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世纪　

江核心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江主持的中美对话主要议题就是关系本身。之后，双方如果没在信念上至少在做法上合并为一个合作共存的格局。中国和美国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对手，但是他们尚未开发出一个联合的国际秩序概念。在上一章中描述的促膝长谈中，江厚道的反思说明一个新的现实：美国和中国两国互相需要对方，因为两个都足够大得不能互相支配，独特得不能互相改造，且互相伤不起。除此之外，共同的目标能达到吗 ？而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

新千年是新关系的象征性开始 。新一代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分别走进办公室：在中国方面，是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在美方，是总统（小）布什政府和从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双方对前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都持有矛盾态度 。

胡-温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管理和确定其世界作用的任务。他们代表了整个一代没有革命（战争）经验而在共产时期首次通过宪法流程产生出来的第一代高官，他们在中国毫不含糊地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时肩负着国家重任。

正是在世纪之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努力结出果实。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持国家，不再感到有学徒意识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他们所管辖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拒绝，甚至有时巧妙地嘲讽，美国的改革学。她现在处在一个位置上，其外交政策不再仅仅基于长期潜能或最终战略作用而循序渐进，还可以展示实力 。

实力何时到头？北京在新纪元的初步做法主要是增量和保守。江和朱通过谈判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秩序 。胡温下的中国渴望以正常和稳定为重。其目标，在官方的公式中，是一个“河蟹社会”和“河蟹世界。”其国内议程是以持续经济发展、和在一个正经历空前繁荣和不习惯贫富差距的巨大人口中维护社会河蟹为中心。其外交政策回避戏剧性举动，它的主要决策者有些迟疑地回应中国应发挥明显的国际领导作用的呼吁。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包括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并获得原材料，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它保留了在发展中世界的特殊利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遗产--即使它以位列经济超级大国。

正如毛曾担心的，中国的DNA复制本身。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在列宁主义一蹶不振的世界，胡锦涛和温家宝转向传统智慧 。他们描述的改革愿望不是毛的继续革命的乌托邦式愿景，他们的目标是建设“ 小康 ”社会—一个显着儒家内涵的词。他们负责在中国学校复兴孔子研究和庆祝他的流行文化遗产。他们将孔子作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在世界各个城市举办官方的“孔子学院”，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现传统儒家学者队伍的特点。作为一个戏剧性的象征性举动，2011年1月，在中国首都中心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一座孔子塑像，以此彰显古老的道德哲学家复活（后来又袅莫悄地移走，译者注），他与毛主席纪念堂对望—除毛外无人获此殊荣。

观点有异

随着新世纪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在某些方面互相作对。在很多问题上，中美关系主要演变成合作方式。与此同时，植根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倾向的差异开始明显。经济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问题：

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一个次要角色时，其货币的汇率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还想象不到人民币的价值会成为美国政治辩论和媒体分析的日常争议焦点 。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美中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将原来比较隐秘的问题变成每天的争吵，美国的挫折和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被越来越不中听的语言所表达。　　

根本的差异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的基本概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的低价值被视为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货币操纵，推而广之，损害美国公司在相同工业的经营。低值人民币被说成是导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因素，这在美国早期衰退的时代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情感问题。在中国看来，货币政策的追求有利于国内厂商与其说是经济政策毋宁说是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需要。因此，在2010年9月面对美国观众时，温家宝用社会的而非金融的论据解释为什么中国不会大幅升值其货币：“你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会破产。那将会产生重大的干扰 。只有中国的总理能感到肩膀上有这样的压力。这就是现实。”

美国从全 球经济增长需要的观点处理经济问题 。中国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含义。当美国敦促中国应增大内需减少出口，它讲的是经济道理 。但对于中国来说，出口部门的萎缩意味着失业率可能显著增加，导致政治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点的角度看，如果中国采取美国的传统智慧，它还不如减少其与美国的往来，因为这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反而促进亚洲集团的发展 ，因为这将意味着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

因此，根本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一个互惠互利的概念必须出现，而不是互相指控行为不当。这使得发展一个共同进化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非常重要，这将在尾声中加以讨论。

