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驾崩的通告传来时，父亲拿着那张报纸，“唉呀，唉呀”地叫着。
“唉呀，唉呀，天子终于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下去。
我上街买了黑绸包住旗杆头，又裁了一条三寸宽的飘带系在旗杆顶上，让旗杆从门扉旁斜着伸向街道。旗子和黑飘带在无风的空气中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旧门楼顶上铺着的稻草，经过风吹雨打早就变了色，呈现一种浅灰色，而且处处明显地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到门外，望着那黑飘带和白绸地以及中央托出一轮红日的国旗。这些颜色映照在房顶污灰的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问我：“你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式的？跟我故乡的风趣不大相同吧？”我很想请先生看看我出生的这所旧宅，却又觉得让先生看到它不好意思。
我又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旁一边看报，一边想象着遥远的东京的情景。我的想象，汇集了日本最大的城市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转动的画面。在那漆黑的不转动就没办法的城
市，在那令人焦躁不安的喧嚣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犹如一点灯火。那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点灯火，将被自然地卷进那无声的漩涡中。当然更没有发现，用不了多久，眼前的这点灯火就要
遭到倏然消失的命运。
我想把家乡发生的这件事写信告诉先生。拿起笔只写了十来行便又放下，把信撕成碎片，扔进纸篓里。（因为我觉得给先生写这些东西也没用，有上封信的经验，他根本不会回信的）我因为太寂寞，所以就写了信，盼望着他能来封回信才好。
六
八月中旬的时候，我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告诉我有个地方招聘中学教员，问我是否想去。这位朋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到处为自己寻求这样的职业。这个工作本来开始是为他自
己找的，后来他又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所以特意函告，想把这多余的位置让给我。我马上回信谢绝了。我告诉他，有个朋友正绞尽脑汁想谋求教员的工作，可以转让给他。
我回信之后便跟父母说了这件事，他们对我的回绝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
“不去那种地方，也会有可心的工作的。”
在这句话背后，我听出他们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了。迂腐的父母好象期望着刚刚毕业的我，会能得到与我不相称的地位和收入似的。
“可心的工作？近来，那样好的工作是很难找到的。尤其哥哥和我的专业不同，时代也不同了。要是还把我们同样看待，就有点不好办了。”
“但是，既然你已经毕业了，还不能独立生活的话，家里也感到为难。假使旁人要问，您家的老二大学毕业做什么事呵？我要回答不出，那脸往哪儿放呵2”
父亲脸色阴郁。他从来不晓得离开住惯的农村，到外面去是怎么回事。当衬里人问他，大学毕业拿多少薪水，或说能挣一百多块吧，对讲这些话的人父亲为了外面名声好些，总希望刚刚毕业的我有个着落。我一向认为大城市才是立身之地。可是在父母看来，我的想法简直无异于是个想要一步登天的怪人。其实我心里也常常冒出这种怪念头。我要明白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在思想差距过于悬殊的父母面前只好沉默。
“你常常挂在嘴边的先生，不是可以去求求他么？尤其是这时候。”
母亲除此之外并不了解先生。那位先生正是劝我回家后趁父亲活着赶快分财产的人，而不是为我毕业后就帮忙解决工作的人。
“那位先生是干什么的？”父亲问。
“什么都不干。”我答道。
我本想告诉他们以前曾说过先生没作事，而父亲也应该记得的。
“什么都不干，那又是为什么？既是你那么尊敬的人，总该做点事呵。”
父亲在用这种话挖苦我。在他的头脑里，有用的人，都会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所以，他就似乎认定先生准是个无能之辈，才游手好闲的。
