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我被绑在矮凳上无法动弹，心情也跌入绝望的深渊。呆呆地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公鸡打鸣的声音；很快，远处又传来车轮的隆隆声，那是马车飞奔过街道的声音。我知道，天亮了，可我的周边仍旧没有一丝光亮。很快，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就从头顶传来，仿佛有人在来回踱步。我突然意识到，我一定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身边潮湿、带着点霉味的空气也能证明这一点。头顶上的声音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有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窸窣声，很快一扇很结实的门摇摇晃晃地被推开了，光线一下子涌入房间。两个男人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四十来岁，深栗色的头发有些花白，棱角分明，面色发红，凶神恶煞一般，透出一股凶狠和狡诈。另一个人身高大约五尺十寸 ，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阴险可恶的小人。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名叫詹姆斯.H.伯奇，是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当时他和新奥尔良那个跟他一样臭名远扬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混在一起，成了搭档。他身边那个凶煞一般的男仆，名叫埃比尼泽.拉德本，他的神情举动像极了监狱的看守。去年1月份我重获自由时，这两人还活得好好的，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
借着从门口透进来的光，我才看清了自己被关押的这个地方。房间不大，约有十五英尺见方，实体墙，厚木地板。墙上本来有一扇小窗户，装着粗粗的铁栅，但外面用遮板挡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也透不进来。
通过那扇包着铁皮的门，我还看见了一个类似牢房或地下室的场所，那里没有一扇窗户，除非开门，否则不会有一丁点儿光线进入，几乎是个密闭的空间。我这个房间里，除了屁股下坐着的这张矮凳子，还有一个老式的、脏兮兮的方炉子，再没有别的家具；两个房间内都没有床，也没有毯子或任何其他东西。伯奇和拉德本走进来的那扇门外是一道小小的走廊，向上一段台阶就到了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子前面是和它等宽的一座房子，其他三面则都围着一道高约十到十二英尺的砖墙。整个庭院纵深约三十英尺，其中一面墙上嵌着一扇厚重的铁门，连着一个狭窄的、封了顶的过道，沿着房子的一侧直通到街上。只要铁门关闭着，奴隶们的命运就被死死地封在庭院之内。在墙头支撑着房顶的一端，房顶向内延伸形成了一个棚子，棚子下是乱七八糟的阁楼，那大概便是奴隶们的栖身之地，夜里在上面睡觉，遇到恶劣天气，那里又成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总之，这里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农民的谷仓，设计者大概也是费尽心机，因为外面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房子里面的勾当，这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狱。
院子前面的那座房子有两层高，正面紧挨着华盛顿的某条街道。从外面看，这里只是个普通的私人住宅，谁也不会想到它的罪恶用途。倘若站在房顶举目四望，便能看到首都的大部分面貌。那些标榜爱国的议员们天天鼓吹着自由与平等，然而就在他们的脚下，奴隶们身上的锁链发出清脆的哐啷声，是如此的不和谐。堂堂一国首府，竟藏着这样一个奴隶场，实在讽刺。
1841年，位于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大致就是这样子，我的描述不会有太大偏差。十分不幸的是，那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这里的囚徒。
“啊，感觉怎么样啊，伙计？”伯奇一进门就开口说道。我告诉他，我难受极了，并问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奴隶—他买下了我，并打算把我送到新奥尔良去。我大声争辩，我是自由的，来自萨拉托加，家里有妻子和孩子，而且我的家人也都是自由人；我还告诉他，我姓诺瑟普，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更不能这样绑架我，我是自由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我让他们立刻放了我，让我回家去。但他却一口咬定，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我再三说明，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让他马上解开我身上的镣铐。这时，他神经兮兮地让我小声点，好像生怕别人听到似的。但我气愤交加，哪有心思顾及那些。我大骂那些绑架我的人，咒骂那些十恶不赦的混蛋。伯奇也开始大发雷霆，他骂我是个黑鬼骗子，是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该死的奴隶。随后从他嘴里蹦出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脏话，那些恶毒粗俗的词汇，也只有他那种最下流的脑袋才想得出来。
我和伯奇争吵时，拉德本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也难怪他冷眼旁观，他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关押奴隶的牢房。在他眼里，这就是个牲口圈。他负责接收奴隶、给他们送饭、拿鞭子抽他们，还按奴隶的人头收钱，每人每天两先令。伯奇转过身，命令他把“乾坤拍”和“九尾猫”拿来。拉德本走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带着那些刑具回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乾坤拍”其实就是一块厚木板，长十八到二十英寸，有两个张开的手掌那么大，看上去像老式的布丁棒，或船桨尾部扁平的那部分，上面有许多螺旋状的突起。而所谓的“九尾猫”，是一条有许多小绳头的大粗鞭子，小绳头分散开来，每个绳头末端都绑着一个结。