美国的新政府同样标志着一个相媲美的世代变化 。胡锦涛和布什的都是这样的第一代总统（主席），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自己国家创伤经历的旁观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美国的越南战争 。 胡锦涛得出结论，社会和谐应该是他担任主席的指导纲领。布什在苏联崩溃后以美国必胜的信念上台，并相信美国能够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小布什没有犹豫打着美国最深层的价值观旗帜进行外交政策。他充满激情地谈论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在中国访问期间 。

（小）布什总统的自由化议程对非西方社会来说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迅速演变 。 尽管如此，布什在外交实践中克服了美国传教士和务实方法之间的历史矛盾。他不是通过理论建构，而是通过合理的战略重点平衡这样做到的。他没给美国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承诺留下疑问。同时，他也重视国家安全因素，没有道德目的的政策只能在真空中运作。虽然在美国的辩论中因遵奉单边主义备受批评，布什在同时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打交道中—尽管这些国家只根据自己国家利益计算政策—能够改善关系，这是美国的建设性亚洲政策的楷模。

在（小）布什的总统任期内，美中关系就是两个大国的事实交易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假定他方与其共享所有的目的 。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国内的治理，他们的目标并不兼容。尽管如此，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有足够的领域交叉，因而得以确认新兴意义上的伙伴关系。

在2003年，台湾“总统”陈水扁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联合国代表权进行全民投票之后，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立场上互相接近了一寸。因为这样的举动将违反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布什政府官员向台北转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 在温家宝2003年12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布什重申了三个联合公报，并且还说，华盛顿“反对任何中国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状态现状的决定”，他建议，一个提高台湾政治地位的公投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温家宝以一个值得注意的渴望和平统一的可取公式回应：“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即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通过和平手段带来民族团结和平统一。”

重新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911袭击，它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打击恐怖网络等项目的直接起因，由此美国的主要战略重点重新定向，从东亚转移到中东和西南亚。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挑战者，她关注全球恐怖主义对自己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影响，因此迅速 谴责9 / 11恐怖袭击并提供情报和外交支持。在导致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甚至比一些美国的欧洲盟国还少有对抗性。

然而，在一个也许是更根本的层面上，这期间中国和美国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评估上开始了分歧过程。中国保持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旁观者姿态，对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力量投放，和总体上对布什政府宣布的雄心勃勃的民主转型目标作壁上观。北京保留其特点，愿意随权力排列变化调整自己并不以道德判断外国政府的组成。她主要关注的是继续获得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在塔利班倒台后）保护中国在阿富汗矿产资源上的投资。在这些利益大致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努力（可能部分欢迎，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东亚转移）。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范围标志着中国重建区域性和世界性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对平等伙伴关系的追求已不再是一个脆弱国家的夸大要求；它越来越成为以财政和经济能力支撑的现实。同时，被新的安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至少它们之间相对政治经济影响的重新校正所推动，这两个国家为他们的国内目的，他们的世界角色，以及最终他们之间的关系寻找辩论。

非扩散和朝鲜：

在整个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整体敌对，他们本质上是平行地计算风险，他们拥有技术手段以防止突发事故、未经授权的发**、和在相当程度上对自己的偷袭。但随着核武器的扩散，这种平衡岌岌可危：计算的风险不再对称；防止意外发**甚至盗窃的技术保障实施将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超级大国专业知识的国家来说。

随着扩散加速，威慑演算的增长越来越抽象。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决定谁吓唬谁和凭什么样的计算。即使是假设新的核国家像有信誉的核大国一样不情愿互相发起核敌对行动，且不说这是一个极其可疑的判断，他们可能会使用他们的武器保护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对国际秩序攻击。最后，显然与巴基斯坦友好的北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组成了一个 “私扩散”俱乐部，其经验显示了核武器扩散在国际秩序中的广范后果，尽管有些扩散国家不符合“无赖国家”的正式标准。

这些武器蔓延到不受大国历史和政治因素限制的双手上，将预示着史无前列的世界性破坏和人类损失，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灭绝屠杀更可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核扩散居然出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对话议程上，因为正是在朝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前第一次在战场上遭遇对方。1950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开战，因为她看到在中朝边境的永久性美国军事存在将威胁中国的长期安全。六十年后，北朝鲜的核军事计划制造了一个新的挑战，重新挑起相同的地缘政治问题。