“就连我这样的人，虽说没有薪水，可总没闲呆着呀。”父亲又这样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声不响。
“要是象你说的那么了不起，一定能给你找个工作的。托过他吗？”母亲问。
“没有。”我答道。
“那可就没办法啦。为什么不求求他？给他去封信也好呵，赶快写。”
“唉唉。”
我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便离开了这里。
七
父亲显然在担心自己的病。但是，医生每次前来诊病，他都没提出难为对方的罗里罗唆的问题。医生也有些顾忌，从没说过什么。
父亲似乎在考虑他死后的事情，至少在想象自己去世后的这个家。
“让孩子上学也好也不好。好不容易供他大学毕业，他就再不回家了。无形中就象为了分离父子才上学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现今远在他乡，我又因为受了教育而决心住在东京。父亲培养出这样的儿子，发发牢骚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想象着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座长年久居的农舍里，一定会感到孤独的。
父亲认定自己的家不会发生变动，只要住在这儿的母亲还活着，便会依然如故。他心里矛盾得很，一面对自己死后抛下的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所空寂的家中深深内疚，一面却又想硬让我在东京谋一个好职位。我觉得他这矛盾心理很可笑，同时又为能去东京而感到欣慰。
我在父母面前，不能不装出正在努力谋取这种职位的样子。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述说了家中的情况，并拜托他如果有我能够做的工作，不管什么都可以代我物色。我虽然觉得先生是不会理睬我这委托的，而且就算他愿意帮助我，他交际范围那样狭窄，终归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还是写了这封信。我总觉得先生一定会回信的。
我封好信，在寄出之前对母亲说。
“给先生的信写好了，是按您的意思写的。您看看吧。”
正如我预料的，母亲没有看。
“是么？那就赶快发走吧。这种事就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该早办的。”
母亲仿佛还把我当个孩子，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象个孩子。
“可是光寄信还不够。不管怎样，九月份我得到东京去一趟。”
“也许该那样做吧。可是，说不定凑巧有什么好的工作哪，最好是早拜托他。”
“是呵。反正回信是一定要来的，那时再说吧。”
这一点，我倒相信办事认真的先生，一心盼着他的回信。但是，我的期待终于落空了。过了一个星期，依然不见先生半点回音。
“大概他到什么地方避暑去了吧。”
我不能不对母亲说些解释的话。这不仅是对母亲，对我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安抚。尽管有些牵强，可我要不假设个什么情由为先生开脱一下，心里便觉得不安。
我常常忘了父亲的病，想尽早去东京。连父亲自己也常常忘记自己的病。他担心未来，却又对未来不作半点安排。我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按先生的忠告向父亲提出分财产的事情。
八
到了九月初，我真的又要到东京去了。我要求父亲暂时还象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这样老呆在家里，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工作的。”
我把事情说得似乎是为了寻求父亲所期待的那种职位，才要去东京的。我又说：
“当然啦，钱只要寄到找到工作时就可以了。”
我心中暗想。这种职位终究不会落在我头上的。可是不知外面情况的父亲，还一直认为正相反。
“既然这样：那也是短时期内的事，总得给你想想办法，但是长期下去可不行，找到一定的工作就该独立生活。本来既然毕了业，第二天就不能再靠别人帮助了。现在的年轻人，光知道花钱，一点儿不想想挣钱的门路。”
除此之外，父亲还发了许多牢骚。其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是儿子供养老子，如今却是老子供养儿子。”对这些话我只有默默地听着。
一通牢骚过后，我正想悄悄离开时，父亲忽然问起我什么时候走。在我看来，当然是越早越好。
“让你娘定个日子吧。”
“好吧。”
那时我在父亲面前格外服贴，想尽量顺从他的意思离开故乡。父亲又留住我：
“你一去东京，家里又要冷清，反正，只有我和你娘了。我的身子骨要是结实也好，可这般光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意外呢。”
