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世纪　.2

该体系的危机固存于其结构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至少是崛起的大国--德国。但他们可以用政策避免加剧潜在的紧张局势。可惜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至少又是德意志帝国。德国选择分解敌对联盟的战术证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试图利用国际会议向与会者明确地施加自己的意志。德国的理论是受德国压力羞辱的目标国家会抛弃其盟友，转而寻求德国轨道的安全。后果证明其背道而驰。受欺凌的国家（法国，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和俄罗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8年）加强了不接受亡国的决心，从而紧固了德国曾试图削弱的联盟体系。 在1904年，英国（非正式）加入法俄同盟。在布尔战争中（1899-1902），德国明确地同情在荷兰定居的英国人的对手，因而得罪了英国。此外，德国挑战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它建立了一个大型海军来补充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欧洲，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缺乏外交灵活性的两极体制。外交政策已成为一个“零和游戏 ”。

历史将重演吗？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战略冲突，局势就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结构相似的状态，在亚洲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寻求破坏或至少限制对方的影响力和触及力。但在我们向历史运作机制缴械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英国和德国是如何实际操作竞争的。

1907年，一位英国外交部高官，爱。克劳，著文精辟地分析了欧洲的政治结构和德国的崛起。他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对今天亦相当有借鉴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是因德国的崛起而唤醒了一种对新兴大国的有机抵抗，还是由某些具体的，因此可以避免的，德国政策所造成。危机是由德国的能力仰或是德国的行为造成的呢？

在他1907年元旦上交的备忘录中，克劳选择了冲突在于关系本身这一观点。他定义问题如下：

特别是对于英国，智慧和道德的血缘关系产生了为德国好的同情和赞赏，这使得自然倾向于欢迎她，为了人类进步的利益，一切都趋于加强她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个性的，是同等价值的玩家以其方式从事人类进步的工作，同样享有充分的抬头空间，自由地为更高层次的文明进化作贡献。

但德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是德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利益的自然进化吗？对此德国的外交传统一直支持。还是德国谋求“总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到她的邻居的独立性和最终英格兰的存在” ？

克劳得出结论，不管德国宣称的目标是什么都没有差异。无论德国追求什么事业，“德国显然明智的做法是建立强大的海军，只要她干得起。”一旦德国取得了制海权 ，克劳评估，德国--无论其意图--将在客观上威胁英国 ，这是“与大英帝国的存在不相容的。”

在那些条件下，正式保证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德国政府的专业是什么，结果将是“一个强大的对世界各地的威胁，类似于任何一个“恶意预谋”的征服计划。”即使温和的德国政治家要表明他们的诚意，适度的德国外交政策“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合并成为”一个霸权意识的计划。

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元素排除了合作或甚至信任 。正如克劳苦笑着观察到：

“这不是不公平地说，对邻居野心勃勃的设计不好作为一个规则公开宣称，因此，即使没有这样的宣称，甚至表现出无限的普遍的政治善意，也不足以作为不公开意图不存在的确凿证据。”而且，由于赌注如此之高的，这“不是一个英格兰可以安全地担当任何风险的事儿。”

伦敦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以其假设为基础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建设一个庞大的具有挑战性的海军。换句话说，早在1907年已经不再有任何外交活动范围；问题已成为谁在危机中退却，只要该条件没有实现，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花了七年时间，达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点 。

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代的形势，他可能得出与他1907年报告相似的判决。我会将这一解释素描出来，因为它在太平洋两岸广为接受，尽管它与我自己的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毋宁说是文化认同的大陆表达式。两国都在其历史上看到过一片视野，在那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蔚为壮观，他们的人民有着抑制不住的能量和自信。中国和美国政府在国家政策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承担着天作合一的身份 。克劳可能会发出警告，这样两个实体在世界舞台上相遇，很可能明显地紧张对视。

无论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克劳思想学校都会认为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上的位置不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将被简单地视为给予中国建功的范围，及至达到最终危机。因此，整个如第18章所述的中国辩论以及中国是否“养光韬晦”对克劳式分析的目的都无关紧要：总有一天，中国赢（克劳会断定），所以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如同已经发生。

美国的辩论将意识形态挑战加入克劳的权力平衡路线。新保守派和其他活动家认为，民主制度是信任关系和信心的先决条件。在这种观点中，非民主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国有义务行使其最大的影响力（以礼貌表达）或压力，给更多非民主国家带来多元化机构，尤其是在有能力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在这些观念中，改变政权是在处理非民主社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和平与其是战略问题毋宁是改变中国的政权。