朝鲜核计划的头10年，中国采取的立场是，这是一个美国和朝鲜之间自己解决的问题。因为朝鲜认为美国是主要威胁，因此中国说，主要靠美国提供必要的安全意识来代替核武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核扩散进入朝鲜迟早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如果朝鲜被被接受为核国家，那极有可能的是，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最终也将加入核俱乐部，从而改变亚洲的战略格局。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同样，中国担心朝鲜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可能在其边界重新创建它60年前为防止其出现而开打的局面。

朝鲜政权的内部结构更使问题复杂化。虽然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实际权力是在一个家庭的手中（从日成到正日到正**，译者注）。到2011年，在写这本书时，家族统治的头正欲将权力下放给他二十七年岁的儿子，小子甚至没有管理共产党的以往经验，更别说国际关系了。不可预知或不可知的因素爆炸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受影响的国家可能会觉得有义务采取单方面措施，以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到那个时候，由于事态过于复杂或为时已晚，将更加难以协调行动。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必须是中美对话以及六方会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如何定义战略机会

为了处理来越越多的问题，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北京和华盛顿搜索着一个总体框架来定义他们的关系。 这一努力的标志是中美高层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合并为战略经济对话），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宣布成立。 这是试图部分重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精神，如前面的章节所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坦诚地交换概念性问题。

在中国，中国政府分析了新时代的组织原则，认为二十一世纪头20年代表一个独特的“战略机遇期”。 这一概念既反映了中国对发展和潜在战略利益的认识，又有些矛盾地，它也反映出对其脆弱性的继续忧虑。 胡锦涛在2003年11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一理论，他指出，国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独特结合，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突飞猛进” 的发展机会。根据胡锦涛所说，机会与危险共存；正如其他大国崛起之前，如果中国 “丢失机会” ，“她可能会成为一个落后者。”

温家宝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定了同样的评估，他警告说，“机会是罕见的，稍纵即逝”，并回顾说，中国因为“重大失误，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已经错过了较早的机遇。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温家宝评估，利用好这个窗口将对中国的发展目标有“极其重要性和意义。”

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中要完成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可以说刚刚有一个正式的开始，这可以在中国学者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在2003年和2006年之间举办的一系列专题讲座和学习班里发现。这一节目关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它们崛起的手段；战乱频繁的原因；还有现代大国是否，以及如何，通过避免与国际体系的主角大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崛起。这些讲座随后编入一个12集系列电影《大国崛起》详加阐述， 在2006年由中央电视台播给亿万观众观看。正如学者沈大伟指出，这可能 是大国政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哲学时刻：“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其他大国或负有抱负的国家从事过这种全民自我反思的活动。”从这些历史先例中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教训？首要答案和最全面的尝试之一是，北京通过阐述自己的 “和平崛起” 主张以寻求减轻外国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担忧。有影响力的中国政策人物郑必坚在2005年 《外交事务 》上发表一篇文章即可视为半官方的政策声明 。郑给予保证，中国通过了一项“超越传统大国崛起方式的战略。”中国寻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增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实现的。” 郑写道，中国将“决不遵循德国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德国和日本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些国家粗暴地掠夺资源和追求霸权。中国也不会遵循冷战期间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

华盛顿的反应是阐明这样一个概念，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遵守规范限制，并随能力上升肩负额外的责任。 在2005年美国-中国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佐立克，当时 的副国务卿发表讲话，针对郑的文章作出美国的反应。虽然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犹豫同意他们曾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暗喻，佐利克的讲话大体上是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特权成员和建设者。

几乎就在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题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讲话，与郑必坚的文章同一主题。胡锦涛重申了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与发展的框架系统的重要性，并概述了“中国的主张。”在重申中国主张世界事务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同时，在实践中，当然，要求美国的权力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相对缩减--胡坚持，中国将在联合国系统框架内和平地实现其目标 ：

中国将一如既往，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的发展不损害或威胁任何人，只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