我尽量安慰了父亲，又回到自己房间桌边。我坐在散乱的书籍中间，不断地回想着父亲那茫然的神情和话语。这时我又听到蝉叫声。那蝉声同前几天不一样，是寒蝉的噪音。夏天我回到故乡时，呆呆地坐在开了锅似的蝉鸣声中，常常涌出一股无端的悲哀。仿佛我的哀愁总是同这昆虫的噪音一起渗进我的心底。每当这时候，我就一动不动地独自凝视着自己。
我的愁思在今年夏天回家以后，渐渐变换了情调。正如油蝉的声音变成寒蝉一样，我似乎感觉到把我包裹起来的个人命运，正在宿命的大轮回中缓慢地运转。我一面不断地想着父亲孤苦的面影和言语，一面又浮想起不给回信的先生。我把先生和父亲给予我的完全相反的印象加以比较、联想，这两种印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我几乎尽知父亲的一切，倘若离开父亲，只不过是父子之情的遗憾。先生的大部分经历，我还不了解。他答应过我要谈他自己的过去，却始终没有机会。总之，先生在我看来是暗淡的。然而，我却总觉得非要跨过这暗淡达到光明不可。同先生断绝联系，对我则是莫大的痛苦。我请母亲看过日子，就决定了去东京的日期。
九
正当我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又突然犯病了。那时我正在捆绑装满书籍和衣物的行李。父亲在洗澡。去给父亲搓澡的母亲大声喊着我，我跑去一看，父亲光着身子被母亲从后面抱起来。可是回到正房时，父亲却说不要紧了。为了慎重些，我坐在他枕边，用湿手巾冰着他的头，直到九点多钟才吃完晚饭。
第二天，父亲的病情比原想的好多了。但他不听劝告，又走着上厕所。
“已经不要紧了。”
他又重复起去年年底摔倒时对我说过的同样的话。那时真是那样，暂时不要紧了。我想，这回或许关系也不大吧。但是医生还叮嘱说，一定要小心，却不肯把话讲明，弄得我心绪不定，到了该动身的日子，也没有心思去东京了。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我跟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听信了我的话。
母亲一见父亲有了精神，又去院子，又到厨房的，便不以为然；可是一出现这种情况时，她又过分地忧虑不安了。
“今天你不是应该去东京么？”父亲问我。
“是呵，拖延几天再说吧。”我答道。
“是为我么？”父亲又问。
我迟疑了一下，若说是，就仿佛证明父亲的病重。我不愿意让他太敏感，可是他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 。
“真过意不去呵！”他说着便把脸转向了庭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望着抛在那儿的行李发愣。行李打得很牢实，随时可以带走。我呆呆地站在行李前，犹豫着是否再把它打开。
我在坐立不安的心情中，又过了三、四天。这期间，父亲又突然摔倒了。医生命令他要绝对安卧。
“怎么办哪？”母亲小声问我，尽量不让父亲听见。她神色颓唐。我也准备给哥哥和妹妹打电报。可是卧床的父亲，几乎看不出什么痛苦，看说话的样子就跟患了感冒一样，而且比平时吃的更多了。他轻易不肯听别人的劝告。
“反正是要死了，不吃点什么好的死了，也白不吃。”
父亲说的什么好吃的，在我听来又滑稽又悲酸。因为他并没有住过能吃到好吃的大城市，只不过夜里咯吱咯吱地嚼上一块烤年糕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样渴呀？说不定身子骨还结实哪。”
母亲在失望中还寄托着希望。但她只是把病中才用的这个渴字的俗话，当成了能吃的意思。
叔叔来探望的时候，父亲总是一再挽留不让他走。
“再坐一会儿吧，我闷得慌。”这仿佛是他的主要理由。可是他向叔叔诉苦，说母亲和我不给他想吃的东西，这似乎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十
父亲的病在这样的状态下维持了一个多星期。这期间，我给九州的哥哥发了一封长信。妹妹那里是由妈妈写的信。我心中暗想，说不定这就是告诉他们有关父亲病情的最后一封信了，所以在给他们的信中，都写了紧要关头就打电报叫他们回来。
哥哥工作很忙，妹妹在妊娠期。所以在父亲的危险没有迫在眼前时，是不能轻易叫他们回来的。但是，倘若他们特意赶来，而又不能见上最后一面，落这样的埋怨也叫人难受。我感到了掌握打电报的时机，实在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责任。
“我也说不那么准确，不过您要晓得，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从有车站的那条街请来的医生对我这样说。我同母亲商量后，决定靠这位医生的帮助，从镇医院请来一位护士。父亲看见枕边来了一位穿白衣服的女人向他致意，便露出诧异的神色。
