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在会议开始时，蒂里奥向议会提出了司法部长在前一天策划的提案：议会并没有领会其意思，它没有在上午九点表决，而是进行讨论，拖延了很久，到下午一点钟才投票表决。
已经太晚了！
这四个小时使欧洲的自由推迟了一个世纪。
塔里昂干得更巧妙。
受公社的委托下命令要司法部长来市政厅，他写道：
部长先生，
收到此函后，请来市政厅一晤。
只是他搞错了地址。他写上：呈交陆军部长，而不是：呈交司法部长。
大家等的是丹东，来的却是塞尔旺，他局促不安地询问大家要他干什么：大家一点儿也不需要他干什么。
这场误会总算真相大白，可是已经上当了。
我们曾说过议会在下午一点才投票，表决得太迟了，而公社并没有拖延，而是充分利用时间，
公社要干些什么呢？它要求大屠杀和专政。
下面就是它是怎么进行的。
正如丹东所说过的，屠杀者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多。在九月一日到二日的夜里，正当吉尔贝枉费心机地想把安德烈救出修道院的时候；马拉已经把他的鼓动者派往各个俱乐部和各个区了，不管他们如何狂热，他们在各俱乐部收效不大；而在四十八个区里，只有两个：普瓦拉尼埃尔区和卢森堡区赞成大屠杀。
至于专政，公社深感要能如愿以偿的话，只有借助于这三个名字：马拉、罗伯斯庇尔、丹东。这就是它为什么下令要丹东来市政厅的道理。
我们看到丹东已经有所预见：丹东没有接到信，因此也没有来。
假如他接到命令，假如塔利昂没有把信送往陆军部，而是交到司法部的话，丹东也许不敢违命。
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公社不得不作出决定了。
它决定任命一个监督委员会，可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能任命公社以外的人员担任。
是由帕尼斯来负责处理这件事。通过他的上帝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连襟桑泰尔，帕尼斯在市政厅中是举足轻重的―大家都很清楚前检查官帕尼斯为人虚伪而固执、是个做过几首打油诗的可怜小作家，凭他自己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但通过罗伯斯庇尔和桑泰尔，我们认为，他在市政厅里如此有力量，竟授权给他挑选三名成员去补充监督委员会。
帕尼斯不敢单独行使这项奇怪的权力。
他替自己找了三名同僚：塞尔让、迪普兰、儒迪伊。这三个人从他们方面又找了五个人：德福尔格、朗方、盖歌、勒克莱尔和迪福尔．
原始文件上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和儒迪伊四人的签字，但是在文件边上的空白处，发现另一个名字，由四个签字人中的一个在上面草签，模糊不清，可是认得出这是帕尼斯草签的。
这个名字，乃是马拉的名字，马拉，他既无权参加这个委员会，又不是公社成员。
有了这个名字，大屠杀名正言顺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扩充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可怕的发展。
我们说起过公社的做法和议会不同，它也没有拖延时间。在十点钟，监督委员会已经宣告成立，并发出它的第一道命令，这第一道命令是从委员会所在地区政府―区政府那时就是今天的警察局押送人；这第一道命令的目的，我们说过，是从区政府里押送二十四名犯人去修道院。在这二十四名犯人中有八九名是教士，换句话说八九个人穿着最令人憎恶的、最令人痛恨的服装，那些在旺代省以及在法国南方策划打内战的人的服装，教士的服装。
马赛和阿维尼翁的公社战士把他们从监牢里带出来，叫来四辆马车，每辆车子坐上六名犯人，然后启程。
动身的信号是三下告警炮声。