“和平崛起”和“河蟹世界” 的理论引用了古代经典，其中包含中国伟大的原则：循序渐进；与潮流河蟹和避免公开冲突；尽量围绕道德主张组织一个河蟹世界秩序，作为实际或领土统治。他们还描述了一条走向大国地位之路，这对生长在文化大革命社会崩溃时期的一代领导者特别有可取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知道其合法性现在部分取决于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财富和舒适的度量衡，让他们走出上世纪的动乱和贫困得以喘息 。为了反映出一个更加测量有据的姿态，在中国官方声明中“和平崛起”被修订成 “和平发展”，据说理由是“崛起”的概念过于威胁性和必胜性。

在其后的三年中，周期性的随机事件汇流到一起改变了历史的潮汐，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相伴的还有长期迷糊和僵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万目景仰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强劲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译者）。事件的合流引起一些中国精英，其中包括中国政府的上层部分，重新审视其在2005年和2006年阐明的渐进立场的基本假设。

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最坏的影响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它导致了中国资本前所未有地紧急注入西方的国家和公司，西方的决策者们对中国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其货币价值并提高其国内消费，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从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把西方模式看作为经济实力和金融知识的代名词。一个假定是，无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有何缺点，他们知道如何以独特的高生产率方式管理本国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虽然中国不愿拜西方为政治老师从而拒绝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许多中国精英（JY）瘾隐假设西方有一种知识值得勤奋学习和运用。

2007年和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崩溃和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失算与中国的成功相对比，严重地损害了西方经济实力的神话性。它促使在中国形成一股新的意见潮流，特别在愤青和网民一代，甚至有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以致达到一种效果，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一时期的象征性**是北京奥运会大戏，正在经济危机开始撕裂西方时举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盛会，奥运会被视为中国重新崛起的表现 。开幕仪式是象征性的。当零八年八月八日整整八时八分钟时（中国时间，这一串吉利的数字给开幕造成吉时祥意），广袤的体育场万灯齐黯，突然，万鼓齐鸣，巨大的声响打破万籁寂静，持续10分钟之久，仿佛在炫耀：“我们来啦！我们是生活的事实，我们不再被忽略，我们不好惹，但我们准备向世界贡献出我们的文明。”之后，全球的观众看到了以中国文明为主题的一小时精彩场面。中国的虚弱和不发达，或可称之为中国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夜之间一去不复返。北京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其文明又成为敬仰和钦佩的聚焦点 。

奥运会后，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论坛中国研究会议上，“和平崛起”概念的笔者郑必坚，告诉西方记者，中国终于克服了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疾病，中国经过一个世纪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现在正在从事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郑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解决了“世纪之困”，使几亿人民脱贫和国家迅速发展。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将依靠其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是“开放、非排他和河蟹的”，旨在“相互开放世界发展之路。”

养植河蟹并不排除追求战略优势。在2009年7月的中国外交官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评估了新趋势。他肯定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20年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他说，这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在金融危机和其他震荡转变后，胡锦涛指出，“势”在不断变化。在当前发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些新的变化。”眼前的机遇是“重要的”; 挑战将是“严重的”，如果中国努力防备潜在的隐患和妥善管理其事务，动荡时期可能会转化为她的优势：

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综合性战略性质的重大事件，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综观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但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日益强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世界经济的治理结构的重大震动；世界多极化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国际形势产生了一些值得极其密切关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当世界事务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时，中国的任务是冷静分析并为新局势导航 。走出危机，机会就可能出现。但这些机会是什么呢 ？

国家命运的讨论：斗战胜佛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同当代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相碰撞，中国精英群体当中出现一种特殊的趋势——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实现这种命运的整体战略。事实上，世界正在见证中国民族大讨论的一个新阶段——这种讨论涉及中国实力、影响力和理想等方面，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发生在中国特别脆弱时期，目前的争论不关中国的危亡而关乎其实力。中国在一段不确定的、有时悲惨的旅程后，终于到达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改革者和革命者所珍惜的愿景：一个繁荣的中国，掌握着现代军事能力同时保持其独特的价值。

在之前的民族命运讨论中，人们探讨中国是应该走出去寻找强国之路，还是应该避免沾染尽管科技强大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现阶段的讨论以下述共识为基础：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这一讨论希望找到中国与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适方式，而这个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国当代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也是这样——曾经严重诋毁中国，中国也是从他们掠夺过后的废墟上复苏的。