父亲老早就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可是他并没有发觉死亡正迫在眼前。
“这回要是病好了，我就到东京去玩一次。人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想办的事情，只能趁活着的时候早点去办。”
母亲无可奈何地附和着说；“那时候也带我一起去吧。”
有时候，他又异常凄苦地说：
“我要是死了，就多照顾照顾你娘吧。”
“我要是死了”这句话，唤起了我的回忆。那是我毕业的那天晚上，要离开东京的时候，先生对夫人重复了好几遍的话。我不由地回想起面带笑容的先生和捂着耳朵不愿听这晦气话的夫人。那时所听到的“我要是死了”，只是单纯的假设，而现在我所听到的，却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实。我做不出夫人对先生的那种神态，但是，却不能不用空话采安慰父亲。
“您别说这样气馁的话。您不是说病好以后还要去逛东京吗？同我娘一起去。这回要是去了，您一定会吃惊哪，变化可大了。光是电车路线就开了好些。电车一通，街道马上就变，况且市区也要改建。东京太热闹了，真可说是一分钟也休想停顿下来。”
我也出之无奈，连不需讲的话也说了一通。父亲听了，似乎还挺满意。
家里一有病人，出入的人也自然多起来。附近的亲戚们隔两天就有人来探望一回。其中有些人还住得很远，平时不大来往。“我以为怎么了。看样子不要紧，说话也挺清楚的，脸上一点没见瘦呵。”有人这样说过就回去了。我回来时家里是那样静寂冷清，如今因父亲的病，渐渐乱了起来。
这期间，不能活动的父亲，病情却变得越发重了。我同母亲和叔叔商量过之后，终于给哥哥和妹妹发了电报。哥哥回话马上动身。妹夫也说就来。这位妹夫前些时候告诉我们，说妹妹上次怀孕流了产，这次必须格外小心，免得再出事儿，也许自己会替妹妹来。
十一
在这样不安的日子里梦我仍有静坐的余暇，甚至偶尔还能连续看上十几页的书。原来打好的行李不知什么时候全解开了，我从里面取出各种要看的书籍。检查了一下在离开东京之前，曾计划过要在这个暑假里复习的功课，做的还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这种不愉快从前也不止一次地重复过。可象如今这样不顺当的暑假，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虽然觉得这是世之常情，却仍然感到苦闷的压抑。
我心绪惆怅地坐着，一面思索着父亲的病情，想象着他死后的情景，同时，又想起了先生。我就是在这种两头都郁闷的心情中，凝望着这两个人的地位、修养和性格都截然不同的面影。
当我离开父亲的枕边，抱着胳膊在杂乱的书籍中独坐想着的时候，母亲走来了。
“睡会儿午觉吧，你一定也累了。”
母亲并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也不是她理想中的孩子。我简单地问候了一声。母亲依然站在门口。
“我爹怎样了？”我问。
“现在睡熟了。”母亲答道。
母亲突然走进来坐在我身旁，问道：
“先生那里还是没有一点音信么？”
母亲很相信我那时的话。那时我向她保证过，先生一定会回信的。但是，回信就能满足父母的期望，我却连想也没想。这简直就如同我在故意欺骗母亲似的。
“再发一封信看看吧。”母亲说。
如果写几封没用的信能使母亲感到安慰的话，我并不怕麻烦。但是把这种事情强加给先生，却使我很痛苦。我觉得被先生看不起，要比挨父亲训斥、惹母亲生气更可怕得多。我也疑惑过，至今没收到先生的回信，不知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写封信很简单，可这种事不是写信能轻易办成的。无论如何得亲自到东京去一趟，直接托付人家才行。”
“可你爹病得这样，你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去呢！”
“所以我没走啊！我想，不管爹能不能好，在还没有理出头绪之前，就先这样吧。”
“这话倒也是哪。观在谁能放着这么难得好的重病人不管，径自跑到东京去呢。”
我开始暗暗怜悯无知的母亲。但是，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偏偏在这样乱糟糟的时候，提出这种问题，正如我把父亲的疾病抛在一旁，还有静坐、读书的余暇；大概母亲也有闲工夫思考别的事情，而忘了眼前的病人吧。这时，母亲又说：“实际上，……”
“实际上，我是想，你要是能在你爹活着的时候找到工作，他也就放心了吧。看样子，也许真的赶不上了。不过还是试一试，要是真能找到工作，他心里也就踏实了。这样一来，让他活着的时候高兴高兴，也算尽到你的孝心了。”
可怜的我竟落到了不能尽孝心的地步，终于连一行字也没给先生写。
十二
哥哥到家的时候，父亲正躺着看报纸。父亲平素有个习惯，什么事都可放下，报纸不能不读。卧床以后很无聊，就更爱看了。母亲和我都迁就他，尽量满足病人的愿望。
“爹这么精神不错嘛。原来我还以为很重了哪。这不是很好么？”