公社的意图是很容易明了的：这个缓慢阴郁的行列必将激起人民的愤慨，很可能，或者在途中，或者在修道院门口，马车会被拦住，而犯人会被扼死，那时，大屠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不论在公路上或在牢房的门口开始，这件大事就通行无阻了。就是在马车驶出区政府时，丹东才决定走进议会。蒂里奥所提的方案已经毫无用处，正像我们已经讲过的，要对公社适用刚才所作的决定，为时已经太晚了。
剩下来的是专政。
丹东登上讲坛；不幸的是他只有单独一人。罗朗是一个过于老实的人，以致没有伴随着他的同事！
人人用目光搜索罗朗，可是罗朗并不在那儿。
人人很清楚需要武力，但徒然地要求道德。
马尼埃尔刚才向公社报告了凡尔登的危急状态：他曾建议应征入伍的公民当天晚上在练兵场集合，以便第二天清早能够开拔，向敌人进军。
马尼埃尔的建议被通过了。
另一名成员建议，鉴于危险的紧迫，应该鸣放警炮，敲响警钟，打起紧急集合鼓。
对这第二项提案，进行了投票，像第一项建议一样被接受了―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吉的、凶险的、可怖的措施：铜鼓，警钟，大炮在最平静的心田中引起了阴沉的回响，忧郁的震动。在这些已经很激动的心中更是不得了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算计好的。
第一声炮响，必须绞死博西勒先生。
让我们立即为这么受人注目的人死亡而伤感地宣布，博西勒在第一声炮响中终于被绞死了。
第三声炮响时，我们前面说过的马车要从警察局起程，此刻，大炮每隔十分钟响一声：刚才去观看绞死博西勒的那些人能够准时到达，以便观看犯人们经过并参加对他们的屠杀。丹东通过蒂里奥对公社进行的一切活动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知道旺代省的危急，他知道在练兵场集合的决定，所以他知道告警炮即将鸣放，警钟即将敲响，紧急集合鼓即将打起来了。他决定对拉克鲁瓦作出答复―我们都还记得他要求专政―他借口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建议投票通过《任何人拒绝为国效劳或放下武器都将处以极刑》的提案。
接下来，为了使大家不误解他的意图，为了使大家不致把他的计划和公社的计划混为一谈，他说：
“即将敲起的警钟，并不是一种报警的信号：这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为了战胜他们，先生们，我们就必须勇敢，再勇敢，永远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回答了他的发言。
这时，拉克鲁瓦站了起来，轮到他来提出要求：”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拒绝执行或以任何方式阻碍行政当局发布的命令及采取的措施的人们处以死刑。”
议会充分明了，这一次，向它要求投票通过的乃是专政；表面上它是赞同的，但是却任命了一个吉隆特派的委员会来草拟法令。不幸的是吉隆特派，像罗朗，都是一些太正直的人，他们对丹东一点不信任。
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六点钟。
丹东感到很不耐烦：他要求做好事，而大家强迫他任人做坏事！
他悄悄地向蒂里奥说了一句话，就走了出去。
他轻声地讲了些什么呢？万一议会授权给他，可以重新找到他所在的地点。
哪儿能够重新找到他呢？在练兵场，在志愿兵中间。
万一议会授权给他，那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是使这一大批武装的人认识到专政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战争，是和他们一起返回巴黎，将一些刽子手像装在一张巨大的网里带到边疆去。
他一直期待到晚上五点，一个人也没来到。
