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脚镣，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
伊莱扎被关进奴隶场的第一个晚上，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自己的怨恨，她恨透了少奶奶的丈夫—雅各布.布鲁克斯。她说，如果早一点看穿布鲁克斯的诡计，她是宁死也不会跟他进城的。他们趁着贝里老爷离开种植园的当儿，哄骗她出来了。贝里老爷对她一直都那么好，她真想见他一面，但她很清楚，就算老爷来了也不能救她出去了。之后，她又嘤嘤地哭起来—亲吻着熟睡的孩子们，对这个孩子说几句，又对另一个说上几句。但他们枕着她的大腿睡得那么沉，恐怕一句也没有听到。她有太多的忧伤需要宣泄，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哀痛不已。日复一日，她都沉浸在忧伤中无法自拔。
第二天半夜时分，牢房门开了，伯奇和拉德本提着灯笼走了进来。伯奇骂骂咧咧地命令我们马上卷起毯子，准备上船。他威胁说，要是我们不快点，他就把我们丢在这儿等死。他粗暴地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摇醒，骂他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随后他又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把睡在阁楼里的克莱门斯.雷喊起来，命令他带着毯子到牢房里来。克莱门斯到了之后，让我们并排站在一起，他还拿出一副手铐，把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约翰.威廉姆斯一两天前已经被带走了，当时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他的主人把他赎了出去。于是，我和克莱门斯走在前面，伊莱扎和孩子们跟在后头，被领着来到庭院里，然后走进那个有棚顶的过道，向上走几级台阶便进了屋。我之前在地牢里听到的踱步声，就是从这个房间传下去的。这里摆着一些简单的家具，一个炉子，几把旧椅子，一张长桌，上面铺满了纸。房间的墙壁上刷着白灰，地板上没有地毯，看上去像个办公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一扇窗户旁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伯奇命令我拿起房间里的一个箱子，于是，我用没戴铐的那只手抓住箱子的一个提手，克莱门斯抓住另一边的提手，我们抬着箱子从前门走出去，来到了街上。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片死寂。我隐约看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灯光，也许是反光也说不定。但街上空无一人，连个流浪汉都没有。我当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要不是手被铐着，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拉德本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根大木棒，驱赶着孩子们，逼得他们几乎跑起来。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一个声称“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谋福权”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更被称为“伟大而自由的人间天堂”，这一切是多么的讽刺。
我们一到达汽船停泊的地方，就被赶进了堆满木桶和箱子的船舱。一个黑人奴仆拿来一盏灯，很快钟声响起，轮船开动，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我们不知道要被送去哪里。经过华盛顿陵墓的时候，钟声再度响起。我想，伯奇一定会毕恭毕敬地弯腰脱帽，向那个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奉献一生的伟人致敬。
那一晚，除了兰德尔和小埃米莉，我们都没有睡。克莱门斯.雷第一次彻底崩溃了。对他而言，到南方去是极其可怕的事情。那意味着，他将离开他的朋友，离开和他的年少时光息息相关的一切，这些在他的心里无比珍贵，但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和伊莱扎相对而泣，哀叹他们悲惨的命运。我的心情同样沉重，但我努力振作起来，不让自己垮掉。我心里已经暗暗构思了上百种逃跑计划，我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要不顾一切地付诸行动。不过此时我已经想通了，我暂时假装屈服，不再坚持说我是自由之人，因为那样做只会引来野蛮的殴打，对我争取自由的计划有害无益。
早上太阳升起来后，我们被叫到甲板上吃早餐。伯奇给我们摘下手铐，让我们坐在餐桌前。他问伊莱扎要不要来杯威士忌，她拒绝了，并很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用餐时我们全都鸦雀无声—真正的集体静默。给我们端菜上饭的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人，她对我们倒颇为关心，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振作起来，不要老是垂头丧气。吃完早餐，重新戴上手铐，伯奇命令我们到船尾甲板上去。我们坐在一些箱子上，由于伯奇在场，大家依旧不说话。偶尔会有一两个乘客走到我们这里来，但他们也仅仅看我们几眼，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那是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河两岸的田野里是成片成片的碧绿，和往年的这个时节相比，那年的春天似乎来得要早些。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小鸟们在树枝上唱着歌儿。它们多快乐啊，我羡慕极了。我真希望能拥有它们那样的翅膀，迎风飞翔，飞到北方去，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他们一定在苦苦地等着我回去。
