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
岁月流逝，时间来到了1850年。其实，每一年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不过有些事讲来索然无味，徒让读者扫兴，我在此便略过不提了。这一年对菲比的丈夫威利来说，实在是倒霉透顶。威利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所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他。尽管他不常说话，每天都循规蹈矩、毫无怨言地生活劳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里就是一潭死水。从表面上看，他孤僻内向，又固执己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他很冷漠地看待亚伯拉罕大叔的人生哲学，也不搭理菲比婶婶的谆谆规劝。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不带路条，偷偷跑到了附近别的种植园里。
那天也许是聊得太投机了，不知不觉间，他竟然忘记了时辰，等他意识到时，天已经破晓了。他拼命地往回跑，祈祷着能在起床号角响起之前回到宿舍。可不幸的是，他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队。
我不知道，有奴隶制存在的其他黑暗角落是什么样子，但在贝夫河，有一个名为巡逻队的组织，他们的职责就是逮捕和鞭打私自跑出来的奴隶。他们可以任意惩罚一个没有路条就离开主人种植园的黑奴，如果黑奴试图逃跑，他们甚至可以打死他。我也不知道，这是法律还是公众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总之，每一支巡逻队负责一定的地段和距离，种植园主们根据各自奴隶的数量，按比例出资，给他们提供费用。他们一般骑着马，由队长率领，腰里挎着枪，后面跟着狗。白天，我们经常能看见他们急促地奔跑在附近的路上。有时也会看见他们赶着一个奴隶，或用绳子套住奴隶的脖子，牵在马后，向奴隶主人的种植园走去。
倒霉的是，威利就碰上了其中一支巡逻队。他撒腿就跑，想在被他们抓住之前，逃回自己的小屋。但是他们有狗啊，一只快要饿疯了的猎狗很快追上了他，死死咬住他的一条腿不放。巡逻队赶上来，狠狠抽了他一顿鞭子，然后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带回到埃普斯的种植园。埃普斯又更加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两顿鞭打，加上狗咬，威利浑身疼痛难忍，连站都站不稳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地干活，还要跟得上别人的进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威利早已血淋淋的后背，马上又尝到了主人熟悉的皮鞭的味道。这样的痛苦，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他终于决定逃跑。他没有向妻子菲比透露一点想法，便独自开始实施计划。他事先做好了一个星期的口粮，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趁同屋的人全都睡熟之后，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小屋。第二天早上，当集合号角响起后，主人没有看到威利的身影，于是下令搜查每一间小屋，搜查玉米仓库和轧棉房，最后搜遍了院内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威利的踪迹。埃普斯挨个儿盘问我们，竭力想找出威利突然消失的线索，以及他现在可能的下落。他气冲冲地不停咆哮，然后骑上马，到附近的种植园，到四面八方去打听，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威利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他们带着狗到沼泽地里去搜，可是找不到任何踪迹。他们又把狗带到树林里，狗鼻子贴着地面嗅来嗅去，可是没过多久就绕回到了开始搜索的地方。
威利已经逃脱了，他谨慎而巧妙地避开了追捕。几天过去了，几周也过去了，仍然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埃普斯除了诅咒、谩骂，别无他法。那段时间，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话题便是威利，猜测威利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某条河里淹死了，因为他是个旱鸭子；又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鳄鱼给吃了，或者被毒蛇咬死了。不管可怜的威利是死是活，也不管他身处何方，我们始终衷心地祝福他，希望他好运。亚伯拉罕大叔更是无数次虔诚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然无恙。
