数民族。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战略敏感地区，与越南，俄罗斯和印度接壤。　

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胆敢与中国对抗，只要苏联作为一个战略威胁迫近。然而，在美国方面，苏联解体被视为是一种代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一个跨党派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历史”将被取代：盟友和对手都将采取多党议会民主体制和开放的市场机制（在美国看来，两个体制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阻挡这股浪潮的障碍将被扫地出门。

这一新概念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效果，认为国家意识的重要性下降了，今后国际体系将以跨国原则为基础（作为比较，共产主义的终极状态也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译者注）。因为假设民主国家本质爱好和平，而专制趋向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所以，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外交政策上的合法行为，而不是干预他国国内事务。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的西方自由民主普遍胜利的预测，但他们也明白，他们的改革方案需要美国的合作。因此，在1990年9月，他们让我传一个“口信”给布什总统，以呼吁美国总统为结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伤口重新被打开。我相信，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总统先生，你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珍视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来之不易，但它更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需要毫不拖延地返回到正常。我相信，你可以找到通往这一目标的方式。我们将对你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利益而作的任何积极行动作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加强江亲自告诉我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官员给了我一份书面文字传达给（老）布什总统。没有签名，它被形容为书面口头沟通—比谈话较正式，但不如正式照会明确。此外，外交部副部长护送我到机场递给我一份书面答复，澄清我与江会晤时提出的问题。如给总统的“信”，他们已经在会晤时向我表明，这只是写给我作强调：

问：邓小平没有回答总统的信的意义是什么？

答：邓小平去年退休。他已经给总统口信，说所有对此类事务的行政权利已经转给江。

问：为什么是口头而不是书面的答复？

答：邓小平读过信。但自从他委托这些事情给江，他请江答复。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一个机会转达口信给总统，因为基辛格博士发挥有利于美中关系的作用。

问：邓小平知道你的答复内容？

答：当然。

问：当你提到美国未能采取“相应措施”，你心里怎么想的？

答：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继续对中国制裁。最好的是，如果总统可以解除或事实上解除。此外，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另一点是关于高层互访，这是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 。 。 。

问：你是否愿意考虑其他一揽子交易？

答：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第一个从未实现。

布什总统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认为对持续自治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民族和国家实行干预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况下，代表个人或特定群体或许可以，但他认为针对中国国内结构全面对抗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响应江的口信，布什解除了对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并鼓励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北京进行磋商。关系走过一个简短的稳定间隔。但是，在克林顿政府上台18个月后，它又落回低谷，其实在新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就像一架过山车。

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

在1992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曾质疑中国政府的原则，并批评布什政府在89风波后对北京过度“溺爱”。 “中国不能永远顶住民主变革的力量，”克林顿主张。 “总有一天，它会走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路。美国必须竭尽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克林顿于1993年上任后，他把“扩大民主体制”作为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他在1993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扩大和加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民主社会”，并“扩大在这些自由机构中生活的国家圈子”，直到人类实现“一个民主蓬勃发展的世界，国家相互合作和生活在和平之中。”

新政府的咄咄逼人的人权姿态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中国或获得美国的战略优势。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并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参加。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真诚的尝试，总统和他的顾问都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美国的压力，加上西方民主国家推波助澜，被视为是一个保持中国虚弱的设计，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方式干涉其国内问题。中国领导人将新政府的声明解释为资本主义企图在世界各地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怀着一个深刻的怀疑，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可能会做毛泽东曾预言过的：在一个共产党大国毁灭后，对另一个的背后“戳手指”。

在克里斯托弗担任国务卿的确认听证会上，他将改造中国的目标措辞为有限的条件，即美国将“寻求方便用鼓励这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的方式，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和平演变到一个民主社会。”，但克里斯托弗的“和平演变”提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重温了杜勒斯的术语，旨在致力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最终崩溃。在北京，它为一个没有希望的趋势打信号弹，除了被认为是西方企图不通过战争将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克里斯托弗的声明在美国都是无争议的；但在北京，两个就是诅咒。