上午，汽船抵达了阿维亚溪。乘客们在那里转乘驿马车，伯奇带着五个奴隶单独乘坐了一辆。一路上，他和孩子们有说有笑。走到一个停车处，他给孩子们买了姜饼吃。他让我昂首挺胸，打起精神，如果我表现好的话，也许能遇到一个识货的买主。我一声不吭，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实在太可恶了，我一眼都不想看他。我坐在角落里，暗自琢磨逃跑的可能性，甚至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自己的家乡碰到这个蛮横的家伙，到那时我一定会要他好看，哼！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由驿马车改乘火车，黄昏之前便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一个奴隶场。这个奴隶场位于火车站与河之间，场主是一个叫古丁的人。这里跟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差不多，只不过更大一些。场院相对的两个角上各有一间小屋，这种小屋在奴隶场里是比较常见的，那是奴隶买主们在达成协议之前“验货”的地方。就像买卖牲口一样，不健康的奴隶价格也会低一些。如果没有担保，“验货”对奴隶买家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古丁奴隶场的门口，我们见到了古丁本人，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圆圆胖胖的脸，黑头发，络腮胡子，脸庞简直和他的奴隶一样黑。他的表情冷峻严厉，看上去五十来岁。伯奇和他见面时分外热情，看得出来他们是老朋友了。两人亲切地握着手，伯奇说他带了些人过来，并问船什么时候开，古丁回答说，大概在第二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便转向我，拉起我的一只胳膊，让我微微转了转身，摆出一副识货人的嘴脸，用挑剔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或许他在心里掂量我能值多少钱吧。
“嘿，小伙子，你打哪儿来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答道：“纽约。”
“纽约！嚯！你在纽约干什么？”他吃惊地问。
我发现伯奇正一脸愤怒地瞪着我，分明是在警告我，于是我立刻改口说道：“哦，我只是最远到过纽约。”目的很简单，就是告诉他，我虽然去过纽约，但并不属于那个自由州，或任何其他的自由州。
古丁随后又逐一查看了克莱门斯、伊莱扎和孩子们，并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很喜欢埃米莉，这倒不奇怪，任何人看到这孩子甜蜜的面容，都会喜欢她的。尽管此时，她已经不再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整洁干净，她的头发有点凌乱，还脏兮兮的，但这仍旧遮挡不住那张秀美可人的小脸儿的光彩。
“加起来真不少—多得真他妈见鬼了。”古丁说道，特意用了一个在基督徒的词典里并不常见的词汇。很快我们便到了一个院子里，那里的确已经有不少奴隶，我估计有三十来个。他们全都无所事事，有的在院子里瞎溜达，有的坐在棚子下面的凳子上。但每个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们戴着帽子，女人们裹着头巾。
伯奇和古丁扔下我们，一起走上正屋后面的台阶，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两人在那里谈话，但我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伯奇走下来，解开我的镣铐，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屋里。
“你刚才对古丁说你来自纽约？”他开口说道。
我回答：“我对他说，我最远到过纽约，但我没说我是那里的人，也没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恶意，伯奇老爷。我要是有那种想法，哪里还敢说出来啊。”
他死死盯了我一会儿，仿佛要一口把我吞掉，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恶狠狠地威胁道：“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出‘纽约’或‘自由’这几个字，你就死定了—我一定会宰了你，你最好给我记住。”
我很清楚，伯奇比我更清楚，把一个自由的人卖为奴隶存在多大的风险，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他清楚必须让我闭嘴，以免揭穿他正犯的罪行。当然，在他看来，我的命比蚂蚁还要低贱。如果形势所迫，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杀掉。所以，当他威胁说要宰了我时，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
