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江泽民时代　　.2

在1995年7月上旬，危机仍蓄势待发，我在北京随一个两党前高官代表团 --美中协会--与中国打交道。7月4日，我们会见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钱其琛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主权是不可谈判的：

基辛格博士，你必须意识到，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尽管我们偶尔争吵 。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和改进。但是，美国政府应该清楚一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

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时首选的武器是美国和中国都中止高层交往，双方制造了一个悖论：在自己最需要处理危机的时刻剥夺了这一机制。苏联解体后，双方各自宣布与对方的友谊，但不是追求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寻找一种象征合作的方式，那一刻已无视其存在。

在我到达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以一个他们得心应手的微妙手势转达他们对和平结果的渴望。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前，我应邀到周恩来上过学的天津中学作一次讲演 。在外交部一名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的雕像旁留影，并正式介绍我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中美密切合作的鼎盛时期。

另一个事态不会失控的迹象来自江。正当各方言辞激烈时，我问江毛泽东说中国可以等待台湾一百年是否还有效。不，江回答。当我问为什么不时，江回答，

“允诺是二十三年前做的。现在只剩七十七年了。”

相互自称缓和紧张局势的愿望看涨，然而却顶着TAM危机的余波 。自1989年以来，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一个部长级的访问，六年中仅有的高层讨论是在国际会议的偏会或在联合国。自相矛盾的是，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以后 ，眼前的问题自动解决了，其本身就是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见的部分程序问题。

事情回到二十五年前秘密访华时的讨论，它曾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短暂僵持不下—而后来以毛的公式打破僵局，这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读作被另一方邀请。当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东盟会议上会见时，解决方案不寻自得，避免了需要确定谁出第一招。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转达了保证—包括一封目前仍然保密的总统手信—信中定义了美国关于台湾高官访问的意图和邀请江与总统会晤。

江和克林顿之间的峰会在10月实现，虽然不是完全照顾了中国的面子。它既不是国事访问，又不在华盛顿，相反，它定于在纽约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背景下。克林顿与江泽民主席在林肯中心会见了，作为一系列类似的与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中的一面。紧接台湾海峡军演后，中国主席访问华盛顿肯定会遇到不友好接待。　　

在这种不确定的矛盾气氛中，有含蓄的姿态和节制的退却。可是，定于1995年12月2日的台湾议会选举再次提升了温度 。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在福建沿海的军事演习，空军、海军、陆军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模拟在敌方领土上两栖登陆。这一行动伴随着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 。在 12月的立法选举的前一天，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举行又一轮演习，即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夕。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导弹测试“包围”台湾，落弹点位于台湾岛东北和西南重要港口城市的近海。美国反应是1971年和解后针对中国最显著的武力展示，它派遣以尼米兹 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两个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借口躲避“恶劣天气。 ” 同时，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华盛顿向中国保证它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警告台湾不要搞挑衅行为。

走近悬崖，华盛顿和北京都退缩了，他们意识到没有可打的战争目标或强制改变现状的压倒性条款，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描述道，中国“就它自身的范畴来说—太大，不容忽视；太压抑，不能拥抱；太倔，不受影响；并且非常，非常自豪。”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太强大了，不能来硬的，又太致力于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本不必如此。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世界事务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时需要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在危机过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 。

正当关系开始接近前期高点时，然而在一个夏季的一天结束时，另一场危机如晴天霹雳震撼着关系。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中，不然的话应是美中关系的又一个蜜月，美国的B - 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基地出发炸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抗议浪潮席卷了中国 。学生和政府似乎团结一致对又一个可以假定为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的示范发泄愤怒。江泽民说，这是“蓄意挑衅”。他蔑视性地阐述，但暴露了潜在的不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永远不会被人欺负，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永远不会被羞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被征服。”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刚刚获悉，她就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陪她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虽然是半夜，代表美国政府表达了遗憾。江觉得有义务依据公众情绪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然后他用那番表达平息公众（此招类似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

中国的愤慨在美国遇到了中国必须被压制的论点。两种观点反映了严重的信念，说明了对抗的潜力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根据现代外交政策的性质将双方关系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中。双方政府仍致力于合作的需要，但他们无法控制所有刺激对方的方式 。这是中美关系尚未解决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和江的思考

