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
在这一章里，我将主要讲述我的恩人亨利.诺瑟普先生，以及那些为了我的自由提供过帮助和付出了努力的人。
1852年的8月15日，贝斯写给帕克和佩里的那封信被送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9月初，它终于抵达了萨拉托加。当时，安妮已经搬到了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那里做卡朋特饭店的厨房主管。除非饭店需要，其他时间她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帕克和佩里先生收到信后，立刻找到了安妮。孩子们听到信的内容，个个激动不已，他们一刻不停地直奔仙蒂山隔壁的村子，去找亨利.诺瑟普帮忙。
亨利.诺瑟普经过仔细查阅，从美国的法律中，找到了关于保障自由公民脱离奴隶制的法令。这项法令是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全称是《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它规定，当州长获悉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人以不正当手段或不成立的理由，限制于美国其他州或其他领土范围内，并使其成为奴隶；或根据肤色或其他地方的法律，将其定性为奴隶时，则州长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予以解救，使其恢复自由之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州长有权任命或聘用一名代理人，授予指令。该代理人需要搜集足够证据，以证明此人有重获自由的权利。解救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必要的旅行、措施、提起法律诉讼等，均由财政部拨款。
为了使州长启动解救程序，首先必须证明两点：第一点，证明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第二点，证明我是被人以不法手段贩卖为奴隶的。第一点并不难，我家附近许多稍微年长一点的居民都可以为我作证。第二点则只能凭借这封寄给帕克和佩里、且不知出自谁手的求救信。当然，我在“奥尔良”号双桅帆船上也写过一封信，只是很不幸，那封信已经不知所踪，很可能早就遗失了。
安妮核实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呈给亨特州长阁下，其中细述了她与我的婚姻、我离家前往华盛顿并就此失踪以及收到信件等事，并强调了我是自由公民的事实。总之，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全都整理上去了。除了请愿书，另外还有几份宣誓书，它们出自仙蒂山和爱德华堡有头有脸的人物，证明请愿书中所述各项均为事实。那几位先生请求州长任命亨利.诺瑟普为其代理人，行使法律职权。
这份请愿书和宣誓书引起了州长的注意。1852年11月23日，州政府盖章确定任命和聘用亨利.诺瑟普先生为政府代理人，全权负责解救我的任务，并即刻启程，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前往路易斯安那。
然而，由于工作和政治上的事情，诺瑟普先生耽搁了一些时间，使得出发日期一再推迟到将近年底。这年12月14日，他离开仙蒂山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皮埃尔.苏尔阁下、战争部长康拉德先生阁下，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纳尔逊法官听说了我的事，在仔细查看了诺瑟普先生的委任状、核证过的请愿书副本和宣誓书后，他们分别向路易斯安那州的先生们发了几封公开信，强烈敦促他们为诺瑟普先生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
苏尔参议员尤其关注这件事，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路易斯安那州的所有种植园主们，都有义务帮助我重获自由。他相信，任何一个胸怀荣誉和公正的联邦公民，都会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挺身而出。得到这些宝贵的亲笔信后，诺瑟普先生便返回巴尔的摩，从那儿去了匹兹堡。他最开始打算，这也是华盛顿的朋友们给他提出的意见—直接南下新奥尔良，找那里的政府当局查问情况。也许是上天自有安排，诺瑟普先生到达红河口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正是这一改变，才使他有机会遇到贝斯，从而让他的搜寻不至于无果而终。
诺瑟普先生乘坐最早抵达的汽船，沿红河溯流而上。这是一条流动缓慢、河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它要穿过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和人迹罕至的沼泽。1853年1月1日，大约上午九点钟，他在马克斯维尔下了船，而后径直前往当地法院。那里其实是一个离河岸只有四英里左右的小村子。
从邮戳可以看出，寄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的那封信，是从马克斯维尔发出的，因此他认为我就在这里或者附近。诺瑟普先生首先拜访了当地一位知名的法律界人士—约翰.P.瓦迪尔阁下，他是一位高尚的绅士。瓦迪尔先生看了诺瑟普先生带来的几封信，以及各种文件和材料，并听完他陈述我被绑架和囚禁的情形后，立刻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到这件事中，尽其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他和其他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一样，对绑架这样的罪行深恶痛绝。尽管奴隶交易能为当地带来很大一笔财富，但他不允许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存在。