打下笞板—也许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挑战性幅度—克林顿政府宣布，它已准备好与中国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接触”。其中包括中国国内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可能与这些呼唤更换自己的政治制度余音未了的同等美国高官进行对话存在疑虑，但这显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种政策的复杂性和含糊之处。

中国领导人不再作出任何宣称它代表一个独特的革命真理可供输出。相反，他们信奉一个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就是朝着一个对他们的国家体制和领土完整没有明显敌意的世界努力，买取时间以自己的步伐发展自己的经济和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这是一个外交政策姿态，无疑比毛泽东更接近俾斯麦：逐步增量，防守为主，面临不利的历史潮汐水来土挡、兵来将挡。即使潮头席卷而来，中国领导人仍坚持火热的独立意识。他们不错过任何机会宣布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抵制外界压力，以此掩盖他们内心的担忧。正如江泽民在1991年坚持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向压力屈服。这是非常重要的[用英语说]。这是一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冷战的结束迎来一个美国超超级大国时期这种解释。在1991年的谈话中，钱其琛告诫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单极世界，中国将为走向多极世界而努力—这意味着她将对抗美国独霸为王。他引用一些人口统计现实—包括有几分威胁性地提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加强他的观点：

我们相信，一个单极世界将不可能存在。有些人似乎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 。 。穆斯林世界有超过十亿人。中国有11亿人口。南亚的人口超过十亿。中国的人口超过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可能在人权问题上给出了最坦率的评估。回答我划定的三个政策领域需要改善—人权、武器技术转让、贸易—他在1992年12月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人权。但是，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我怀疑重大进展是有可能的。人权的概念，包括传统和道德和哲学价值观。这些在中国与在西方不同。我们相信，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并在国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项工作应以中国人民可接受的方式进行。

来自（被外界认为）中国领导层的保守派代表，李鹏承认民主权利需要进展肯定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以同样的坦率，他圈定了中国的灵活性限度：“当然，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不影响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采取灵活措施。但是，我们不能达到与西方的全面协议。它会动摇我们的社会根基。”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一个签名中国倡议给事情带了一个头：政府尝试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纪录为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最惠国待遇”是一个有点误导性的词语：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一待遇，它无非只肯定一个国家享有正常的贸易权利而非青睐独钟。最惠国待遇的附加条件概念表现了美国一贯的以道德为目的的务实性奖励和处罚（或“胡萝卜”和“大棒”）概念。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解释说，美国将扣留好处，直到它产生效果，“提高镇压和侵略行为的成本”以处罚，直至中国的领导层作出一个合理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计算，并解放其国内机构。

在1993年5月，当时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访问了北京，他曾是我70年代对中国开放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向中国官员介绍新政府的思维。在他此行结束时，洛德警告说，如果中国要避免中止最惠国待遇，在人权，防扩散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必要的。被挤在中国政府反对任何非法的条件和美国政治家要求更加苛刻的条件的夹缝之间，他根本没有进展。

在洛德之行后不久，我又访问了北京，在那里我遇到了一心想挣脱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僵局的中国领导层。江提出了一个“友好的建议”：

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使中国变成一支亚洲和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认为，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和主权。这是一个友好的建议。

江再次试图劝阻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或竞争对手，从而减少美国尝试削弱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对这个问题发言。我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过，中国将永远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好斗情绪背景下，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和议员佩洛西谈判，达成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的妥协。它表达在一个灵活的行政命令中，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它只将条件限制在人权范围内，而不是像许多国会议员敦促的那样包括其他领域的民主化。但对中国来说，条件是原则上的事情—就像苏联过去拒绝了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北京反对的是条件，而不是其实质内容。

在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期十二个月的行政令，其后或重延或取消取决于中国在此期间的行为。克林顿强调，政府的中国政策“核心”将是“坚决坚持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他解释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在原则上表达了美国对天安门的愤怒和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持续性 “深刻关切”。

行政命令伴随着比60年代以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多的中国贬义修辞。 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除非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其划入所谓的“反动‘落后’国家”，死守过时的统治管理形式，使用“武力、政治监禁和酷刑”，以及“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能量、种族偏见、宗教迫害、仇外心理，和领土收复主义”。

