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1852年6月，胭脂河上的木匠艾弗里先生开始过来履行一份合约，为埃普斯老爷盖一栋房子。我在前面说过，贝夫河沿岸地区是没有地窖的，因为这里地势低洼，遍地沼泽。白人们的大宅通常都建在木桩上。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是，这里的房间从来不涂泥灰，四壁和天花板会用相配的柏木板覆盖，然后刷成主人喜欢的颜色。厚木板通常是奴隶们用粗木锯锯成的，方圆几十英里之内，并没有可以利用水力运输的伐木场。因此，当种植园主们要盖房子的时候，奴隶们就有得忙了。我曾跟着提比茨做过木匠活，所以当艾弗里和他的手下们一来，主人就把我从地里调回来了。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是我至今仍深深感激的人。我能有机会跳出苦海，重获自由，多半是他的功劳。他是我的救星，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又慷慨大方的人。就算我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感念他的恩德。他的名字叫贝斯，当时他住在马克斯维尔。我很难准确地描述他的外貌或特征，总的来说，他块头很大，四十多岁，浅色皮肤，浅色的头发。他的性格非常冷静自持，喜欢与人争论，但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听者觉得受到了冒犯。有些话倘若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必然会引起一场争斗，但他总能相安无事。也许，在红河沿岸，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但我敢说，这里同样没有一个人会去和他争论这些观点。对于任何关于本地的问题，那些不得人心的论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必定会赞成，他却能说出各种匪夷所思、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人们也并不会反感，反倒听得兴致勃勃。他是个单身汉，或者通俗地说，一个老光棍儿。他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又居无定所，往往随性从一个州游逛到另一个州。他在马克斯维尔已经生活了三四年，做木工为生，由于他的种种怪癖，在阿沃耶尔县教区也算小有名气。他极端慷慨，有许多善行义举，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但是，他又特别不喜欢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因此时而抵触。
他是加拿大人，早年曾在国内游荡，后来游遍了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中主要的人口聚集地，终于来到了红河边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他的上一站在伊利诺伊州，至于现在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我也不知道。在我离开马克斯维尔的前一天，他收拾东西，悄悄地走了。他在我的解放过程中功不可没，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走出这一步。有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会给人们引来杀身之祸。贝夫河畔是奴隶主的天下，那里当然已经没有贝斯的容身之地了。
那天，我们正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忙活，贝斯和埃普斯就奴隶制的话题争论了起来。我早就预想过这样的情形，于是饶有兴致地听着。
“我跟你说吧，埃普斯。”贝斯不紧不慢地说道，“奴隶制根本就不合理，错得太离谱了，我的先生。这制度根本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就算我富可敌国，也不会买一个奴隶，可惜我是个穷光蛋，这一点我那些债权人比我更清楚。还有，信用制度也是骗人的鬼话，如果都用现款交易，哪儿还来的债务？贷款只会把人引入邪念，付现款才能救人于罪恶。不过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归根结底，你对你的黑奴们究竟拥有什么权利呀？”
“什么权利？”埃普斯笑着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买了他们，那可是付了钱的。”
“那是当然，法律说你有权拥有奴隶。可是对不起啦，法律撒了谎。没错，埃普斯，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拥有奴隶，那就是撒谎。难道法律允许的就都是对的吗？要是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来剥夺你的自由，使你成为奴隶，你还会觉得这法律合理吗？”
“咳，那根本就不可能！”埃普斯依旧笑着说，“贝斯，你别拿我和黑鬼相提并论。”
“不，”贝斯严肃地答道，“这并非不可能，我见过和我一样心地善良的黑奴。恕我直言，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方面的见解，没有一个白人比我强那么一点点。我来问你，埃普斯，在上帝的眼中，黑人和白人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那分别大了去啦，”埃普斯回答，“你怎么不问我白人和狒狒有啥分别啊！我在奥尔良见过那种小东西，它们和我的黑奴们差不多聪明。你大概不会也称它们为同胞吧？”埃普斯很为自己的小聪明扬扬得意，高兴地笑出声来。
“喂，埃普斯！”贝斯继续说道，“别高兴得太早了，有些人机智幽默，而有些人自以为机智幽默。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独立宣言》里有没有说过‘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
“说过，”埃普斯答道，“但那说的是‘人’，黑鬼和猴子都不是人。”说到这里，他又发出一阵更猛烈的大笑。