刑具一拿来，两人便不由分说地按住我，粗暴地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我的双脚本来就被绑在地板上，他们把我从凳子上揪下来，脸朝下按在地上。拉德本一脚踩在我的手铐上，使劲踩着，使我的双手难以动弹。伯奇则操起“乾坤拍”开始狠狠地打我。拍子重重落在我赤裸的身体上，痛入骨髓。他一下接着一下地打，直到胳膊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还嘴硬说自己是自由的。我咬紧牙关，誓死不屈，于是他又重新打起来，比之前更加用力。等打累了，他再停下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肯屈服，他就又甩开膀子继续打。这个浑蛋简直是魔鬼的化身，他一边打，嘴里还骂着最污秽难听的话。最后，“乾坤拍”打断了，他手里只剩一截手柄。但我仍然没有屈服。无论遭受多么凶狠野蛮的殴打，我也不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个奴隶。伯奇气急败坏地扔掉“乾坤拍”的手柄，转而捡起了“九尾猫”。“九尾猫”的威力更大，比“乾坤拍”痛苦一百倍。我痛得忍无可忍，只好求他发发慈悲，饶了我。但我的恳求，换来的是咒骂和更狠毒的抽打，当时我觉得自己要死在这个畜生手里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最后，他再问我时，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可他还是不放过我，我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一个人，哪怕还有一点点人性，即使是对一条狗，也不至于如此残忍。最后，拉德本说再打下去也没用，反正我已经领教了疼痛的滋味。于是，伯奇终于住了手，但他冲着我的脸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再说自己是自由之身，或被绑架了之类的话，那么我下次面临的惩罚，会比刚才的厉害一百倍。他说，我要么屈服，要么被杀掉，自己选择。说完，他摘下了我手腕上的镣铐，但我的双脚仍旧被锁在铁环上。他们又关上了刚掀开一会儿的铁窗外的遮板，还说够了，打累了，便重新锁上门走了。我顿时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后，锁孔里又传来钥匙扭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太孤独，太渴望看到人了，无论是谁都行；然而当真的有人向我靠近时，我却不由得惊恐万分。我害怕伤害，尤其害怕看到白人的脸。来人是拉德本，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了一块皱皱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说很同情我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执拗地说是自由人了，那样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似乎是善意地为我着想，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同情我的悲惨处境，还是想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考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但他去掉了我脚上的镣铐，打开窗户上的遮板，之后便离开了，又剩下我孤身一个人。
我的身体早已僵硬，疼痛深入骨髓。我的身上起满了水泡，只要稍微动一动就钻心般疼。透过窗户，除了搭在墙头的棚顶，我什么也看不到。夜里，我躺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什么都没有。拉德本每天来两次，很准时地给我送来猪排、面包和水。虽然我又饥又渴，备受折磨，但我并没有什么食欲。伤口的疼痛使我不停地变换姿势，我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偶尔绕着房间缓缓走一会儿，就这样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日夜夜。我伤心欲绝，又深切地思念家人，思念我的妻子、孩子。每当我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我便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了家人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热切的呼唤。然而，惨痛的现实往往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禁不住大声痛哭，泪流满面。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我总觉得，只要能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就不会再有人把我当作奴隶强行扣押，世间自有公道在。到那时，伯奇不会再说我是从佐治亚州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自然就会放我走了。尽管我也有些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害我，他们应该也在找我，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救我逃离奴隶的火坑。唉！那时的我还太天真，人性的贪婪和邪恶早已超过了我能预想的程度。
过了几天，牢房外面的门打开了，我可以“自由”地到庭院里走动走动。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奴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另外两个分别在二十岁和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没过多久，我就和他们熟识了，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各自的经历。
年龄最大的那个黑人青年叫克莱门斯.雷。他以前住在华盛顿，以赶出租马车为生，在当地的一家车马出租所干了很长时间。他很聪明，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被送到南方他就悲伤不已。伯奇几天前把他买了下来，暂时安顿在这里，等他做好准备，就把他送到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他告诉我，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叫威廉奴隶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还给我解释了奴隶场的用途。当然，我也告诉了他我的不幸遭遇，但他只是略表同情和安慰，还建议我不要再纠结自由身份的问题，以他对伯奇的了解，我那样做只会招致更残忍的鞭打。另外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威廉姆斯，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长大。他是被主人拿来抵债送给伯奇的，所以他心里一直满怀希望，有一天他的主人能把他赎回去。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那个小孩子名叫兰德尔，天性活泼好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庭院里玩耍，偶尔也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他很想知道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接他。他幼小心灵里最大、也是唯一的悲痛，就是无法见到妈妈。他还太小，不谙世事。平时不想妈妈的时候，他就用拿手的恶作剧逗我们开心。