哥哥一边这么说着，便同父亲聊起来。他那过分热乎的腔调，我听着很不入耳。可是背着父亲同我在一起时，他倒沉静了。
“不让他看报不行么？”
“我也这么想，可他非看不可。没办法。”
哥哥默默地听着我的辩解，停了一下，说：“看得懂么？”他似乎觉察出父亲因为患病，理解能力比平时好象差多了。
“很清楚。刚才我在他枕边坐了二十来分钟，说了不少事情，没有一点失常的地方。这样的话，也许还能维持一阵呢。”
跟哥哥前后脚到家的妹夫，比我们更要乐观。父亲向他这呀那的问过妹妹的情况后说：“身子到底是不方便，还是别轻易坐那摇摇晃晃的火车为好。她要是硬来看我，我反倒不安。”父亲又说：“没什么。我好久没出门了，这回病好了，我就去看看小外孙。不要紧的。”
乃木大将（注：即乃木希典）死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先看报得知的。
“不得了！不得了啦！”
我们不知怎么回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
那时候，乡下人每天盼着报纸，其实不过就是看看新闻。我常坐在父亲枕边小心地看报，没工夫看的时候，就悄悄拿回自己房间，一点不漏地看一遍。我眼前浮观出身穿军装的乃木大将，和他那女官服打扮的夫人的身影，久久不能消失。
一阵沉痛悲哀的风吹遍乡村的每个角落，在无情的草木都为之颤抖的极端悲痛时刻，我突然接到一封先生的电报。在见到穿西服的人狗就叫的地方，连一封电报也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接到电报的母亲，果然显出惊诧的样子，特意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问道：
“什么事？”她站在一旁等着我开封。
电报内容很简单，意思是想见一面，能否来一下。我沉思起来。
“一定是你托他找工作的事情。”母亲猜道。
我也觉得有可能，但是果真如此吗？却又有些奇怪。总之，把哥哥和妹夫都叫回来了，怎么能放着病危的父亲不管，自己跑到东京去呀！我同母亲商量后，决定回电不能去，并尽可能简单地说明父亲正在病危。可是我仍觉不妥，就又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信，当天发了出去。母亲一心以为是托他找工作的事情，十分惋惜地说： “真不是时候，没办法呵。”
十三
我写的那封信相当长。母亲和我都认为先生总要有回音的。果然，在信发出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不来亦可。我给母亲看了。
“大概他还想来信说说的。”
母亲似乎总以为先生是在为我周旋糊口的职业。我也觉得有可能，但若从先生的平时为人来看，便觉得不可理解了。在我看来，“先生为我找工作”，这好象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的信他还没接到，这封电报一定是在这之前打来的。”
我对母亲这样肯定地说。她似乎也以为如此地答了一声：
“是吧。”我心里明知，用这句话来为先生辩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我还是这么说了。
那天正好是主治医生从镇上请院长来会诊，所以我和母亲谈到这里，便没时间再谈这件事了。两位医生会诊之后，给病人做了洗肠，处理之后就回去了。
自从医生命令父亲静卧以来，大小便都躺着不动，要靠别人收拾。有洁癖的父亲，起初极为苦恼，可是身不由己，也只好这样做了。大概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大脑渐渐变得迟钝，随着日子一长，大小便失禁也全不在意了。有时弄脏了被褥，旁人见了都皱眉头，而他反倒不以为然。这种病尿量特别少，医生很不好办。他的食欲也渐渐衰退了，偶尔想吃什么，也只是用舌头沾沾：喉咙里只能咽一点点。他的手连喜欢看的报纸都拿不住了。放在枕边的老花镜，一直收在黑眼镜盒里。父亲有个从小要好的朋友叫阿作，住在相隔一里的地方。他来探望时，父亲睁开混浊的眼睛望着地：“呵，是阿作么？”
“阿作，谢谢你来看我。你那么健康，真叫人羡慕呵。我已经不行啦。”
“没那事。你呀，两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得那么点病算什么！你看我，老婆死了，又没孩子，就这么一个人活着。虽说身子骨硬朗点，可又有什么意思呵。”
洗肠是阿作来过两三天之后的事了。父亲高兴地说。“多亏医生，现在舒服多了。”他心情开朗起来，仿佛对自己的寿命有了一些信心。在一旁的母亲，不知是给这假象蒙住了，还是想给病人鼓鼓劲，把先生来电报的事说了，并说得简直好象我的工作恰如父亲所愿，是在东京。我在一旁急得如坐针毡，却又不能拦住母亲，只得一声不响地听着。病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可太好了。”妹夫也高兴地笑着说。
“什么工作，还不知道么？”哥哥问。