在这个时刻，带往修道院的犯人们遭遇到些什么呢？且让我们随着他们：他们走得慢，我们很容易赶上他们。首先，关押他们的马车保护了他们，出于他们感觉所冒危险的本能，使每个人都躲藏在车子深处，尽可能少在车门外露面，然而那些负责押送他们的人本身暴露了他们，民众的怒气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他们用言语去挑逗他们的怒气。
“喂，”他们对停下来的过路人说，“这儿是一些卖国贼！这儿是普鲁士人的帮凶呀！这儿，是把我们的城市交出去的人呀！这儿是杀害你妻子，儿女的人呀！在你们向边境进军的时刻，是不是让他们留在你们背后！”
不过，这一切是不起作用的，正如丹东所说的，杀人者毕竟是很少数，所得到的是愤怒、喊叫和诅咒，而一切就到此为止。车队沿着码头的路线，九号桥，多菲纳街行进。
他们没能使犯人们不耐烦，他们没能使人民的手达到用来杀人的程度，他们走近了修道院，到达比西十字路口：是公告的时候了。
假如让犯人回到监牢里，假如在他们进去后有一天被杀死，这显然是出于公社周密考虑的命令，而不是民众自发的愤怒而杀死他们。
命运来帮助作恶的意图和血腥的计划了。
在比西十字路口处耸立着一所招募志愿兵的剧场。交通出现了阻塞，马车被迫停下来。
机会是绝妙的：如果丢失了，这个机会将不会再出现。有一个人推开卫兵，卫兵由着他推开，他登上第一辆马车的踏板，手扶一把军刀，好多次任意地把他的刀刺进马车车厢，抽出来刀上沾满了猩红的鲜血。
犯人之中有人带着一根手杖，他用这根手杖去挡开攻击，不料他的手杖触到一个押送队员脸上。
“啊！强盗！”这个人叫喊，“我们护送你们，而你们竟打我们呀！伙计们，快来救我呀！”
有二十来个人，就巴不得这声召唤，立刻冲进人群，手持装有长木柄的矛和大刀；他们从车门向里面投掷矛和刀，大家开始听到痛苦的叫喊声，看到伤亡者的鲜血从车子中流了出来，在街上留下一连串血迹。
血在召唤血：大屠杀开始了，它将一连延续四天。拥挤在修道院中的犯人，从一清早起，从他们看守的脸孔，从他们透露的三言两语，判断到某些阴晴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公社下达了一条命令，在所有的监狱中，这一天吃饭时间提早了。这种监牢惯例的变动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决不是吉兆。犯人们因此焦急地等待着。
将近四点钟，远处人群低沉连续的声音犹如涨潮后的第一次波涛开始来撞击监狱围墙的基石。有些犯人从小塔上面向圣玛格丽特街装有栅栏的一些窗口，一眼瞧见了那些马车，当时，满是愤怒和痛苦的吼叫声从四面八方的门窗洞里传进监狱中。“这就是大屠杀啊！”的喧哗声在走廊里传播开来，渗透到各个房间，直至最深处的囚室。
接着，大家听到另一个喊叫声：“瑞士兵！瑞士兵，”在修道院中关押着一百五十名瑞士兵。人们费了大力把他们从八月十日民众的愤怒中抢救出来。公社很了解人们对红色军服的仇恨。所以要使民众动手干的一个绝妙办法，使他们从瑞士兵开始大屠杀。
杀死这一百五十名倒霉鬼，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最后一名被杀死了―最后一个是里丁少校，我们己经提起过他的名字―人们需要杀教士了。
教士的答复是他们十分愿意死去，但是他们希望能作忏悔。这个愿望立刻得到了满足：人们同意他们暂缓两小时。这两小时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组成一个法庭。谁组成这个法庭呢？谁主持它呢？马亚尔。
第一七O章 马亚尔
七月十四日的人，十月五日和六日的人，六月二十日的人，八月十日的人，也应该是九月二日的人。
不过，夏特莱的旧掌门官打算对大屠杀采用某种格式，具有庄严的外形，合法的外表：他要处死贵族们，可是他希望他们合法地被杀死，按照人民宣布的判决被杀死，他认为民众是唯一不犯错误的法官，也是唯一有权宣告无罪的法官。
在马亚尔成立法庭之前，差不多有二百个人已经被杀害了。唯有一个人得救：修道院长西卡尔．