在前面讲述的周期性危机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目睹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在世界上起更广泛作用的国家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部分愿景部分现实：它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其深度和寿命仍有待公开辩论。即使在中国内部本身，其方向仍然是有争议的；在89XX以后，一些国内的学术和政治势力倡导向内转并缩减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这一趋势邓小平最终感到必须通过他的南巡予以挑战）。江泽民担任国家领导时，大批以苏联模式经营的国有企业部门基本上没有变动，仍占超过50 ％的经济比重。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是暂时和局部的 。外国企业对在中国投资仍持怀疑态度；中国企业则很少在国外投资 。　　

在世纪末，原来看似不大可能的前景已成为现实。在整个十年中，中国以每年不低于7％的速度增长，而且经常在两位数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加，成为一个历史上最持久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均收入比1978年大约翻三番，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升尤为显着，比1978年的水平大约高出五倍。

纵观这些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蓬勃发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作用。它驯服了90年代初的危险通胀加剧，实施金融管制和财政紧缩计划，其功致使中国后来免遭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劫。第一次在经济危机中作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堡垒挺立，中国发现自己起着不太习惯的作用：以往都是接收外国的—通常是西方的—经济政策处方，现在它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决方案的处方者和紧急援助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来源 。到2001年，中国成功申请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结束，其新地位益加巩固。

为这种转变加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哲学的重新校准 。进一步沿着邓小平原创的改革道路，江将共产主义概念扩大化，从排除异己的阶级精英开放到广泛的社会群体。 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阐述了他的理念，后被称为“三个代表”，这是他作为主席出席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的前夕。它解释了为什么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现在需要代表它以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包括企业家的利益 。江把共产党向巨贾富商开放，在一党制的国家治理机构内实现民主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总额仍只有美国与台湾贸易总量的一半。到了年代末，中美贸易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七倍 。美国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是他们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基地又是--就其自身来说--越来越大的货币市场。反过来，中国用日益增加的现金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并于2008年将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在这一切之中，中国踊跃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角色，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利益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集成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宽广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在马戛尔尼和中国朝廷之间在贸易和外交承认上第一次相互错误理解的谈判两个世纪后，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不管他们是否准备好应付挑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如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1997年指出：“中国以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如此频繁的交流和沟通。”

在更早时期如马戛尔尼，甚至是冷战时代，“中国世界”和“西方世界” 在有限的情况下以缓慢的步伐有所互动。今天，现代科技和经济相互依存，是好还是坏，使得不可能再以这样的步量尺度管理关系 。作为结果，双方面临着一个有点矛盾的局面，他们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多，但同时，新的刺激对方敏感处的机会也接踵而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让他们一起来玩，但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冒着更加频繁和急速加剧的紧张局势风险。

在临近卸任时，江表白了他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他是个人的，几乎有些感性的，但不是一般在中国领导人身上体现的那种孤傲的、概念化的、和自成体系的态度。情景是在2001年会见一些美-中协会成员。江泽民那时在他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不免有些老马恋栈，因为他正要脱离这样的活动--按定义—其举手投足都能改变世界，但很快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观众。他在一个动荡时期主事，开始时中国大幅度孤立于国际，至少与先进的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中国实施其改革方案最需要的。

江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已经重新建立。改革方案加速产生超常的增长速度，再过十年内，中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怀疑开始的十年变成一段非凡成就时期。

在中国辉煌的历史中没有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先例，无论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唱或唱对台戏。正如事实证明，那个超级大国，即美国，也缺乏这一格局的经验—如果它确实有此倾向的话。国际新秩序必然出现，无论是设计或默认 。至于其性质和措施，则是两国悬而未决的挑战。他们将会相互影响，无论是作为合作伙伴或对手。他们的当代领导人宣称伙伴关系，但尚未定义其内容或建立未来风暴的避难所 。

现在，江遇到了一个新世纪和不同世代的美国领导人 。美国有了一个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坑爹时江以无人能料的事件意外地高升到办公室。与新总统的关系也是以另一意外军事冲突开始。2001年4月1日，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沿海飞行，仅在中国领海毫厘以外被中国军机盯梢，两机相擦后，中国军机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岛附近坠毁。 无论是江和（小）布什都没允许事件像鱼雷一样炸毁关系。两天后，江从一个计划了很长时间的南美访问中返回，这表示他作为中央军委负责人，并没有想到危机的行动。布什表示遗憾，不是为侦察飞行，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亡 。