事已至此，我连否认的勇气也没有了，便模棱两可地答应着，立刻离开了这里。
十四
父亲病到这般地步，只等最后一击了。然而又仿佛一时停在这里，不见发展。全家人每晚入睡前都在担心，这命运的裁决也许就在今天了吧？
父亲已经丝毫感觉不到煎熬别人的痛苦，于是，护理倒变得轻松起来。为了防止意外，大家轮流值班，其他人守护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回到自己铺上休息。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我没睡着的时候，误以为听见病人呻吟的声音，很不放心，半夜起身到父亲枕边看了一回。那夜正赶上母亲值班。可是她却倒在父亲身旁，枕着曲着的胳膊睡着了。父亲也象是在熟睡中被悄悄放在那里似的，一切都静静的。我又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我同哥哥睡在一张蚊帐里。只有妹夫，大概是当做客人吧，独自睡在另外的房间。
“小关也挺可怜的，这些天拖累着他也回不去。”关是他的姓。
“不过，他也不是那么忙的人，能这么住下去吧。哥哥比小关更困难，如果这么长期拖下去的话。”
“困难也没办法，这不同旁的事呵。”
我同哥哥睡在一张铺上，睡前就这么聊着。我的心里，哥哥的脑海里，都觉得父亲终归没救了。也想到了假如终于没救……仿佛我们做儿子的在等待着父亲的死，可是我们做儿子的又不敢道破。而且我们彼此又都清楚地理解对方的心思。
“咱爹似乎还以为会好哪。”哥哥对我说。
其实看着也确如哥哥所说的那样。乡亲们一来探病，父亲就非见不可。见了面又总要为没能请客惋惜一番，并一再许诺痊愈后一定补上。
“没为你毕业大摆酒宴，倒很不错。我那时可真糟糕。”哥哥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想起那时人们喝得醉醺醺的嘈杂的情景，不由地苦笑起来。眼前浮观出父亲那副四处张罗吃喝的令人不快的神情。
我们兄弟间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小时候经常打架，而哭的总是年幼的我。上学后专业的不同，也全是由于我们性格的差异。我上了大学时，特别是接触了先生之后，从远处另一角度来看哥哥，常常觉得他是动物性的人。我们很久没能见面了，相隔又是那样远，时间和距离使我们无法接近。然而这次长期不见能生活在一起，却不知从哪儿自然地涌出一股兄弟的骨肉之情。当然主要一个原因是眼下的处境，在这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哥哥和我握手了。
“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哥哥问。我却答非所问地反问他：
“咱家的财产到底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咱爹连提都没提过。不过，虽说有点儿财产，也值不了多少钱吧。”
母亲终究还是母亲，她还在为先生的回信着急呢。
“信还没来吗？”她责问我。
十五
“总说先生、先生的，到底是谁？”哥哥问我。
我回答说：“不是前几天说过了吗？”我对哥哥有点懊恼，抱怨他明明问过了，却马上又忘了人家告诉他的话。
“问倒是问过。”
他的意思是虽然问了可是不理解。我却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勉强让他理解先生。可他生了我的气，我想他又露出以往的老样子。
在哥哥看来，既然我那么先生、先生地尊敬的先生，想必是个知名人士，至少也该是位大学教授吧。既没有名气，又什么都不做的人，那有什么价值呢？在这一点上，哥哥的心理同父亲如出一辙。但是，父亲是轻率地断定先生是个无能之辈才游手好闲的；相反，哥哥露出的口气，仿佛先生虽然有点才能，却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聊的人。
“egoist（注：利己主义者）可不行。想活着什么都不干，那是懒汉思想。一个人要是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欺骗。”
我很想顶他一句，你懂不懂你说的egoist这个词的意思？
“不过，如果能靠他找个职业倒也不错。咱爹不也象很高兴么？”
后来哥哥又这样说。既然没接到先生的明确的来信，我也不能信以为真，自然也没有勇气说什么。母亲嘴快，把这事向大家吹了出来，事到如今我也不好马上否认了。用不着母亲催促，我早就在等候先生的回信。而且盼望如果这封信能带来大家盼望的解决糊口的职业，那就好了。在濒死的父亲面前，在为父亲哪怕能求得一点点安宁而祈祷的母亲面前，在认为不做事便枉自为人的哥哥面前，在妹夫、叔伯、婶母面前，我不能不为这没有一点着落的事情而大伤脑筋。
当父亲呕吐奇怪的黄水时，我想起了先生和夫人曾经说过的那种危险。
“躺了那么久，自然胃口也躺坏了。”母亲说。我望着她那无知的脸，不由地涌出了泪水。