差不多过去了三个星期，就在我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威利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离开种植园，最开始只是想回到南卡罗来纳州，回到旧主人布福德老爷那里去。白天他躲起来逃过追捕，有时候就藏在树枝间，到了夜里才沿着沼泽向前跑。最后，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来到了红河岸边。正当他犯愁怎么过河时，一个白人看到了他，要他出示路条。他拿不出路条，而且从他的样子，谁都能看出他是个逃跑的奴隶。结果，他被抓到了拉皮德县教区的首府亚历山大，被关进了监狱。凑巧的是，几天后埃普斯太太的叔叔约瑟夫.罗伯茨也到监狱里去了，刚好认出了他。当年埃普斯在赫夫鲍尔居住时，威利曾在罗伯茨的种植园里做过工。所以，罗伯茨向监狱支付了一笔费用，给威利写了一张路条，并在路条后面给埃普斯留了几句话，让他不要鞭打威利，然后让威利重新返回贝夫河了。正是因为罗伯茨向威利保证，说埃普斯会尊重他的意见，威利才有了重新回来的勇气。然而事实上，埃普斯完全无视那些话，他把威利关了三天，剥去他的衣服，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鞭子。这是威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逃跑。从此，他后背上长长的伤疤就不断提醒他逃跑的危险，直到他带着它们一起入土。
当我深陷埃普斯的种植园，在那儿受苦为奴的十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逃跑的事。我曾设想过许多计划，最初都觉得天衣无缝，但后来又一个个全都放弃了。对于一个想要逃亡的奴隶来说，通往自由的路上荆棘密布，障碍重重，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因为每一个白人都是敌人，巡逻队无处不在，猎狗们虎视眈眈，而这里的田野更是危险重重，想要安全地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相信，总是有机会的，总有一天我会再度穿过沼泽。后来，我从上次的逃跑经历中想到，我首先要想办法对付埃普斯家的猎狗，因为一旦我逃跑，追捕我的急先锋肯定是它们。埃普斯养了好几只狗，其中一只残暴成性，凶猛无比，因善于追捕奴隶而远近闻名。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外出猎杀浣熊和负鼠的时候，我抓住一切白人不在场的机会，狠狠地鞭打它们，直到它们彻底屈服为止。就这样，它们变得惧怕我，当别人控制不了它们时，只要我一声令下，它们立刻就老老实实的。倘若追捕我的是它们几个，我敢肯定，就算借它们几个胆子，它们也不敢袭击我。
很多奴隶因为生病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累到了极点，只想休息一两天，他们明知逃脱不了被捉回去的命运，明知会面临严酷的惩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逃进树林，逃向沼泽。
我在福特老爷家做奴隶的时候，曾无意间发现了逃亡奴隶的一个藏身地。那里藏着大概六到八个奴隶，他们就栖居在大松树林地区躲避追捕。当时我在伐木场做工，亚当.泰德经常派我到空地上取补给品。从伐木场到空地之间，要经过一个茂密的松树林。在一个明亮的夜晚，大概十点钟，我扛着一个大麻袋，袋子里装着一头屠宰后的生猪，独自沿着德州公路返回伐木场。走在半路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转过身，我看到两个奴隶打扮的黑人正急速向我逼近。快到我跟前时，其中一人举起了一根木棒，好像要打我；而另一个人则扑过来，要抢我肩上的袋子。我设法躲开了，并抓起一根松树枝使劲朝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上掷去，那人一下子倒在地上，被我砸晕了过去。这时从公路一侧的林子里，又蹿出来几条人影。不过，他们还没抓住我，我就撒腿从他们中间钻了过去。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一刻不停地向伐木场狂奔而去。到了伐木场，亚当听我讲完这个冒险经历之后，立刻跑到印第安人的村子，叫上卡斯卡拉和他的几个族人，前往追捕那几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我随他们一同到了我遭劫的地方，在那个被我用松树枝砸晕的人倒下的地方，发现了一摊血。我们在林子里仔细搜索，卡斯卡拉的一个手下在一片树枝后面发现了一缕轻烟，那里有几棵歪斜的松树，树顶全都朝着某个中心位置。我们悄悄地包围了这个集结地，抓住了那几个人，全都投进了监狱。原来，他们是从拉莫瑞附近的种植园里逃出来的奴隶，已经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星期。那晚他们并没有想要攻击我，只不过是想吓吓我，让我把猪肉丢下。他们已经观察我好些天了，知道我每天夜幕降临时，都要从他们那里经过，前往福特的家。他们想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差事，便跟踪我，看见我宰了一头小猪，便在我返回的途中设了埋伏。他们只是太饿了，不得已才这么做。亚当把他们送到了教区的监狱，得到了一大笔奖金。