在奥运会后，随着经济危机蔓延整个西方，非官方和半官方发出新的声音--开始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论” 。在这一观点中，胡锦涛的战略趋势分析是正确的 ，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力量，决不会允许中国河蟹崛起。因此，中国应巩固其战果，并确认其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地位的主张。

有两本中国畅销书象征着这一趋势：一本文集 题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2009年）； 一本《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 》（2010年）。这两本书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气味。两本书都假定，西方比以前想象的要弱得多，但“一些外国人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方关系的力量转变正在发生。” 在这种观点里 ，中国摆脱自我怀疑和消极，放弃渐进主义，并且以“大目标”弘扬其历史使命。

这两本书已被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站上无数的匿名贴批评为不负责任的和不反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两本书得以通过政府审查并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因此可以推测它们至少反映了中国体制结构的一部分意见。特别对《 中国梦》 ，由解放军大校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所著，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提这两本书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的政策—它们的确是违背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和在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强烈肯定的—但是，因为它们是一定冲动的结晶，对此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有义务回应。

在《 中国不高兴》中 的一篇代表文章作出了基本 论点 。它的标题断言“美国不是纸老虎”—如毛曾嘲笑称呼它—而是“涂上绿色的老黄瓜。”其作者宋晓军出发的前提是，即使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是危险的、根本上敌对的力量 ：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国家绝不会放弃其珍贵的 “刺刀下的交易” 技术，它经几百年精炼而成。你认为，如果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能说服[西方]放下屠刀与你和平贸易，这可能吗？

宋敦促，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强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青年”认识到，“现在的机会来了”金融危机后，他写道： 俄罗斯对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更感兴趣，欧洲也是在向这一类似的方向移动。美国的出口管制现在基本上已无关紧要，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大多数它需要成为一个全面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并且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后工业” 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将不再依赖于他人的产品或商誉。

笔者呼吁民族主义青年和群众，在时机到来时站起来。他将目前的JY与他们作不利的对比：“这是一个成为全面工业化国家，一个要改变世界上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崛起的多么好的机会，有木有JY想到过！ ”

2010年解放军大校刘明福 的《中国 梦》定义了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成为世界第一，”恢复中国现代版的历史辉煌。他写道，中国将需要取代美国。

刘预言，中国的崛起，将迎来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国的产品、文化和价值观将为世界树立标准。世界将被河蟹，因为中国领导层比美国更睿智更厚道，因为中国放弃霸权主义并将其作用局限于作世界 各国间的“和事佬”。（在另一篇，刘大赞中国传统帝王，称他们是弱小国家国王的“宽厚兄长” 。）

刘拒绝“和平崛起” 的概念，认为中国为了国际新秩序安全不能只依赖于河蟹的传统美德的。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的竞争性和不道德性，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和平若得以保障，只有中国培养一种“武术精神”，并集结军事力量足以阻止或，必要的话 ，打败对手。因此，他断定，中国除了“经济的崛起”，还需要“军事崛起”。中国必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好，为战略优势而奋斗并在竞争中获胜。

这些书籍的出版恰逢在中国南海，与日本和印度边界出现一系列危机和紧张局势，其连接的紧密度和共性足以使人怀疑这些情节是否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产品。虽然在每个案件中有一个中国是受委屈一方的事件版本，危机本身就为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区域和世界作用的辩论搭建舞台。

这里讨论的书籍，包括对中国所谓被动的“精英们” 的批评，不能得到出版或成为国家事业的重大事件，如果政府精英禁止出版的话。这是政府部门影响政策的一个方式吗？它反映了一代没有作为成年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年轻人的态度呢吗？是领导故意让辩论作为一种心理游戏漂移，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内部压力，并开始考虑它吗？或者，这仅是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更大的多重声音、和审评者对民族主义声音一般比较宽容的一个例子吗？

戴秉国—重申和平崛起

中国领导人决定在这个辩论的节骨眼上出手，以示斗战胜佛不合如来佛的脾气。在2010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监管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以一份全面政策声明加入论战者名单。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标题， 戴的文章可被视为既应对外国观察家关注中国为侵略意图提供安全港，又针对那些中国国内的—包括假定在领导层结构内的—“鹰派” ， 那些人称中国应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戴认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不是中国“养光韬晦，等待时机” 的计谋，（如一些非中国人目前怀疑的），也不是放弃中国优势的天真妄想，（如一些中国国内的人指控） 。这是中国真正持久的政策，因为它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国际战略形势：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不是一个主观想象或某种计算的产物 。相反，它是我们深刻认识的结果，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今天世界的关系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利用大好形势并适应这种变化。

