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
1845年，埃普斯在贝夫河畔定居的第一个年头，这一带的所有棉田几乎全被毛虫彻底摧毁了。奴隶们没什么活可干，恐怕要闲上半年时间。后来，贝夫河一带有传言说，圣玛丽教区的糖料种植园里急缺劳力，而且工钱很高。那个教区坐落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上，距离阿沃耶尔县有一百四十英里远。区内有一条大河，名叫里约台客河，它从教区穿过，直接流进墨西哥湾。
通常，收到类似的消息后，种植园主们会决定是否将一批奴隶出租给他们。因此，到了9月份，赫尔莫斯维尔已经集合起多达一百四十七人的奴隶大军，男女各占一半，我和亚伯拉罕、鲍勃都在其中。四个白人负责押送和管理全部的奴隶，分别是埃普斯、阿龙森.皮尔斯、亨利.托勒和艾迪生.罗伯茨。他们一共带了八匹马，两匹用来骑行，两匹拉着一辆四轮马车，另外四匹拉着一辆大货车，上面装着毯子和其他补给品，车夫是罗伯茨先生的奴隶约翰。
大约下午两点钟，我们吃过午饭，准备出发。我分配的任务是照看毯子和补给品，以防路上丢失。跑在最前面的是四轮马车，随后是货车，接着是徒步前进的奴隶们，两名骑手负责殿后，整个队伍就这样离开了赫尔莫斯维尔。
走了大概十到十五英里，队伍晚上经过麦克罗先生的种植园时，停下来留宿。我们生起一大堆火，奴隶们铺开毯子睡在地上，白人们则住在大宅里。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押送人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对着空气把鞭子抽得啪啪响，命令我们马上起来。奴隶们爬起来后把毯子重新卷起，交到我这里，统一放在货车上，之后队伍便开拔了。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还沾满了泥。后来，我们到了一个货棚，那是以前轧棉花的地方，奴隶们勉强能够站进来避雨，但如果要躺下来睡觉却实在没有地方。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将就着挤成一团，熬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又继续赶路。一路上，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仍旧是熏肉和玉米饼，做法也和我们在种植园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沿途先后经过了拉法耶特维尔、蒙特斯维尔、新城，然后到达森特维尔，在这里鲍勃和亚伯拉罕大叔被人雇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几乎每经过一个糖料种植园都有一两个或好几个奴隶被留下来。
途中，我们还经过了大草原。那是一片广阔的原野，除了一些荒废的住宅附近偶尔出现几棵移植过来的树外，整个原野毫无遮挡，一望无垠。这里也曾经人口密集，人们耕耘土地，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被遗弃了。现在这里只零星分散着一些居民，以畜牧为生。我们经过时就看到了许多数量庞大的畜群。来到大草原的中央，四面八方，目力所及，尽是一色的荒野，就像置身于一片汪洋，看不到任何起伏。
我被贾基.特纳雇了下来，他是个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先生，也是个大种植园主。他的宅邸坐落于萨尔河上，离墨西哥湾只有几英里。萨尔河不大，河水缓缓流入阿查法拉亚湾。我最初的工作是在特纳的制糖厂里修补房子，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一把砍甘蔗的刀，和三四十个奴隶一起派到了甘蔗园。我发现，砍甘蔗要比摘棉花好学多了，简单而自然，我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并能跟上速度最快的奴隶了。不过就在甘蔗快要砍完的时候，贾基.特纳又把我安排到制糖厂做把头，负责监督其他奴隶。从开始制糖到最后结束，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碾磨和熬煮的工作，昼夜不停。他们给了我一根鞭子，指示我，只要谁敢偷懒就使劲抽他。如果我执行不力，还有一个负责监督我的人，他会对我毫不会客气。除了监督，我还负责在规定的时间让奴隶们倒班。我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想抽空睡一会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路易斯安那和其他蓄奴州，大概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奴隶们在星期天仍要干活，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不定什么方式的报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奴隶们才能添点小小的奢侈品或便利品。当一个奴隶在北方被收购或被绑架，然后运到贝夫河沿岸的小木屋里时，他们身上的东西几乎被剥夺干净，像刀、叉、碟子、茶壶，任何形状的陶器或任何类型的家具都是不许保留的。来到种植园后，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是一张毯子。主人不需要他们干活时，他们就把毯子裹在身上，或站着，或躺在地上或板子上。他们可以随便找一个葫芦用来装饭，当然，也可以直接拿着玉米棒子吃，没人会干涉。但如果谁敢去问主人要一把小刀或一把煎锅，得到的很可能是被踢上一脚，或者嘲笑一番。如果哪个奴隶的小屋里出现了这类用品，几乎可以肯定，那绝对是奴隶们用星期天的劳动报酬买来的。因此，打破上帝的安息日，尽管在道德上是犯了忌讳的，但能够通过这一天的劳动改变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于奴隶们来说，也是很乐意的，不然他们根本没办法添置餐具和炊具，这些东西又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毕竟他们要自己做饭吃。