“照你这么说，白人中倒有不少黑鬼和猴子呢。”贝斯毫不理会埃普斯的大笑，平静地说，“至少我就认识某些白人，说起话来，连个懂事的猴子都不如呢。不过，咱先把这放下不提。有一点你不能否认，黑人也是人。如果说他们没有主人懂得多，那这是谁的错呢？他们是被禁止受教育的。你可以读书看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通过一千种方式学习知识。但是你的奴隶们没有这个特权，发现有人读书，你会抽他鞭子。他们一代又一代地遭受奴役，生生被剥夺了发展心智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知书达理呢？是你们这些奴隶主把他们摆到了畜生的位置。如果他们是狒狒，或者比狒狒聪明不了多少，那完全是你，还有你这一类人的责任。这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罪恶，一种可怕的罪恶，但你相信我，这种罪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是罪恶，就必定要受到惩罚。埃普斯，记着吧，总有秋后算账的时候。真到了那一天，那将是秋风扫落叶的气势。这一天或早或晚，但终归会来的。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就像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一样。”
“你要是和新英格兰的那些北佬们一起生活，”埃普斯说，“我敢肯定，你也是一个天天把宪法挂在嘴上的狂热分子，打扮成沿街叫卖钟表的小贩，干的却是鼓动奴隶逃跑的勾当。”
“我要是在新英格兰，”贝斯回敬道，“那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会说，奴隶制是邪恶的制度，必须彻底废除。我会说，法律或者宪法中，允许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占有和奴役，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失去财产会让你难受，可是，和失去自由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说实在的，在真正公平的司法面前，你和那边的亚伯拉罕大叔对自由拥有的权利，并没有什么两样。说到黑皮肤和黑血液，有什么意思呢？在这条河边，有多少奴隶是和白人一样纯洁的？灵魂有颜色之分吗？呸！这整个制度不仅残酷无情，而且还荒诞可笑。你可以拥有奴隶，就等着被绞死吧，但我就算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最好的种植园，也不会要一个奴隶。”
“贝斯，你这个人就喜欢夸夸其谈，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能说。只要有人反驳你，你就抓着别人不放，你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入得了你的眼，而且我相信，就算这世界真的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你也不会满意的。”
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像上面这样的对话。埃普斯找贝斯聊天，完全是出于好玩，能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哈哈笑上几次，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所讨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他全不在意。埃普斯认为，贝斯是一个喜欢自我陶醉的人，他自命不凡，好与人争论，目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言善辩。
整个夏天，贝斯都留在埃普斯的种植园里，他一般每两周去一次马克斯维尔。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肯定，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因为有过之前的教训，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小心。以我的身份，如果不是白人主动和我说话，我是没资格与白人搭讪的。但我从来不错过任何与他见面的机会，并想方设法引起他的注意。8月上旬，我和他单独在新房子的工地上干活，其他木匠们已经离开，埃普斯也去了地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心冒险一试，至于结果会怎样，就听天由命吧。下午，我们两个都忙着各干各的，我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对他说道：
“贝斯老爷，我想问问您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啊，普莱特，你怎么会想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呢？”他回答，“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是猜不出来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我生在加拿大，现在你猜猜加拿大在哪儿。”
“哦，我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我说，“我还去过呢。”
“是吗，那你对那儿一定很熟啦。”他有点不相信地笑着说。
“的确是的呢，贝斯老爷，”我回答，“我到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金斯敦、昆士敦和其他许多地方。我还去过美国的纽约州，比如水牛城、罗切斯特和奥尔巴尼，我能告诉您，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沿岸各个村庄的名字。”
贝斯惊讶地扭过头，盯着我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最后他问。
“贝斯老爷，”我回答，“如果有公平和正义可言，我是绝对不会到这儿来的。”
“哦？这话怎么说呢？”他问，“你是谁啊？显然你去过加拿大，刚才你说的那些地方我全都知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来来来，跟我说说。”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先这样说道，“所以我谁都不敢相信。虽然我知道您不会向埃普斯老爷告密，但我还是害怕告诉您。”