哥哥和我在茶室相遇时，他问道。“听见了么？”他指的是医生临走时跟他说的话。用不着他解释，我早就明白了那个意思。
“你不想回到家里，管管家里的事么？”他回过头来望着我说。我没有回答。
“咱娘一个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哥哥又说。他仿佛把我看成是死守故土不离的那种人了。
“你要只是喜欢看书，那便在乡下也做得到，而且也不必干活，不正好嘛。”
“按理说倒是哥哥应该回来。”我说。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哥哥一口回绝了。他那口气，充满了今后要在世上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你要是不乐意，也可以请叔父帮忙照料。但是，咱娘总得由谁来照顾才行啊。”
“咱娘离不离开这里还是个大问题哪。”
兄弟俩在父亲还没死之前，就商量起父亲死后的事情来。
十六
父亲变得经常说胡话了。
“我对不起乃木大将，真没脸见人。不，我随后也跟着去……”
他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母亲害怕，总想让大家尽量守在枕边。病人清醒时异常孤苦，似乎也希望这样。特别是他环顾屋中，见不到母亲的时候，一定会问。“阿光呢？”即便不出声，他的眼光也这样询问。我常常起身去叫母亲。“有什么事么？”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病房，父亲有时只是呆呆地望着母亲的脸，却一声不响。当大家正以为没什么说的了吧时，他又说起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又有的时候，他忽然说：“阿光，我给你也添了不少麻烦呵。”母亲一听到这样亲切的话时，眼中便噙满了泪水。随后她又似乎对照着想起了以前身体健壮时的父亲。
“看他说得多么可怜，以前可凶呀！”
母亲讲起、父亲曾拿笤帚抽打她后背的往事。这件事，以前向我和哥哥说过好几次了，这回却跟以往的心情完全不同，这时母亲的话我们听起来竟象是对父亲的纪念。
父亲虽然已经看见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灰暗的死的阴影，嘴里却仍未吐出类似遗言的话。
“趁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先问问哪。”哥哥望着我说。
“是呵。”我答道。可我又想由我们主动提出这种事情，对病人是否有利。两个人委决不下，便去同叔父商量。叔父也想了想说：
“他若有话没说出来就死了，固然是遗憾，但是由我们去催促，恐怕也不妥吧。”
我们的话终于吞吞吐吐地不了了之。病人不久便陷入了昏睡状态。无知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还误以为那只是安睡，反而快活地说：“唉唉，能这么舒舒服服地睡觉，旁人也得救了。”
父亲常常睁开眼睛，突然问些谁怎么了之类的事。他指的是刚才坐在这儿的人。在父亲的意识里，有明暗两部分。那明亮的部分，仿佛是一条缝在黑幕上的白线，断断续续地连接着。母亲把他那昏睡状态误认为是一般睡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了几天，父亲言语渐渐含混不清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明白，所以许多事情不得而知。但是，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大，简直不象个垂危的病人。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却要用比平时更高的声音，凑近他的耳边才行。
“冰着头，好受些么？”
“嗯。 ”
我同护士合作，给父亲换下水枕头，然后把装好新冰的冰袋放在他额上。当把被削成带尖的碎冰片装在冰袋里的时候，我在父亲光秃的额头旁，把它们按得平整些。这时，哥哥顺着走廊走进来，一声不响地把一份邮件递到我手里。我腾出空闲的左手接过这份邮件时，顿时觉得很奇怪。
这份邮件要比一般的信沉得多。它不是装在一般的信封里，而且也不是一般信封能够装得下的。用半纸（注：一种日本写信习字用的纸。）包着，封口用浆糊仔细地粘着。我从哥哥手里接过时，就发观是封挂号件。翻过背面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先生的名字。因为腾不开手，不能马上启封，便把它先揣在怀里了。
十七
那天，病人的面容似乎格外不好。我离开这里正要上厕所时，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哥哥。“上哪儿去？”他用哨兵似的口吻叫住了我。
“病情有些变化，应该尽量守在爹身旁才是。”他叮嘱我。
