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对于外国代表，进入中国的口岸和到达首都的途径有着严格的限制 。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限，只有在广州（当时称作Canton）严密监管下的季节性贸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须返航回家。他们不被获准进入中国进一步创业。行商条例故意在海湾举行。对这些蛮夷教授汉语或出售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均是非法的 。他们的交流只有通过特别授权的当地商人 。

自由贸易、驻地使馆，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些欧洲人在世界每个其他角落几乎都享有的最低权利—在中国闻所未闻。只有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个默契的例外 。它的迅速东扩（沙皇的领域现在以覆盖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满洲领土）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威胁中国。在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领馆，它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大使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此类外国领馆的唯一。

西欧商人扩展接触，尽管十分有限，却被清朝视为相当放纵。在中国人看来，天子施仁，让他们分享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丝绸、漆器和大黄，对这些东东西洋蛮夷大开其贪婪的胃口。欧洲离中央王国太远而不能沿着朝鲜或越南这条线汉化。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他们作为中国朝贡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蛮夷”，他们的贸易被当作“贡品。”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财富和信念的增长，这种状况站不住脚了。

马戛尔尼使团

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对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记录中被称为“红毛鬼”）尤其是冒犯。作为首屈一指的西方商业和海军力量，英国对中央王国宇宙观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郁闷，特别是因为英国注意到，中央王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军几乎不存在。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对受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挤压”越来越不满，由，中国法规要求所有西方贸易进行提取。他们寻求获得东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国市场。

英国的第一个补救这种情况的重大尝试是1793年至1794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中国。这是一个最显着的，最好愿望的，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欧洲努力，企图改变当时的中西方关系格式，并实现自由贸易和平等基础上的外交代表 。 它彻底失败了。

马戛尔尼的使命在一些细节上有研究指导意义。特使的日记说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经营实践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间存在的鸿沟。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有着多年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 “东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个有显着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圣彼得堡非凡的凯瑟琳大帝朝中担任三年特使，在那里他谈判了友好贸易条约。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著作，记叙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观察 。他后来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具备同时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质开创一个跨文明的新外交 。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目的，对当时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也显得态度谦虚—尤其是以最近在邻近大国印度建立的英国统治相映**。内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将马戛尔尼的指示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试图实现“与一个也许是地球上最传奇的民族自由沟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立大使馆和开放中国沿海其它口岸进行商业贸易。关于后一点，登打士提请马戛尔尼注意在广州的“令人沮丧的”和“任意的” 限制条例系统，它阻止英国商人从事“市场公平竞争”（一个在儒家的中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登打士强调，他应该否认任何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这必然会被迎接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意味着英国有尝试此类野心的选择。

英国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中国朝廷，给予一个非西方国家以程度罕见的尊严而在中国被视为傲慢抗旨，这肯定会震倒英国统治集团。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趁“最早的机会，”给中国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说英王乔治三世认为马戛尔尼的使团是到“一个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大使，观察其著名的机构，与其沟通并必须在该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的结果中获得好处 。”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遵守“所有天朝礼仪，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权荣誉或降低你自己的尊严，从而危及谈判的成功。” 登打士强调，他不应该“让任何琐碎拘泥形式成为重要利益的障碍，”而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获得。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马戛尔尼的主要随行人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一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数学工具制造商，和“五位德国音乐家”，他们将晚间演奏 。（这些表演是使团比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员对源自中国的艺术形式表示赞许），乔舒亚•雷诺画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马戛尔尼甚至带来了热气球，计划让他的使团成员乘其飞越北京，作为示范，但没有成功。　　

马戛尔尼的使团没有完成一项具体目标；观念的差距实在太宽。马戛尔尼意在表明工业化的好处，但皇帝将他的礼物理解为贡品 。英国特使期望他的中国东道主认识到，他们已经绝望地被科技文明的进步甩在后面，只有寻求与英国的特殊关系，才能纠正自己的落后。事实上，中国对待英国为一个傲慢无知的蛮夷部落想获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国仍然拘泥于其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视了工业化的关键要素：蒸汽动力，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和公共教育。

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发生在马戛尔尼一行到热河访问时，那是位处北京东北的皇帝夏宫，他们乘坐中国游艇沿岸游览，船上载满丰厚的礼品和美味佳肴，但悬挂着一条大幅标语，宣称“英国大使给中国皇帝进贡。”马戛尔尼为了保持与登打士的指示一致，决定“先不言语，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再说。”当他接近北京时，然而，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吏揭开了谈判的盖子，这时观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线下。问题是，马戛尔尼是否要向皇帝磕头，或是否像他坚持的那样，他可以遵循单腿而跪的英国定制 。

中方的陈述以一个迂回的方式开启讨论，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回忆，他们评论“在不同国家普遍存在的礼服的不同模式。”中国官吏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礼服是卓越的 ，因为他们让穿着者执礼时行动更轻松，他们说，“顶礼膜拜是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见皇帝的习俗。”英国代表团在趋见威风凛凛的皇帝之前脱掉其繁琐的膝甲扣和吊袜带就有那么难吗 ？马戛尔尼反驳说皇帝可能会更欣赏他“以相同之礼拜君如拜吾主。”