奴隶在逃跑的过程中，有时也会丢掉性命。与埃普斯的种植园接壤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糖料种植园，主人是凯里，他每年至少要种一千五百英亩甘蔗，产糖量在两千二到两千三百桶之间，每英亩产糖合一桶半。另外，他还种有五六百英亩的玉米和棉花。去年仅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的奴隶就有一百五十三人，另外还有许多年幼的孩子。每年农忙时节，他还要从密西西比河这边租用一批奴隶帮忙。
他有一个奴隶把头名叫奥古斯都，是个讨人喜欢、聪明的小伙子。假日里或者偶尔在接壤的田地里干活时，我们经常碰面，所以很快就熟悉了，后来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前年夏天，他不知怎么招惹了监工，结果被监工狠狠鞭打了一顿，那是个卑鄙粗俗、毫无人性的家伙，他打得太过残忍了，简直是惨无人道。奥古斯都一怒之下逃了出来，藏到了霍金斯种植园中的一个甘蔗垛上。凯里派出了他家所有的狗，一共十五只，去搜寻他的下落。猎狗们很快嗅到了奥古斯都的气味，它们围在甘蔗垛周围，不停地吠叫着，一次次地向上扑，但一直够不着他。很快，追捕者们被狗叫声吸引过来，那个监工爬上甘蔗垛，把奥古斯都给推了下去。他一从甘蔗垛上滚下来，那群猎狗就疯狂地扑在了他身上。人们把猎狗赶开后，他的身上已经被咬了上百口，猎狗们的牙齿深至骨头，每一口都把他的血肉从骨头上生生撕扯下来。他浑身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追捕者们把他绑起来放到骡子的背上驮回了家。不过，这是奥古斯都最后一次惹麻烦了。他勉强撑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死神终于把他带走，让这不幸的人彻底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相对于男性奴隶，尝试逃跑的女奴也不在少数。埃尔德雷特家的女奴内丽，我在大甘蔗林时曾和她一起伐过木，她就曾在埃普斯的玉米地里藏了整整三天。晚上，当埃普斯全家都睡着了，她就偷偷跑到我们的宿舍找吃的，吃完又回到玉米地里躲起来。我们觉得那样做并非长久之计，不管对她还是对我们都不安全，因此，后来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小屋里去了。
最令人惊叹的一次逃跑事件，是凯里的女奴塞莱斯特，她竟然成功避开了猎狗和人们的追捕。她二十岁左右，皮肤比她的主人以及她主人的子女都要白皙。如果不仔细观察，旁人几乎很难从她的外貌中发现她的非洲血统。陌生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她会是奴隶的后裔。有天夜里，我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正用小提琴拉着一首低沉的曲子。忽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塞莱斯特出现在我面前。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简直就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女鬼。我吓了一跳，十分震惊。
“你是谁？”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低声问道。
“我好饿，给我点熏肉吧。”她说。
第一眼看到她，我还以为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精神不正常的某个年轻太太。她一个人在外面瞎逛，迷了路，而后被琴声吸引到了我的小木屋。但是她身上穿着奴隶才穿的粗糙的棉布衣服，因此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判断。
“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道。
“我叫塞莱斯特，”她回答说，“我是凯里家的奴隶，已经在蒲葵丛里待了两天了。我病了，不能干活，我宁可安安生生地死在沼泽地里，也不想被监工拿鞭子活活打死。凯里家的狗是不会追我的，他们怎么教唆都没用。我和那些狗之间有个秘密，它们是不会听那些该死的监工的话的。给我些肉吃吧，我都快饿死了。”
我把自己仅有的口粮分了一些给她。她边吃边向我讲述自己是如何逃脱的，现在又藏在哪里。在沼泽地的边缘，离埃普斯家的房子不足半英里的地方，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面积有几千英亩。那片土地上覆盖着繁茂的蒲葵，生长着很多高大的树木，非常茂密，树的枝杈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硕大无朋的华盖。一天到晚，阳光都照不进来，即使在最晴朗的白天，那里也如同黄昏一样。在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央—那里人迹罕至，毒蛇横行，塞莱斯特居然用掉在地上的树枝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小屋，并用蒲葵的叶子做了屋顶。这就是她的落脚之处。她不怕凯里的狗，就像我不怕埃普斯的狗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不管留下什么样的踪迹，猎狗都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去追呢？我不知道塞莱斯特是用了什么办法。