戴秉国指出，世界已经变小，现在的主要问题需要前所未有程度的全球互动 。因此，全球合作也是中国的切身利 益，它不是一个纯粹发展国家政策的战略。戴继续一种可以作为标准宣言解读—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合作—虽然在上下文中，它更有可能是警告一个好战的中国将面临什么障碍（很可能是同时针对有关听众）：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已日益“变小”，成为“地球村”。随着所有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以及利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交叉程度，他们的共同利益已经变得更加广泛，需要他们携手合作，以解决成倍增长的问题，因此互利合作的愿望更为强烈。

中国 ，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能茁壮成长，因为它广泛地与世界结成一体。在过去30年里，她将其人才和资源与国际体系更广泛地联系起来，从而发展了自己，这不是作为一种战术设置，而是为了满足当代时期必需的手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过超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此我们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我们已经从搞计划经济转移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我们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转移到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合作。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中国放弃毛的绝对自力更生宗旨的痕迹，那将孤立中国。正如 戴强调，如果中国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和“非常令人满意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当前战略机遇期提供的机会“将会丢失” 。 戴强调，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除了 代表根本的道德愿望，中国的和谐与合作政策“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相符合。”这种分析表面之下徘徊的，但从来没有直接说明的，是中国有一帮自身具有显著军事经济能力的邻国，而中国与所有邻居的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都变得恶化，正是这一趋势，中国领导层寻求扭转。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描述他们的战略，不能排除一个战术元素，正如修改词“和平崛起”为更圆滑的“和平发展。”在戴的文章中，他特意针对国外的怀疑，他的论点很可能大致是战术性的：

在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古话：“养光韬晦，等待时机，蓄势待发。”因此，他们推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宣言是一个在她仍然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秘密阴谋。

但是，戴写道，这是“无端的怀疑”：

这项声明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内涵是： 中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不抻头，不挥舞旗帜，不寻求扩张，不称霸，这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一致。

戴强调，和平发展是许多代人的任务 。任务的重要性由过去几代人的痛苦所强调。中国不要革命，她不要战争或报复，它只希望中国人民“告别贫困和享受更好的生活”，使中国成为—与毛的嘲讽式拒绝主义相反—“最负责任的、最文明的、最法守法的有序国际社会成员。”

当然，尽管更大的目标可以被否认，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发现很难将此类免责论调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势力和历史记录相调和—这些国家都见过以前的中华帝国“防冷涂的蜡”，他们有的比当前的中华人民的共和国更能进一步推广政治边界。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对于中国是两千年—自视为文明顶峰，而在近两个世纪内视其为世界独特的道德领袖，又曾被贪婪的西方和日本殖民列强掠夺过，能够满意地将自己的战略目标限制在“建立各方面的小康社会” 吗？

必须的，戴回答。中国不能“傲慢和自夸”，因为它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挑战。中国的GDP无论在绝对数量上有多大，必须在13亿人口之中平摊，其中1.5亿人生活仍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在一个傲慢和自夸的位置上。 ”

戴拒绝声称中国将寻求称霸亚洲或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那是“纯粹的神话”，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现行政策相抵触。他重提邓小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邀请—与中国通常坚持的自闭相反--世界可以“监督”中国，确认它会永远不会谋求霸权：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有一天，中国若谋求世界霸主地位，那么世界人民应该揭露它、反对它甚至打击它。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

戴的是一个强大而雄辩的发言。在与这位有思想负责任的领导人在十年间多次共谈后，我毫不怀疑他的诚意意图。尽管如此，假定胡、戴、和他们的同事以完全坦诚的态度表述下一阶段的中国政策，但很难想象，这将是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最后定论，或将保持无可争议。在2012年新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和不断提高的党和解放军精英会走进办公室，这是十九世纪初以来第一批生长在和平环境和政治上统一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作为**）经历过文革，但他们的经济表现超过了世界各地的大部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五代领导人，他们将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他们的经验提炼成世界观和国家的伟大愿景 。美国的战略思维在与这代人的对话上需要花点功夫。