关于“磕头的问题”的讨论间歇性地持续了几个星期。中国官吏建议，马戛尔尼的选项是磕头或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了。最后商定，马戛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事实证明这是马戛尔尼唯一的赢点（至少作为实际行为；据中国官方报告指出，马戛尔尼，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毕竟最后磕头了） 。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礼仪程序的复杂框架内，这同时也反映了在挫败和拒绝他的建议过程中马戛尔尼的最明智之举。笼罩在包罗万象的礼仪程序中，保证每个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变的目的，马戛尔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开始他的谈判。同时，他带着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效率，他评价说：“与我们相关的每一种情况，和从我们的嘴唇吐出的每一个字，在每分钟都被报告，并被牢记。”令马戛尔尼惊愕的是，欧洲的科技奇迹没有给拿其把玩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可以察别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一行展示他们安装的大炮时，“我们的陪同人员假以轻心，并对我们说，（好像）这种东东在中国没有什么新奇。”他的镜头，战车，和热气球被礼貌屈尊式地拂袖一边。

一个半月后，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圣喻，这段时间完全消耗在欢宴 、娱乐、和关于面见皇帝的相应礼仪的讨论中。　　

最后，他在清晨四点钟被传唤到“一个巨大的、富丽的帐篷内”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参加隆重仪式，乘三十二台大轿出场。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壮观感到惊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神秘的宗教庆祝仪式，其每个功能都是十分庄严肃穆地执行。”对马戛尔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赐予 礼物后应受宠若惊，“给我们几道从他自己的桌上端来的菜肴，”，然后“他亲手斟温酒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立即在他面前一饮而尽。”（注：皇帝亲自为外国使节斟酒，在汉代的“五饵”蛮夷管理术中就已经特别提到。）

第二天，马戛尔尼和同行出席了庆祝皇帝寿诞的集会 。终于，皇帝在戏园包厢里召见了马戛尔尼。现在，马戛尔尼假设，他可以办理他的使馆业务。相反，皇帝拒谈“业务”而给了他又一份礼物，一个宝石匣和，据马戛尔尼记载，“一小本书，由他自己亲笔书画，他要我呈送给国王，我的主人，作为一个友谊象征，说那个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传家宝。”现在，皇帝仁爱表示已被加赋，中国官员建议说，时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马戛尔尼出发的时间到了。马戛尔尼提出抗议，双方还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项目“进入谈判”，他“几乎还没打开他的公文包。”国王乔治的愿望是，马戛尔尼强调，他应被允许作为永久性的英国大使留住中国朝廷。

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员叫醒了马戛尔尼，要求他穿着完整的礼服到故宫，他被召见面聆答复。等待几个小时后，他被领着走上一节楼梯到一个绸缎覆盖的椅子前，坐在那里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封乾隆皇帝给乔治国王的圣旨（信）。中国官员对圣旨叩首，马戛尔尼则单腿下跪。最后，皇帝的圣旨被用全部仪式运回马戛尔尼的商馆。它被证明是英国外交史上一个最屈辱的通信。

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 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天朝三思其事 。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无论当时中国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如何霸道，人们必须记住，它已经在组织和维持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方面工作了几百年。在马戛尔尼的时代，与西方贸易的福祗远非不言自明：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为英国的七倍，皇帝也许以为是伦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过来。毫无疑问，天朝庆贺自己麻利地处理了这一蛮夷使团，这种使团其后二十多年没有重来。但休养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国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仑的战争，它消耗了欧洲国家的资源。拿破仑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国就有了新任务出现在中国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勋爵率领。这次在英国使节和天朝官吏之间关于礼仪的对峙演变成宫殿外的肢体斗殴 。当阿默斯特拒绝给皇帝叩头时，中国人坚持他这样做，称皇帝为“天下主权，”，他断然取消使命。英国的摄政王子被命令“服从”，为“文明转型的进展”而努力；在此期间，没有进一步派大使的必要，“ 以证明你确实是我们的代表。”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派出另一个使团尝试全面决议。 帕默斯顿，对清朝法规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苏格兰的海军将官纳皮尔勋爵并给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和英国驻京大使馆，进入中国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为良好的措施，与日本自由贸易。

纳皮尔抵达广州后，他和当地总督却进入僵局：每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件，因为双方都认为对待一个如此低位的对手是自贬身份。中国地方当局给纳皮尔起了一个中国外号，称他为“碌碌小人”，他则使用本地的翻译服务在广州周边张贴交战书。最后，天命为中国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蛮夷问题，纳皮尔和他的翻译官都染上了疟疾热病并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在死前，纳皮尔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当时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礁岩岛，他评估它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天然良港。

中国可能为强迫另一轮叛逆蛮夷遵守天朝法则而沾沾自喜。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接受拒绝。其后每年，英国的坚持变得更具威胁性。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了马戛尔尼使命余波在英国的反应：“如果中国仍然封闭，那么大门必须用炮轰开。”中国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互动，因为它是沿着欧洲和美国的思路设计的。照此计算，将对中国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变形。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不受限制地进口进中国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 。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片贸易 。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点是，要求维多利亚女王负责铲除在英属印度领土（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马尔瓦）上的鸦片：