在会见美中协会成员时，在江的脑海中似乎已预感到一些事件漂移的危险性，因为他以一长串曲折蜿蜒的词语，一会儿引述中国古典诗词，一会儿插科英语短句，歌颂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他的话语尽管冗长，却反映了一个希望和一个两难选择：希望两国将找到一种共同努力的方式，以避免两个社会的活力激荡出风暴--和他们可能会错过机会的恐惧。

江的开场白的关键主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不是想夸大我们的自我重要性，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竭尽全力 [用英语说] 。这对整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整个世界是话题，那么有真正合格的领导人来处理它吗？江指出，他的教育以传统儒家思想开始，其轨迹包括西方教育，和其后的前苏联学校。现在他领导着一个过渡国家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台湾的前途。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熟悉习惯的豪言壮语。相反，他的言论关注对话的内在动力，以及它如何可能被驱使失控，无论领导人的意图如何，他都可能会被公众呼吁采取他们宁愿避免的行动：“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例如，我们常说的‘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通常，我很少提这两样东西。但有时候，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江当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中国开放前造成130次以上中美外交会议僵局以及那以后的故意含糊其词 。不过，虽然中国拒绝郑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这将意味着限制其主权，直到与江谈话时三十年间它没有被实践。 而且，江以最柔和的方式咏颂这一圣事礼仪般的语言 。　　

江没有坚持立即改变。相反，他指出，美国的立场包含了一个异常 。美国既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也不促进统一 。实际结果是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政府的意图如何，其人民的信念可能会产生走向对抗的势头：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期间，非常强烈地感受到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当然，我们对你有最好的愿望，但如果一个火花点燃了它，将很难控制12亿人的情绪。

我（基辛格）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个武力威胁，尽管遗憾地和间接地托辞 ：

如果讨论使用武力问题，这将加强所有想利用台湾伤害我们之间关系的力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 抗中，甚至我们这些伤透了心的人，将 不得不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没有重弹中国藐视战争危险的老调。他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的前景。他谈到了妥协，一个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单词，尽管有时实践着。他已不再处于塑造未来的位置上。他呼吁一个全球前景，这恰恰是最需要的，也是每个国家的历史使其最困难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美国否能找到共同语言共同解决台湾问题。我已说过，如果台湾不在美国的保护下，我们早就能够解放它。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妥协，并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 。我并非暗示任何东西。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需要使用外交辞令。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两国趁（小）布什在办公室时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迈向美中两国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一个长远的前景，但它大多是从过去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他们都努力进行一个对遥远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工程。但他们很少描述中间状态，假设其特征将会随着他们参与其中的过程发展而自现。江要求的东西不那么高瞻远瞩，但也许更深入 。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他谈到了需要重新定义每一方的哲学框架。毛敦促意识形态的严谨性，即使在战术动作中 。江似乎是说，每一方应该认识到，如果他们要真诚合作的话，他们需要了解不得不修改他们的传统观念。他呼吁每一方重新审视自己的内部教义和开放性地重新诠释它们，包括社会主义 ：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地方。例如，1978年在中国我们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 。 。 。 。在1992年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那些习惯于西方的人，你认为市场没什么奇怪的，但在1992年说 “市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出于这个原因，江泽民指出，双方应使其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存的必需：

简单地说，西方最好抛开过去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成见，我们也应该停止共产主义的幼稚化或简单化方式（江曾怒训香港记者：“too simple，too naïve”，一时成为口头禅，译者）。邓小平曾在1992年南巡时说过一句名言，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计算过，从孔夫子到现在为止，已有78代人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需要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对于您提的价值 体系，东方和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也许我有点天真。　　

七十八代的提法是为了安抚美国，它不应该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感到震惊。她将需要那么多代强身壮体。但当毛泽东的继任者说，共产党应该停止以简单幼稚的方式谈论他们的思想时，中国的政治环境肯定已经今非昔比了。或只是说，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需要彼此对话谈论如何调整各自的哲学框架。

在美国方面，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一系列的发散性评估找到一个答案。中国是合作伙伴或是对手？未来是合作或是对抗 ？美国的使命是传播民主到中国，还是与中国合作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 ？抑或有可能都做到既？双方都有义务迫不急待克服内部矛盾，并确定两国关系的终极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