克劳式分析还将国际事务解释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决斗，至少局限于西方战略家。中国的“斗战胜佛”应用了几乎相同的推理。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观点是正在崛起的力量，而克劳代表英国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捍卫其遗产。这一流派的典型是刘明福上校的《中国梦》，如在第18章中讨论。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冲突是美中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世纪对决”。此外，这种竞争基本上是零和，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一败涂地：“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不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不能成为最大的力量，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一个被唾弃的落后者。”

美国版的克劳备忘录和中国斗战胜佛的分析都没有被两国政府赞同，但他们提供了当今思想的潜台词。如果任何一方采用这些意见的设想--且只需一方这么做就不可避免--中国和美国将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中国将设法让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远离其边境，为美国海军划定行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分量。美国将设法把中国的很多邻国组织起来，与中国的优势地位抗衡。双方都将强调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双方对威慑和先发制人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互相作用将会更加复杂。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影响。早晚有一方会出现错误判断。

这样的格局一旦石化，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竞争阵营以自己的定义获得身份认同。克劳理论的本质（为中国斗战胜佛和一些美国新保守派所拥抱的）是其自身的自动化程序。一旦确立态度和形成联盟，就被自我强加的要求驱入万复不劫，尤其不可能从其内部假定逃离。

克劳备忘录的读者不能不注意到，被引用的相互敌视的具体例子与其结论比较都是些琐碎事情：如在南非的殖民竞争对手纠纷，和公务员行为的争论。不是因为任何一方已经做了什么，使得他们变成竞争对手，而是它可能会做什么。事件变成了符号，符号发展自己的气势。最后什么也没解决，因为相互对峙的联盟体系没有调节的余地。只要目前美国的政策可以防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绝不能发生这类事情。当然，如果中国的政策坚持打克劳备忘录的规则牌，美国肯定会抵制 。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我这么长地描述可能发生的演变，表明我知道中美合作的关系的现实障碍，我认为这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停止太平洋两岸的一代进展 。它会将纠纷传播到每一个地区的内部政治中，特别当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要求全球合作时。

历史上所有的平行先例由性质决定是不精确的。而即使是最精确的相似，并不责成现在这一代重复其前任的覆辙。毕竟，结果对所有参与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必须小心，以免双方分析得到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正如克劳备忘录表明，单纯的保证不会停止根本的动力。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决心取得优势地位，难道它不会提供和平意图的保证吗？这需要一个涉及高层领导人持续关注的严重的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意识。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领袖来说，面临的挑战是非进即退、非得即失，而妥协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不是中美关系的情况 。当今国际前沿上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 。共识可能很难，但在这些问题上对抗是弄巧成拙 。

更不可比的情况是主要角色的内部演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当中国预计崛起时，它假设过去积攒几十年的非凡推力将注入无限期的未来，而美国的相对停滞导致命运多舛。但是，没有更大的问题占据中国领导人超过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河蟹到处爬，这在一个其沿海地区与先进社会持平而内陆包含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的国家里是很艰难的。

中国国家领导人给本国人民提出一份要完成的任务目录。这些措施包括打击腐败，国家主席胡锦涛称为“空前严峻的任务”，胡锦涛在他的职业生涯各个阶段都涉及到对其斗争。还有“西部大开发运动 “，旨在解除内陆省份的贫困，其中的三个，胡锦涛曾经居住过。主要宣布的任务还包括加深领导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促进村级民主选举，和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增强政治进程的透明度。戴秉国在他2010年12月的文章中，如在第18章中讨论过，概述了中国国内挑战的范围：

按联合国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仍然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每年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仍然有4千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目前，仍有1千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有2千4百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底子薄，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如其领导人所描述，比高喊“中国必然崛起”口号复杂得多。

邓小平的改革尽管确实惊人，中国最初几十年来的壮观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其良好运气蕴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巨大劳动力和西方殷实的经济之间。当时的劳动力从毛的“人为”封闭时代释放出来，技术不熟练但充满朝气；而西方经济在整体上享受富裕、乐观，以信用为强力杠杆又有现金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正日趋老龄和熟练（导致一些基本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越南和孟加拉）而西方正进入一个紧缩时期，画面变得复杂得多 。

人口统计分布使任务更加艰巨。在生活标准增高和人口长寿与扭曲的一胎化政策相结合的推动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达到峰值。从这点开始，年龄在15到64岁的中国公民人数将大大萎缩，难以支持越来越大的老年人口。人口结构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到2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者数量估计为目前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一半人口预计为45岁以上，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将超过65岁，大致相当于目前整个美国人口。

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庞大的国内任务是不容易投身，更别说自动地，到战略对抗或寻求统治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最终不可知后果定义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一个关键区别。发动那场战争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他们处置武器所产生的后果。 当代领导人却对他们能够释放的潜在破坏力不抱任何幻想。