尽管马克斯维尔的地理位置非常突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图上也以醒目的斜体字标出，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村子里只有一间小酒馆，老板是个快乐又慷慨的人；只有一个法庭，用来审理各类案件；还有成群的野牛和野猪。除了空地上高高树立着的绞刑架，在空中随风摇荡的绳索，就再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了。
瓦迪尔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所罗门.诺瑟普这个名字，但他很肯定地认为，如果马克斯维尔或周边地区真有叫这个名字的奴隶，他的黑小子汤姆一定会认识的。于是，他们把汤姆叫过去询问。结果，在汤姆所有认识的奴隶中，也没有这么一个人。
寄给帕克和佩里的信上落款处提到了贝夫河，因此，他们认为我应该就在那一带。但问题是，贝夫河离这儿最近的点也有二十三英里，况且这个名字并不单指一条河，而是包括沿河两岸跨度达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一大片地方。在这条河边，生活着成千上万个奴隶，那里土壤肥沃，吸引了许多种植园主。求救信中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地址，这给搜寻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后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沿河两岸，一个种植园接着一个种植园地打听下去，直到找到我的下落。这件事，交给了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他哥哥办公室里的学徒。瓦迪尔先生把自己的马车提供给他们，并确定搜寻工作从星期一的一大早就开始。
看起来，这很可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到地里，一个一个查看那些劳作的奴隶。他们不知道，在这里，我的名字叫普莱特。即便他们问到埃普斯本人，他也只会说不认识这个所罗门.诺瑟普。
然而，他们别无他法，搜寻计划就这么决定了。星期天下午，暂时无事可做，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谈论起了纽约州的政治。
“我实在搞不懂你们州的那些政治派别，”瓦迪尔先生说，“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有守旧派和烧仓派，还有保守派和激进派，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说看。”
诺瑟普先生在烟斗里塞了点烟草，开始郑重其事地向他解释各个党派的特征。最后，他说，其实纽约州还有另外一派，名叫自由土壤党，或废奴主义者。“我猜，在这里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类人吧？”诺瑟普先生问。
“还真有一个，”瓦迪尔笑着答道，“就在马克斯维尔，那可是个怪人，他到处宣扬废奴主义，和北方那些狂热分子不相上下。不过他是个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人，只是与人争论时，总是站到不靠谱的那一边。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和他辩论，那是件很有趣的事。他的口才特别出众，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名叫贝斯，是个木匠。”
随后，他们又聊了许多贝斯先生的怪癖。聊着聊着，瓦迪尔先生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让诺瑟普先生再给他看看那封神秘的求救信。
“我瞧瞧，我……瞧……瞧！”他嘴里重复着，神情专注地浏览信纸，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8月15日，贝夫河。8月15日在这里盖的邮戳。‘为我写信的这个人—’贝斯去年夏天在哪儿干活呢？”他扭头问他的弟弟。他弟弟也不知道，但马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又回来了，对他哥哥说：“贝斯去年夏天就在贝夫河上的某个地方做工。”
“就是他了，”瓦迪尔将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大声说道，“这个人肯定知道所罗门.诺瑟普的下落。”
他们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贝斯，但却没有找到。打听的结果是，他去了红河边的某地，离马克斯维尔只有几英里路。诺瑟普一刻也没有耽搁，他和瓦迪尔的弟弟驾着马车便向那个地方赶去。他们到那时，刚好碰到正要离开的贝斯，而且他这次离开至少要两个星期甚至更久。各自介绍之后，诺瑟普请求和贝斯单独谈谈。于是，他们并肩向河边走去。后来，我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
“贝斯先生，”诺瑟普说，“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去年8月份，您是不是在贝夫河上做工？”
“是的，先生，8月份我是在那儿。”贝斯回答。
“您有没有替一个黑人奴隶，给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某位先生写过信？”
“抱歉，先生，我觉得，这不关您的事。”贝斯说着，停下脚步，狐疑地看着诺瑟普。