与其他事情搅合在一起更加深了中国的猜疑。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来归入世界贸易组织，或WTO），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受到攻击。国会两院的多数人表示他们不赞成申办；美国政府则保持着谨慎的沉默。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差几票落空。美国侵略性地检查（最终失败）一艘怀疑载有化学武器组件给伊朗的中国船只给紧张局势进一步浇油。所有这些事件，其中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被中国用孙子兵法的策略分析后，则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单一的事件，它们反映了整体设计的格局。

当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于1994年3月到北京访问时，虱子爬到和尚的头上。克里斯托弗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他后来回忆，在最惠国待遇一年延长期限将满的六月份之前来实现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最终决议，并“强调中国在总统的政策下只有有限的时间来修补他们的人权纪录。如果他们想保持自己低关税的贸易特权，进展必须要显著，要尽快。”

中国官员曾建议，访问的时间是不合时宜的。克里斯托弗原定到达的时间正赶上中国的立法机构年度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出场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只能允许两种可能：或是遮盖大会的审议，或是诱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来证明自己对外界压力的蔑视。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论坛，让他们证明他们打算站起来面对美国。”

他们正是如此做了。结果是中美关系缓和以来的一场最尖锐的敌对的外交交锋。洛德，陪同克里斯托弗，形容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为“他参加过的最残酷的外交会议，”—而他曾在我身边一直参与北越谈判。在克里斯托弗的回忆录中，他叙述李鹏HOLD住：

中国的人权政策不干我们的事儿，并指出，美国自身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人权问题。 。 。 。为了确保我没有不明白他们不满的深度，中国突然取消了我在一天后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这些紧张关系似乎抵消了二十年的中国政策创意，导致美国经济部门和主张人权问题紧迫的政治部门之间的分裂。面对中国的抗战和来自美国国内与中国做生意的公司的压力，政府开始发现自己在低姿态地位上恳求北京在最惠国限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的作出足够适度让步，以为延长最惠国待遇的理由。

克里斯托弗回归后不久，自加的延续最惠国待遇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政府当局袅莫悄地放弃了条件政策。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政策的有效性已经用尽，基本上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又一年。他承诺通过其他手段，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鼓励最佳商务业绩，追求人权的进步。

必须反复说明的是，克林顿花尽心思贯穿支持持续经历了两党几届政府的中国关系政策。但作为新当选的总统，他必须对美国国内舆论敏感，而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无形资产。他以信念提出条件，但高于一切的是，因为他设法保护中国政策，免于国会的猛攻从而试图彻底否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认为，中国“欠”美国政府的人权让步，以恢复高层接触和提出最惠国待遇为回报。但中国人认为他们“有权”以相等地位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无条件高层交往，以延长他们的贸易期限。他们并不认为单方面取消威胁为让步，他们对于任何干预其内政的提示都格外敏感。只要人权仍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僵局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的经验应该由我们现今的对抗政策倡导者认真加以研究。

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剩余时间，克林顿降低了对抗性策略的音调，并强调“建设性接触。”洛德在夏威夷聚集了美国在亚洲的大使，讨论一个全面的亚洲政策，平衡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和政府的人权目标。北京致力于恢复对话，这对中国的改革方案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

克林顿，跟他的前任老布什一样，关注民主变革和同情人权倡导者。但是，像所有前任，他体会到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实力和他们面对公众挑战的坚韧性。

于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迅速修补。江长期渴望的对华盛顿访问发生在1997年，作为回报，克林顿在1998年对北京进行了8天的访问。两国总统的表演热情奔放。他们共同发表了扩展性的联合公报；成立了咨询机构，涉及广泛的技术问题；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当前关系缺乏的是一个共享目的的定义，如过去北京和华盛顿共同抵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无视产生于自己国内政治和信念的人权压力。中国领导人继续看到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旨在阻止中国实现大国地位。李鹏在1995年的谈话回响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主题，这等于平定美国对重新崛起的中国可能会寻求什么目标的担忧：“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需要30年时间赶上中等水平国家。我们的人口太多了。”轮到美国，它定期地承诺它并没有改变其遏制政策。双方保证的含义是，每一方有能力实施它对另一方的保证同时也克制自身。因此，保证与威胁共举。