晚上，雷、威廉姆斯和那小男孩儿就睡在棚子下的阁楼里，而我则被锁进地牢。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毯子，虽然原本是给马用的毯子，但在此后的十二年里，那是我唯一被允许拥有的寝具。雷和威廉姆斯问了我许多关于纽约的问题—那里的黑人们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不被打扰，没人压迫。尤其是雷，每次都唏嘘不已，不住感叹自由的美好。然而这样的谈话是不能让伯奇或者看守拉德本听到的，因为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念头，也足以招致一通鞭打。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读者们那些知名的地点，还有那些依然健在的人，因为这样能更加全面真实地还原我为奴十二年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从而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奴隶制。现在我对于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仍然一无所知，除了伯奇和拉德本，我也不认识任何人。除了这些同为奴隶的同伴告诉我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来自切身经历，绝无半点虚构。
我在威廉奴隶场待了大约两周后，临走前那天晚上，一个女人被送了进来。她悲伤地哭泣着，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儿。她们就是兰德尔的妈妈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兰德尔欣喜若狂，搂着妈妈的裙子，亲吻妹妹的脸颊，高兴得无以复加。妈妈把他揽在怀里，温柔地抱他，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那个小女孩儿叫埃米莉，七八岁的样子，肤色很浅，面容姣好美丽，头发打着卷儿垂在脖子里。她全身干净整洁，裙子时髦漂亮，可以判断她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真是惹人喜爱的小姑娘。她的妈妈也穿着丝绸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耳朵上悬挂着纯金的吊坠儿，优雅端庄，气质不凡，由此可见，她绝不是普通的奴隶。她似乎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惊讶，完全始料未及，命运之神突然把她带到了这里。她不停地诉苦，最后和孩子们一起跟我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如此悲恸，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蜷缩在地板上，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诉说着温情暖心的话。看到如此至诚的母爱，如此纯洁的良善，我不禁为之动容。孩子们紧紧依偎着她，仿佛妈妈的身体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最后，两个孩子枕在妈妈的大腿上睡着了。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妈妈抚摸着他们小小的额头，让头发平滑地倒向脑后。整整一个晚上，她都温柔地细述着，呼唤他们宝贝、甜心；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遭受的痛苦。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得不到妈妈的抚慰了—分离是已经注定了的。他们日后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可是，离开她的小埃米莉和亲爱的儿子，她要如何活下去？他们如此乖巧、伶俐又可爱，想到要把孩子们从她身边夺走，她情何以堪？她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孩子们终究会被卖掉，或许两个孩子也会分开，从此散落他方，永无相见之日。听这位绝望的妈妈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悲惨事，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她叫伊莱扎，我听了她的述说，大概保存了一些记忆。她的人生故事是这样的：
她是华盛顿一个富人的奴隶，出生在一个名叫贝里的富人的种植园里。几年前，贝里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从此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经常跟妻子吵架。实际上，在兰德尔出生后不久，贝里便和妻子分居了。他把原来的老房子留给妻子和女儿，自己又在附近重新盖了一栋。他把伊莱扎也带了过去，并承诺只要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她和她的孩子们将来都能获得自由。于是，伊莱扎和贝里在新房子里同居了九年，其间她享受着仆人的伺候，过着锦衣玉食的舒服日子。埃米莉是她和贝里的孩子。后来，贝里的大女儿，就是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的大小姐，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布.布鲁克斯的先生。最后，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连贝里也无力解决。他的财产被迫分割了，伊莱扎和她的孩子们被分给了布鲁克斯先生。在与贝里共同生活的九年里，由于身份卑微，伊莱扎和埃米莉遭到了贝里太太和她女儿的嫉恨。从伊莱扎的叙述中，我听得出来，她始终觉得贝里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大好人，他一直向她许诺要给她自由，对此她深信不疑，痴痴等待着他兑现承诺的那一天。当然，那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后来她们母女俩却成了贝里大女儿的财产，她知道，她们很快就会被分开的。布鲁克斯太太似乎非常讨厌伊莱扎，更别提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了，更何况这个妹妹和她一样貌美如花。
那天，布鲁克斯说要带伊莱扎到城里去，给她开自由证明，以兑现她的主人贝里曾经许下的诺言。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伊莱扎兴奋不已，马上就要自由了，她把自己和小埃米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兴高采烈地跟着布鲁克斯去了。然而，到了城里她才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自由，反而被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伯奇。似乎只在转眼之间，自由证明就变成了卖身契约，多年的希望一下子落空，从大喜瞬间掉进了大悲中，难怪她哭得如此悲恸欲绝，令人心碎。
如今，伊莱扎已经去世了。在遥远的红河上游，河水缓缓流经路易斯安那贫瘠的低地，那里有她安息的坟墓—可怜的奴隶唯一获得安宁的地方。至于她当时所有的担心都如何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她如何日夜哀伤，心灵得不到一丝抚慰，如何伤心悲痛，我在接下去的叙述中会一点一点告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