“也许是我太唐突了，贝斯先生，请您原谅。我从纽约州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封信的作者，那封信发于去年的8月15日，盖的是马克斯维尔的邮戳。从我掌握的情况，我推断您可能就是写那封信的人。实不相瞒，我在寻找所罗门.诺瑟普。如果您认识他，请务必坦白地告诉我他在哪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您透露给我的任何信息，我都不会告诉别人。”
贝斯盯着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他仍旧半信半疑，正在思忖对方是不是在骗他。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就是那个写信的人，这没什么好惭愧的。如果您真的是来救所罗门.诺瑟普的，那我很高兴见到您。”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在哪儿？”诺瑟普急切地问道。
“我上次见他是在圣诞节，也就是一周前。他是埃德温.埃普斯的奴隶。埃普斯是贝夫河上的一个种植园主，就在赫尔莫斯维尔附近。他在这儿不叫所罗门.诺瑟普，而是叫普莱特。”
谜底终于解开了，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他们很快抛开了所有的怀疑和犹豫，开诚布公地在河边谈了许久。贝斯细说了他对我的关注，以及他春天北上的打算，并说即使靠他自己也能把我解救出来。随后，他又讲述了我们的认识过程，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诺瑟普讲述了我的家庭及我以前的生活。分别之前，他用红色粉笔在一张纸上，为诺瑟普画了一张贝夫河的地图，明确标明了埃普斯种植园的位置，以及最快到达那里的路线。
在这之后，诺瑟普和他的年轻同伴便返回到马克斯维尔。他们决定在那里启动法律程序，来解决我重获自由的问题。于是我成了原告，诺瑟普先生是我的监护人，埃德温.埃普斯是被告。他们按照“动产返回诉讼”的性质，将诉讼提交给教区的治安官，治安官按程序需要将我拘留监管起来，并扣押至法庭作出判决。证明草拟好之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由于法官住在镇外较远的地方，暂时无法获得他的签名。因此，只能将其他事项推迟到星期一上午。
表面看，似乎一切顺利。但星期天下午，瓦迪尔来到诺瑟普的房间，提出了几个他们未曾预料的困难。贝斯已经有所警觉，据说他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打算离开这个州。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辜负了诺瑟普对他的信任。而且，镇上已经有谣言，说客栈里的那个陌生人和瓦迪尔律师搅在一起，意在寻找老埃普斯家的一个奴隶。埃普斯经常在开庭季到马克斯维尔来，所以镇上的人们对他颇为熟悉。瓦迪尔担心，这个消息也许在晚上就能传到埃普斯那里，这样他就有机会在治安官到来之前把我藏起来了。
这一担忧大大推动了营救计划的进程。治安官的家离村子不远，他们立刻通知他，在午夜之后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法官也接到了通知，并表示会与治安官同时到达。说句公道话，马克斯维尔当局在提供帮助方面的确是尽了全力的。
午夜后不久，他们得到了法官的签名。随后，由客栈老板的儿子赶着一辆马车，载着诺瑟普先生和治安官，从马克斯维尔出发，向贝夫河一路狂奔而去。
他们担心，埃普斯可能会对我的自由身份提出质疑。因此，诺瑟普认为，治安官将是一个重要的人证。如果由他描述，我和诺瑟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在法庭上可能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他们在途中商定，见到我时，先不给我和诺瑟普先生讲话的机会，而由治安官首先询问我几个问题，比如我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我妻子和我结婚之前叫什么，我都知道北方哪些地方，等等。如果我的回答与实际情况一致，对于证明我的身份将起到决定性的帮助。
最后，正如我在上一章结尾所说的，当埃普斯骂骂咧咧地离开棉花地，叫嚣着马上就会回来给我们热热身时，诺瑟普和治安官已经找到了埃普斯的种植园，并看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们。他们从马车上下来，让车夫把马车继续赶到大宅前，并吩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随后，诺瑟普和治安官走下大路，穿过棉花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早就发现了他们，纷纷抬头望着马车。走在前面的把后面那个人甩开了好几杆子的距离，白人如此急匆匆地向我们跑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早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叔和帕茜惊讶得直发出啧啧声。两人走到鲍勃跟前时，治安官问道：
“谁是普莱特？”
“那个就是，老爷。”鲍勃连忙扯下帽子，指着我回答。
我想不到，他找我会有什么事，于是转身注视着他，看着他走近我。我在贝夫河边住了这么多年，周围较远的种植园主都能认得出来，但这个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当然，我哪有机会见过他呢？
“你就是普莱特？”他问。
“是的，老爷。”我回答。
他指着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你认识那个人吗？”
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当我的目光接触到那人的脸时，脑子里突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面孔—熟悉的面孔：安妮，我亲爱的孩子们，死去的父亲，所有与童年、与年轻时有关的情景，所有的朋友和那些难忘的、快乐的日子，一一出现了，又消失了，像影子一样在我眼前倏忽闪现。最后，一个最清晰的记忆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激动地将双手伸向天空，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声喊道：