他很诚挚地向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显然，他的好奇心已经被我完全勾起来了。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讲述。埃普斯老爷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晚上，他愿意趁别人都睡着的时候出来见我，我会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他满口答应着，并让我当晚到我们白天干活的地方见面，他会在那里等我。半夜时分，万籁俱寂，我偷偷从小屋里溜出来，悄悄钻进了尚未完工的新房子。贝斯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
他再次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于是，我开始向他讲述我的身世，以及这些年我遭遇的不幸经历。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还具体问到了一些地点或细节。我说完后，恳求他，替我向我北方的朋友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处境，请他们把我的自由证明转寄过来，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救我于水火。他答应了，但也忧虑，我们这样做万一被发现，将面临怎样的危险。因此他建议我，暂时要绝对地保密，一点不能透露。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才各自离开。
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到河边的草丛里见面，那儿离老爷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之所以没有到新房的工地见面，是因为我们需要灯光写字。如果在新房的工地上，一点点火光就可能会被发现。白天，我趁菲比婶婶不在，偷偷从厨房里拿了几根火柴和一支蜡烛；贝斯从工具箱里拿纸和铅笔，他要在纸上记下我北方朋友们的名字和地址，下次他到马克斯维尔的时候，就能把信寄给这些人。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河边，在高高的草丛里潜行。我点燃了蜡烛，他则把纸和铅笔准备妥当。我告诉他威廉.佩里、瑟法斯.帕克和贾基.马文这三个名字，他们全都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县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这三人中，我曾在合众国饭店为后者跑过腿，和前两位先生则做过生意。我相信，他们三人至少有一个仍旧生活在原来的地方。他认认真真地记下名字，然后又不无忧虑地说道：“你离开萨拉托加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些人万一已经去世或者搬家呢？你说你在纽约海关开过证明，也许那里还会留有记录，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写信过去，让他们查一查。”
我认为他的忧虑非常有道理，于是，我再次把我和布朗、汉密尔顿前往海关的情形说了一遍。我们在河岸边逗留、详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成了最可靠的同盟，我不再怀疑他的忠诚，畅所欲言，向他倾诉我长久以来一直压抑在心底、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的伤心往事。我说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到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更毫不遮掩地流露出，如果能在死之前，再一次拥抱他们，那将是多么幸福。我抓住他的手，声泪俱下地恳求他帮帮我，让我回到亲人身边去，让我重获自由。我发誓，我会用我的整个后半生向上天祈祷，求神保佑他一生平安幸福。现在，我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被亲人和朋友包围着，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誓言，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抬起头望望上天，我就绝不会忘记。
啊，万能的上帝，
保佑他仁慈的声音和那满头的白发吧；
保佑他长命百岁，直到我们在天国再相见。
他请我相信他的忠诚，他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注另一个人的命运。他悲哀地叹道，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满世界流浪，而今他正垂垂老去，很快就将结束尘世的旅程，躺进安息的坟墓。没有亲人，也没有好友为他哀悼，更不会有人记得他。他说，他的生命对他个人而言已经没有多少价值，现在他要用它去争取我的自由，用它与无耻的奴隶制度进行不懈的斗争。
此后，我们便很少说话，甚至谁都不多看对方一眼。而且，他也不再经常和埃普斯争论奴隶制的问题了。谁也看不出，我们两人的关系有多近；谁也猜不到，我们之间会隐藏着某个秘密，包括埃普斯，种植园中的其他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