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

这一请求是合理的，即使以传统中国妄自尊大的浮夸语气修辞 ，同时语言略带威胁。

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国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认为那些是西洋蛮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 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 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从来就没有转到维多利亚（另一说，英国外交大臣劝维多利亚女王不要回信；总之，林则徐没有收到复函，译者）。在此期间，英国舆论认为林在广州包围英国社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国贸易”的游说者请愿国会宣战 。帕默斯顿发给北京一封信，要求“中国当局对居住在中国的英籍人施加的伤害和对英国王室的侮辱给予满足和补救”，并要求中国永久割让“一个或多个充分大的位置合适的海岸岛屿”，作为英国的贸易站 。

帕默斯顿在他的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是“违禁品”，但他拐弯抹角地在法律上辩护鸦片贸易，认为中国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则下，由于腐败官员的纵容而失效。这种诡辩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顿急不可待地将他的固定决心放在额头：鉴于此事 “紧要”，并且中英两国分歧巨大，英国政府命令一个舰队立即“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缴获“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国船只”， 并占领“一部分方便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

鸦片战争拉开了帷幕。中国最初的反应认为英国进攻的前景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威胁。 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中国和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会令英夷不给力：“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赖坚船利炮，然所涉甚远，必使供给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战而败，后续不济，必溃不成军矣 。” 即使当英国封锁珠江并占领港口城市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而扬威耀武时，林气愤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尔等远海蛮夷如此大胆，竟敢藐侮我天国神威。天道其一，容尔等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倘谦服天朝，至恭至顺，我朝柔远绥怀，或赦尔等往过。”

几百年来天朝宝殿的优势已经扭曲了现实感觉。绷紧优越的假面将加剧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国炮舰迅速攻克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并封锁了中国主要港口。接待马戛尔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顾的大炮炮制了残酷的效果。

一位中国官员，直隶（包括北京和周边省份的行政区）总督琦善，当他被派往与北驶天津的英国舰队初步交涉时，才明白中国的脆弱性。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对抗英国海载火力：“虽无风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无以复加...彼炮塔架于旋盘之上，使其炮口转动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 “置文官而管军务...不谙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结论，这个城市（天津）在英国海军力量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他选择了抚慰和疏导英国，保证他们在广州的纠葛一直是一个误解，并没有体现出皇帝“温良公正的意图。”中国官员会“公正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但首先，“英国舰队扬帆南下，势在必行”，并在那里等待中国的督察。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招居然好使。英国军舰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国北方城市完好无损。

基于这一成功，琦善又被发往广州接替林则徐和管理蛮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英国的技术优势程度，他指示琦善与英方代表开展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中国可以聚集力量：“使敌夷疲于冗长谈判，” 他用朱红御笔批道，“然我可突袭彼，制彼于一役。”林则徐因激起蛮夷躁动而被耻辱地解雇。他踏上遥远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和起草建议中国发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达中国南方的岗位上，琦善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况。英国要求领土割让和战争赔偿。他们回到南方是为了得到满足，他们将不再被拖延战术推迟行事。在英军对若干海岸工事开火后（虎门之战），琦善和他的英国对手，上尉查理•义律，谈判了一个草案协议，即《穿鼻草约》，其中授予英国对香港的特殊的权利，承诺600万银元的赔款 ， 并允许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未来在同等条件下交往（也就是说，英国将不用像通常蛮夷觐见者那样遵守保留的礼仪） 。

这笔交易被中国和英国政府都拒绝了，每方都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条款 。由于擅自超越指示，对蛮夷屈认太多，道光帝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然后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 。英国的谈判者，查理•义律，面临着一个较为温和的命运，因收获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顿骂个狗血喷头：“纵观你的整个程序过程，” 帕默斯顿抱怨道，“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是废纸。”香港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义律过于和解性，没有坚持更有价值的领土，或强迫更严厉的条款。

帕默斯顿又任命了一个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 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许，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中，中国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做法。”抵达中国后，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中国诉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

璞鼎查现在面临另一中国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中国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中国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中央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中国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 。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他在英国，但从此后以“弗德里奇•耆英•璞鼎查”而闻名 ）。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天朝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诚然，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他们，但更需要用娴熟的手段控制他们 。有些时候，有可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向走，但不能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故意暴露一切，使他们不会怀疑，于是我们可以驱散他们逆反心理的躁动。有时我们给他们招待和娱乐，在这之后他们有升值的感觉 。然后在其他时候，我们以心**宽广的方式显示对他们的信任，使得在讨论具体事情时斤斤计较显得没必要，于是我们就能在掌中之事上得到他们的帮助。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中国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国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中国的 。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中国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十九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托马斯•米多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 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 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中国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中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中国，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 。（中国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

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直到那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现在，她面对一个外国势力决意用武力威胁中国从其“进贡国”名单上除名，以证明自己的主权与天朝平等。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天朝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中国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 。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中国的记录（或至少是那些外国人可以见得到的）将不再把英国描述成 “乞求”中国当局或“颤服”他们的 “命令”。

天朝已经明白中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获取中国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 。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和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