到了制糖季节，甘蔗种植园里一周七天都在忙碌。安息日里所有奴隶都要继续劳作，这一点没有人存在异议；同样无须置疑的是，所有的奴隶，特别是像我这样被租过来的，都会因为安息日的劳动而得到相应的报酬。这种情况在采摘棉花最忙碌的季节也是一样的。奴隶们通常利用安息日劳动获得的报酬，购买刀、壶、烟草之类的东西。女人们自然不需要烟草这样的奢侈品，她们往往把微薄的收入用来购买些花哨的丝带，好在节日里装点她们的头发。
我在圣玛丽一直待到元旦，那时我的安息日收入已经攒到了十块。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财路，这就要感谢我的小提琴了。它是我忠实的伙伴，不仅给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更在凄苦的奴役岁月里给了我一丝丝安慰。特纳的种植园附近，有一个名叫森特维尔的小村子，那里的人们常在雅尼先生的家里举行盛大聚会，我经常被叫去为他们拉小提琴。人们对我的演奏非常满意，我也因此得到了不错的报酬，最后我的积蓄竟达到了十七美元。
这样一笔可观的积蓄，在我的同伴眼里几乎是天文数字，我成了一个“富翁”。我经常把这些钱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数，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我仿佛看到各种家具、水桶、精致的小折刀、新鞋子、新衣服和新帽子，一一从我的眼前飘过，我得意扬扬，觉得自己已经是贝夫河两岸最富有的奴隶了。
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有船沿里约台客河而上，前往森特维尔。我无意中听到一艘汽轮的船长和别人谈话，可以确定，这位船长一定是北方人。我决定冒一次险，便鼓起勇气来到这位船长面前，恳求他让我藏到船上的货舱里。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非常渴望能去往自由州，非常希望能摆脱奴隶制的束缚。他很可怜我，但对我说，那样做根本不可能逃过新奥尔良海关人员犀利的眼睛。如果被发现了，会连累他受到惩罚，而且他的船也会被没收。我诚挚的恳求显然博得了他的同情，我相信他一定心生怜悯，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但很快，我胸中燃起的希望的小火苗就被扑灭了，我再一次走向绝望，走向无尽的黑暗。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我们就被集中在森特维尔。几个奴隶主已经到了这里，向种植园主们收取奴隶的租金，随后我们便被带回到贝夫河。就在我们回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在一间脏兮兮的杂货店里看到了提比茨，他的样子看上去挺惨。
后来，听菲比婶婶和帕茜说，我们不在的那段时间，帕茜的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可怜的姑娘真是不幸。埃普斯那个老畜生打她的次数更多，也更厉害了。他每次从赫尔莫斯维尔醉醺醺地回来—那段时间经常如此—他就会鞭打帕茜，好讨太太的欢心。帕茜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惩罚了，很多时候，任何莫须有的理由都会让她挨打，甚至要为埃普斯自己的过失挨打。不过，在埃普斯清醒的时候，他也并非一味地顺从太太无休止的报复心。
总之，在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太太的第一要务就是除掉帕茜：让她从眼前消失，不管是卖掉、打死或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行。其实，帕茜小时候很讨人喜欢，也受大宅里的人欢迎。她那与众不同的活泼本性和乐观的心态，使她得到了许多宠爱与欣赏。据亚伯拉罕大叔说，太太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帕茜，经常喂她吃饼干和牛奶，把她叫到广场上，像逗弄小猫一样逗她玩。但是后来，太太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现在，魔鬼占据了她的心，她的眼里只有黑暗和愤怒，帕茜则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从本性上来说，埃普斯太太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只是她的心智被嫉妒所蒙蔽，其实，她的性格中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住在切尼维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在整个教区很受人敬重。她在密西西比河这边的某些学校里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漂亮、端庄，脾气又好。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和蔼可亲，唯独帕茜除外。她经常趁丈夫不在场的时候，给我们送些美味可口的小吃。如果她没有嫁给埃普斯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如果她能生活在一个与贝夫河截然不同的社会中，她一定是一位高雅而迷人的女性。可惜，没有如果。