另外两个人，趁着纷乱穿过一扇窗子混在修道院开会的区委员会中间，他们就是新闻记者帕里索及王室的管家拉夏佩尔。委员会成员们让逃跑者坐在他们一旁，并用这种方式救下他们。即使这两个最后的人得以逃生，也不应该感谢杀人者：这不是他们的错误。
我们说过在警察局档案里有一份值得参观的珍贵文件，就是马拉参加监督委员会的委任状，另一份同样珍贵，乃是修道院的登记薄，上面至今还是血迹斑斑，可见当时法庭人员也被溅到鲜血。
让人给你出示一下这本登记簿，因为你正在寻找动人心弦的纪念品，你将在页边空白处时时刻刻看到两个注释中的一个，都是用一种粗大、漂亮、斟酌过的、非常清楚、非常冷静、毫不心乱、毫不惧怕或全无悔恨的字迹写着“经人民审判后处以死刑”,或者“经人民同意免予处分”，在这两个注释下面都有这个名字：马亚尔。
后一个注释重复出现过四十三次之多。
所以，马亚尔在修道院拯救了四十三条性命。
再说，他在将近晚上九、十点钟执行任务时，我们看看从雅各宾俱乐部出来，走向圣安娜街的那两个人。
这是大祭士和门徒，是师父和弟子，是圣朱斯特和罗伯斯庇尔。
圣朱斯特是我们在普拉特里埃尔街住处接待三个新泥瓦工的那天晚上看到过的，圣朱斯特脸色苍白而多疑，白得不像男人的脸色，没有血色得不像女人的脸色，系着上过浆的硬领带，是一个冷酷、无情和生硬的老师的学生，却比他的老师更生硬、更无情、更冷酷！
至于师父，在这一系列人与人冲突、情欲与情欲冲突的政治斗争中还有一些激情。
至于弟子，发生的一切只是一盘大规模的棋赛，而赌注乃是生命。
你要和他对赌，当心别让他赢啦，因为他将是不可战胜的，他决不宽恕输家的。
罗伯斯庇尔那天晚上没回到迪普莱家去是有他的理由的。早上，他曾讲过他多半要下乡去。
年轻人，我们甚至会说乳臭未干的孩子，圣朱斯特在旅店中租了一间小房间，使他在九月二日到三日的这个恐怖的夜晚感到似乎比自己家里更为安全可靠。
两个人一块儿走进旅店时差不多将近十一点了。
不用询问这两个人谈论些什么，他们正在谈论大屠杀。不过一个人在谈论时带着卢梭学派哲学家的多愁善感，另一个人则带着孔迪雅克学派数学家的枯燥乏味。
罗伯斯庇尔，犹如寓言中描绘的鳄鱼，有时会对他处死的人滴出眼泪。
圣朱斯特走进他的房间后，将帽子放在一张椅子上，除下领带，脱下上装。
“你在干什么？”罗伯斯庇尔问他。
圣朱斯特注视他的目光那么惊讶，罗伯斯庇尔又问：“我问你在干什么。”
“我要上床啦！”年轻人回答。
“干什么？”
“干大家在床上干的事，为了睡觉嘛。”
“怎么？”罗伯斯庇尔叫了出来，“你在这么一个夜晚竟会想到睡觉吗？”
“为什么不呢？”
“当成千上万名牺牲者倒毙或将倒毙之时，当今夜对那么多今晚还在呼吸，而明天将停止生存者是最后一个夜晚之时，你竟能安心睡觉！”
圣朱斯特沉思了片刻。
接着，好像在这短暂的静默中，他从内心深处得到一种新的信念。
“是，真的，”他说，“我懂了，而我也懂得既然你自己批准了它，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假定是黄热病，假定是鼠疫，假定是地震，也将会死去同样多的人，甚至比马上要死的人更多，而对社会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们敌人的死亡，则将对我们带来安全。为此，我奉劝你回家去像我一样上床，并且努力像我一样去睡着。”
说完这番话，无动于衷、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上了床。
“再见，”他说，“明儿见！”
他进入了梦乡。
他的睡眠很长、很平静、很安宁，就像在巴黎什么异常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睡着，而醒来已近清晨六点了。
圣朱斯特看见日光和他之间好像有一个影子，他翻过身来向着他的窗口，认出了罗伯斯庇尔。
他以为罗伯斯庇尔上一夜出去后，已经回来了。
“谁使你这么早又来啦？”他问道。
“谁也没有，”罗伯斯庇尔说，“我没有出去过。”
“怎么！你没有出去过吗？”
“没有。”
“你没上床？”