我也是这样想的。信依然揣在怀里，我又回到病室。父亲睁开眼睛问母亲，这里都有谁。母亲就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一一告诉给他，每告诉一个父亲就点点头。不点头时，母亲就高声重复一遍这是某某，又叮问道，“知道了吗？”
“实在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父亲这样说罢，一会儿又陷入昏睡状态。围在枕边的人，一时都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的病情。不大工夫，有个人起身到隔壁去了。接着又一个人走了。终于我第三个也离开这里，回到自己房间。我走的目的，是想打开看看刚才揣在怀里的邮件。本来在病人枕旁看看也无妨，可是邮件的分量太重，不能在那里一口气读完，我就抓了这个特殊时间，做这件事。
我赶忙撕开结实的包装纸。里面露出的好象是一部原稿。规规矩矩的字迹，写在纵横的格线里。为了便于封口，被叠成四折。我为了看着方便，把折过的洋纸反折过来，把它展平。
我暗暗吃了一惊。心想，先生用了这么多的纸和墨水，要跟我说什么呢？同时，我还得留神着病房的动静。我已预感到我开始读这封信时，在没看完之前，父亲一定要出什么事，至少我也得给哥哥或者母亲、不然就是叔父叫去的。我没心思踏踏实实地看先生的信，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了开头的一页，把它录在下面：
“当你问到我的过去时，我没有勇气回答你。现在，在你面前，我相信已经有了说清它的自由了。但是，这自由不过是在等你进京的时候，又将失去的人间的社会自由。因此，倘若在能够利用时而不去利用的话，就将永远失去把我的过去，当作间接经验告诉你的机会了。这样一来，那时我那么坚决地许下的诺言，就完全成了谎言。我无奈，只得把应该口述的，用笔来告诉你。”
读到这里，我方才明白他为什么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我从一开始就认定，先生是不会为我的吃穿问题操心的。然而，一向讨厌动笔的先生，为什么把这件事写得那样长要我看呢？为什么不能等我进京呢？
“自由来了便可以说。但是那自由必将永远失去。”
我心中这样反复思索着，却困惑不解其意。突然我觉得一阵不安，正要往下看，这时从病房那边传来哥哥高声喊我的声音。我又惊恐地站起身，象跑步似的穿过走廊，向大家都在的病室走去。我觉得父亲终于到了他的最后一瞬间了。
十八
病室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医生。为了尽量让病人舒服一些，又试着作洗肠。护士为了恢复昨夜的疲劳，在别的房间睡觉。没搞惯护理的哥哥，正忙得手忙脚乱。他一见我来，说了句“帮下忙吧”，便坐下来。我代他把油纸垫在父亲屁股底下。
父亲有些舒服的样子。医生在枕边坐了大约半个小时，看过洗肠的结果之后，说声还要来的，便回去了。临走时又特意叮嘱说：如果有事，可以随时叫他。
这时我也退出刚才似乎就要出事的病房，又想去看先生的信。但是，我丝毫没觉到一点轻松，刚在桌前坐下来，便觉得哥哥又要高声喊我。倘若这次再喊我，那可真是临终了。恐惧的心情使我的手颤抖起来。我下意识地只管一页一页翻着先生的信，眼见的只是嵌在格线中的规规矩矩的笔划，却没工夫看，连跳着看的工夫也没有。我依次翻到最后一页，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样子叠起来放在桌上时，突然接近结尾的一句话，跳进我的眼帘。
“这封信落在你手里的时候，大概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早就死了吧。”
我大吃一惊，感到刚才还慌乱跳动的心，似乎一下子凝结了。我又倒回来往前翻，一页一句地倒着读下去。我急切地想在瞬息间知道我要明白的事情，一眼望穿这满篇的文字。那时，我所关心的只是先生的安危。先生的过去，他曾答应要告诉我的那个灰暗的过去，在我看来已是毫无意义了。我一边倒着往前翻，一边把这封不会轻易告诉我的必需知识的长信焦急地叠起来。
我又来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父亲的病情。病人枕边格外平静。母亲坐在那里，神色孤苦，面带倦容。我向她招招手，问道：“病情怎么样了？”母亲答道：“现在好象平稳一些了。”我又走到父亲跟前，问：“怎么样，洗过肠心里好些么？”父亲点点头，声音清晰地说：“谢谢。”想不到他的神志并不糊涂。
我退出病室，又回到自己房间。在这里，我看过钟点，又翻阅了火车时间表，蓦地站起身，重新系好腰带。把先生的信装在袖子里，然后从后门溜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医生家。本来我要向医生问个清楚，父亲能不能再维持两三天，打针也罢，用其它什么办法也罢，请他想个办法。偏不凑巧，医生不在家。我心里乱作一团，没有工夫呆在这里等他回来，马上叫了人力车，赶到火车站。