埃普斯尊重他的妻子，也爱他的妻子，但这都只是在他粗俗的本性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多数情况下，他极端自私自利的性格严重影响着夫妻之间的感情。
尽管埃普斯心胸狭窄，但他会以自己卑微的方式去爱。他愿意满足她任何的怪念头，答应她的一切要求，当然，前提是不会花太多钱。帕茜一个人在棉花地里顶得上任何两个奴隶，冲这一点，她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卖掉她是不现实的，他很难接受。但太太并不把她这些优点看在眼里，这个高傲的女人的嫉妒心已经全面爆发，她一见到帕茜就满腔愤怒，恨不得一脚把她踩死才甘心。
有时候，她的愤怒也会向埃普斯爆发，但再凶狠的争吵最终也会停下，随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而每到这种时候，帕茜就更加胆战心惊，她常常撕心裂肺地哭泣。因为，每当太太雷霆大怒的时候，埃普斯唯一能够平息她怒火的最好方法，就是答应她要对帕茜施以鞭刑，埃普斯说到做到。因此，这种掺杂着自尊、嫉妒、报复、贪婪和兽欲的战争，在主人的家里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使得整个宅邸天天鸡犬不宁。帕茜是个头脑简单的奴隶，这倒也不失为一个优点，因为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狂风暴雨”所带来的痛苦，最终都会自行消除，不留下一丝痕迹。
从圣玛丽教区回来后，第二年夏天，为了满足我对食物方面的需要，我想到了一个计划，虽然有些幼稚，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得沿河两岸的许多奴隶纷纷效仿。看到奴隶们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也不禁有些扬扬得意了。那年夏季，熏肉生了虫子。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也吃不下去那样的肉。这导致可以供给奴隶们的肉量大大减少，通常到周六晚上前就已经吃光了，即使还有剩余，也肯定是爬满蛆虫，看到就令人作呕。于是，奴隶们便到沼泽里猎取浣熊和负鼠。但我们白天必须干活，完成工作量，只能到晚上去打猎。某些种植园里的奴隶，有时一连几个月就靠这种方式补充肉食。种植园主们并不反对奴隶打猎，那样可以为熏肉房省掉不少事，况且猎杀浣熊也可以保护玉米免遭破坏。奴隶们不准使用火器，所以他们就用狗和木棒打猎。
浣熊的肉很可口，但烤负鼠的肉却更加美味。负鼠的身体呈长长的圆柱状，皮毛为白色，头部像猪，尾部却像老鼠。它们通常在地下挖洞藏身，或寄居在桉树的树洞里，行动非常笨拙迟缓。但负鼠却又极其狡猾，拿树枝轻轻敲它们一下，它们立刻就会滚在地上装死。如果猎人不管它们，没有及时扭断它们的脖子，就去追其他动物，等他们回来时就会发现“死掉”的负鼠已经不见了。这小东西利用假象欺骗敌人，趁机逃走了。事实上，劳累了一天的奴隶们非常疲惫，没有几个人愿意到沼泽地里去猎取晚餐，还不如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反正只要不饿肚子，不吃肉也死不了人。老爷们还怕他们吃得太多会变胖呢，主人们最希望奴隶们像赛马一样精瘦健壮，那样的奴隶利用价值最高。在红河沿岸的许多糖料和棉花种植园中，有很多这样的奴隶。
常言道，需求乃发明之母。为了省却半夜三更到树林里或沼泽地里打猎的麻烦，同时利用我的小屋距离河岸不远的条件，我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解决生活中必需的食物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在河中建一个渔栅。
我做了一个两到三英尺见方的框架，框架的高度根据水的深度来设定。在框架的三条边上，我钉上了木板，木板不能挨得太近，中间留出空隙让水可以自由通过。在第四条边两端的柱子上，各刻出一道凹糟，安一个可以沿凹槽上下滑动的门。框架内放置一个活动底板，能够很轻松地升到框架顶部。在活动底板的中央钻一个孔，将一根手柄或圆木棒的一端插入孔中，从底板下面绑住，但不要绑得太牢，否则便无法转动了。手柄的另一端一直伸到框架的顶部，甚至可以超出框架。手柄上钻有许多小孔，在小孔中插入长长的细木棍，它们朝向四面八方，不管大鱼小鱼，只要从这些小木棍中间穿过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木棍。框架做好之后，固定到水中，渔栅便形成了。
简单说，这个渔栅就是一个有着活动底板和活动门、像板条箱一样的方形笼子。把活动门拉起来，为了不让门自动掉落，我在门的内侧靠下方刻一道凹槽，门拉起来后，在与凹槽对应高度的手柄上也刻一道凹槽，用一根木棍支在这两道凹槽之间，起固定作用。把玉米面加水与棉花揉在一起，变硬后放在渔栅的最里面，这就是诱饵。当鱼儿从门口进入渔栅并向鱼饵游过去时，不可避免地，它会撞在某一根小木棍上，从而导致手柄转动，使支撑门的木棍移位，没有了木棍的支撑，门便落了下去，把鱼儿困进了渔栅。抓住手柄的上端，将活动底板向上提，直到升上水面，便可以将鱼捞出来了。这样的渔栅在其他地方也许早就有人使用，但坦白地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贝夫河中盛产各种鱼类，而且个儿大味美。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伴们再也没有缺过鱼肉。这就好比挖到了宝藏—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多少年来，遭受奴役的非洲儿女们就是守着这条河，辛苦劳作却忍饥挨饿，殊不知这看似萧条的河流实则物产丰富，真是可惜。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们附近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对于冒犯的报复方式。