院子一头的棚子下面搭了一张粗木桌子，往上便是睡觉的阁楼，和华盛顿的奴隶场差不多。那张桌子就是我们晚餐时的餐桌，吃的是猪肉和面包。饭后，我和一个皮肤发黄的大块头铐在了一起。这人矮胖结实，浑身堆满了肉，但他愁容满面，极度忧郁。他是个聪明又博学的人。我们被铐在一起，没过多久便熟悉了。他叫罗伯特，和我一样原本是自由人，家在辛辛那提，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说，他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南方，那两个人是他的雇主。因为没有自由证明，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人抓住，囚禁起来，经历了残酷的拷打，最终学会了忍气吞声，这种经历和我的相似。他被送进古丁的奴隶场已经有差不多三个星期了。我对他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也许是因为我们同病相怜，互相慰藉吧，所以不久后他死掉的时候，我看着他僵硬冰冷的尸体，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泪如雨下。
我和罗伯特、克莱门斯、伊莱扎，以及她的孩子们，那天晚上各自裹着毯子，睡在院子里的其中一间小屋里。屋里还有另外四个人，全都来自同一个种植园，且都将被卖往南方。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大卫和他的妻子卡洛琳都是黑白混血儿，此时他们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他们害怕被卖到甘蔗园或棉花种植园，但更担心、更恐惧的则是分离。玛丽是个高挑轻盈的姑娘，皮肤乌黑发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显然她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无所谓。她和他们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可能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他们从小生活在无知愚昧的环境里，跟着粗俗的人长大，自身也免不了粗俗。类似这样的人不可胜数，他们也许无所畏惧，却只害怕主人的鞭子；除了服从命令，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最后一个是莱西，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有一头长长的直发，虽然是黑人，但样貌看起来更像印第安女人。她目光锐利，似乎对谁都怀有敌意，嘴里不时冒出几句诅咒和报复的狠话。她的丈夫已经被卖掉了，对自己的处境她也无所谓。在她看来，换个老爷伺候，情形也坏不到哪儿去，她不在乎自己会被带到哪里，这个绝望的女人大概已经心如死灰。只是，她有时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恨恨地说，有朝一日，她也要让某些人血债血偿。
当我们在互相倾诉各自的不幸时，伊莱扎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低吟着赞美诗，为她的孩子们祈祷。我因为旅途劳顿，早已困倦不堪，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恢复精神。于是我在罗伯特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过多久就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进入了温柔乡。这一觉，我一直睡到天亮。
早上，我们在古丁的监督下，先打扫庭院，再把自己漱洗干净，然后遵照命令卷起我们的毯子，准备开始新的行程。克莱门斯.雷被要求留了下来，出于某些原因，伯奇打算把他带回华盛顿。这下他可高兴坏了，兴奋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自从这次在里士满的奴隶场分开后，至今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在我重获自由之后，我听说他逃了出来，逃到了自由的加拿大。并且，他在前往的路上，还曾在萨拉托加我内弟的家里借住过一晚，顺便告诉了我的家人，他和我分手的那个地方以及我在那里的情况。
下午，我们便启程了。两人并排，我和罗伯特打头，依次排好，被伯奇和古丁驱赶着走出奴隶场的庭院，穿过里士满的大街，向等在岸边的“奥尔良”号进发。“奥尔良”号是一艘巨大的双桅横帆船，船上装备齐全，平时主要运输烟草。五点之前我们全都上了船，伯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锡茶杯和一把勺子。船上一共有四十人，除了克莱门斯，奴隶场中的人全都在。
我身上一直带着把小折刀，所幸没有被他们收去，于是我在那个锡茶杯上刻上了我名字的缩写。其他人看到后，立刻向我围拢过来，纷纷请我帮他们也刻上字。虽然他们看上去并不像丢三落四的人，但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夜里，我们悄悄钻进船舱，把舱门用铁栅栏锁上。我们躺在箱子上，或者底板上，只要是足够我们展开毯子的地方就行。
离开里士满后，伯奇便不再与我们同行，他带着克莱门斯回首都去了。从那时起，直到差不多十二年后，即去年1月，我才在华盛顿警察局看到了他那张嘴脸。
詹姆斯.H.伯奇是个可恶的奴隶贩子，他低价购买黑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然后再高价卖出。他是个披着人皮的投机者，他干着如此声名狼藉的营生，在南方却颇受人尊重。说到这儿，伯奇暂时要从我的故事中消失了，但在故事的末尾他会再度登场，那时，他不再是个挥舞着鞭子的魔王，而是法庭上一个极尽谄媚，并最终使法庭未能秉公对他做出制裁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