第三次台海危机

围绕最惠国待遇的紧张局势刚刚舒缓，台湾问题又出现了。在理解三个联合公报的隐性讨价还价中—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框架内—台湾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 。它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在北京的默许下参加奥运会。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提出台湾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完全自治的建议（一国两制）。只要台湾接受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地区”（与香港和澳门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北京承诺，它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鲜明政治机构，甚至自己的军队。　

台北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谨慎的。但受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转型，两岸经济日益相互依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松动以后，许多台湾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大陆。到1993年底，台湾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来源 。　　

虽然经济相互依存发展了，双方的政治路径分歧日益显著 。 1987年， 年老的台湾领导者，蒋经国，解除了戒严。台湾的内部机构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自由化：新闻管制被解除；对立的政党被允许参加立法会选举。1994年，一项宪法修正案为由普选直接选举台湾总统奠定了基础。因为没有了戒严时代的活动限制，在台湾政坛出现新的声音，开始鼓吹台湾鲜明的民族认同感和潜在的正式独立。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登辉，他是一个善变的农业经济学家，爬到国民党高层，并在1988年被任命为主席 。　　

李登辉一身体现了北京憎恶的所有台湾官方品质。他生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时期，采用过日本名字，在日本留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日本皇军。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受到高等教育。不像大多数国民党官员，李是台湾省籍，他直言不讳地视自己“第一是台湾人，第二是中国人”，他坚决提倡台湾的独特机构和历史经验。

随着1996年竞选临近，李和他的内阁设计了一系列步骤，一步一步地扩大他们所说的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李和其他高管部长们走上了“度假外交”，在世界各地的首都，都发现有台湾官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进行“非官方”旅游，偶尔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露头，然后尽量操作成正式的国事接见形式，这使北京（还有华盛顿的许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克林顿政府试图站得离这些事态发展远一点。在1993年11月太平洋两岸国家的APEC峰会之际，在一次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西雅图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上， 克林顿说：

在我们的会议上，我重申了美国支持以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的基石。 . 。 . 。 . 。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政策。它并不排除我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妨碍我们从事与台湾的强劲的经济关系。众所周知，在本次会议就有 [台湾的] 代表。所以我感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到位。但我不认为那是我们与中国关系将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

要想让克林顿的方式好使，台湾领导人就需要保持克制。但是，李决心推动台湾的国家认同原则 。1994年，他试图取得允许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停在夏威夷加油—这是台湾总统飞机首次在美国领土上降落。李的下一个目标是1995年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团聚，1958年他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金里奇的大力敦促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一致决定，在参议院只有一个反对，支持李登辉访问。 在4月，沃伦。克里斯托弗曾向中国外交部长保证批准李登辉访问将是“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但在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政府转了个身，批准了“非官方私人访问”的请求。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后，发表了一个绷紧“非官方” 定义的讲话。经过一个简短的对他在康奈尔大学时的美好时光的回忆，李投身到台湾人民渴望正式承认的热烈讨论。

李的椭圆式的言辞，经常提到他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对共产主义殒落的生硬讨论，都超过了北京的宽容度 。北京从华盛顿召回大使，推迟了对美国大使提名人尚慕杰的批准，并取消了与美国政府其他官方接触 。然后，按照50年代的台海危机脚本，北京开始 在中国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其中军事威慑和政治把戏各占其半。在一系列威胁动作中，中国发**导弹进入台湾海峡，证明其军事能力，并警告台湾领导人 。但它使用空弹头，从而发出主要是象征性的信号。

台海可以风平浪静，只要各方都不质疑三个联合公报 。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么多的含糊之处，任何一方欲改变其结构或强制执行其条款解释的努力，都会颠覆整个框架。北京没有强迫澄清，但它一旦被质疑，就被迫觉得演示至少中国如何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