在河对岸，与我们的小屋正相对的位置是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他出身于美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当时，纳奇兹附近的一位先生一直在和他商谈产业收购的事。一天，有个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的种植园报信，说马歇尔先生的种植园里正在发生可怕的争斗，而且已经有人流血，如果不赶快把争斗的双方分开，很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匆忙赶到马歇尔先生家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位来自纳奇兹的先生倒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死了；而马歇尔伤痕累累，浑身是血，正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原来两人商谈收购事宜时，发生了口角，继而拔枪相向，引发了这场无可挽回的惨剧。然而，马歇尔并没有因此坐牢。马克斯维尔当局虽然进行了审讯或调查，但马歇尔最终无罪释放，又再度回到了他的种植园。而且据我看来，这个“灵魂已经沾满同胞鲜血”的人似乎比以前更受人尊敬了。
埃普斯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陪同马歇尔去了马克斯维尔，并在各种场合竭力替他辩护。但是他的好心并没有给他带来好报，马歇尔对他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后来竟与他反目成仇，想要他的命。他们在一次赌博中发生了争执，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有一天，马歇尔拿着手枪和猎刀，骑马来到了埃普斯的家门口，叫嚣着要与他理论；埃普斯没出来，他就骂他是胆小鬼，并扬言一见到他，就要像打死一只狗一样结果他的性命。埃普斯老爷始终没有接受对方的挑战，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胆小懦弱，也不是出于小心谨慎，而是因为埃普斯太太的缘故。可是后来，两人又达成了和解，从此还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北方各州，当事双方肯定会受到惩罚；然而在贝夫河沿岸，这种事却已是司空见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这里的人都习惯带着猎刀，一言不和、拔刀相向的事儿十分常见。从这点来说，他们不像是受过教化的文明人，更像无知无畏的野蛮人。
惨无人道的奴隶制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人类美好的情感都被残酷和暴戾所取代。我每天目睹人间的各种苦难—听奴隶们苦不堪言的抱怨，看他们在无情的皮鞭下痛苦地翻滚，或被恶狗疯狂地撕咬，默默无闻地死去，连寿衣和棺材都没有，就被随意地埋入地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谈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不可否认，在阿沃耶尔县教区，的确还有很多宅心仁厚的好人，比如威廉.福特，他对奴隶们就充满了怜悯；还有很多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悲天悯人，对天下苍生都饱含深情，看到众生受苦受难，他们无法做到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我不想因为奴隶主的残忍而责怪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奴隶生来就低人一等，黑人接受白人的奴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透入骨髓。
奴隶主中可能有仁义之士，自然也可能有残暴之徒—有些奴隶衣食无忧，幸福快乐；而有些奴隶则衣不蔽体，忍饥挨饿，尝尽凄苦。总之，在我看来，一个允许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制度，是残酷的、野蛮的和不公正的。社会上也有些作者创作了一些作品，来描绘奴隶们卑贱的人生。他们大多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庄严面孔，或写实，或杜撰，细述“无知是福”的好处。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扶手椅里，大谈奴隶生活的乐趣。如果让他们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去受苦，和他们一起睡在冰冷的小木屋里，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食物，一样遭受鞭打、追捕、蹂躏，那么他们大概就会以另外一种腔调，来讲述奴隶的故事了。倘若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一个苦命奴隶的内心，了解奴隶心底的愿望—那些在白人面前永远不敢声张的念头—在夜不能寐的夜晚，让黑人和白人并肩而坐，开诚布公地谈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白人就会发现，99%的奴隶都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不比任何人少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