经常会有人疑惑地问我，这么多年来，在与其他奴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是如何成功做到隐姓埋名的。这全拜伯奇所赐，是他让我知道，任意暴露我的自由身份，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给我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那是一堂宝贵的人生课，早已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奴隶们不仅帮不了我，反倒有可能使我暴露。现在整理思绪，回想这十二年间，我从来不曾放弃过逃跑的念头，所以也就不必惊讶，我每天都小心翼翼，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了。随意告诉别人我的自由身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那只会招来更严密的监视，甚至会把我卖到比贝夫河更加偏远难寻的地方。我很了解埃德温.埃普斯，他才不会在乎一个黑人的权利，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正义感这种东西。因此，为了我最终的解放，也为了我暂时获得的一些小特权，我有必要向他保守和我的身世有关的一切秘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河边会面后，贝斯就回他在马克斯维尔的家去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信。一封写给纽约的海关征收员，一封写给贾基.马文，另有一封同时写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而最终使我重获自由的就是这第三封信。他在信尾署上了我的真名，但又附言说写信者并非我本人。这封信反映出，他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信被寄出之前，我并没有看过内容，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份副本，在此摘录过来：
尊敬的威廉.佩里 或 瑟法斯.帕克先生：
两位先生你们好，我们已有多年不曾相见，连消息都不通了。我冒昧地写这封信给二位，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否还健在，但这也是我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
我是个自由人，就住在你们对岸，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记得我，现在我却被卖到外地为奴。我请求你们能替我开一张自由证明，寄到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请务必帮忙！
您诚挚的
所罗门.诺瑟普
我变成奴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华盛顿生了病，曾经昏迷不醒了一段时间。恢复知觉后我才发现，我的自由证明已经不知所踪，而且戴着手铐脚镣正被运往这个州的途中。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让任何人帮我写信，直到今天，为我写信的这个人，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最近，我见到一本名为《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 的书，书中提到了我和我的这封信，并引用了信前面的正文，但是略掉了后面的附言。只是信中两位先生的名字没有完全拼写正确，可能是印刷错误吧。事实上，在我心里，这封信的附言要比正文更加珍贵。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到。
贝斯从马克斯维尔回来后，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们继续在夜里碰面，而白天，除非工作需要，否则我们仍旧互不搭理。他已经问清楚，信件寄出后，大约需要两周才能到达萨拉托加，而回信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有回信的话，最多六周我们就该收到了。我们多次讨论，怎样以最安全和最适当的方式获得自由证明，也设想了很多方法。
万一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被抓住，这份证明可以使他免遭伤害。虽然帮助一个原本自由的人重获自由并不违法，却会激起一部分人的敌意。
第四周周末，他又去了马克斯维尔，但没有回信的影子。我失望极了，但仍然自我安慰：还没到最后时限，也许信件在途中有所耽搁吧，也许是我太心急了吧。但是，六周、七周、八周，十周过去了，我们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每当贝斯前往马克斯维尔，我就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最后，老爷的新房子完工了，贝斯眼看就要离开这里。他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仿佛一松手，我就将永远沉入水底一样。美好的希望渐渐隐去，我感觉，自己在一点点下沉，再下沉，奴役的苦海即将重新把我吞没，那里深不可测，我再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贝斯看到我悲痛万分的样子，也大为伤感。他竭力劝我振作起来，并承诺说圣诞节之前一定会回来。如果到时候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他鼓励我打起精神，不要泄气。他向我保证，不会放弃努力，并用最诚挚和感人的语言对我说，从今以后，我的解放将是他的首要目标。
他离开的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我翘首期盼着圣诞节快点到来，焦虑不安，急不可耐。我已经不指望能收到回信了。也许那些信没有送到地方，或者我们写错了地址；也许萨拉托加的那几个收信人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也许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时间关心一个已经没什么印象的、不幸的黑人的命运。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贝斯身上，正是这份信任，使我挺住了一次又一次扑面而来的失望狂潮。
我经常神情专注地思考我的处境和未来，连在地里和我一起干活儿的人都看了出来。帕茜经常问我是不是病了，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和威利也难掩好奇之心，时常打探我到底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什么。但对于他们的好奇，我往往只用几句简单的话搪塞过去，而我真正的思虑，则永远深藏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