连续几个晚上，她都到我的小屋里来要吃的。有一次她靠近时，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惊醒了埃普斯，他起身在房子周围巡视了一圈，但并没有发现塞莱斯特。可从那以后，她也不便再到院子里来了。于是每天我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吃的东西放到某个事先约定的地点，然后她再去取。
就这样，大半个夏天过去了，塞莱斯特恢复了健康，浑身有劲儿了，精神也更饱满了。但在沼泽地的边缘，一年四季，每到夜里野兽的嗥叫声就此起彼伏，响彻四野。有好几次，野兽在半夜时候造访了她的“宅邸”，恐怖的吼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这样的“问候”令她心惊胆战，最后她决定放弃这个孤零零的小窝，回到主人那里去。当然，她免不了要遭受一顿鞭打，从此套在脖子上的奴隶枷锁更紧了，她又被重新派到了地里。
在贝夫河地区，在我到来之前，这里的一部分奴隶曾发起过一次统一的行动，最终以悲剧收场。那次事件肯定轰动一时，报纸上也肯定进行过铺天盖地的报道。但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都是从经历过的奴隶口中听说的。在贝夫河沿岸的奴隶小屋里，这件事早已成为茶余饭后永恒的谈资，无疑还将口耳相传地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流传下去。我听说，有一个名叫卢.切尼的黑奴，此人精明狡诈，比大多数黑奴都有见识。他性格恣肆，有很强的叛逆精神。他曾设想组织一帮奴隶和白人对着干，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杀出一条血路，逃到邻国墨西哥去。
在霍金斯种植园后面的沼泽深处，有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被选为聚集点。夜深人静时，卢从一个种植园跑到另一个种植园，向奴隶们宣讲逃往墨西哥的计划。他就像隐士彼得 一样，所到之处，必定引起狂热和激情。最后，他召集了一大帮准备逃亡的奴隶，他们偷骡子、偷玉米，还从熏肉房里偷熏肉，然后把这些东西统统集中到树林里。就在远征即将开始时，他们的藏身之处却不幸被发现了。卢.切尼发现，自己的计划必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为了讨好他的主人，避免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悲惨结局，他最后决定牺牲掉所有的同伴。他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离开了营地，跑到各个种植园主那里去告密，但他并没有如实陈述最初的计划，而是扭曲事实，说他们在那里聚集，为的是寻找有利机会，好杀掉附近一带的所有白人。
这一骇人听闻的计划，人们口口相传，又不断地添油加醋，在整个地区引起了极大恐慌。后来，奴隶们被团团围住，悉数被捉，他们被戴上镣铐，送到亚历山大给当众绞死。不仅如此，更多无辜的奴隶也因此遭殃，只要受到一点点怀疑，不经任何审判，他们就被人从田地里、从小屋里揪出来，直接送上绞刑架。最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肆意杀害奴隶的做法，连贝夫河两岸的种植园主们也无法忍受了。然而，屠杀并没有立即停止，直到后来，从德州边界某个要塞开过来一群士兵，他们毁掉绞刑架，打开亚历山大监狱的牢门，这场几乎失控的清洗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卢.切尼逃过了被绞死的命运，甚至还因为无耻的变节而受到了嘉奖。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但他的名字在拉皮德县和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黑人中间，已经成了一个人人憎恶和鄙视的对象。
在贝夫河两岸的黑奴中间，暴乱的念头其实早就存在。我就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讨论，但有几回我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表示反对的话，就受到大多数人的鄙视。我觉得，暴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们没有武器弹药，就算有，那也无异于以卵击石，结局只会是恐怖的灾难和死亡。所以，我反对这种拿生命冒险的做法。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墨西哥战争期间，我逃跑的念头再度强烈起来。胜利的消息让大宅里的人们欢呼不止，沸腾不息。但对小木屋里的黑奴来说，那只徒然增加了悲伤与失望。在我看来，贝夫河两岸的奴隶中间，绝对有不少人愿意以无限的喜悦，欢迎侵略军的到来。
有些白人总认为，卑贱愚昧的奴隶哪里会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些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奴隶，站起来后仍然是温顺懦弱的羔羊。但总有一天—如果上天能听到黑奴们的祈祷，那么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复仇的火焰会烧到那些老爷们的头上，到时候就该轮到他们瑟瑟发抖，徒劳地祈求奴隶们的饶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