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向，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象其成形 。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对中国沿海提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这有些矛盾地被认为是威胁，因为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不与中国协调。

从北部和西部，具有扩张性和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试图撬松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作为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在当代中国被视为相当沮丧，一个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而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前进并不断勒索屈辱的条件，天朝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实施管理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作为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建议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而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关于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并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 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这种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的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利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 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鉴于几近阳痿的中国军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气景愿之间的对比，保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的后卫防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没有庆功大会，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复和内部斗争所标志，有时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后挺过来。这场斗争使中国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担当，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最终防线。但它保存了中国的理想—作为掌管自己命运的大陆实体国家。有着伟大的纪律和自信，它一直为后来的中国崛起时代敞开大门 。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行船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诈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一个中层儒家官吏，他是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 。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超越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魏源1842著《海国图志》，其实质上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重大物质缺陷—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 。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意译）：

凡有两法可攻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人和潜在的需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可以给予英国想见压力的国家 。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其中汉、唐、和清初管理了具有侵略野心的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 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刺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敌友互为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 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

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 “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天朝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盖—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 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进行了近二十年之久的叛乱。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 。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 。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蹂躏 。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加激励（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 ， 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 。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种药可能入口不痛快，但后效将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 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 “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 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 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 。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这是中国首次在对现代西方势力的战斗中胜利，它至少是暂时地撕碎了中国军事阳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暂时缓阻英国大使的前进。帕默斯顿派遣埃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下令占领首都和“让皇帝讲道理。”作为 “大沽口反抗”的 报复和象征性展示西方强权，埃尔金下令放火焚烧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宝贵艺术珍品被销毁—这一行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被中国所唾恨。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遇到优势的力量 。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 。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 。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 。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 。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 ）、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 ）。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 。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聪明和诡计多端的年青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并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 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 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 本的。

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 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 。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 。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 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悲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 。罗刹（ 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 。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必要， 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 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 永久策略。 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 。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政治优势的虚张声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著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捍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备忘录（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 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 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著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司令，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在与外国人联系时，你的方式及仪态不应该太轻浮，你应该有一个略显模糊，休闲的外观。让他们的侮辱、欺骗、蔑视以及一切似乎被你理解，但又似乎不理解，总之你应该看起来有点愚蠢。”（其实，李鸿章后来发展了一种“痞子腔”外交风格，译者）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 。 。 。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 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对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 “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

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 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在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非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 。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 ...。 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对手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啥 。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基辛格忽略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对日本的影响，译者）。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普通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拒绝扩延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 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的主张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 。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 。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 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 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 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则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乃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

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 。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 乎？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反，日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韩国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长处，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善颐和园上。

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的定期被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激励，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未遂刺客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 。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 。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提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 。 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重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的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现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著地更多 。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可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国保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希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承受能力之外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矛盾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 。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被针对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它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