“没有。”
“你没有睡觉？”
“没有。”
“那你怎么过夜的呢？”
“站着，额头紧贴着窗玻璃，倾听着街上的声音。”罗伯斯庇尔并没有说谎：或许是出于疑虑，或许是出于恐惧，或许是出于内疚，他一分钟也未合过眼！
至于圣朱斯特，这天夜里和其他夜里睡得一模一样。再说，在塞纳河的另一端，有一个人在修道院的大院里并不比罗伯斯庇尔睡得多。
这个人身子倚在面向着大院的最后一个门洞的角落里，差不多隐没在暗影中。
下面是这间被改成法庭的最后一个门洞内的景象。十二个人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四周，桌子上面放着刀、剑和枪支，还点着两盏铜灯，连大白天也少不了要点灯照明。
从他们暗淡的面孔，从他们强壮的体型，从他们戴着的红色贝雷帽，从他们肩上披着的卡马尼奥拉服，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一些老百姓。
他们之中的第十三个人，穿着磨损的黑衣服，白坎肩短裤子，严肃阴郁的面孔，没戴帽子，是这十二个人的主席。这人也许是唯一会读书、写字的人，面前放着一本囚犯花名册、纸张、钢笔及墨水。
这些人是修道院的审判官，可怕的审判官作出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这些判决可由五十来个拿着刀、大刀、长矛，等候在满是血泊的大院中的刽子手立即执行。
他们的主席，就是掌门官马亚尔。
他是不是自己想来那儿呢？他是不是由丹东派来，要在别的监狱里，即在卡尔默、夏特莱、福斯，像在修道院所做的那样拯救某些人呢？
这就无人知道啦。
马亚尔在九月四日失踪了，再也没人见到他，也未听人谈起他，他像淹死、像被吞没在血泊之中了。
在此期间，从前一夜十点以来由他主持法庭。
他到了，他放好这张大桌子，他让人拿来花名册，他任意地在第一批来到的人中间指定了十二名审判官，接着，他坐在桌子中央：陪审官中六个人坐在他的右边，六个人坐在他的左边，大屠杀在继续进行，但这次具有某种规则。
人们念出花名册上排列的名字，由监狱看守去找来犯人，马亚尔说明该人被监禁的原由；犯人出来了，主席用目光征求他的向僚们的意见，如果犯人被定罪，马亚尔只是说：
“去福斯吧！”
那时，外面的门打开了，被判了刑的人就倒在屠杀者的刀下。
假如，相反地，犯人被免予处分，黑色的幽灵站起身来，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说：
“把他放了！”
犯人就此获救了。
在马亚尔来到监狱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人离开了墙壁出现在他面前。
从他们之间交换的头几句话中，马亚尔已经认出了来人，而在他面前弯下了他高大的身材，也许不是顺从，但至少是一种客气的表示。
然后，他让他走进监狱，放好桌子，建立好法庭后，他就对他说：
“请站在那儿，你感兴趣的人一旦出现，给我一个暗号。”这个人把臂肘支在墙角落里，从前夜起他就在那儿，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等着。
这个人就是吉尔贝。
他向安德烈发过誓绝不让她死去，他尽力遵守他的誓言。从清晨四点到六点，屠杀者和审判官有片刻的休息。他们在六点钟吃了早饭。
在睡眠和休息的这三个小时之间，公社派来两轮大车把尸体运走了。
由于有三寸厚的血凝结在院子里，由于脚踩在血上打滑，由于把它洗去很费时间，大家拿来一百多捆干草，撒在路面上，并用牺牲者的衣服，特别是瑞士兵的制服铺在上面。
衣服和干草吸干了鲜血。
可是，正当审判官和屠杀者们酣睡时，犯人们却因恐怖而心惊肉跳、彻夜不能入眠。
不过，当尖叫声消失了，当点名停止了，他们重新又有了一丝希望：也许只有一定数量的判刑者被指定杀死，也许大屠杀仅限于瑞士兵和国王卫士，这种希望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将近清晨六点半钟，尖叫声和点名声又重新开始了。那时，有一名监狱看守下楼来对马亚尔说，犯人已经作好死亡的准备，但要求做一次弥撒。