“亨利.诺瑟普！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立刻感觉到自由已经近在咫尺。我正要向他跑过去，治安官却拦住了我。
“稍等，”他说，“除了普莱特，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我的真名叫所罗门.诺瑟普，老爷。”我回答。
“你有家室吗？”他又问。
“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都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伦佐。”
“你妻子结婚之前叫什么？”
“安妮.汉普顿。”
“谁是你的证婚人？”
“爱德华堡的蒂莫西.艾迪。”
“那位先生家住哪里？”他再次指着仍然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
“他家住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仙蒂山。”
他还打算继续问我其他问题，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推开他，向诺瑟普先生跑去。我抓着这位老朋友的双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更是不受控制地滚滚而下。
“索尔 ，”他终于开口，“见到你我真高兴。”
我试着开口说话，却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只能默默地拉着他的手，看着他。其他奴隶看着眼前的场景，全都傻眼了，他们惊讶地张着嘴巴，眨巴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十年来，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在地里、在小屋里，从事着同样劳苦的工作，吃着同样粗糙的食物，忍受着同样不堪回首的悲伤，分享着同样少得可怜的欢乐。然而直到这一刻，在我即将告别他们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曾对我的真实姓名和身世，有过哪怕一星半点的怀疑。
几分钟过去了，我仍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一直紧紧握着诺瑟普的手，望着他的脸，我真怕自己会突然醒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把袋子取下来吧，”诺瑟普终于又说道，“你以后再也不用摘棉花了，跟我们找你的老爷去。”
我顺从地走在他和治安官之间，向大宅走去。走了好长一段距离之后，我才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我问他，我的家人是否都还活着。他告诉我说，不久前他还见过安妮、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阿伦佐也好好的。但是我的母亲，我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虽然我已经恢复了理智，但突如其来的巨大兴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还是觉得晕眩和虚弱，连路都走不稳了。幸亏治安官架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不然我想我会晕倒的。我们走进院子，埃普斯站在门口正与车夫交谈。那个小伙子口风很紧，尽管埃普斯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但他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当我们走到跟前时，埃普斯已经和鲍勃或亚伯拉罕大叔一样迷茫，一样晕头转向了。
埃普斯和治安官握了手，治安官向他介绍了诺瑟普先生，之后他们便到大宅里去了。这时，埃普斯命令我去砍些木柴。我照办去了，可是眼看就要砍够一抱之量时，我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事，手里的斧头怎么都不听使唤了。最后，当我抱着木柴走进屋里时，桌子上已经铺满了文件，诺瑟普拿着一份正在宣读。我慢慢地往火边放木柴，把每一根木柴都摆得规规矩矩的，想拖延时间多听他们说话。我隐约听，“上面所说的所罗门.诺瑟普”“宣誓证人进一步说”“纽约州之自由公民”等字眼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从这些只言片语，我已经能够猜出，多年来我在埃普斯老爷和太太面前竭力隐瞒的真相，终于揭开了。我在屋里已经磨蹭得够久了，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埃普斯叫住我，问道：
“普莱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老爷，”我答道，“我从小就认识。”
“他家在哪儿？”
“纽约州。”
“你的家也在那儿？”
“是的，老爷，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长大。”
“这么说，以前你是自由人喽？你这该死的黑鬼！”他嚷道，“我买你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
“埃普斯老爷，”我一反常态，用另一种声调说，“您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啊，况且我以前曾经对一个主人说过，就是绑架我的那个人，我说我是自由的，结果差点被他用鞭子打死。”
“看情形，似乎有人替你写了封信，是不是？那人是谁？”他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但我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是谁写的信？”他再次问道。