到了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独特的模式。两国首脑都宣布他们承诺协商和甚至建立伙伴关系 。 但两国的媒体和精英舆论越来越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

在2011年1月胡锦涛的国事访问期间，广泛的谘询程序得到了强化 。这些程式允许美国与中国在不断增加的问题上对话，依问题的出现而定，如朝鲜问题、汇率问题、和中国南海航行自由的定义问题等等。

仍需处理的是从危机管理移位到定义共同目标，从战略争论的解决到其避免的方案。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和美国能够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尾声 历史会重演吗？　　

克劳备忘录

有些评论员，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英德竞争关系，作为美国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前瞻性的占卜例子。这貌似有一定的战略比较性。至少在最肤浅的表面上，中国像德国是一个复活的陆地强国，而美国像英国，主要是一个海军大国，尽管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在其整个历史中，比任何邻国都强大几倍，但当他们联合时，可以并做到了威胁帝国的安全。正如十九世纪时德国统一一样，所有邻国的计算由于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体系在历史上演变成一种以平衡威胁为基础的权力平衡。

战略互信能取代战略威胁的体系吗？战略互信被许多人视为矛盾。战略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赖于假定对手的意图。因为意图总会变更。而主权本质是决定的权利，不受其他权威管制。因此，一定量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威胁在主权国家的关系中是分剥不开的。

有可能的是--尽管它很少发生--关系发展到如此密切的程度，战略威胁被排除在外。在北大西洋接壤的国家之间，战略对抗是不可以想象的。其军事设施不针对对方。

战略威胁被视为产生在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区，必须以联盟框架对付。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把重点放在国际问题的发散性评估和处理手段上：即使吵得最凶的时候，他们仍保留了家庭内部纠纷的性质。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政策是主导性工具，对有些西欧国家，军事行动是什么都行但就不是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

在亚洲，相比之下，各国考虑自己无时不处于与邻居的潜在对抗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计划战争；他们根本不排除它。如果他们自卫过于薄弱，他们就设法使自己加入联盟体系，以获得额外的保护，比如东盟。主权，许多情况下是在外国殖民统治时期后最近重新获的，具有绝对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在亚洲比原籍大陆更为昌盛。悠悠万事，主权为大。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越国界的行动 。 不干涉内政被当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如此组织的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保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如果其成员所要求的保证水平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那么这一国际体系就会相对稳定。当外交不再起作用时，关系变得越来越集中于军事战略—首先以军备竞赛的形式，然后以机动的战略优势，甚至冒对抗的风险，而最终将走向战争本身 。

自我推进式的国际机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那时，欧洲政策就是世界政策，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在1815年拿破仑时期结束后，一直没有出现大的战争。欧洲国家处于大致的战略平衡；它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危及他们的存在 。没有任何国家可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使得分分合合不要紧。没有一个国家被认为强大到足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建立霸权）。 谁想如此则遭群起而攻之。

1871年德国的统一带来结构性变化。在此之前，中欧包括了三十九个大小不同的主权国家，这在今天很难想象。在欧洲平衡中，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可被视为大国。 多个小国在德国境内像当今世界的联合国机构一样经营，即所谓的德意志联邦。也像联合国一样，德意志联邦发现他们难以倡议行动，但偶尔一起联合行动对付压倒性的危险。太离散不足以组织侵略但还强大得足以自卫，德意志联邦为欧洲的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

但平衡不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的动机。民族主义然也。德国的统一反映了一个世纪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导致了危机气氛 。德国的崛起削弱了外交进程的弹性，它增加了系统的威胁。这里曾经有三十七个小国和两个比较大的国家，单一的政体实现了团结其它38个。此前欧洲外交通过转移多国联合的路线取得了一定的灵活性，德国统一减少了组合的可能性，并导致建立一个比单帮邻国更强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称谓统一德国比法国大革命是更显著的事件 。

德国现在如此强大，它可以击败每一个单独的邻国，虽然如果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它则处于严重的危险绝地。由于现在只有五个大国，组合是有限的。德国的邻国有相互结盟的激励，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并在1892年这样做了，德国则有内部激励打破这一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