马亚尔耸了耸肩膀，尽管如此，他仍同意了请求。况且，他正忙于听取公社派来的一个身材瘦长、面孔光滑、棕褐色衣服、戴着假发的使者，以公社的名义对他所作的赞扬。这个人就是比洛一瓦兰纳。
“勇敢的公民们！”他对屠杀者们说，“你们刚才从社会上清除掉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市政厅不知如何酬答你们。毫无疑问，死人的遗物应该归你们所有，但这将和抢劫相似。作为这种损失的补偿，我负责送给你们每人八十利弗尔，并且当场兑现。”因此，比洛一瓦兰纳立刻让人把他们干血腥活的工钱发给屠杀者。
下面这儿发生的事情，说明了公社另有赏踢。
在九月二日晚间，这些进行屠杀者中的一些人―这是少数，而大多数屠杀者属于附近的小商贩―是无鞋无袜的；他们也就贪婪地注视着贵族们脚上的靴子。结果他们派人去要求区里准许他们将死人的鞋子脱下来穿在他们的脚上。区里同意了这项要求。
从那时候起，马亚尔才意识到大家以为不用请求，结果不仅拿了鞋子和袜子，而且还拿了一切好拿的东西。
马亚尔发觉大家破坏了他主持的屠杀，就把这种情况向公社作了汇报。
这就是比洛一瓦兰纳的使命，而他肃静虔诚地听着。在这个时候，犯人们在望弥撒；主持弥撒的是修道院院长朗方，国王的讲道人，在旁辅助的是宗教作家，院长拉斯蒂涅克。这是两位满头白发、面容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他们在讲台上讲解忍受和信心，对这些不幸者施加慈悲、仁爱的影响。在所有的人下跪、接受朗方院长祝福时，点名又重新开始了。
第一个被点到名字的是忏侮师的名宇。
他做了一个手势，结束了他的祷告，跟着来找他的人去了。第二个教士留下来继续悲伤的告诫。
随后，轮到他被叫到，轮到他跟着来叫他的人走了。犯人们就留在那里。
当时，谈话变得凄惨、可怖、奇特。
他们讨论到接受死亡的方式，痛苦可能有短有长。有些人愿意伸出脑袋，使头能够一下子落下来，另一些人愿意伸直双臂，使死亡能够从各方面达到胸膛；最后，还有一些人愿意把双手放在背后，不作一点反杭。
有一个年轻人走出来说：
“我马上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死法。”
他登上一个小的墙角塔，装有栅栏的窗口正面对着进行大屠杀的大院，从那儿，他对死亡进行了观察。
后来他回来说：
“死得最快的是那些有幸被击中胸口的人。”
在这时，大家听到这些话：“我的天主，我到您这里来了！”接下来是一声叹息。
一个人跌倒在地，在石板地上挣扎着。
这是国王的宪兵．上校尚特兰纳先生。
他在自己胸口戳了三刀。
犯人们接过他的刀，但他们举棋不定，其中只有一人终于杀死了自己。
在那儿有三名女人：两名惊慌失措的年轻姑娘，正紧紧挨着两位老人，一位身穿孝服的女人，冷静地跪着祈祷，并在她的祷告中微笑着。
两个年轻姑娘就是德·卡佐特小姐和德·松布勒伊小姐。两位老人就是她们的父亲。
身穿丧服的年轻妇女就是安德烈。
有人在叫德·蒙穆兰先生了。
德·蒙穆兰先生，大家还记得是一位旧大臣，国王就是凭他发给的护照试图逃亡的；这个人物如此不受欢迎，以致前一夜一个青年几乎被杀，就是因为与他的姓氏相同。
德·蒙穆兰先生没有来听两位教士的讲道，他留在房间里，暴跳如雷，悲痛欲绝，呼唤他的敌人，要求武器，摇动他牢房的铁栏杆，并打破一张橡树桌子，桌面板有两寸厚。
人们用了武力才把他拖上法庭；他脸如死灰、双目冒火，高举着双拳走进了门洞。
“去福斯吧！”马亚尔说。
前部长似乎把这句话看作是真的，认为是一次简单的递解。
“主席，”他对马亚尔说，“既然这么说使你高兴，我希望你叫人领我上车，使我能免去刽子手们的侮辱。”
“替蒙穆兰先生叫一辆车子，”马亚尔极有礼貌地说。他随即又对蒙穆兰先生说：
“请您坐下来等候车子，伯爵先生。”
伯爵低声抱怨着坐了下来。
五分钟之后，有人通知车子在等着。一个不知什么家伙，明白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他也陪演。