“也许是我自己写的呢。”我说。
“你没机会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这点我知道。”
他一再问我，是谁写的信，但我就是不说。于是，他开始咒骂起那个人来，扬言等找到他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他气得快要疯掉，不停地骂着那个替我写信的人，同时又痛心自己的财产损失。他对诺瑟普先生说，倘若他早一个小时知道他们的到来，他就会把我赶进沼泽地里，让全世界的治安官都找不到我，那样诺瑟普先生就永远也别想把我带回纽约州了。
我走到院子里去，正要钻进厨房时，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我扭过头，看到菲比婶婶正端着一锅土豆从大宅的门后走出来，刚才是她朝我扔了一个土豆，虽然力度有点大，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她是想和我偷偷说几句话。她跑到我跟前，在我耳边关切地说道：“上帝呀，普莱特！你怎么想的？那两个人是来找你的对吧？听他们对老爷说你是自由的，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你要跟他们走吗？傻瓜才不走呢，真希望我能走。”菲比婶婶叽里呱啦说完这段话，便迈着大步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埃普斯太太来到了厨房。她跟我说了很多话，她很惊讶，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她觉得很遗憾，说宁愿失去种植园里的任何一个奴隶，也不愿失去我。如果是帕茜，那她就高兴坏了。再也没人给他们修椅子、修家具了，没人给他们修房子，没人给他们拉小提琴了，埃普斯太太竟真的流下了眼泪。
埃普斯叫鲍勃把他的马牵过来，其他奴隶此时也不再害怕遭受惩罚，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院子里。他们站在小屋后面，不让埃普斯看到。他们冲我招手，要我过去，然后十分好奇地问东问西。如果我一字不落地把他们的话复述出来，连语气、姿态、表情都不变，那必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一下子高大起来，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诺瑟普和治安官发出了那些法律文件，他们和埃普斯约定，第二天在马克斯维尔见面。之后，他们便登上马车准备返程。我正准备爬上车夫的座位时，治安官对我说，我应该和埃普斯先生和太太说声再见。于是，我跑回到广场上他们站立的地方，摘下我的帽子，恭敬地说道：
“再见了，太太。”
“再见，普莱特。”埃普斯太太温和地说。
“再见，老爷。”
“啊！你这该死的黑鬼！”埃普斯恶狠狠地嘟囔道，“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离开这儿呢。明天，在马克斯维尔，咱们走着瞧。”
我是个“黑鬼”，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我现在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好像我过去一直是个白人一样。如果当时在临别之际，我能壮起胆子给埃普斯来上一脚，那该多爽啊。我转身向马车走去，帕茜从小屋后面追了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
“哦！普莱特，”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哭着对我说，“你要自由了，你要到那边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让我少挨了多少鞭子呀，普莱特，我真高兴你要自由了，可是，哦！上帝呀！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
我挣脱了帕茜，钻进马车。车夫凌空甩了一下鞭子，马车便应声开始徐徐向前移动。我回过头，看到帕茜低头蹲在地上，埃普斯太太站在广场上，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威利，以及菲比婶婶站在大门口，远远地注视着我。我向他们挥挥手，马车在河岸上拐了一个弯，从此，他们在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我们在凯里的制糖厂停留了片刻，那里有大批奴隶正在干活。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象。埃普斯骑着马，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他那是要去大松树林找威廉.福特，因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1月4日，星期二，我和诺瑟普、瓦迪尔、法官、阿沃耶尔县的治安官，在马克斯维尔村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埃普斯和他的法律顾问E.泰勒。诺瑟普先生如实陈述了我的背景资料，展示了他的委任状及宣誓书。治安官描述了他在棉花地里见到我的情景。他们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泰勒先生对他的委托人说，他很满意这些证据，这场诉讼如果继续下去必定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关键是花再多的钱都没用。所以，在他的建议下，他们草拟了一份文件，由当事各方共同签署。埃普斯表示，他尊重我的自由权利，并将我正式交给纽约州当局。按照规定，我们当天的全部谈话内容都已记录在案，如今仍保存在阿沃耶尔县的档案室里。
随后，我和诺瑟普先生立刻赶往码头，登上第一艘经过的汽船，很快便沿着红河顺流而下了。正是这条河流，十二年前，我带着沮丧的心情逆流而上，从此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