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军事。如果继续目前的趋势，在两国的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基础设施支出等方面，发展的差距--和相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HOLD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这一前景在美国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制止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

美国有责任保持它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作用 。它应该为自己的传统信念而行，而不是当作与中国较量 。建立竞争力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项目，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为我们解决。中国，履行自己解释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追求广泛利益。这一前景并非决定对抗，导致世界大战。它提请在很多方面的进化过程中需要中国和美国尽可能多地合作，同时还有竞争。

人权问题会在总的互动范围内发现它的位置。美国若不能肯定人的尊严和民众参与政府的基本原则承诺，其本身就是不真实的。 由于现代技术的性质，这些原则将不会受国界限制局限。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施加影响很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本身具有历史眼光的国家，如中国。连续承接的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的头两年，都能够在长期道德信念和依例而定的国家安全要求之间找到相对均衡。本书所述的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仍是双方每一代新领导人的挑战。

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否从实际出发向对方提出要求。美国若明目张胆地组织亚洲遏制中国、或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圣战讨伐，其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其大部分邻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同样的原因，中国如试图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样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这些国家对由单一力量主导该地区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

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这意味着两国追求国内的当务之急，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并相应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 。任何一方都不赞同另一方的所有的目标，或假定代表一切利益的总身份，但双方设法确定和发展互补利益 。

美国和中国都有责任为本国人民和全球福祉作出这样的尝试。每个都足够大得不能让另一个占主导地位。因此，每个都不能定义战争或冷战式冲突胜利的条件。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显然在克劳备忘录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冲突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如果各方缺乏远见，平衡运作将变成一个机械过程，一旦操纵巨轮的舵手动作失误将导致两船相撞，那么世界将走向哪里，有木有评估？那些经营国际体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若是知道战后世界会是酱紫，会不会退缩？

迈向太平洋共同体？

这样一个共进努力必须处理好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大国权力中心正常互动产生的问题 。发展三十年的协商机制已经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共同的利益—如具体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合作等问题—可以得到专业化处理。危机，当他们出现时，一般通过讨论解决。

第二层是要尝试将处理熟悉的危机提升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框架里，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朝鲜问题作为东北亚地区整体概念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朝鲜通过各方谈判无效得以保持其核能力，事到临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同意在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背景下为处理北朝鲜核扩散问题采取下一步的时间到了吗？

一个更根本的景愿将世界推到第三层互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前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达到过。

有关中国和美国必然碰撞的争论假设他们各自代表横跨太平洋的竞争性集团打交道。但这是一条走向灭顶之灾的道路。

当前世界形势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在于中国担心美国正在寻求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也关注，中国正在寻求将美国驱逐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在该地区，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各有所属并共同参与和平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担忧。它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的一部分 。共享的目的--和它们的阐明--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战略不安。它将使其他主要国家，如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感觉是在联合参与这一体系建设，而不是“中国”和“美国”集团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努力，只有当有关领导把信念束之高阁，充分重视其事才可能有意义。

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代伟大成就之一是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 。一个类似的概念能够取代或至少减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潜在紧张局势吗？它必须反映一个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亚洲大国，许多亚洲国家需求如此。 它也响应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牌角色的愿望。

区域性的共同政治概念也将大部份回答中国的担忧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对中国进行遏制。重要的是要理解“遏制”一词的含义。在中国边界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如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是现实存在而非美国政策所创建。

在其整个历史上，中国已与这些国家共同生存。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否决遏制中国的概念，她意思是指一个美国当带头大哥的努力，旨在创建一个反中国战略集团。在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中，中国和美国互相之间和与所有其他参与者将有一种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对抗集团的一部分。

亚洲未来的成形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中国和美国如何设想它，和每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正视实现与其区域历史性作用的一致性。纵观历史，美国经常以其理想的普遍意义和自负的宣扬责任为动机。中国靠其传奇性行动，即文化渗透，而不是传教热情。

因为这两个社会代表杰出的不同版本，合作的道路本身就很复杂。此刻的心情无关紧要，而是要有能力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制定一个能够幸存的行动模式。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建立一个相互协商和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他们的继任者能够将共同建设一个共享的世界秩序变成一个平行的国家愿望表达式。

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愿意放宽眼界，不纠缠于眼前问题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的隔绝令两国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无需着眼当前压力，而是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的新世界。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在半个世纪前就研究了国际秩序的构成和运行。我知道文化、历史和战略方面的理解差异会对哪怕最善意、最具远见卓识的两国领导人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逃避现实。

哲学家伊曼纽尔 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他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撼世界。” 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不是震撼它，那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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