别人打开了倒霉的门，通往死亡的门，蒙穆兰先生走了出去。
他还未走出三步，就挨了二十下长矛，跌倒在地。
然后，来了一些别的犯人，他们的名字不见经传，早已淹没在遗忘中了。
在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名字中，有一个名字被叫了出来，恍如一道闪耀的火光：这就是雅克·卡佐特的名字；卡佐特这个有宗教幻觉的人，在革命前十年已经向每个人预言等待着他的命运，卡佐特是《多情的魔鬼》、《奥利维尔》、《一千零一件琐事》的作者。疯狂的想象，恍惚的灵魂，炽热的心肠，狂热地选择了反革命事业，在给他的朋友国王年俸管理机构的职主普图的信中，表达了在我们那个时刻用死刑来惩罚的这些意见。
他的女儿担任他的秘书来写这些信件。在她的父亲被捕之后，伊丽莎白·卡佐特就来要求一同入狱。
如果允许某一个拥有保王意见，那这个人当然是指七十五岁的老人。他深深扎根于路易十四王朝，为了哄勃艮第公爵入睡，他曾写过两首曲子，十分流行：《在阿德纳省的正中央》和《大嫂，该把床弄弄热》，但这跟哲学家说得清，而跟修道院中屠杀者是说不清的，卡佐特也是事先定了罪的。
一眼看见白发苍苍、双目炯炯有神、富有灵感头脑的这位老人，吉尔贝离开了墙壁，作出一个要走到他面前的动作。马亚尔看到了这个举动。卡佐特紧靠着他的女儿朝前走着。走进门洞，姑娘明白她是来受审判的。
当时，她离开了她父亲，双手合掌，用如此温柔的言语去祈求血腥的法庭，使马亚尔的陪审官们开始沉吟不决了：可怜的孩子看到这些粗暴的躯壳里，还有一些良心，但她必须投入深渊才能找到，她低下了头，以同情怜悯为向导，投到里面。这些人从不知道眼泪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竟然哭了！马亚尔用手背擦了一下生硬、无情的眼睛，二十多个小时以来它们出神地凝视着大屠杀，而未曾有过一次下垂。
他伸出了手臂，按在卡佐特的头上说．
“把她放了吧！”
年轻的姑娘不知怎么想才好。
“别怕”，吉尔贝说，“你的父亲得救了，小姐。”
有两名审判官站起身，陪伴卡佐特直到街上，生怕某种命中注定的失误使刚才免去死亡的牺牲者又被杀死。
卡佐特―至少这一次―卡佐特脱身了。
时间过去了，大屠杀继续在进行着。
有人为旁观者拿来一些长凳放在大院里。屠杀者的老婆和孩子才有资格参加观看：况且，认真的演员们，光是付钱给他们还不够，他们还希望有人鼓掌喝彩。
快近晚上五点，叫到松布勒伊先生了。
此人如同卡佐特，是一位出名的保王党人，他同样不太可能被释，大家都还记得，这位巴黎荣军院的长官在七月十四日曾对人民射击。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国外，在敌人军队里：他的一个儿子在包围隆维一役中干得很出色，因而获得普鲁士国王的勋章。
松布勒伊先生看上去也是高贵而顺从的，挺胸昂首，一头拐曲的白发一直垂到他的制服，他也靠在她女儿身上。
这一次，马亚尔未敢贸然下令释放犯人了：只不过，尽量控制住自己，他说：
“不管有罪或无罪，我认为人民把手浸在这个老头的血泊中是不体面的。”
松布勒伊小姐听到这番在神圣天平上举足轻重、高贵的话语，就扶住她的父亲，把他拖向生命之门，大叫：
“得救啦！得救啦！”
任何判决也未宣布，既未定罪也未释放。
杀人者中间有两三个人把头伸进洞门里，询问他们应当怎么办。
法庭保持缄默。
“照你们愿意的去做吧，”只有一个说道。
“好吧，”屠杀者叫喊，“让年轻的姑娘为国家的健康干杯。”就在那时，一个浑身血迹、袖子卷起、凶神恶煞似的人递给松布勒伊小姐一只杯子，有些人说是血，另一些人说是酒。松布勒伊小姐喊道：“国家万岁！”把她的嘴唇吸一下杯中液体，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松布勒伊被释放了。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
随后，马亚尔以呼唤活人就像米诺斯（克里特国王。许多神话把他描写成一位贤明公正的国王，死后成为冥府的判官。）呼告亡灵一样无表情的嗓音吐出了这些字：
“安德烈·德·塔韦尔内女公民，德·夏尔尼伯爵夫人。”
一听到这个名字，吉尔贝感到双腿发软，全无勇气了。在他心目中比他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一条生命，即将被讨论和审判，被定罪或释放。
“公民们，”马亚尔对可怕的法庭的成员说，“即将在你们面前出庭的那个女人是一位可怜的女人，过去曾经效忠于那个奥地利女人，可是那个奥地利女人，像王后那样无情无义，以忘恩负义来报答她的忠诚。她为友谊失去了一切：财富与丈夫。你们将见到她进来，一身丧服，是为谁居丧啊？为丹普尔堡里的那个女犯人！公民们，我向你们要求这个女人的生命。”
法庭作出一个同意的姿势。
只有一个人说道：
“应该瞧一下。”
“那么，”马亚尔又说，“瞧吧！”
门被打开，果然，大家瞧见，在走廊深处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衣裳，额上遮着一层面纱，单独走着，没有支撑，步伐坚定。人们也许会说这是来自悲惨世界的幽灵―从那个世界里，正像哈姆莱特所说，还没有游人回来过。
一眼望见这种景象，审判官都毛骨悚然。
她一直走到桌子前面，揭起了面纱。
在众人的眼里，从未见过如此无可争辩的但又如此苍白的美人：这是一尊大理石女神。
所有的目光注视着她，吉尔贝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她用一种既悦耳又坚定的声音问马亚尔。
“公民，”她说，“您是主席吗？”
“是的，女公民，”马亚尔惊奇地回答，作为审问者的他居然轮到他被人审问一下。
“我是德·夏尔尼伯爵夫人，在可耻的八月十日那一天，被杀的德·夏尔尼伯爵的妻子，一位女贵族，王后的女友，我是配得上死的，我来寻求死亡的。”
审判官发出了惊呼。
吉尔贝脸色吓得发白，尽他最大的可能缩在门洞的角落里，打算避开安德烈的目光。
“公民们，”马亚尔瞧见吉尔贝惊惶失措，就说，“这个女人发疯了：她丈夫的死亡使她失去了理智，让我们可怜她，关心她的性命吧。人民的司法不惩罚神志失常的人。”
他站起身，打算像他对宣判无罪的人所作的那样，把手按在她的头上。
然而，安德烈避开了马亚尔的手。
“我神志非常清楚，”她说，“如果你们要宽大一个人的话，请把这个恩典赐给需要并值得它的人吧，然而不要给我，我不值得，而且也拒绝接受恩赐。”
马亚尔转身向着吉尔贝，瞧见他紧紧握住双手。
“这个女人发疯了，”他又重复地说，“愿大家释放她吧！”忙向一名法庭人员示意把她从生命之门推出去。
“无罪的人！”这个人喊道，“让她通过吧！”
有人在安德烈面前闪身让她通过，大刀、长矛、枪支都在这个穿丧服的石像面前放低了。
可是，走了十步路，正当吉尔贝俯身到窗口，隔着窗栅看着她离去，她突然止步了。
“国王万岁！”她叫了起来，“王后万岁！八月十日可耻！”吉尔贝惊呼一声，奔向大院。
他只看见大刀的刀光闪耀，刀刃快速得如同一道闪电，已插进安德烈的胸膛！
他正好来得及把可怜的女人抱在怀里。
安德烈回过头，她失去光辉的目光认出了他。
“我向您讲过，不管您怎么反对，我总要死的，”她喃喃地说。
随即，用一种勉强清晰可闻的嗓子说：
“为了我们两人，爱塞巴斯蒂安吧！”
跟着，她更虚弱地说：
“跟他在一起，是不是？跟我的奥利维埃在一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永远，永远。”
她断了气。
吉尔贝双臂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
五十条赤裸裸的、沾满了殷红鲜血的胳膊同时威胁到他。然而马亚尔来到他身后，伸出手来按在他头上说：“让吉尔贝公民通过，把一个被误杀的、可怜的女疯子的尸体带走。”
大家都闪开了，让吉尔贝带着安德烈的尸首，从屠杀者中间通过，没有一个人想挡他的道，可见马亚尔的这句话在群众中是至高无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